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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商业化因素对中国农村的不断渗透，村庄社会权力结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农民的思维方式与行动原则等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国家权力在基层政权延伸的社会基础正在被削弱。农村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调适农民为应对市场化挑战所逐步确立的村庄治理原则与国家以巩固基层政权合法性基础为目标的村庄治理原则之间的关系。基于陕西户县三村的经验，因地制宜的多元化路径是使两者处于微妙平衡关系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农村；社会治理；基层政权；多元路径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2.0014
一、问题化的“三农”
“三农”这一提法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以来，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多数研究都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甚至是危机意识。其实，“三农”被问题化始自20世纪初，随着近代以来商业化因素不断渗透进传统农村，传统的小农生产以及建立在其上的一整套村庄社会结构都在逐步发生变化[1]。有识之士遂生出担心，唯恐儒家道统随村庄的蜕变而一同退出历史。
传统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在于，生产范围小，生产效率低，产品主要维持生命延续，积累率低。如此特征的农业生产方式塑造了一整套稳定的小农文化心理，诸如由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塑造的祖先崇拜、孝道文化，由生产技术的口耳相传塑造的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等。也由此，官-绅-民的社会权力结构逐渐形成，尤其是绅权在皇权与农民之间构建出稳定的缓冲地带，地方社会能够在士绅阶层的维护下得以稳定。皇权也在此过程中与基层社会保持了相对的均衡状态[2]。
清朝中期以后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导致了农业生产中的人地矛盾愈发突出。长期稳定的农业生产受到了巨大挑战：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由于耕地面积长期保持稳定状态，导致了所谓“过密化”农业的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增多。为解决生计，人们自然会想方设法的在农业以外的领域寻求出路。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商业化因素不断引入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对劳动力都有大量的需求，临近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向外转移的机会。他们逐步脱离农业生产，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附关系，由此会逐步改变既有的文化心理[3]。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慢慢使原有的人地矛盾逐步化解，农业生产得以慢慢恢复到原有的平衡状态。这就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城乡二元的格局，两种生产方式塑造出了完全迥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到民国时期，国家政权把多数注意力放在城市，民族工商业虽得以发展，但广大农民仍然维持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不过由于战乱频仍，其发展水平只能停留在糊口层次。这期间，现代国家政权极少深入乡土社会，即使民国政府曾经建立了治安和税收为名义的基层政权，但却无法构成对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实质影响。
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新生政权开始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又扩展至全国范围。紧随的是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及由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完成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对传统农村的集体化改造。上述运动的效果有三个方面：确立农民对新生政权的支持从而实现国家政权对基层农村的全面控制；土地权属的变更进一步变革了村庄社会权力结构；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微妙变化。至此，整个农村与国家政权建设、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原始资本来自于国家对农业剩余财富的掌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将基层政权的自治原则彻底消除。传统的家族势力逐步被边缘化，血亲关系逐步让位于现代性意义上的人民关系甚至是革命意义上的同志关系；农业生产除了维系生命延续之外，又与革命理想建立起紧密关系。
中国农村由此开始进入到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和政策体系中，农民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村庄治理的问题同时就是建设基层政权的问题，农业生产也为工业生产奠定了坚实的资本基础。也正因为此，“三农”开始被“问题化”，人们开始关注“三农”的一举一动，也开始不断为“三农”问题出谋划策，理性原则成为理解“三农”问题的基本原则。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一举一动就不仅与整个国家发生联系，更与全球化的进程紧密相关。农业再也无法“落后”，村庄再也无法平静，农民再也无法淡定。于是，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就被提了出来，需要再次高举理性的大旗重新为“三农”问题寻找出路。
二、农村社会治理的真实问题
（一）国家治理视域中的乡村治理
近年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人们通过这些成果感受到的是“三农”领域危机丛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就将面临严重后果。“空疏化”、“三留守”、“农民工”、“返乡农民工”等时髦学术概念应运而生。如若把研究视野放大，就会发现农村已经被绑在了现代化的快车上，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成为“三农”研究的思想前提。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而言，国家政权在现代化的征途中扮演着极端重要的角色：它是设计者、推动者、执行者、裁决者和调节者。因此，面对新一轮的治理研究大潮，需要冷静思考的是：由众多研究成果所描述的“三农”特征背后，国家政权正在进行何种形式的重新布局。质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政权力量需要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确立起在农村的合法性基础，以使得农村的发展与整個国家的发展战略同步。因此，必须将农村社会治理问题与国家治理问题相联系，以后者作为分析前者的有效切入点。
国家治理框架下的乡村社会治理研究需要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基层政权的有效性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基础；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有效处理与基层民情治理的张力；三是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有效处理与市场治理之间的张力；四是有效国家治理的标志是构建起国家、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逻辑。
（二）国家治理与民情治理之间的张力
