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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客死异乡的执政官
很小的时候，但丁就追求那种不朽的光荣，渴望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带着这样的信念，他在28岁那年进入了佛罗伦萨市政厅，开始参与政治。35岁时，当选为执政官，成为这个小共和国六个最高行政官中的一员。工作的需要，以及自身性格使然，但丁每天忙于各种应酬交际和政治筹谋，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写《飨宴》积累了不少素材。
年富力强、斗志昂扬的但丁希望终止所有的党派斗争，消除宗派对立，争取市政自由，为人民营造一个和谐安宁的生活环境，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的意大利民族国家。然而，命运总爱跟人开玩笑。就在但丁怀着满腔热情，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他遭遇了政权更迭，拥护教皇的黑党夺取了政权，作为反对教皇的白党党员，但丁遭到永久放逐，永不得返回故土佛罗伦萨，一旦他返回故里，那么任何佛罗伦萨士兵都可以处决烧死他。1301年末，年仅36岁的但丁开始了他流放的后半生。流放的生活是艰难且孤独的，好在他有着一身的才华，很多权贵人家为了附庸风雅，都乐于请他去做门客。他曾在基底伯爵的邀请下来到绿荫蔽日、安谧静寂的迦生丁担任秘书、外交代表和誊写公文的职务。迦生丁的生活不仅给但丁创造了一个潜心创作的空间，还为他写《神曲》提供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1315年，佛罗伦萨被军人掌权。新政府宣布如果但丁肯付罚金，并于头上撒灰，颈下挂刀，游街一周就可免罪返国。但丁回信说：“这种方法不是我返国的路！要是损害了我但丁的名誉，那么我决不再踏上佛罗伦萨的土地！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吗？难道我不向佛罗伦萨市民卑躬屈膝，我就不能接触宝贵的真理吗？可以确定的是，我不愁没有面包吃！”
1321年的一个夜晚，一代文坛巨匠但丁因染上了疟疾而客死在意大利东北部的拉文那，并永久地安葬在那里。
乔叟：幸运的王室宠臣
为了让乔叟日后能在朝廷中谋得一官半职，1357年，酒商父亲就将14岁的乔叟送到王府当童仆。当童仆期间，乔叟不仅要完成日常工作，还要接受“宫廷教育”， 学习法律、神学、音乐、文学、拉丁文法等课程。当时的英国宫廷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一些来自法国的文人雅士更是直接带来了法国文学中的骑士精神和宫廷爱情。法国文学如同要呼吸的空气，成为乔叟生命的一部分，并且转化成他的爱情梦幻诗。
由于家庭背景良好，加上对宫廷教育的适应，乔叟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文职人员，王室对他也越来越器重。1359年，他追随爱德华三世的部队远征法国，不幸被法军俘虏，幸运的是，不久又被国王赎回。1361年—1367年间，乔叟在内殿法学协会受训，1366年与王后寝宫的女官结婚，此后多次代表爱德华三世出使欧洲大陆，到过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等国，有机会遇见薄伽丘与彼特拉克，沐浴了文艺复兴的阳光，感受了人文主义的气息。
1374年，乔叟任伦敦毛皮关税管理员，1382年兼任酒类及其它商品的关税管理员。1385年，乔叟任肯特郡治安法官，第二年被选为该郡骑士代表出席议会下院。1389年理查德亲政后，乔叟又先后担任过王室建筑工程主事和萨默塞特王室森林副主管，负责城堡、庄园等的保养和维修。因为职务的需要，乔叟经常随身携带大笔资金，屡遭抢劫，生命也受到威胁，他只好辞去这份要职，担任起萨默塞特郡柏泽顿公园的林务次官，这时乔叟已经48岁了。这是一份闲差，自然年薪也不会太高。过惯了优越生活的乔叟没有任何积蓄，因此经常举债，贫困之际还写过《怨空囊》来诉说自己囊中羞涩之苦，已为国王的亨利四世知道后很快就给他增加了一倍年薪。可以说，乔叟是一个幸运之人。他出身富贵，青春年少便成为王公贵族的侍从，后来得宠于两朝君主，受赐官职，报酬丰厚。他一生大多是在同朋友的融洽相处中享受着生活之乐，过着安谧的生活。
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环境和多年的宫廷生活，使得乔叟具有“底层”与“宫廷”的双重身份属性，他不仅熟知王公贵族的生活，也亲眼目睹和经历过城市平民的生活，这样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乔叟超越了自身阶级的局限，突破了中世纪宗教意识形态的束缚，从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等作品中吸取了人文主义思想之精华，得以成为英国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英国民族文学的奠基者。
