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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13亿人，观礼的就4万人，能参加观礼，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2015年7月的一天，西川攀枝花技术学院职工周树春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陌生电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的工作人员通知他：“北京有个活动，到时候请你参加。”几天之后，周树春才被学校所属的中冶集团告知，这个活动，就是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9月3日的阅兵式现场有8组观礼台，一共可以容纳约4万人观礼，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邀请
周树春的标签是“技能大师”。收到邀请前，周树春刚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拿了焊接技术金牌，他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评出的“焊接大师”。中冶集团10万职工，只有2人得到了邀请，除了周树春，还有一位89岁的抗战老兵。人社部专门为15位受邀的“技能大师”建了一个阅兵微信群。
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输部职工罗东元是作为全国劳动模范被邀请的，全国总工会向他发出了邀请，还特别提醒他：必须穿正装，佩带全国劳模的奖章。说起这个，他颇为骄傲，“这不是靠抽签也不是靠关系，而是我的付出得到国家承认的一种荣耀感”。
“学霸”也可以收到邀请。来自泰安的18岁高中生刘小神就是山东唯一受邀观礼的中学生——她曾经获得过联合国爱迪生世界发明奖、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金奖等六项国际金奖——2014年还参加过国庆65周年庆典。说到受邀过程，刘小祎说了一个颇为专业的词汇：“我通过了三级政审”：团中央的文件到了省团委，再到了市里，再到了学校。
因为得到了“三八红旗手”称号，来自河北沧州的警察王红心被省妇联邀请来参加观礼。她的同乡——河北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德峰的观礼通知则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下发。
来自黑龙江大庆眼科医院的俄罗斯医生波波娃·莉莉娅2009年也曾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阅兵仪式，和上次一样，她这次也是接到了国家外国专家局的邀请。17年中，她先后8次来中国工作，时间超过40个月。在大庆找她看病的人经常排队挤满走廊。
“邀请我可能是因为我对香港的青年工作略有贡献吧。”斟酌了一下之后，来自香港的观礼代表施荣忻用了这样一个稳妥的说法。就在7月25日，他刚被选为中华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他曾组织香港年轻人到内地了解国情的活动。在此前两周，施荣忻就接到了中联办和香港政府向他发出的阅兵邀请。这点让他的哥哥——全国政协委员施荣怀“有点嫉妒”，“因为我收到通知竟然比他还早”。
而作为新党青年委员会召集人，来自台湾的王炳忠这次收到邀请，和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新党主席郁慕明一道，来北京参加抗战纪念活动。
就在阅兵前两天，王炳忠刚刚过完28岁生日。令他难忘的是，在生日这天，他和连先生、郁主席以及其他台湾朋友一起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接待
“中国有13亿人，观礼的就4万人，能参加观礼，是至高无上的荣誉。”9月2日夜里，在国谊宾馆，人社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来给15位要去观礼的技能大师做培训。而之前，住在国谊宾馆的观礼嘉宾已经有两批人接受了培训。“主要就是讲纪律。”周树春告诉记者。
这些“纪律”包括：奏国歌和唱国歌时不能东张西望，手机必须静音或者关闭，清晨5点20分就要起床吃早餐，6点20分准时出发。对退场时的顺序也有要求，城楼两边最先退场，城楼对面自东向西退。
还有一项“纪律”：观礼完了之后，矿泉水瓶子不要到处乱扔，也不要随地吐痰，退场要服从秩序。
嘉宾们可以带手机、小型相机，但不可以携带大型的专业相机和三脚架，也不能带横幅、标语、食品、饮用水、大型望远镜和手机充电宝。而大家在培训中最关心的问题是：到底能不能带单反？能不能带望远镜？为了参加这次阅兵，周树春专门买了一个40倍望远镜，借了一台单反，“真希望都可以带进去”。
观礼嘉宾们住在友谊宾馆、国谊宾馆、国家外专大厦、全国总工会“职工之家”等酒店。
除了观礼，不少嘉宾还有额外的日程。
施荣忻的商务会谈一直持续到9月2日夜里11点。
而刘德峰则刚参加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主题是二战，来自俄罗斯、美国、韩国等十几个国家的专家学者都在会上发言。
最忙碌的是刘小神，从1日到3日，她一直没有闲着，2日晚上参加完交流活动已经是夜里12点。“早起”
“今天出发的时候非常疲惫。”来自《中国日报》的美籍记者William说，可是他到了天安门就恢复了一些元气，因为“每个人都到得那么早！他们都在自拍或者跟朋友合影”。
比他看到更夸张的是，一些国内记者午夜0点已经在天安门等候，而境外记者在梅地亚新闻中心集合的时间则是凌晨4点。
9月3日的主题是“早起”。
周树春在5点20分准时起了床，吃过早饭之后领到他今天的入场凭证：红色请柬和红色观礼嘉宾身份卡，上面印着他的座位：天安门广场旗杆西侧临时观礼台1区3排008号。这个位置就在天安门的正对面，前方就是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和解放军合唱团。