农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承载者，不仅积淀着长久以来影响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各种变量，也成为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千百年来，农村形成了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以血亲关系为核心原则的一整套相对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人们按照既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网络恰当地安守着自己的本分。在对天、地、人的多方关照中，村庄不断调试着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正所谓不管岁月如何变幻，乡村的宁静却始终依旧。这就是孟德斯鸠在社会理论意义上所描述的“法”的原则。社会学意义上的民情指的是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和行动意义来源，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4]。气候、地理、风俗等多种因素聚合在一个空间，在维系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锻造着人对周遭世界的理解，塑造着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把守着村庄作为共同体的基本精神。而所有这些内涵都集中体现在作为村庄基本单元的农户身上。 从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角度出发理解“三农”，首先需要将问题落实在国家与农户的关系上。国家治理以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官僚体制和统一的制度法令为前提。普遍性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但普遍性的治理原则却要面对场景足够丰富的地方性村庄。因此有效国家治理的基本要义就在于恰当处理普遍性和多元性的张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张力又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农村的民情结构会随着外来力量的介入不断调试自己的模样。因此，村庄社会治理问题就变成了国家行政力量如何有效嵌入村庄民情结构的问题，后者成为前者得以铺陈的前提。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十年，国家意志以各种制度化的形式大举进入村庄，一方面改造了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但另一方面也使村庄社会治理结构具备了更大的弹性，即村庄社会结构的调整并未如执政者所预想的那样顺利，并为其后进行的改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三）国家治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张力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力量大举进入农村。市场按照自身的价值原则甚至资本原则开始逐步重塑乡村治理格局。随着人财物的流入与流出，村庄的治理格局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国家意志此时并未退场，也不可能退场，但其却在市场面前再次面临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因国家取消了农业税的征收，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也慢慢从政治问题转变成经济问题——超生上缴罚款，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等现象的出现，国家政权在基层村庄的影响力逐渐减弱。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个体农户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逐步显现。由此，国家又通过对农业生产的各种补贴政策重新回到村庄的治理结构当中。但市场的力量终究太过强大，通过外出务工、升学、参军等途径，农村的人财物大量流向城市。农村能否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后方成为核心议题[5]。事实表明，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与村庄的现代化同步。这也是当前有关国家发展战略的顶层判断。正因如此，国家治理面临困境，即市场在成就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农村的危害。
（四）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综上，涉及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的三方力量终于浮出水面：国家、市场和民情。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国家力量始终是任何治理问题的主导原则。但这个原则必须恰当处理与市场和民情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两层含义：一是三者要在实践中恰当处理各自关系中的张力，从而在不断调试中形成稳定的治理格局；二是这种稳定的格局又不可能是一种彻底的均衡，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均衡，且这种均衡又会在不同的情境中形成不同的中心。即任何治理格局的最终形成都需要将其中一个因素视为中心原则，其他因素以此为中轴开始找寻各自在治理结构中的位置。因此，分析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就是在分析国家治理问题，就是在分析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问题。
实践出真知。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维系村庄社会秩序的核心原则是多元的，即不同的村庄在与国家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双重博弈中逐渐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民情，村庄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原则不断趋同，村庄社会秩序和农户的生活方式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因此，当国家行政力量主导的社会治理试图打破上述力量的平衡状态时，势必引发新一轮的博弈进程。在这种动态调整中实现了村庄社会治理结构的相对稳定。
三、农村社会治理格局的多元选择
下文将展示三个典型村庄的社会治理格局，试图总结不同村庄在与国家行政力量、市场力量的博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稳定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民情基础。
（一）同兴村：经济主导
2001年，同兴村的一位退伍军人从山东战友处得知种植西瓜可以赚钱，于是向村里建议推广西瓜种植。在说服村干部后，部分积极分子开始试种西瓜，并且向乡镇汇报了此事。镇领导也急于找到新的经济发展增长点，于是表示给予政策支持。由于种植经济作物有一定的市场风险，很多群众持观望态度。于是村庄发动党员干部和一部分农户率先种植，镇政府也帮忙联系了低息贷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西瓜获得丰收。在销售阶段，镇领导将同兴村的情况上报给了户县政府，户县政府对此表示大力支持，他们决定在西瓜成熟之际在县城给同兴村的西瓜开“绿灯”，让他们在县城内不限制时间、不限制空间进行销售，并且把价钱定高一点，由县政府亲自出面为同兴西瓜打品牌。就这样，同兴西瓜顺利开始在县城销售，由于价钱高于其他西瓜，并且县上帮助打品牌，加上本身西瓜质量可以，种植户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有此示范，第二年西瓜种植户大为增长，加之村上推广种植反季节蔬菜，同兴村对传统粮食生产的依赖性逐年降低。政府加大投资，免费提供水管，村民将水管直接埋到了地下，方便了用水季节直接浇水。这些水管由国家和镇政府投资的，村民只负责埋管子。县政府为推动同兴西瓜的发展，决定开展“西瓜推介会”，让村民将成熟优质的西瓜拿到推介会上，向大家介绍同兴西瓜的品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增强了品牌效应，吸引了更多的商家前来收购。
到了第三年，更多村民加入到种植西瓜的行列，据村干部介绍，现在西瓜种植户已经占到了全村的90%以上。而此时，同兴西瓜的种植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形成了品牌。同兴村还邀请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教授前来指导西瓜种植。据村干部介绍，现在村民人均年收入有1万元以上。全村也全部实现了种植大棚化，灌溉自动化，品种先进化。同兴村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实现了村民基本不用外出打工，生活相对富裕的目标。
