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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之旅》在虚实变幻的风俗画中所揭示的是：启蒙运动远没有后人期望的那样声势浩大，历史中充斥着谎言，而谎言可以演变成历史。
伟人之旅
瓦尔若著， 龙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8世纪的法国历史，因为一批卓尔不群的思想家以及承前启后的思想建树而有无可替代的意义，伏尔泰的宗教批判、孟德斯鸠的立法理论、卢梭的情感文学、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编纂、格里姆的文学批评，不一而足，他们共同创造了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可是，自现代性戏剧上演以来，理性不足以驱魅，希望与失望、光明与黑暗的故事交错呈现着，善恶的界限变得模糊，正义也沉默了，尤其是二战后，人们开始质疑启蒙以来的理性事业，并反观现代社会的开端以思考启蒙是不是那些追求平等与自由的思想家们所塑造的一个修辞神话，现代性的正义危机是不是在启蒙时代就有所预示？福柯对理性话语权的批判、达恩顿对下层社会的阅读史的研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等都有这样的意图。
在这样的思想气氛中，瓦尔若的《伟人之旅》描述了一个服侍卢梭、狄德罗、格里姆赴意大利旅行的仆人朗贝尔的见闻，以历史性的想象恢复一个琐碎却真实的启蒙世界。
1794年10月，卢梭棺椁由艾维农维尔迁入贤人祠：“卢梭在天堂里，成千上万个脑袋向他望去，大家齐声欢呼，卢梭千古”。（《伟人之旅》，4页）看到这一幕，朗贝尔觉得诧异。1755年，他受主人德皮内夫人的差遣，陪同卢梭、狄德罗、格里姆三人去意大利旅行。经过9天奔波到达都灵，他们到处听歌剧，犹如“刀叉见到肥肉一样”，之后又游览了热那亚、罗马、佛罗伦萨、那不勒斯诸地。朗贝尔奔波于大街小巷寻找小斯频耐琴，以供三位先生使用，“格里姆演奏乐器，卢梭则放开歌喉，几乎像屠夫一样嘹亮，狄德罗则哼着小调”。（97页）每逢谈及伏尔泰，三位先生都牢骚满腹，卢梭想到伏尔泰嘲笑他反人类时便怒不可遏，狄德罗为伏尔泰的见利忘义感到悲哀，因为他“对金子的爱至少和理性一样”，（65页）而格里姆则在伏尔泰的作品中找到大量的“黑色硬伤”。（66页）朗贝尔也参与三位哲学家的逍遥与游乐，目睹了他们的乖张言行。可是40年后，那个古怪的哲学家卢梭竟成了“万众敬仰的人物”。眼看着平凡的被篡改为神圣的，朗贝尔心有不甘，一心要揭露谎言，却被卢梭的崇拜者们饱揍一顿，于是叹道：我对世界潮流不甚了了，真是浩浩荡荡何其快也。（12页）
当然，朗贝尔的意大利之行是虚构的，因为1755年，卢梭回到日内瓦以改宗新教，狄德罗正编辑《百科全书》的第五卷，格里姆忙于《文学、哲学和批判通信》的发行。瓦尔若借用自传体叙事，为的是反思启蒙的生活图景，细节描述不比18世纪的报刊逊色；他又借助虚构的意大利旅行，将人物性格的比对融在一个场景中，为的是构建一种虚实相间的批评意境。卢梭的健康有问题，长期患尿潴留，严重时需要导尿，愿意徒步旅行；喜欢当众朗读自己的作品，受到外界批判时往往会文思泉涌；坚持实名发表作品，多次因言获罪。狄德罗的肠胃不好，经常闹肚子，也时不时地质疑宗教，观点激进：“人们不同意，你们就审判杀人，这就是上帝的法则？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割舌头、五马分尸、火刑，这就是所谓的爱上帝和爱生命”。格里姆则时常脑鸣如钟，“犹如装满了金属器皿，在两个太阳穴之间撞个不停”，平时带着粉瓶，脸上抹得白白的。启蒙时代的文人多患有健康问题，当时的医生第索著有《论文人的健康》，将病因归于久坐引起的体液流通不畅；后来法国学者邦苏桑的《卢梭的病》从症状方面系统说明了卢梭的健康问题。〔1〕这一点，瓦尔若不虚言。