歌德：任劳任怨的枢密顾问
年轻的歌德同《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主人公一样，有理想，有抱负，有才能，但苦于没有机会。1775年，魏玛公爵奥古斯特大公邀请他到魏玛时，已经26岁的他激动万分，几乎是抛弃了以前的一切，“决定以最直接的方式参与一切宫廷和政治的事物”。
1776年，歌德被任命为枢密委员会的顾问。从这时起，歌德其实是主持了魏玛公国的政务。他渴求工作，热衷于事业，富有责任感，亲自起草从城市的防火条例直到与欧洲各大国之间的外交往来等方面大大小小的文件。他领导恢复伊尔美瑙的矿山开采，开发森林，整顿财政，精简军队，研究纺织技术，建立纺织学校，实行减轻农民税赋的措施，修建公路，开办剧院，襄助大学，甚至负责一支有近500名士兵的部队的训练。可以说，在魏玛工作的头几年里，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人生追求，歌德任劳任怨，几乎是超负荷工作，乃至在1月份用雪洗脸来保持清醒。总之，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改善这个小国家的财政状况，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歌德寄希望于圣明君主，幻想通过朝廷进行社会改革，最终却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改革的思想与守旧的宫廷秩序产生了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越来越不能忍受来自上流社会的萦绕，变得沉默寡言，陷入不可名状的苦闷当中。1786年，厌倦了官场浮沉的歌德，像一名逃犯，悄悄踏上了意大利之旅，在古罗马和文艺复兴的故乡，他从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一直走到西西里岛。以一个浪游者的身份，去凭吊悠远的历史遗迹，去寻找心中的艺术女神。两年后，歌德重返魏玛。这个时候的他，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新的歌德。他谢绝所有的政坛职务，开始潜心写作。
普希金：叛逆的外交官
遵照父母的安排，12岁的普希金进入俄国当时最好的学校——皇村学校学习。不过，普希金天生是一个诗人，骨子里并不喜欢这所规矩太多的学校。为了逃避学校带来的痛苦，他埋头于诗歌创作。六年的皇村岁月让普希金十分厌恶官场的陈规陋俗和沙皇的虚伪专制，尽管如此，1817年从学校毕业后，他还是接受了学校的分配，到外交部做了一名十等文官。
刚踏入社会的普希金正好赶上沙皇专政的“黑暗时代”。作为政府的一员，却因为反农奴制和追求自由的思想早已在心中生根发芽，普希金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争取自由的阵营，成为一名人民诗人。总之，对仕途毫无兴趣的普希金在文学界非常活跃，他甚至暗中接触十二月党人，办《文学报》，写了很多政治讽刺诗抨击沙皇专政的丑恶行径。
普希金虽然厌恶官场，但由于可以借职务之便获得更多的文学资料，因此，他一直以矛盾的心态在官场周旋，既要创作怒斥沙皇统治的诗歌，又要竭力躲避沙皇的威胁和监视，在保全自我的基础上进行斗争。1820年，沙皇终于忍无可忍，以他写的《自由颂》等冒犯当局的诗歌为由，准备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因为很多人替他求情说好话，沙皇才以职务调动为借口，将他发配往南方。在南方，普希金一共生活了四年多时间。这四年多是他在思想上变得更加成熟，创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时期。
1824年8月9日，普希金结束了“南方流放”， 被沙皇当局送回了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在这里他又度过了两年。直到1826年，新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笼络人心，才将他召回莫斯科。
1831年，普希金在结婚后迁居彼得堡，仍在外交部任职。可是美貌的妻子刚察罗娃却被沙皇看中。沙皇为了能够经常见到她，1833年12月任命普希金为宫廷侍从。普希金年已35岁，被迫处在一群青年侍从当中，他感到屈辱，曾气愤地说：“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一个奴隶，却永远不愿做个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那里。”1834年6月，普希金愤然呈请辞职。