通过调查发現，在同兴村致富的过程中基层政权、农户以及村庄三者之间已经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他们拥有发展经济的共同愿望，也会在此过程中协商式地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经济发展带来了该村老百姓思维方式和行动原则的一系列变化。人们不再认为靠天吃饭的农业是唯一的生活出路，有了钱的农民也开始“享受生活”——他们认为城里人有的他们也可以有；在传统的婚丧嫁娶活动中，人们也逐步把传统遗留下的各种繁复过程简化处理，更加强调能够显示自己经济水平的各种象征物，如汽车、城里的房子、好工作等等。
同兴村为了提高收益，增大规模，决定重新分配土地。原则是将肥沃的土地优先分给西瓜种植户，不想种西瓜的村民只能分到较差的土地。不种西瓜的村民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凭什么不种西瓜，就不能分到好地。对于种西瓜分田地的质疑声音一时间在全村里广泛传播，大部分村民都纷纷反对重新分配土地。村干部一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此时，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最高点。最后，村干部们想到了一个较温和的办法：对于那些最后分到土地，地比较贫瘠的村民，可以多分一些土地，以弥补土地贫瘠的不足。这个措施在实施的时候，依然受到一部分村民的反对。对于那些不同意的村民，在村干部的再三努力下，村民终于都接受了这个方案（即使有几个还不想同意，也无能为力，只好被迫接受现实）。最终，土地分配工作就这么完成了。这是村干部与村民妥协的结果。 调查发现，多数农户每天都忙于打理自己的经济作物，而无暇顾及村公共事务。据村干部讲，这些年村公共事务较少。村民之间虽然少有参与公共生活，但并不影响其对整个村庄的认同。提到自己的村，村民都一脸骄傲，会细数这些年村的发展成果。
村干部也强调了镇、乡两级政府对该村的巨大支持。国家政权有效地参与到了村庄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并在此过程中维系了村庄的社会秩序稳定。通过同兴村的调查，笔者发现该村优先发展经济，随后以此为中心逐步解决村庄社会秩序、农户个体行为与国家政权之间三者的有效平衡，村庄社会治理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二）蒋村：文化传承
蒋村是一个文化气息浓郁的村庄，传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保存。正月里的民俗活动非常丰富，形式多样。尤以出板对、歪官戏等活动出名，得到了县里甚至省上的重视。当地的民俗活动一般准备时间较长，耗资较大，规模庞大。最近一次举办的大型民俗活动得到了县里的大力支持，蒋村也因为村子里流传已久的这些民俗活动而远近闻名。这一系列的民俗活动目前也已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陕西省文化主管机关表示，将会尽全力支持村民传承这一独特的民俗活动。
蒋村现在还保存有好几处庙宇，有几处还是后来群众集资翻新的。蒋村还保留着过庙会的习俗，而庙会现在也主要是以买卖物品等交流贸易活动为主，真正去庙里烧香拜佛的人没有之前那么多了。因为蒋村人口众多，所以蒋村的庙会是周围有庙会的村子里最热闹的。
该村有两座寺庙，村民都是在每年正月的时候才去庙里烧香拜佛。但问到去庙里的村民信不信佛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说不清楚，都说一般都不太相信，但也还会去庙里拜佛——“不是很信这个，但是还是求个心安。”而且不管庙里供的是什么佛，都会去拜一拜，保佑一家平安——“反正拜一拜又没什么坏处。”实际情形是：去庙里拜佛的大都是老年妇女，有事求佛祖菩萨的保佑，比如保佑孩子考上大学，家里生个小孩，生病的早点康复之类的；如果家里有孩子真的考上了好大学了，或者家里添了小孩、生病的人也很快就康复了，一般老人都会带着孩子或家里人去庙里还愿，但平时并没有多少人去庙里。
相比于同兴村，蒋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稍显落后。改革开放以来，该村也像多数村庄一样出现了外出务工人员、种植经济作物面积逐步增长以及村庄公共生活减少等现象。但由于该村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效果优于周边其他村，所以该村百姓的凝聚力也高于其他村。
调查发现，该村百姓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很高。蒋村共有两所幼儿园，一所小学，一所初中。其中三所学校都位于公路旁边，交通便利，可辐射附近的多所村庄。近几年，学校由国家出资进行了翻修重建，硬件设施较之前得到了较大改善。村民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大都比较重视，大多数村民都表示，如果有条件的话非常愿意孩子继续读书，并且希望可以把孩子送到条件更好的地方接受良好的教育，考上更好的大学。
调查发现，该村中存在文化精英的影响作用。蒋村的村支书虽不是党政一把手，但在村里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该村支书当过兵，爱好文艺，口才极佳，写得一手好字，家里一双儿女都是大学毕业且有较好的工作。他经常担任村上年轻人婚礼的主持人，也对策划重大民俗活动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对村中各家各户的状况了如指掌，在村中具有较高的威信。很多村里的家庭纠纷和公共事务纠纷都是在他的调解下达成了和解。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该村在某退休小学教师的主持下独立编写过村史。
蒋村近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诸如村庄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人们对婚丧嫁娶等仪式性活动的态度，对村干部的态度以及对自己未来生活的谋划等方面都与该村的文化因素息息相关：村民通过对村庄庙宇的祭拜来寻求内心的平静和未来生活的希望，重大节日的民俗活动也把整个村庄都进行了有效动员，地方政府也乐于将该村作為一个文化符号进行大力宣传，并给予各种民俗活动的积极支持。蒋村通过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通过对教育的重视，将个体农户、村庄公共生活与基层政权建设紧密结合。在重大民俗活动中，都能够见到对国家大政方针的积极宣传；村民也通过排演民俗活动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由此可以看出，蒋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化印记非常明显，已经围绕民俗文化这一核心因素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运行秩序。国家行政力量与村民一道通过对文化传统的保护，确立起自己在民众中的威信。
（三）付家庄村：借力宗教
付家庄是一个教民村，宗教是这个村的一大特色，村民普遍信仰天主教。村里坐落着一个教堂，修建于20世纪90年代，每逢礼拜二和礼拜天，教民们便前往教堂在牧师的带领下进行礼拜、祷告以及弥撒。因为信仰天主教的原因，村里的居民很少有赌博、聚众娱乐等行为。据村干部介绍，一百多年前便有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付家庄传教，最初的传教士带来的是先进的医疗、教育和器物，村干部也提到村里的第一辆自行车便是传教士带来的。“教堂在文革期间是没有的，在1995年，在党的中央政策落实了以后，教民们自发捐款修建了教堂。”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思想的逐步重新解放，付家庄的天主教信仰又重新复兴了，村里逐渐恢复了日常的礼拜等宗教活动。到了90年代，付家庄村民与教会在旧的教堂原址上重新集资修建了一座新的大教堂，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教堂。对于重建教堂，重建信仰的问题，村干部认为人们不应该没有信仰，缺少信仰会让人心无所依恃，因此觉得当时修建一座新的教堂、重新树立起村民们的天主教信仰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当时贫困落后的付家庄来说，宗教带来的极大好处和利益被迅速接受。到目前为止，村子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本地村民都是信仰天主教的教民。因此，与传统宗族势力相比，天主教教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传统的宗族势力在付家庄也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另外，天主教的教义主张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平等相待，而宗族组织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由此外来宗教在本村的影响更大。与此同时，由于教会乐善好施，在村民遇到困难时会为村民募捐、帮忙，再加上经常举办各种宗教活动，教会给付家庄村民所带来的亲切感与归属感远远超过宗族。 付家庄村的结婚习俗是“中西合璧”的。村民结婚首先遵循西方天主教的礼仪，新人需要到教堂让神父为他们主持婚礼，在新人婚礼的这一天村子里的教民们无论亲疏远近，都会自发前往教堂见证他们的婚礼。在婚礼上，新人们接受所有人的祈祷和祝福，随之走进婚礼的殿堂。“在教堂里做的是神的事，拜天地是人的事”。结束完教堂里的天主教婚礼仪式之后，新人还需要返回家中做“人的事”——拜天地。离开了教堂，一切便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展开。“早上吃面，下午坐席”，新人早上在家里邀请大家吃面条，午后开始举行传统结婚仪式：拜堂、拜天地，以及摆酒席邀请亲朋好友来一起参加。由此可见，即使是在付家庄这样的教民村也依旧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气息，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