《伟人之旅》在诙谐之外留下的问题是：为什么生活于18世纪的朗贝尔却不知道启蒙为何物？为什么得知卢梭棺木入先贤祠时，他那么震惊，又要揭露真相？这个与启蒙有关的谎言是什么？朗贝尔在都灵时遇见另一个巴黎贵族的仆从，那仆从听说朗贝尔是在为哲学家服务，便鄙夷道：“这些人一文不值，他们没有地位，没有房产，没有财富，却在我们的沙龙里吵吵闹闹”。简而言之，那只是一群无聊的空谈家，口称道义，却不愿实践美德与理性。莫非真如卡尔•贝克尔在《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中所言，启蒙思想家犹如中世纪的神学家沉浸于信仰论证一样，又迷失于另一座充满着逻辑说教的理性天城。《伟人之旅》在虚实变幻的风俗画中所揭示的是：启蒙运动远没有后人期望的那样声势浩大，历史中充斥着谎言，而谎言可以演变成历史。（54页）
文本分析之外，《伟人之旅》的思想意义又该如何衡量？首先是关于卢梭的历史形象。卢梭生前被人斥责为傲慢、疯癫、愤世嫉俗，但去世后他的影响一天比一天增大。他的早期剧作《乡村卜师》被配以芭蕾舞频繁上演，观众为美妙的音乐陶醉。大批法国人到卢梭的墓地艾维农维尔祭奠，根据1780年6月《秘密通信》（Correspondance Secrète,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的记录，“大约有一半法国人到过那里，王室的人停留了一个多小时”。8月23日，王后为卢梭赋诗：人们告诉我这个美圣之地，在那里安歇的人，几乎成了上帝。而综观卢梭生前身后的境遇，他的形象在不断变幻着：流浪的孩子、戏剧家、小说家、启蒙思想家、植物分类学家。法国革命期间他的胸像和《社会契约论》被供奉在国民议会中，由此又变成革命思想家；而在拿破仑失败后的文学潮流中，他又被喻为浪漫派的鼻祖。这还不算，法国反犹的德雷福斯事件中，他又被斥为激进思想的根源，英国哲学家罗素甚至将之视为希特勒的化身。那么，卢梭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的历史形象变幻的道理在哪里？难道他只是后世意识形态的玩偶？瓦尔若在《伟人之旅》中回答了平凡人卢梭是如何成为革命思想家卢梭的，暗示个体历史形象的变幻可能只是个与现实相关的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
其次，萨特在晚年作品《什么是文学》和《七十岁自画像》中着重阐述文学与历史感之间那种“绝对与暂时的苦涩与暧昧的”关系，文化史家盖伊（P.Gay）也强调文学对历史的解释功能。一个时代的各种精神因素，附着在文学人物的言行中，以阐释那个时代的精神气候。透过蒙田和拉伯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俏皮又灵动的16世纪；透过笛卡尔与帕斯卡尔，可以感受一个神学没落、人性气息活跃的17世纪。而雨果擅长以文学人物质疑启蒙思想家，工业时代的法国，战争、贫穷混杂着人性的堕落，他无法理解前人到底造了什么罪业，以至于19世纪的生灵们难得安宁。《悲惨世界》有一处描写德纳第大娘欲抛弃两个孩子又觉得心虚的画面，雨果借此讽刺卢梭丢弃孩子的不义之举：“让-雅克•卢梭干得更高明呢？”雨果还在《九三年》中否定了卢梭和伏尔泰的存在意义：“假使伏尔泰被吊死，卢梭被送去当苦工囚役，这一切就不至于发生了！啊！有才智的人是怎样的灾祸！”他又质疑法国大革命在伦理意义上的尴尬处境：断头机就是大革命，她犹如飘扬的死亡幽灵一样，以鲜血和暴力实现自由。文学家雨果的道德叩问直击18世纪理性社会的软肋，辉煌的启蒙怎么会传承贫穷、堕落与屠杀呢？而毕希纳的《丹东之死》是另一部力图揭示法国革命人物的心理脉络的文学作品。〔2〕史学家依据法国革命时期的议会记录，将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关系描述为保守与激进的对立，从而忽视了个体心理，由此无法刻画革命家之间个体意识的冲突。为此，毕希纳虚构了一个历史场景，为的是从正义的视角考察个体心理在大历史面前的沉浮不定。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之间除了革命策略的矛盾之外，还有享乐与苦行的道德观差异，借此可以理解丹东对革命质疑：“他们使自由的每一个足印都变成了一座坟墓”。
