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决定向10月中旬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交《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不管未来通过的文件将会提出哪些繁荣和发展文化的具体政策、措施，至少，这个时候把文化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来对待，列入最高层面的政治议事日程，乃是十分必要的。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非常健全的治国纲领，《论语·子路篇》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去鲁入卫，沿途看到卫国人丁兴旺，不由赞叹：卫国真是人口繁庶啊。根据弟子冉有的发问回答说：一个邦国人口繁庶，治国者就应当致力于创造条件，发展经济，让人民富裕起来。不过，治国当然不能仅止于此：人民富裕起来之后，还应当建立健全教化体系，让人成为真正的人。
　　按照中国圣贤的文化观念，“文”就是生命与生活之形式，礼仪、道德、伦理、法律都属于此范畴，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建筑等则是这些形式之抽象表达。“文明”就是具有健全之形式的生命与生活秩序。文明者，人以文而明也。人无文则暗昧，也即野蛮。“文化”者，裁人以文，以文定命，以文化人。文化就是教化，就是让自然人成为社会人，这样的人才是文明的，他知道如何合宜与其他人交往、合作。因此，文化是社会秩序的根基。
　　反过来，如果没有文化，人就被自我生存的本能驱动而不顾他人的存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这类没有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最可能的情形就是相互伤害。在这些人中间也就很难形成健全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没有文化，就没有秩序。
　　不幸的是，这样的古老治国智慧，都快被当代中国人遗忘了。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人的财富也普遍大幅度增加。其动因有二：第一，民众的经营才能在长期受到压制之后，得以猛烈地释放，所有民众把自己的全副精力投入到财富生产中；第二，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经济增长，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就是经济增长业绩，也即GDP增长速度。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力、土地、金融、生态等资源，实现经济短期内快速增长。
　　但是，至少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着财政迅速增加，社会陷入普遍的焦虑、惶惑之中。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些地方的政府滥用权力，引发官民紧张；同时，社会内部，精英与大众之间、贫富之间也出现紧张。到今天，这种紧张不断加剧。
　　为什么财富没有带来安宁、秩序，反而带来焦虑、混乱？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文化匮乏。这在现实中的表现，举其大者如下：在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中，经济增长挂帅，文化退居其次。政府即便从事文化建设，也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不过是招商引资的一件漂亮行头而已。也正因此，现在的文化通常是伪文化，甚至是反文化。而在一般文化领域中，最为重要的是，教育体系传播的价值也存在扭曲之处。还有，为了经济增长，各级政府也不惜毁坏文化，比如，大量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被拆毁。
　　文化的匮乏必然导致国民价值观的混乱，进而导致道德伦理的溃散。比如，人人以金钱为最高价值，以财富为人生成功唯一标准。这样，人们相互之间以欲望相见，也就无从建立正常的信任、合作关系，而必然扭曲为相互猜疑、伤害的关系。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与官民冲突事件，表层上有制度原因，深层的原因则是文化的严重匮乏与价值的扭曲。
　　痛定思痛，文化建设已经到了再也不能拖延的时候了。文化不兴，则财富的积累过程不仅无助于社会的繁荣，反而会变成瓦解社会、激化冲突的因素。当下中国需要文化的自觉。这个自觉应当有两层含义：一是相对于物质主义的文化自觉，也即意识到文化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其二，相对于西方的中国文化之自觉，中国人之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自觉。惟有具此文化自觉，文化建设才可上正道。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文化建设？政府应当发挥适当的作用，但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放松管制，让社会充分发挥其自身的文化创造、传播和教化的潜力。最高明的文化是人民的自我教化。应当说，今天，社会部分人群已经产生了文化的自觉，并积极地投入于文化建设之中。但现实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制度限制和障碍，只有政府解除各种不合理的限制和障碍，中国文化才能走上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