天主教教义不主张离婚而主张家庭和睦、与家里人不吵架，村里出现严重家庭纠纷要闹离婚时，教会会主动出面调停。因此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婚姻生活都过得和睦而美满，村子里已经很多年没有离婚现象了。
对于虔诚信仰天主教的付家庄村民来说，天主教文化已经渗透进了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就日常来说，每天早上、中午、晚上、用餐前、睡前，虔诚的教民们都会进行祈祷表达对主的感恩与问候。在每周二和每周日以及神父来到村子的那几天，付家庄的教民们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前往教堂听取神父的教诲，在神父的带领下诵读《圣经》，抒发各自的感想与体会，在神父的帮助下反省消除罪孽，解决生活中的烦恼。除此之外，他们还会随着教会一起过天主教的节日，例如圣母升天节、复活节、圣诞节等。
该村建有一座教会出资修建的敬老院，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目前入住了9位老人。村干部介绍，镇政府与村上都比较支持教会的这一举动。在土地规划等方面给予了政策支持。每逢重大宗教节日举办的公共活动，不仅会吸引本村及周边村庄的教民参加，基层政府也会借此机会宣传各种涉农政策。
由此可见，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基督教文化已经成为该村社会有效治理的核心力量。调查发现，该村经济不发达，村中也不乏贫困户；外出务工人员也多于临近村庄，但村庄里平日的宁静与重大教俗节日的隆重与热闹共同塑造了转型中的村庄秩序。
（四）国家治理视域中的多元化乡村治理格局
上述三个村庄的治理实践为理解当下中国农村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基本参照，揭示出有效的农村社会治理可以依循多元化的路径。
第一，市场主导的路径。同兴村的治理实践彰显了当前中国多数乡村的基本治理格局。市场力量进入到农村之后，不仅激活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重塑了农民关于农业、关于城市甚至关于人生的新理解，而且以自身的逻辑重塑农民对村庄共同体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基层政权因势利导，以政策介入的方式始终“在场”。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不仅没有对立，反而共同塑造着新的乡村治理格局。在此路径中，国家力量一方面充分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又将市场力量始终置于自身的控制之下。市场力量带来了可见的物质实惠，而国家力量则为市场力量得以施展创造了有效的制度环境。
第二，文化主导的路径。蒋村和付家庄村的治理实践，凸显了文化这一变量在治理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蒋村的治理实践凸出显现了传统农业文明在当下的村庄运行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农村社会的基本民情是由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所塑造而成的。其对天地人的理解始终以血亲关系为基础。蒋村虽地处国道两侧，改革开放以来也逐渐吸收了多种市场要素，但民俗文化依然成为村庄治理的有效基础。其具体表现在民俗文化中所倡导的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和村庄运行的基本原则得到村庄成员的高度认可，尤其在市场文化的冲击下，不但没有衰减反倒更加巩固。人们逐渐体会到市场带来物质享受的同时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体验。蒋村的基层政权也充分利用村民对传统民俗文化的认同，大力支持传统民俗表演，也大力支持编写村史，希望通过文化传统把村民紧密团结起来。显然，国家治理是以文化治理的形式得以完成的。
付家庄村则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比较典型的村庄。一方面，外来文化已经与传统的农业文明有机融合；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也充分利用了外来文化对于村庄社会整合的有效作用。
总的说来，从多元化的农村社会治理路径中也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正在从总体性模式变为间接性模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国家治理原则统摄一切的总体性社会。国家力量控制整个社会的全部资源。这种整体性的治理不仅治理效率低下，而且使得整个社会缺少活力。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力量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收缩自己的触角，但这种收缩又不是完全退出，而是以有条件的方式与市场等其他治理力量合作。这种合作不是一种均衡化的合作，而是会根据不同的村庄实际凸显某一个变量的核心作用，其他力量会围绕此中轴在治理实践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治理结构，从而实现村庄治理的动态平衡。
四、结 语
一般而论，治理理论强调的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政策制定、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善治”的主要手段[6]。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凸显了近年来中国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时代”的到来。近代以来的中国乡村治理，首要问题是在国家行政力量推动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必须在城乡二元的格局中打破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和循环性，必须面对以理性原则为核心要旨的一系列现代国家的政策谋划。
通过对上述三座村庄的实地调查，笔者发现不同村庄都在发展过程中寻找到了重新调适自身发展的核心变量，从而因应由社会转型给村庄和农户带来的巨大心理挑战和生活压力。以此，本文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多元路径”这一对当前村庄社会治理问题的分析视角。
也许，时代巨变中的村庄并未如许多论者所想象的那般不堪，中国农民正在用充满智慧的行动诠释着自身发展的独特路径。当然，现代政体要求国家发展理念必须被有效贯彻。但如若处理不好与既有村庄民情之间的关系，或者国家行政力量不能有效嵌入进既有村庄社会权力结构中，就会打破村庄的平静——农民会利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逻辑在实践中不断寻求新的平衡状态。因此，农村社会治理的出路在于从根本上解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换言之，有效的乡村治理必须建立在减轻权威体制的运行负荷基础之上。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村庄社会治理的过程需要有效处理外在力量对农村的“惊扰”，但既有的村庄治理秩序也并非“空穴来风”——它也是在实践中不断被创制出来的，因此要求有关村庄社会治理的研究尽量将“形成史”与“当前史”的双维度相结合，以期较为完整地展示中国村庄社会治理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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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M].北京：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438.