复次，“仆人的回忆录”是一个充满浓厚事实感的题目，历史上还真有一部这样的作品: 约翰•麦克唐纳的《欧亚非三十年游记》。〔3〕麦克唐纳是汉密尔顿先生的仆人，跟随主人游历世界，熟悉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包括休谟、斯密、卢梭、斯图亚特等。福布斯在前言中介绍说：一个直率的未受教化的头脑，以其天然质朴与敏锐感洞察心灵，在求实真诚的评论中展示了那个时代的高雅与平凡。与《伟人之旅》虚构的朗贝尔一样，这个真实仆人眼中的启蒙世界也没有可叹赏之处，他甚至不知道有启蒙这回事，所谓的启蒙思想家不过是一个个有钱有势有仆从的主人，他们大多出身寒微，但有才智，参加各地科学院的征文比赛，通过沙龙接近贵妇人，以谋取工作和带有荣誉光环的年金。现在看来，他们从事的是启蒙事业，但从当时的环境看，他们是在为生计奔波，只是他们涉足的是能够左右后人思想世界的出版事业。现代人的启蒙印象脱胎于18世纪留下的文本，于是控制舆论的人成了历史的主角，而农民、街头流浪汉等那些与文字无缘的人的思想世界都消失了。
最后是下层民众与启蒙的距离。达朗贝尔为他主编的《百科全书》做了一篇序言（Discours préliminaire），阐述了启蒙精神的主旨：既要去除神学的论证方式，又要摆脱对古人作品的模仿，为的是解放人天性中的想象力；既要促进农学、医学、光学等经验科学，又要汲取自然和古代遗产中的审美要素，为的是培育人的健全精神；既注重英国培根的经验主义方法，也注重法国笛卡尔的先验主义宣言。1784年，康德又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对启蒙精神作了经典的概括。启蒙由此被认为是18世纪的基本问题，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但《伟人之旅》提出了一个让人思考的反论：仆人眼中无启蒙。无独有偶，1787年，英国人阿瑟•扬（Arthur Young）游历法国时接触到的大商人会问他英国有没有树木、有没有河流之类的问题，他还目睹了成群的赤脚而行的流民。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启蒙时代，一个光明驱散黑暗的时代，法国革命就爆发了，之后是工业化进程，他们又被塑造为产业工人。简而言之，18世纪法国的普通民众并不了解他们周围三千文人的事业，那么当时的法国社会对启蒙有共识吗？若是没有形成共识，启蒙在18世纪社会传播范围有限，也就不能将法国革命的前提归于启蒙。
19世纪末，法国批评家布吕纳介在论述学术批评的意义时讲到：一切档案都不是为历史学家准备的；而海登•怀特干脆将历史作品视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下的言辞结构，是诗学的，也是语言学的。他们之所以质疑历史与真实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事件中的诸种利益纠葛损害了档案的真实性，而语言的修辞功能与真实性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于是在历史与现代读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难以跨越的鸿沟。瓦尔若在《伟人之旅》中忽略了语言的陈述功能，而着力恢复它的想象功能，以迷离的论证方式摆脱现代与启蒙之间的法国革命、浪漫主义和极权时代等众多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虚实变幻中发现隐藏在历史档案之后的问题。虽是一种观念的冒险，但是当叙述性文本来责问想象性文本的真实性诉求的时候，想象性文本会反问：历史真实在故往人物的不公正或徇私意图的干预下是可知的吗？ 评
注释
〔1〕Tissot, Avis sur les Gens de Letters, Paris: J. Th. Herissant Fils, 1767; Bensoussan D., La Maladie de Rousseau，Paris: Klincksieck, 1974.