上午6点20分，5辆中巴载着住在国谊宾馆的百余位观礼嘉宾，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停靠，嘉宾们陆续下车，步行前往天安门东侧广场入口。周树春排了1小时才轮到他。趁着等待的当口，他把正在排队进场的解放军作为背景，跟他们合了影。
刘德峰对安检的严格程度印象深刻：他们先到北京展览馆进行了一次安检，到故宫北门下车徒步经过天安门后，又经历了两三次安检，整个过程大约有1个小时。
同样睡眼惺忪的莉莉娅在天安门对面的5号台找到了自己的观礼位置，看到了座位上传说中的观礼“大礼包”：矿泉水、印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的遮阳帽、一面五星红旗、一面绿色的纪念锦旗、一份观礼须知，以及一包她没有见过的解暑冲剂。而细心的王红心还注意到，医疗点遍布在观礼台各处，“每个医疗点都有五六个人，在观礼台上有北京疾控中心的医疗小组，现场提供的卫生间很方便”。“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保卫国家的英雄” 9月3日上午10点整，阅兵仪式以70发礼炮开始。william说，这是令他最震撼的时刻之一。而随后国共参战老兵的出场也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我父亲在二战时期并没有与日本作战，而是与德国作战，他在欧洲战场作战，”他说，“我尊敬每一个为了世界和平而付出牺牲的人。”
老兵出场的一幕是受访观礼嘉宾“点赞率”最高的一环。周树春感慨，儿时电影里那些被演绎得英武年轻的战士，“现在看起来年龄都那么大了”。而这也是罗东元最喜欢的一幕：“他们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幸存者，是千千万万英雄的缩影……”
这一幕也让罗东元突然对抗日神剧来了气：“这个抗日神剧呢，看起来好像日本人不堪一击，我们的人用一些很简陋的落后的、一些杂耍一样的东西也可以把日本兵打得稀巴烂。那么容易把敌人消灭了，还有这么惨痛的14年么？”
“我的两个舅舅格里沙和亚沙，都曾经参加过远东战争，亚沙在战场上牺牲了。”波波娃·莉莉娅回忆，当时她年纪还小，不懂得这些痛苦，只记得经常听到妈妈伤心的哭声。她不断通过翻译告诉记者，“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保卫国家的英雄。”
“就像触电一样”
周树春的单反相机最终还是带到了会场，他记得陆军、海军等装备方队走出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单反都在不停地“咔咔咔”。
莉莉娅感觉，“把一条线放中国军队前面都不会变形”，另外，“有着漂亮的身材和相貌”的女兵们看起来也“非常英勇”。
军人们给罗东元最强烈的一个印象是，“比起之前的军人，他们都变高了很多”，因为“国家强大了，身体条件也好了”。
他回忆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对军人那种热爱和崇拜是无以复加的”。
英模方队走过，对河北人刘德峰来说很“长脸”。“这个英雄事迹就是发生在我们河北的土地上，”他说，“中国的抗日战场这么多，能够用狼牙山五壮士来代表晋察冀的抗日我也觉得很自豪。”
20架直升机组成的“70”在空中飞过时，周树春和他周围的人一起发出“哇”的声音——他的左手边是陌生的公安英模，右手边是不认识的劳动模范，“但是大家都在一起欢呼”。施荣忻把那个场面形容为“就像触电一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红旗车在长安街上开过时，听不懂“同志们好”和“首长好”的莉莉娅，把那个场面形容为“旁边的人都特别地尊敬，一起欢呼”，这一幕很像她在自己国家感受到的阅兵文化。
她印象最深刻的场面也与这些领导人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一起并肩走的情景，让莉莉娅“看到了（中俄）两国之间的友谊”，她用了一个略微夸张的表述：“这一刻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中国军队难以想象的规律整齐，我也被现场人们的热情所感染，能感受到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Peter说。然而他最有感触的是习近平宣示和平的过程，“他还现场宣布裁军30万。”
“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一个很有大将之风的课，我们不会收收埋埋（即广东话的‘遮遮掩掩’）啊！”施荣忻说。他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虽然我们有我们的实力，但是我们希望大团结大包容大发展，联合全世界各国的人民。”
除了人们的情绪热烈之外，阳光的炙烤也让人感觉到特别热。坐在天安门东侧的施荣忻戴帽子的秘诀是，“不能正着戴，要偏左一点，把太阳挡着”。
“最后的和平鸽和气球，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美妙的时刻。”William说。（资料来源：《南方周末》、观察者网、《国际先驱导报》）
哪些外宾能登上天安门城楼