（责任编辑 王婷婷）
关键词：农村；社会治理；基层政权；多元路径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2.0014
一、问题化的“三农”
“三农”这一提法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以来，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多数研究都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甚至是危机意识。其实，“三农”被问题化始自20世纪初，随着近代以来商业化因素不断渗透进传统农村，传统的小农生产以及建立在其上的一整套村庄社会结构都在逐步发生变化[1]。有识之士遂生出担心，唯恐儒家道统随村庄的蜕变而一同退出历史。
传统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在于，生产范围小，生产效率低，产品主要维持生命延续，积累率低。如此特征的农业生产方式塑造了一整套稳定的小农文化心理，诸如由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塑造的祖先崇拜、孝道文化，由生产技术的口耳相传塑造的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等。也由此，官-绅-民的社会权力结构逐渐形成，尤其是绅权在皇权与农民之间构建出稳定的缓冲地带，地方社会能够在士绅阶层的维护下得以稳定。皇权也在此过程中与基层社会保持了相对的均衡状态[2]。
清朝中期以后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导致了农业生产中的人地矛盾愈发突出。长期稳定的农业生产受到了巨大挑战：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由于耕地面积长期保持稳定状态，导致了所谓“过密化”农业的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增多。为解决生计，人们自然会想方设法的在农业以外的领域寻求出路。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商业化因素不断引入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对劳动力都有大量的需求，临近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向外转移的机会。他们逐步脱离农业生产，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附关系，由此会逐步改变既有的文化心理[3]。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慢慢使原有的人地矛盾逐步化解，农业生产得以慢慢恢复到原有的平衡状态。这就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城乡二元的格局，两种生产方式塑造出了完全迥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到民国时期，国家政权把多数注意力放在城市，民族工商业虽得以发展，但广大农民仍然维持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不过由于战乱频仍，其发展水平只能停留在糊口层次。这期间，现代国家政权极少深入乡土社会，即使民国政府曾经建立了治安和税收为名义的基层政权，但却无法构成对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实质影响。
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新生政权开始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又扩展至全国范围。紧随的是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及由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完成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对传统农村的集体化改造。上述运动的效果有三个方面：确立农民对新生政权的支持从而实现国家政权对基层农村的全面控制；土地权属的变更进一步变革了村庄社会权力结构；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微妙变化。至此，整个农村与国家政权建设、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原始资本来自于国家对农业剩余财富的掌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将基层政权的自治原则彻底消除。传统的家族势力逐步被边缘化，血亲关系逐步让位于现代性意义上的人民关系甚至是革命意义上的同志关系；农业生产除了维系生命延续之外，又与革命理想建立起紧密关系。
中国农村由此开始进入到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和政策体系中，农民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村庄治理的问题同时就是建设基层政权的问题，农业生产也为工业生产奠定了坚实的资本基础。也正因为此，“三农”开始被“问题化”，人们开始关注“三农”的一举一动，也开始不断为“三农”问题出谋划策，理性原则成为理解“三农”问题的基本原则。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一举一动就不仅与整个国家发生联系，更与全球化的进程紧密相关。农业再也无法“落后”，村庄再也无法平静，农民再也无法淡定。于是，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就被提了出来，需要再次高举理性的大旗重新为“三农”问题寻找出路。
二、农村社会治理的真实问题
（一）国家治理视域中的乡村治理
近年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人们通过这些成果感受到的是“三农”领域危机丛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就将面临严重后果。“空疏化”、“三留守”、“农民工”、“返乡农民工”等时髦学术概念应运而生。如若把研究视野放大，就会发现农村已经被绑在了现代化的快车上，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成为“三农”研究的思想前提。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而言，国家政权在现代化的征途中扮演着极端重要的角色：它是设计者、推动者、执行者、裁决者和调节者。因此，面对新一轮的治理研究大潮，需要冷静思考的是：由众多研究成果所描述的“三农”特征背后，国家政权正在进行何种形式的重新布局。质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政权力量需要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确立起在农村的合法性基础，以使得农村的发展与整個国家的发展战略同步。因此，必须将农村社会治理问题与国家治理问题相联系，以后者作为分析前者的有效切入点。
国家治理框架下的乡村社会治理研究需要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基层政权的有效性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基础；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有效处理与基层民情治理的张力；三是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有效处理与市场治理之间的张力；四是有效国家治理的标志是构建起国家、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逻辑。
（二）国家治理与民情治理之间的张力