〔2〕毕希纳：《丹东之死》，傅惟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John MacDonald, Travels, in various parts of Europe, Asia, and Africa, during a series of thirty years and upwards, London, 1790.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伟人之旅
瓦尔若著， 龙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8世纪的法国历史，因为一批卓尔不群的思想家以及承前启后的思想建树而有无可替代的意义，伏尔泰的宗教批判、孟德斯鸠的立法理论、卢梭的情感文学、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编纂、格里姆的文学批评，不一而足，他们共同创造了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可是，自现代性戏剧上演以来，理性不足以驱魅，希望与失望、光明与黑暗的故事交错呈现着，善恶的界限变得模糊，正义也沉默了，尤其是二战后，人们开始质疑启蒙以来的理性事业，并反观现代社会的开端以思考启蒙是不是那些追求平等与自由的思想家们所塑造的一个修辞神话，现代性的正义危机是不是在启蒙时代就有所预示？福柯对理性话语权的批判、达恩顿对下层社会的阅读史的研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等都有这样的意图。
在这样的思想气氛中，瓦尔若的《伟人之旅》描述了一个服侍卢梭、狄德罗、格里姆赴意大利旅行的仆人朗贝尔的见闻，以历史性的想象恢复一个琐碎却真实的启蒙世界。
1794年10月，卢梭棺椁由艾维农维尔迁入贤人祠：“卢梭在天堂里，成千上万个脑袋向他望去，大家齐声欢呼，卢梭千古”。（《伟人之旅》，4页）看到这一幕，朗贝尔觉得诧异。1755年，他受主人德皮内夫人的差遣，陪同卢梭、狄德罗、格里姆三人去意大利旅行。经过9天奔波到达都灵，他们到处听歌剧，犹如“刀叉见到肥肉一样”，之后又游览了热那亚、罗马、佛罗伦萨、那不勒斯诸地。朗贝尔奔波于大街小巷寻找小斯频耐琴，以供三位先生使用，“格里姆演奏乐器，卢梭则放开歌喉，几乎像屠夫一样嘹亮，狄德罗则哼着小调”。（97页）每逢谈及伏尔泰，三位先生都牢骚满腹，卢梭想到伏尔泰嘲笑他反人类时便怒不可遏，狄德罗为伏尔泰的见利忘义感到悲哀，因为他“对金子的爱至少和理性一样”，（65页）而格里姆则在伏尔泰的作品中找到大量的“黑色硬伤”。（66页）朗贝尔也参与三位哲学家的逍遥与游乐，目睹了他们的乖张言行。可是40年后，那个古怪的哲学家卢梭竟成了“万众敬仰的人物”。眼看着平凡的被篡改为神圣的，朗贝尔心有不甘，一心要揭露谎言，却被卢梭的崇拜者们饱揍一顿，于是叹道：我对世界潮流不甚了了，真是浩浩荡荡何其快也。（12页）
当然，朗贝尔的意大利之行是虚构的，因为1755年，卢梭回到日内瓦以改宗新教，狄德罗正编辑《百科全书》的第五卷，格里姆忙于《文学、哲学和批判通信》的发行。瓦尔若借用自传体叙事，为的是反思启蒙的生活图景，细节描述不比18世纪的报刊逊色；他又借助虚构的意大利旅行，将人物性格的比对融在一个场景中，为的是构建一种虚实相间的批评意境。卢梭的健康有问题，长期患尿潴留，严重时需要导尿，愿意徒步旅行；喜欢当众朗读自己的作品，受到外界批判时往往会文思泉涌；坚持实名发表作品，多次因言获罪。狄德罗的肠胃不好，经常闹肚子，也时不时地质疑宗教，观点激进：“人们不同意，你们就审判杀人，这就是上帝的法则？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割舌头、五马分尸、火刑，这就是所谓的爱上帝和爱生命”。格里姆则时常脑鸣如钟，“犹如装满了金属器皿，在两个太阳穴之间撞个不停”，平时带着粉瓶，脸上抹得白白的。启蒙时代的文人多患有健康问题，当时的医生第索著有《论文人的健康》，将病因归于久坐引起的体液流通不畅；后来法国学者邦苏桑的《卢梭的病》从症状方面系统说明了卢梭的健康问题。〔1〕这一点，瓦尔若不虚言。