8月25日上午，距离抗战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还有一周的时间。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邀出席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有30位，包括埃及总统塞西，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韩国总统朴槿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祖马，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崔龙海等，有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19位政府高级别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10位国际组织领导人也将出席。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邀请外国政要参加阅兵式。从1949年开国典礼到现今，66年间中国已成功举办了14次大闭兵，且几乎每次都有外国首脑的面孔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国庆等大型庆典的组织工作，一般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成立工作小组，外交部参加小组工作并负责邀请和接待外宾工作。”外交部礼宾司前代司长鲁培新介绍说，这些大型庆典活动重要外宾的邀请，主要是先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邀请方案，按照外交部系统流程向中央逐级请示，最后由国家领导人来确定。“一般地，选择邀请谁往往是出于政治考量，主要根据当时中国和一些国家具体交往的现状。”鲁培新说。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赫鲁晓夫就两次登上天安门城楼。除了苏联领导人外，那些社会主义阵营、非洲、拉美等国家的领导人和政要也都曾受到邀请。
登上天安门城楼是最高规格的外宾礼遇，大都是各代表团团长，包括来华国家元首、总理，此外还有一些国外知名人士。比如说1954年国庆阅兵庆典，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罗·萨特就曾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通过观礼，波伏娃认为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
还有一次重要的例外则发生在1970年10月1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同样是一个信号，毛泽东正想向美国传递友好信息。两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
至于今年9月3日再次敞开大门广邀外宾，在鲁培新看来是因为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它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倡导和平的声音接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国内人民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对外则是在国际环境比较复杂的大环境下展示中国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和力量。”鲁培新说。
2015年7月的一天，西川攀枝花技术学院职工周树春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陌生电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的工作人员通知他：“北京有个活动，到时候请你参加。”几天之后，周树春才被学校所属的中冶集团告知，这个活动，就是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9月3日的阅兵式现场有8组观礼台，一共可以容纳约4万人观礼，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邀请
周树春的标签是“技能大师”。收到邀请前，周树春刚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拿了焊接技术金牌，他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评出的“焊接大师”。中冶集团10万职工，只有2人得到了邀请，除了周树春，还有一位89岁的抗战老兵。人社部专门为15位受邀的“技能大师”建了一个阅兵微信群。
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输部职工罗东元是作为全国劳动模范被邀请的，全国总工会向他发出了邀请，还特别提醒他：必须穿正装，佩带全国劳模的奖章。说起这个，他颇为骄傲，“这不是靠抽签也不是靠关系，而是我的付出得到国家承认的一种荣耀感”。
“学霸”也可以收到邀请。来自泰安的18岁高中生刘小神就是山东唯一受邀观礼的中学生——她曾经获得过联合国爱迪生世界发明奖、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金奖等六项国际金奖——2014年还参加过国庆65周年庆典。说到受邀过程，刘小祎说了一个颇为专业的词汇：“我通过了三级政审”：团中央的文件到了省团委，再到了市里，再到了学校。
因为得到了“三八红旗手”称号，来自河北沧州的警察王红心被省妇联邀请来参加观礼。她的同乡——河北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德峰的观礼通知则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下发。
来自黑龙江大庆眼科医院的俄罗斯医生波波娃·莉莉娅2009年也曾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阅兵仪式，和上次一样，她这次也是接到了国家外国专家局的邀请。17年中，她先后8次来中国工作，时间超过40个月。在大庆找她看病的人经常排队挤满走廊。