农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承载者，不仅积淀着长久以来影响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各种变量，也成为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千百年来，农村形成了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以血亲关系为核心原则的一整套相对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人们按照既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网络恰当地安守着自己的本分。在对天、地、人的多方关照中，村庄不断调试着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正所谓不管岁月如何变幻，乡村的宁静却始终依旧。这就是孟德斯鸠在社会理论意义上所描述的“法”的原则。社会学意义上的民情指的是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和行动意义来源，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4]。气候、地理、风俗等多种因素聚合在一个空间，在维系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锻造着人对周遭世界的理解，塑造着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把守着村庄作为共同体的基本精神。而所有这些内涵都集中体现在作为村庄基本单元的农户身上。 从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角度出发理解“三农”，首先需要将问题落实在国家与农户的关系上。国家治理以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官僚体制和统一的制度法令为前提。普遍性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但普遍性的治理原则却要面对场景足够丰富的地方性村庄。因此有效国家治理的基本要义就在于恰当处理普遍性和多元性的张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张力又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农村的民情结构会随着外来力量的介入不断调试自己的模样。因此，村庄社会治理问题就变成了国家行政力量如何有效嵌入村庄民情结构的问题，后者成为前者得以铺陈的前提。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十年，国家意志以各种制度化的形式大举进入村庄，一方面改造了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但另一方面也使村庄社会治理结构具备了更大的弹性，即村庄社会结构的调整并未如执政者所预想的那样顺利，并为其后进行的改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三）国家治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张力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力量大举进入农村。市场按照自身的价值原则甚至资本原则开始逐步重塑乡村治理格局。随着人财物的流入与流出，村庄的治理格局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国家意志此时并未退场，也不可能退场，但其却在市场面前再次面临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因国家取消了农业税的征收，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也慢慢从政治问题转变成经济问题——超生上缴罚款，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等现象的出现，国家政权在基层村庄的影响力逐渐减弱。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个体农户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逐步显现。由此，国家又通过对农业生产的各种补贴政策重新回到村庄的治理结构当中。但市场的力量终究太过强大，通过外出务工、升学、参军等途径，农村的人财物大量流向城市。农村能否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后方成为核心议题[5]。事实表明，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与村庄的现代化同步。这也是当前有关国家发展战略的顶层判断。正因如此，国家治理面临困境，即市场在成就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农村的危害。
（四）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综上，涉及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的三方力量终于浮出水面：国家、市场和民情。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国家力量始终是任何治理问题的主导原则。但这个原则必须恰当处理与市场和民情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两层含义：一是三者要在实践中恰当处理各自关系中的张力，从而在不断调试中形成稳定的治理格局；二是这种稳定的格局又不可能是一种彻底的均衡，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均衡，且这种均衡又会在不同的情境中形成不同的中心。即任何治理格局的最终形成都需要将其中一个因素视为中心原则，其他因素以此为中轴开始找寻各自在治理结构中的位置。因此，分析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就是在分析国家治理问题，就是在分析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问题。
实践出真知。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维系村庄社会秩序的核心原则是多元的，即不同的村庄在与国家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双重博弈中逐渐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民情，村庄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原则不断趋同，村庄社会秩序和农户的生活方式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因此，当国家行政力量主导的社会治理试图打破上述力量的平衡状态时，势必引发新一轮的博弈进程。在这种动态调整中实现了村庄社会治理结构的相对稳定。
三、农村社会治理格局的多元选择
下文将展示三个典型村庄的社会治理格局，试图总结不同村庄在与国家行政力量、市场力量的博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稳定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民情基础。
（一）同兴村：经济主导
2001年，同兴村的一位退伍军人从山东战友处得知种植西瓜可以赚钱，于是向村里建议推广西瓜种植。在说服村干部后，部分积极分子开始试种西瓜，并且向乡镇汇报了此事。镇领导也急于找到新的经济发展增长点，于是表示给予政策支持。由于种植经济作物有一定的市场风险，很多群众持观望态度。于是村庄发动党员干部和一部分农户率先种植，镇政府也帮忙联系了低息贷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西瓜获得丰收。在销售阶段，镇领导将同兴村的情况上报给了户县政府，户县政府对此表示大力支持，他们决定在西瓜成熟之际在县城给同兴村的西瓜开“绿灯”，让他们在县城内不限制时间、不限制空间进行销售，并且把价钱定高一点，由县政府亲自出面为同兴西瓜打品牌。就这样，同兴西瓜顺利开始在县城销售，由于价钱高于其他西瓜，并且县上帮助打品牌，加上本身西瓜质量可以，种植户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有此示范，第二年西瓜种植户大为增长，加之村上推广种植反季节蔬菜，同兴村对传统粮食生产的依赖性逐年降低。政府加大投资，免费提供水管，村民将水管直接埋到了地下，方便了用水季节直接浇水。这些水管由国家和镇政府投资的，村民只负责埋管子。县政府为推动同兴西瓜的发展，决定开展“西瓜推介会”，让村民将成熟优质的西瓜拿到推介会上，向大家介绍同兴西瓜的品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增强了品牌效应，吸引了更多的商家前来收购。
到了第三年，更多村民加入到种植西瓜的行列，据村干部介绍，现在西瓜种植户已经占到了全村的90%以上。而此时，同兴西瓜的种植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形成了品牌。同兴村还邀请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教授前来指导西瓜种植。据村干部介绍，现在村民人均年收入有1万元以上。全村也全部实现了种植大棚化，灌溉自动化，品种先进化。同兴村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实现了村民基本不用外出打工，生活相对富裕的目标。