《伟人之旅》在诙谐之外留下的问题是：为什么生活于18世纪的朗贝尔却不知道启蒙为何物？为什么得知卢梭棺木入先贤祠时，他那么震惊，又要揭露真相？这个与启蒙有关的谎言是什么？朗贝尔在都灵时遇见另一个巴黎贵族的仆从，那仆从听说朗贝尔是在为哲学家服务，便鄙夷道：“这些人一文不值，他们没有地位，没有房产，没有财富，却在我们的沙龙里吵吵闹闹”。简而言之，那只是一群无聊的空谈家，口称道义，却不愿实践美德与理性。莫非真如卡尔•贝克尔在《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中所言，启蒙思想家犹如中世纪的神学家沉浸于信仰论证一样，又迷失于另一座充满着逻辑说教的理性天城。《伟人之旅》在虚实变幻的风俗画中所揭示的是：启蒙运动远没有后人期望的那样声势浩大，历史中充斥着谎言，而谎言可以演变成历史。（54页）
文本分析之外，《伟人之旅》的思想意义又该如何衡量？首先是关于卢梭的历史形象。卢梭生前被人斥责为傲慢、疯癫、愤世嫉俗，但去世后他的影响一天比一天增大。他的早期剧作《乡村卜师》被配以芭蕾舞频繁上演，观众为美妙的音乐陶醉。大批法国人到卢梭的墓地艾维农维尔祭奠，根据1780年6月《秘密通信》（Correspondance Secrète,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的记录，“大约有一半法国人到过那里，王室的人停留了一个多小时”。8月23日，王后为卢梭赋诗：人们告诉我这个美圣之地，在那里安歇的人，几乎成了上帝。而综观卢梭生前身后的境遇，他的形象在不断变幻着：流浪的孩子、戏剧家、小说家、启蒙思想家、植物分类学家。法国革命期间他的胸像和《社会契约论》被供奉在国民议会中，由此又变成革命思想家；而在拿破仑失败后的文学潮流中，他又被喻为浪漫派的鼻祖。这还不算，法国反犹的德雷福斯事件中，他又被斥为激进思想的根源，英国哲学家罗素甚至将之视为希特勒的化身。那么，卢梭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的历史形象变幻的道理在哪里？难道他只是后世意识形态的玩偶？瓦尔若在《伟人之旅》中回答了平凡人卢梭是如何成为革命思想家卢梭的，暗示个体历史形象的变幻可能只是个与现实相关的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
其次，萨特在晚年作品《什么是文学》和《七十岁自画像》中着重阐述文学与历史感之间那种“绝对与暂时的苦涩与暧昧的”关系，文化史家盖伊（P.Gay）也强调文学对历史的解释功能。一个时代的各种精神因素，附着在文学人物的言行中，以阐释那个时代的精神气候。透过蒙田和拉伯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俏皮又灵动的16世纪；透过笛卡尔与帕斯卡尔，可以感受一个神学没落、人性气息活跃的17世纪。而雨果擅长以文学人物质疑启蒙思想家，工业时代的法国，战争、贫穷混杂着人性的堕落，他无法理解前人到底造了什么罪业，以至于19世纪的生灵们难得安宁。《悲惨世界》有一处描写德纳第大娘欲抛弃两个孩子又觉得心虚的画面，雨果借此讽刺卢梭丢弃孩子的不义之举：“让-雅克•卢梭干得更高明呢？”雨果还在《九三年》中否定了卢梭和伏尔泰的存在意义：“假使伏尔泰被吊死，卢梭被送去当苦工囚役，这一切就不至于发生了！啊！有才智的人是怎样的灾祸！”他又质疑法国大革命在伦理意义上的尴尬处境：断头机就是大革命，她犹如飘扬的死亡幽灵一样，以鲜血和暴力实现自由。文学家雨果的道德叩问直击18世纪理性社会的软肋，辉煌的启蒙怎么会传承贫穷、堕落与屠杀呢？而毕希纳的《丹东之死》是另一部力图揭示法国革命人物的心理脉络的文学作品。〔2〕史学家依据法国革命时期的议会记录，将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关系描述为保守与激进的对立，从而忽视了个体心理，由此无法刻画革命家之间个体意识的冲突。为此，毕希纳虚构了一个历史场景，为的是从正义的视角考察个体心理在大历史面前的沉浮不定。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之间除了革命策略的矛盾之外，还有享乐与苦行的道德观差异，借此可以理解丹东对革命质疑：“他们使自由的每一个足印都变成了一座坟墓”。