很小的时候，但丁就追求那种不朽的光荣，渴望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带着这样的信念，他在28岁那年进入了佛罗伦萨市政厅，开始参与政治。35岁时，当选为执政官，成为这个小共和国六个最高行政官中的一员。工作的需要，以及自身性格使然，但丁每天忙于各种应酬交际和政治筹谋，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写《飨宴》积累了不少素材。
年富力强、斗志昂扬的但丁希望终止所有的党派斗争，消除宗派对立，争取市政自由，为人民营造一个和谐安宁的生活环境，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的意大利民族国家。然而，命运总爱跟人开玩笑。就在但丁怀着满腔热情，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他遭遇了政权更迭，拥护教皇的黑党夺取了政权，作为反对教皇的白党党员，但丁遭到永久放逐，永不得返回故土佛罗伦萨，一旦他返回故里，那么任何佛罗伦萨士兵都可以处决烧死他。1301年末，年仅36岁的但丁开始了他流放的后半生。流放的生活是艰难且孤独的，好在他有着一身的才华，很多权贵人家为了附庸风雅，都乐于请他去做门客。他曾在基底伯爵的邀请下来到绿荫蔽日、安谧静寂的迦生丁担任秘书、外交代表和誊写公文的职务。迦生丁的生活不仅给但丁创造了一个潜心创作的空间，还为他写《神曲》提供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1315年，佛罗伦萨被军人掌权。新政府宣布如果但丁肯付罚金，并于头上撒灰，颈下挂刀，游街一周就可免罪返国。但丁回信说：“这种方法不是我返国的路！要是损害了我但丁的名誉，那么我决不再踏上佛罗伦萨的土地！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吗？难道我不向佛罗伦萨市民卑躬屈膝，我就不能接触宝贵的真理吗？可以确定的是，我不愁没有面包吃！”
1321年的一个夜晚，一代文坛巨匠但丁因染上了疟疾而客死在意大利东北部的拉文那，并永久地安葬在那里。
乔叟：幸运的王室宠臣
为了让乔叟日后能在朝廷中谋得一官半职，1357年，酒商父亲就将14岁的乔叟送到王府当童仆。当童仆期间，乔叟不仅要完成日常工作，还要接受“宫廷教育”， 学习法律、神学、音乐、文学、拉丁文法等课程。当时的英国宫廷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一些来自法国的文人雅士更是直接带来了法国文学中的骑士精神和宫廷爱情。法国文学如同要呼吸的空气，成为乔叟生命的一部分，并且转化成他的爱情梦幻诗。
由于家庭背景良好，加上对宫廷教育的适应，乔叟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文职人员，王室对他也越来越器重。1359年，他追随爱德华三世的部队远征法国，不幸被法军俘虏，幸运的是，不久又被国王赎回。1361年—1367年间，乔叟在内殿法学协会受训，1366年与王后寝宫的女官结婚，此后多次代表爱德华三世出使欧洲大陆，到过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等国，有机会遇见薄伽丘与彼特拉克，沐浴了文艺复兴的阳光，感受了人文主义的气息。
1374年，乔叟任伦敦毛皮关税管理员，1382年兼任酒类及其它商品的关税管理员。1385年，乔叟任肯特郡治安法官，第二年被选为该郡骑士代表出席议会下院。1389年理查德亲政后，乔叟又先后担任过王室建筑工程主事和萨默塞特王室森林副主管，负责城堡、庄园等的保养和维修。因为职务的需要，乔叟经常随身携带大笔资金，屡遭抢劫，生命也受到威胁，他只好辞去这份要职，担任起萨默塞特郡柏泽顿公园的林务次官，这时乔叟已经48岁了。这是一份闲差，自然年薪也不会太高。过惯了优越生活的乔叟没有任何积蓄，因此经常举债，贫困之际还写过《怨空囊》来诉说自己囊中羞涩之苦，已为国王的亨利四世知道后很快就给他增加了一倍年薪。可以说，乔叟是一个幸运之人。他出身富贵，青春年少便成为王公贵族的侍从，后来得宠于两朝君主，受赐官职，报酬丰厚。他一生大多是在同朋友的融洽相处中享受着生活之乐，过着安谧的生活。
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环境和多年的宫廷生活，使得乔叟具有“底层”与“宫廷”的双重身份属性，他不仅熟知王公贵族的生活，也亲眼目睹和经历过城市平民的生活，这样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乔叟超越了自身阶级的局限，突破了中世纪宗教意识形态的束缚，从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等作品中吸取了人文主义思想之精华，得以成为英国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英国民族文学的奠基者。