通过调查发現，在同兴村致富的过程中基层政权、农户以及村庄三者之间已经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他们拥有发展经济的共同愿望，也会在此过程中协商式地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经济发展带来了该村老百姓思维方式和行动原则的一系列变化。人们不再认为靠天吃饭的农业是唯一的生活出路，有了钱的农民也开始“享受生活”——他们认为城里人有的他们也可以有；在传统的婚丧嫁娶活动中，人们也逐步把传统遗留下的各种繁复过程简化处理，更加强调能够显示自己经济水平的各种象征物，如汽车、城里的房子、好工作等等。
同兴村为了提高收益，增大规模，决定重新分配土地。原则是将肥沃的土地优先分给西瓜种植户，不想种西瓜的村民只能分到较差的土地。不种西瓜的村民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凭什么不种西瓜，就不能分到好地。对于种西瓜分田地的质疑声音一时间在全村里广泛传播，大部分村民都纷纷反对重新分配土地。村干部一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此时，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最高点。最后，村干部们想到了一个较温和的办法：对于那些最后分到土地，地比较贫瘠的村民，可以多分一些土地，以弥补土地贫瘠的不足。这个措施在实施的时候，依然受到一部分村民的反对。对于那些不同意的村民，在村干部的再三努力下，村民终于都接受了这个方案（即使有几个还不想同意，也无能为力，只好被迫接受现实）。最终，土地分配工作就这么完成了。这是村干部与村民妥协的结果。 调查发现，多数农户每天都忙于打理自己的经济作物，而无暇顾及村公共事务。据村干部讲，这些年村公共事务较少。村民之间虽然少有参与公共生活，但并不影响其对整个村庄的认同。提到自己的村，村民都一脸骄傲，会细数这些年村的发展成果。
村干部也强调了镇、乡两级政府对该村的巨大支持。国家政权有效地参与到了村庄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并在此过程中维系了村庄的社会秩序稳定。通过同兴村的调查，笔者发现该村优先发展经济，随后以此为中心逐步解决村庄社会秩序、农户个体行为与国家政权之间三者的有效平衡，村庄社会治理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二）蒋村：文化传承
蒋村是一个文化气息浓郁的村庄，传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保存。正月里的民俗活动非常丰富，形式多样。尤以出板对、歪官戏等活动出名，得到了县里甚至省上的重视。当地的民俗活动一般准备时间较长，耗资较大，规模庞大。最近一次举办的大型民俗活动得到了县里的大力支持，蒋村也因为村子里流传已久的这些民俗活动而远近闻名。这一系列的民俗活动目前也已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陕西省文化主管机关表示，将会尽全力支持村民传承这一独特的民俗活动。
蒋村现在还保存有好几处庙宇，有几处还是后来群众集资翻新的。蒋村还保留着过庙会的习俗，而庙会现在也主要是以买卖物品等交流贸易活动为主，真正去庙里烧香拜佛的人没有之前那么多了。因为蒋村人口众多，所以蒋村的庙会是周围有庙会的村子里最热闹的。
该村有两座寺庙，村民都是在每年正月的时候才去庙里烧香拜佛。但问到去庙里的村民信不信佛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说不清楚，都说一般都不太相信，但也还会去庙里拜佛——“不是很信这个，但是还是求个心安。”而且不管庙里供的是什么佛，都会去拜一拜，保佑一家平安——“反正拜一拜又没什么坏处。”实际情形是：去庙里拜佛的大都是老年妇女，有事求佛祖菩萨的保佑，比如保佑孩子考上大学，家里生个小孩，生病的早点康复之类的；如果家里有孩子真的考上了好大学了，或者家里添了小孩、生病的人也很快就康复了，一般老人都会带着孩子或家里人去庙里还愿，但平时并没有多少人去庙里。
相比于同兴村，蒋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稍显落后。改革开放以来，该村也像多数村庄一样出现了外出务工人员、种植经济作物面积逐步增长以及村庄公共生活减少等现象。但由于该村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效果优于周边其他村，所以该村百姓的凝聚力也高于其他村。
调查发现，该村百姓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很高。蒋村共有两所幼儿园，一所小学，一所初中。其中三所学校都位于公路旁边，交通便利，可辐射附近的多所村庄。近几年，学校由国家出资进行了翻修重建，硬件设施较之前得到了较大改善。村民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大都比较重视，大多数村民都表示，如果有条件的话非常愿意孩子继续读书，并且希望可以把孩子送到条件更好的地方接受良好的教育，考上更好的大学。
调查发现，该村中存在文化精英的影响作用。蒋村的村支书虽不是党政一把手，但在村里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该村支书当过兵，爱好文艺，口才极佳，写得一手好字，家里一双儿女都是大学毕业且有较好的工作。他经常担任村上年轻人婚礼的主持人，也对策划重大民俗活动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对村中各家各户的状况了如指掌，在村中具有较高的威信。很多村里的家庭纠纷和公共事务纠纷都是在他的调解下达成了和解。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该村在某退休小学教师的主持下独立编写过村史。
蒋村近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诸如村庄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人们对婚丧嫁娶等仪式性活动的态度，对村干部的态度以及对自己未来生活的谋划等方面都与该村的文化因素息息相关：村民通过对村庄庙宇的祭拜来寻求内心的平静和未来生活的希望，重大节日的民俗活动也把整个村庄都进行了有效动员，地方政府也乐于将该村作為一个文化符号进行大力宣传，并给予各种民俗活动的积极支持。蒋村通过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通过对教育的重视，将个体农户、村庄公共生活与基层政权建设紧密结合。在重大民俗活动中，都能够见到对国家大政方针的积极宣传；村民也通过排演民俗活动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由此可以看出，蒋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化印记非常明显，已经围绕民俗文化这一核心因素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运行秩序。国家行政力量与村民一道通过对文化传统的保护，确立起自己在民众中的威信。
（三）付家庄村：借力宗教
付家庄是一个教民村，宗教是这个村的一大特色，村民普遍信仰天主教。村里坐落着一个教堂，修建于20世纪90年代，每逢礼拜二和礼拜天，教民们便前往教堂在牧师的带领下进行礼拜、祷告以及弥撒。因为信仰天主教的原因，村里的居民很少有赌博、聚众娱乐等行为。据村干部介绍，一百多年前便有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付家庄传教，最初的传教士带来的是先进的医疗、教育和器物，村干部也提到村里的第一辆自行车便是传教士带来的。“教堂在文革期间是没有的，在1995年，在党的中央政策落实了以后，教民们自发捐款修建了教堂。”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思想的逐步重新解放，付家庄的天主教信仰又重新复兴了，村里逐渐恢复了日常的礼拜等宗教活动。到了90年代，付家庄村民与教会在旧的教堂原址上重新集资修建了一座新的大教堂，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教堂。对于重建教堂，重建信仰的问题，村干部认为人们不应该没有信仰，缺少信仰会让人心无所依恃，因此觉得当时修建一座新的教堂、重新树立起村民们的天主教信仰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当时贫困落后的付家庄来说，宗教带来的极大好处和利益被迅速接受。到目前为止，村子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本地村民都是信仰天主教的教民。因此，与传统宗族势力相比，天主教教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传统的宗族势力在付家庄也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另外，天主教的教义主张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平等相待，而宗族组织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由此外来宗教在本村的影响更大。与此同时，由于教会乐善好施，在村民遇到困难时会为村民募捐、帮忙，再加上经常举办各种宗教活动，教会给付家庄村民所带来的亲切感与归属感远远超过宗族。 付家庄村的结婚习俗是“中西合璧”的。村民结婚首先遵循西方天主教的礼仪，新人需要到教堂让神父为他们主持婚礼，在新人婚礼的这一天村子里的教民们无论亲疏远近，都会自发前往教堂见证他们的婚礼。在婚礼上，新人们接受所有人的祈祷和祝福，随之走进婚礼的殿堂。“在教堂里做的是神的事，拜天地是人的事”。结束完教堂里的天主教婚礼仪式之后，新人还需要返回家中做“人的事”——拜天地。离开了教堂，一切便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展开。“早上吃面，下午坐席”，新人早上在家里邀请大家吃面条，午后开始举行传统结婚仪式：拜堂、拜天地，以及摆酒席邀请亲朋好友来一起参加。由此可见，即使是在付家庄这样的教民村也依旧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气息，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