复次，“仆人的回忆录”是一个充满浓厚事实感的题目，历史上还真有一部这样的作品: 约翰•麦克唐纳的《欧亚非三十年游记》。〔3〕麦克唐纳是汉密尔顿先生的仆人，跟随主人游历世界，熟悉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包括休谟、斯密、卢梭、斯图亚特等。福布斯在前言中介绍说：一个直率的未受教化的头脑，以其天然质朴与敏锐感洞察心灵，在求实真诚的评论中展示了那个时代的高雅与平凡。与《伟人之旅》虚构的朗贝尔一样，这个真实仆人眼中的启蒙世界也没有可叹赏之处，他甚至不知道有启蒙这回事，所谓的启蒙思想家不过是一个个有钱有势有仆从的主人，他们大多出身寒微，但有才智，参加各地科学院的征文比赛，通过沙龙接近贵妇人，以谋取工作和带有荣誉光环的年金。现在看来，他们从事的是启蒙事业，但从当时的环境看，他们是在为生计奔波，只是他们涉足的是能够左右后人思想世界的出版事业。现代人的启蒙印象脱胎于18世纪留下的文本，于是控制舆论的人成了历史的主角，而农民、街头流浪汉等那些与文字无缘的人的思想世界都消失了。
最后是下层民众与启蒙的距离。达朗贝尔为他主编的《百科全书》做了一篇序言（Discours préliminaire），阐述了启蒙精神的主旨：既要去除神学的论证方式，又要摆脱对古人作品的模仿，为的是解放人天性中的想象力；既要促进农学、医学、光学等经验科学，又要汲取自然和古代遗产中的审美要素，为的是培育人的健全精神；既注重英国培根的经验主义方法，也注重法国笛卡尔的先验主义宣言。1784年，康德又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对启蒙精神作了经典的概括。启蒙由此被认为是18世纪的基本问题，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但《伟人之旅》提出了一个让人思考的反论：仆人眼中无启蒙。无独有偶，1787年，英国人阿瑟•扬（Arthur Young）游历法国时接触到的大商人会问他英国有没有树木、有没有河流之类的问题，他还目睹了成群的赤脚而行的流民。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启蒙时代，一个光明驱散黑暗的时代，法国革命就爆发了，之后是工业化进程，他们又被塑造为产业工人。简而言之，18世纪法国的普通民众并不了解他们周围三千文人的事业，那么当时的法国社会对启蒙有共识吗？若是没有形成共识，启蒙在18世纪社会传播范围有限，也就不能将法国革命的前提归于启蒙。
19世纪末，法国批评家布吕纳介在论述学术批评的意义时讲到：一切档案都不是为历史学家准备的；而海登•怀特干脆将历史作品视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下的言辞结构，是诗学的，也是语言学的。他们之所以质疑历史与真实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事件中的诸种利益纠葛损害了档案的真实性，而语言的修辞功能与真实性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于是在历史与现代读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难以跨越的鸿沟。瓦尔若在《伟人之旅》中忽略了语言的陈述功能，而着力恢复它的想象功能，以迷离的论证方式摆脱现代与启蒙之间的法国革命、浪漫主义和极权时代等众多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虚实变幻中发现隐藏在历史档案之后的问题。虽是一种观念的冒险，但是当叙述性文本来责问想象性文本的真实性诉求的时候，想象性文本会反问：历史真实在故往人物的不公正或徇私意图的干预下是可知的吗？ 评
注释
〔1〕Tissot, Avis sur les Gens de Letters, Paris: J. Th. Herissant Fils, 1767; Bensoussan D., La Maladie de Rousseau，Paris: Klincksieck, 1974.
〔2〕毕希纳：《丹东之死》，傅惟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John MacDonald, Travels, in various parts of Europe, Asia, and Africa, during a series of thirty years and upwards, London, 1790.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