“邀请我可能是因为我对香港的青年工作略有贡献吧。”斟酌了一下之后，来自香港的观礼代表施荣忻用了这样一个稳妥的说法。就在7月25日，他刚被选为中华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他曾组织香港年轻人到内地了解国情的活动。在此前两周，施荣忻就接到了中联办和香港政府向他发出的阅兵邀请。这点让他的哥哥——全国政协委员施荣怀“有点嫉妒”，“因为我收到通知竟然比他还早”。
而作为新党青年委员会召集人，来自台湾的王炳忠这次收到邀请，和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新党主席郁慕明一道，来北京参加抗战纪念活动。
就在阅兵前两天，王炳忠刚刚过完28岁生日。令他难忘的是，在生日这天，他和连先生、郁主席以及其他台湾朋友一起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接待
“中国有13亿人，观礼的就4万人，能参加观礼，是至高无上的荣誉。”9月2日夜里，在国谊宾馆，人社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来给15位要去观礼的技能大师做培训。而之前，住在国谊宾馆的观礼嘉宾已经有两批人接受了培训。“主要就是讲纪律。”周树春告诉记者。
这些“纪律”包括：奏国歌和唱国歌时不能东张西望，手机必须静音或者关闭，清晨5点20分就要起床吃早餐，6点20分准时出发。对退场时的顺序也有要求，城楼两边最先退场，城楼对面自东向西退。
还有一项“纪律”：观礼完了之后，矿泉水瓶子不要到处乱扔，也不要随地吐痰，退场要服从秩序。
嘉宾们可以带手机、小型相机，但不可以携带大型的专业相机和三脚架，也不能带横幅、标语、食品、饮用水、大型望远镜和手机充电宝。而大家在培训中最关心的问题是：到底能不能带单反？能不能带望远镜？为了参加这次阅兵，周树春专门买了一个40倍望远镜，借了一台单反，“真希望都可以带进去”。
观礼嘉宾们住在友谊宾馆、国谊宾馆、国家外专大厦、全国总工会“职工之家”等酒店。
除了观礼，不少嘉宾还有额外的日程。
施荣忻的商务会谈一直持续到9月2日夜里11点。
而刘德峰则刚参加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主题是二战，来自俄罗斯、美国、韩国等十几个国家的专家学者都在会上发言。
最忙碌的是刘小神，从1日到3日，她一直没有闲着，2日晚上参加完交流活动已经是夜里12点。“早起”
“今天出发的时候非常疲惫。”来自《中国日报》的美籍记者William说，可是他到了天安门就恢复了一些元气，因为“每个人都到得那么早！他们都在自拍或者跟朋友合影”。
比他看到更夸张的是，一些国内记者午夜0点已经在天安门等候，而境外记者在梅地亚新闻中心集合的时间则是凌晨4点。
9月3日的主题是“早起”。
周树春在5点20分准时起了床，吃过早饭之后领到他今天的入场凭证：红色请柬和红色观礼嘉宾身份卡，上面印着他的座位：天安门广场旗杆西侧临时观礼台1区3排008号。这个位置就在天安门的正对面，前方就是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和解放军合唱团。
上午6点20分，5辆中巴载着住在国谊宾馆的百余位观礼嘉宾，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停靠，嘉宾们陆续下车，步行前往天安门东侧广场入口。周树春排了1小时才轮到他。趁着等待的当口，他把正在排队进场的解放军作为背景，跟他们合了影。
刘德峰对安检的严格程度印象深刻：他们先到北京展览馆进行了一次安检，到故宫北门下车徒步经过天安门后，又经历了两三次安检，整个过程大约有1个小时。
同样睡眼惺忪的莉莉娅在天安门对面的5号台找到了自己的观礼位置，看到了座位上传说中的观礼“大礼包”：矿泉水、印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的遮阳帽、一面五星红旗、一面绿色的纪念锦旗、一份观礼须知，以及一包她没有见过的解暑冲剂。而细心的王红心还注意到，医疗点遍布在观礼台各处，“每个医疗点都有五六个人，在观礼台上有北京疾控中心的医疗小组，现场提供的卫生间很方便”。“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保卫国家的英雄” 9月3日上午10点整，阅兵仪式以70发礼炮开始。william说，这是令他最震撼的时刻之一。而随后国共参战老兵的出场也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我父亲在二战时期并没有与日本作战，而是与德国作战，他在欧洲战场作战，”他说，“我尊敬每一个为了世界和平而付出牺牲的人。”
老兵出场的一幕是受访观礼嘉宾“点赞率”最高的一环。周树春感慨，儿时电影里那些被演绎得英武年轻的战士，“现在看起来年龄都那么大了”。而这也是罗东元最喜欢的一幕：“他们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幸存者，是千千万万英雄的缩影……”
这一幕也让罗东元突然对抗日神剧来了气：“这个抗日神剧呢，看起来好像日本人不堪一击，我们的人用一些很简陋的落后的、一些杂耍一样的东西也可以把日本兵打得稀巴烂。那么容易把敌人消灭了，还有这么惨痛的14年么？”
“我的两个舅舅格里沙和亚沙，都曾经参加过远东战争，亚沙在战场上牺牲了。”波波娃·莉莉娅回忆，当时她年纪还小，不懂得这些痛苦，只记得经常听到妈妈伤心的哭声。她不断通过翻译告诉记者，“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保卫国家的英雄。”
“就像触电一样”
周树春的单反相机最终还是带到了会场，他记得陆军、海军等装备方队走出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单反都在不停地“咔咔咔”。
莉莉娅感觉，“把一条线放中国军队前面都不会变形”，另外，“有着漂亮的身材和相貌”的女兵们看起来也“非常英勇”。
军人们给罗东元最强烈的一个印象是，“比起之前的军人，他们都变高了很多”，因为“国家强大了，身体条件也好了”。
他回忆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对军人那种热爱和崇拜是无以复加的”。
英模方队走过，对河北人刘德峰来说很“长脸”。“这个英雄事迹就是发生在我们河北的土地上，”他说，“中国的抗日战场这么多，能够用狼牙山五壮士来代表晋察冀的抗日我也觉得很自豪。”