天主教教义不主张离婚而主张家庭和睦、与家里人不吵架，村里出现严重家庭纠纷要闹离婚时，教会会主动出面调停。因此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婚姻生活都过得和睦而美满，村子里已经很多年没有离婚现象了。
对于虔诚信仰天主教的付家庄村民来说，天主教文化已经渗透进了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就日常来说，每天早上、中午、晚上、用餐前、睡前，虔诚的教民们都会进行祈祷表达对主的感恩与问候。在每周二和每周日以及神父来到村子的那几天，付家庄的教民们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前往教堂听取神父的教诲，在神父的带领下诵读《圣经》，抒发各自的感想与体会，在神父的帮助下反省消除罪孽，解决生活中的烦恼。除此之外，他们还会随着教会一起过天主教的节日，例如圣母升天节、复活节、圣诞节等。
该村建有一座教会出资修建的敬老院，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目前入住了9位老人。村干部介绍，镇政府与村上都比较支持教会的这一举动。在土地规划等方面给予了政策支持。每逢重大宗教节日举办的公共活动，不仅会吸引本村及周边村庄的教民参加，基层政府也会借此机会宣传各种涉农政策。
由此可见，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基督教文化已经成为该村社会有效治理的核心力量。调查发现，该村经济不发达，村中也不乏贫困户；外出务工人员也多于临近村庄，但村庄里平日的宁静与重大教俗节日的隆重与热闹共同塑造了转型中的村庄秩序。
（四）国家治理视域中的多元化乡村治理格局
上述三个村庄的治理实践为理解当下中国农村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基本参照，揭示出有效的农村社会治理可以依循多元化的路径。
第一，市场主导的路径。同兴村的治理实践彰显了当前中国多数乡村的基本治理格局。市场力量进入到农村之后，不仅激活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重塑了农民关于农业、关于城市甚至关于人生的新理解，而且以自身的逻辑重塑农民对村庄共同体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基层政权因势利导，以政策介入的方式始终“在场”。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不仅没有对立，反而共同塑造着新的乡村治理格局。在此路径中，国家力量一方面充分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又将市场力量始终置于自身的控制之下。市场力量带来了可见的物质实惠，而国家力量则为市场力量得以施展创造了有效的制度环境。
第二，文化主导的路径。蒋村和付家庄村的治理实践，凸显了文化这一变量在治理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蒋村的治理实践凸出显现了传统农业文明在当下的村庄运行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农村社会的基本民情是由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所塑造而成的。其对天地人的理解始终以血亲关系为基础。蒋村虽地处国道两侧，改革开放以来也逐渐吸收了多种市场要素，但民俗文化依然成为村庄治理的有效基础。其具体表现在民俗文化中所倡导的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和村庄运行的基本原则得到村庄成员的高度认可，尤其在市场文化的冲击下，不但没有衰减反倒更加巩固。人们逐渐体会到市场带来物质享受的同时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体验。蒋村的基层政权也充分利用村民对传统民俗文化的认同，大力支持传统民俗表演，也大力支持编写村史，希望通过文化传统把村民紧密团结起来。显然，国家治理是以文化治理的形式得以完成的。
付家庄村则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比较典型的村庄。一方面，外来文化已经与传统的农业文明有机融合；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也充分利用了外来文化对于村庄社会整合的有效作用。
总的说来，从多元化的农村社会治理路径中也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正在从总体性模式变为间接性模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国家治理原则统摄一切的总体性社会。国家力量控制整个社会的全部资源。这种整体性的治理不仅治理效率低下，而且使得整个社会缺少活力。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力量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收缩自己的触角，但这种收缩又不是完全退出，而是以有条件的方式与市场等其他治理力量合作。这种合作不是一种均衡化的合作，而是会根据不同的村庄实际凸显某一个变量的核心作用，其他力量会围绕此中轴在治理实践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治理结构，从而实现村庄治理的动态平衡。
四、结 语
一般而论，治理理论强调的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政策制定、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善治”的主要手段[6]。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凸显了近年来中国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时代”的到来。近代以来的中国乡村治理，首要问题是在国家行政力量推动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必须在城乡二元的格局中打破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和循环性，必须面对以理性原则为核心要旨的一系列现代国家的政策谋划。
通过对上述三座村庄的实地调查，笔者发现不同村庄都在发展过程中寻找到了重新调适自身发展的核心变量，从而因应由社会转型给村庄和农户带来的巨大心理挑战和生活压力。以此，本文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多元路径”这一对当前村庄社会治理问题的分析视角。
也许，时代巨变中的村庄并未如许多论者所想象的那般不堪，中国农民正在用充满智慧的行动诠释着自身发展的独特路径。当然，现代政体要求国家发展理念必须被有效贯彻。但如若处理不好与既有村庄民情之间的关系，或者国家行政力量不能有效嵌入进既有村庄社会权力结构中，就会打破村庄的平静——农民会利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逻辑在实践中不断寻求新的平衡状态。因此，农村社会治理的出路在于从根本上解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换言之，有效的乡村治理必须建立在减轻权威体制的运行负荷基础之上。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村庄社会治理的过程需要有效处理外在力量对农村的“惊扰”，但既有的村庄治理秩序也并非“空穴来风”——它也是在实践中不断被创制出来的，因此要求有关村庄社会治理的研究尽量将“形成史”与“当前史”的双维度相结合，以期较为完整地展示中国村庄社会治理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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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