歌德：任劳任怨的枢密顾问
年轻的歌德同《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主人公一样，有理想，有抱负，有才能，但苦于没有机会。1775年，魏玛公爵奥古斯特大公邀请他到魏玛时，已经26岁的他激动万分，几乎是抛弃了以前的一切，“决定以最直接的方式参与一切宫廷和政治的事物”。
1776年，歌德被任命为枢密委员会的顾问。从这时起，歌德其实是主持了魏玛公国的政务。他渴求工作，热衷于事业，富有责任感，亲自起草从城市的防火条例直到与欧洲各大国之间的外交往来等方面大大小小的文件。他领导恢复伊尔美瑙的矿山开采，开发森林，整顿财政，精简军队，研究纺织技术，建立纺织学校，实行减轻农民税赋的措施，修建公路，开办剧院，襄助大学，甚至负责一支有近500名士兵的部队的训练。可以说，在魏玛工作的头几年里，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人生追求，歌德任劳任怨，几乎是超负荷工作，乃至在1月份用雪洗脸来保持清醒。总之，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改善这个小国家的财政状况，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歌德寄希望于圣明君主，幻想通过朝廷进行社会改革，最终却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改革的思想与守旧的宫廷秩序产生了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越来越不能忍受来自上流社会的萦绕，变得沉默寡言，陷入不可名状的苦闷当中。1786年，厌倦了官场浮沉的歌德，像一名逃犯，悄悄踏上了意大利之旅，在古罗马和文艺复兴的故乡，他从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一直走到西西里岛。以一个浪游者的身份，去凭吊悠远的历史遗迹，去寻找心中的艺术女神。两年后，歌德重返魏玛。这个时候的他，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新的歌德。他谢绝所有的政坛职务，开始潜心写作。
普希金：叛逆的外交官
遵照父母的安排，12岁的普希金进入俄国当时最好的学校——皇村学校学习。不过，普希金天生是一个诗人，骨子里并不喜欢这所规矩太多的学校。为了逃避学校带来的痛苦，他埋头于诗歌创作。六年的皇村岁月让普希金十分厌恶官场的陈规陋俗和沙皇的虚伪专制，尽管如此，1817年从学校毕业后，他还是接受了学校的分配，到外交部做了一名十等文官。
刚踏入社会的普希金正好赶上沙皇专政的“黑暗时代”。作为政府的一员，却因为反农奴制和追求自由的思想早已在心中生根发芽，普希金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争取自由的阵营，成为一名人民诗人。总之，对仕途毫无兴趣的普希金在文学界非常活跃，他甚至暗中接触十二月党人，办《文学报》，写了很多政治讽刺诗抨击沙皇专政的丑恶行径。
普希金虽然厌恶官场，但由于可以借职务之便获得更多的文学资料，因此，他一直以矛盾的心态在官场周旋，既要创作怒斥沙皇统治的诗歌，又要竭力躲避沙皇的威胁和监视，在保全自我的基础上进行斗争。1820年，沙皇终于忍无可忍，以他写的《自由颂》等冒犯当局的诗歌为由，准备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因为很多人替他求情说好话，沙皇才以职务调动为借口，将他发配往南方。在南方，普希金一共生活了四年多时间。这四年多是他在思想上变得更加成熟，创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时期。
1824年8月9日，普希金结束了“南方流放”， 被沙皇当局送回了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在这里他又度过了两年。直到1826年，新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笼络人心，才将他召回莫斯科。
1831年，普希金在结婚后迁居彼得堡，仍在外交部任职。可是美貌的妻子刚察罗娃却被沙皇看中。沙皇为了能够经常见到她，1833年12月任命普希金为宫廷侍从。普希金年已35岁，被迫处在一群青年侍从当中，他感到屈辱，曾气愤地说：“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一个奴隶，却永远不愿做个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那里。”1834年6月，普希金愤然呈请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