20架直升机组成的“70”在空中飞过时，周树春和他周围的人一起发出“哇”的声音——他的左手边是陌生的公安英模，右手边是不认识的劳动模范，“但是大家都在一起欢呼”。施荣忻把那个场面形容为“就像触电一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红旗车在长安街上开过时，听不懂“同志们好”和“首长好”的莉莉娅，把那个场面形容为“旁边的人都特别地尊敬，一起欢呼”，这一幕很像她在自己国家感受到的阅兵文化。
她印象最深刻的场面也与这些领导人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一起并肩走的情景，让莉莉娅“看到了（中俄）两国之间的友谊”，她用了一个略微夸张的表述：“这一刻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中国军队难以想象的规律整齐，我也被现场人们的热情所感染，能感受到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Peter说。然而他最有感触的是习近平宣示和平的过程，“他还现场宣布裁军30万。”
“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一个很有大将之风的课，我们不会收收埋埋（即广东话的‘遮遮掩掩’）啊！”施荣忻说。他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虽然我们有我们的实力，但是我们希望大团结大包容大发展，联合全世界各国的人民。”
除了人们的情绪热烈之外，阳光的炙烤也让人感觉到特别热。坐在天安门东侧的施荣忻戴帽子的秘诀是，“不能正着戴，要偏左一点，把太阳挡着”。
“最后的和平鸽和气球，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美妙的时刻。”William说。（资料来源：《南方周末》、观察者网、《国际先驱导报》）
哪些外宾能登上天安门城楼
8月25日上午，距离抗战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还有一周的时间。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邀出席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有30位，包括埃及总统塞西，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韩国总统朴槿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祖马，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崔龙海等，有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19位政府高级别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10位国际组织领导人也将出席。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邀请外国政要参加阅兵式。从1949年开国典礼到现今，66年间中国已成功举办了14次大闭兵，且几乎每次都有外国首脑的面孔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国庆等大型庆典的组织工作，一般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成立工作小组，外交部参加小组工作并负责邀请和接待外宾工作。”外交部礼宾司前代司长鲁培新介绍说，这些大型庆典活动重要外宾的邀请，主要是先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邀请方案，按照外交部系统流程向中央逐级请示，最后由国家领导人来确定。“一般地，选择邀请谁往往是出于政治考量，主要根据当时中国和一些国家具体交往的现状。”鲁培新说。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赫鲁晓夫就两次登上天安门城楼。除了苏联领导人外，那些社会主义阵营、非洲、拉美等国家的领导人和政要也都曾受到邀请。
登上天安门城楼是最高规格的外宾礼遇，大都是各代表团团长，包括来华国家元首、总理，此外还有一些国外知名人士。比如说1954年国庆阅兵庆典，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罗·萨特就曾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通过观礼，波伏娃认为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
还有一次重要的例外则发生在1970年10月1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同样是一个信号，毛泽东正想向美国传递友好信息。两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
至于今年9月3日再次敞开大门广邀外宾，在鲁培新看来是因为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它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倡导和平的声音接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国内人民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对外则是在国际环境比较复杂的大环境下展示中国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和力量。”鲁培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