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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的白先勇从远处走来，礼节性的问候中带着昆曲生旦亮相的雅致，黑色唐装大滚大镶着云纹袖口，这些细节让人想到他全球巡演的《牡丹亭》。但是，这次他要谈的不是昆曲，而是他的父亲白崇禧，一位在历史的迷障中有着多重影像和毁誉的军人。
1987年，50岁的白先勇再一次踏到上海的土地时，距他离开这里，已过去了38年。这一次回到大陆，他寻找到了1945至1948年随父亲来沪时住过的三处旧居；他看了昆剧《长生殿》；他写出一篇不同于以往小说创作的文字《惊变》，分别刊载于台湾当年12月号的《联合文学》和次年上海《文汇月刊》元月号；他成为1988年《文汇月刊》元月号的封面人物。
《惊变》的文字，在1988年初入中国读者的视野，犹如一场“惊艳”——离开革命文学体验不久的大陆读者当时正处于伤痕文学阅读中。
25年前的上海之行，开启了白先勇后半生的两项使命。拯救和推广昆曲，以及，为父亲写一本书。
为父亲写书
白先勇为自己的父亲白崇禧所作的书写了大约十年，在海内外多次被媒体问起，什么时候收官，是否已能出版。
可是，由于每遇到一点新的资料，就要纳入其中，所以在《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白崇禧将军身影集》都陆续面世后，这部一再被人问起的传记还在不断地修改中。以至于动笔的确切时间，白先勇已经不记得了。
为父亲白崇禧写一本书的想法，最初产生于1990年代初。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出版物中称曾经为白崇禧做过128次口述（白先勇记忆中是132次），最后一次口述是白崇禧去世前8天，这些内容就是历时4年记录下来的《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这部口述历史由于白崇禧的猝然离世而中断，“很重要的国共内战还没讲到，他就走了，民国史因为两岸政治立场不一样，很多都被曲解了”。
“这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白先勇说。国内战争年代中的许多曲折，国军在抗日和内战中的一些决策还没有从白崇禧的视角表现出来。国军的这位悍将非常特殊，他一边是蒋介石“四·一二”清党的执行者，还跟共产党打过内战；一边又同蒋介石有矛盾，北伐胜利后桂系跟蒋系打了7年仗，白崇禧曾被迫流亡安南（今越南），1936年还策划过“倒蒋”；卢沟桥事变后第7天，却被蒋介石的专机接到南京，参与抗战。
“北伐之后我父亲的许多动向，都与后来的历史走向有关，但是有很多时刻，这边也不讲、那边也不讲，很重要的历史时刻被埋没。”
对于“四平之战”，国民党初到台湾时也总结过，但是作为历史不再讲了。白先勇为了作传曾走访过当年的一些将领，他们也说这场战役“关键哪！关键！”可就是没人敢写，也没人检讨过。白崇禧也向白先勇多次讲到这场战役。所以，白先勇认为“这一类事情，我该写出来，因为别人不知道”。
为何要给自己的父亲立传，白先勇认为不仅白崇禧的口述历史不完整，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对白崇禧的历史记载都有不公允之处。
白先勇曾说过，白崇禧既反共又反蒋，故尔，国共双方在写他的时候，都有忌讳。白先勇认为，两岸写出来的白崇禧传记与真实的白崇禧都有一些出入，因为都有他们不想提起的地方。
“如果有个完整的口述传记，我就不会想到作传了，写写回忆就可以了。但我父亲还没有一本信史。”白先勇说。
不为亲者讳
白先勇和父亲在台湾一起生活了11年，交流最多的时期，是他在台湾大学读书的那几年。白崇禧晚年，经常向已经二十多岁的白先勇，提到一些他对外不会说得太多的话。白先勇说，1946年的“四平街战争”(大陆称“四平战役”)、“徐蚌会战”(大陆称“淮海战役”)，是父亲跟他讲得最多的。
白先勇多次听到白崇禧讲述他与林彪、刘伯承的数次交锋，虽然那个时候年轻的白先勇还没想到要拿笔记录下来，然而正是这些讲述，在几十年后，使他决定要为父亲全面地写一本书。父亲的战争记忆给白先勇留下这样的印象：“父亲从来没敢低估共军”。事实上，也的确有人将国民党的白崇禧和共产党的林彪作过比较，将他们并提为国共“战神”。林彪对苏联《真理报》说过：“我认为在国民党军将领中，白崇禧是最有才干的。”
因此，白先勇书写的这本传记更多的是从白崇禧的视角和观点出发的，写白崇禧的记忆和观念中的真相。
白先勇不是史家，他为父亲立传或者书写父亲的一生，一方面是根据自己对白崇禧的了解来写，这种了解来自真实的生活，包括白崇禧在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尤其是在台湾时期，生活在情治人员视线中的白崇禧，有别人看不到的苦闷。另一方面他也查阅白崇禧各个时期留下的文献。
阅读各种版本的《白崇禧传》是白先勇必不可少的功课。
不同作者，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观点。程思远版本的《白崇禧传》，白先勇读得很认真。程思远是李宗仁的秘书，在1949年以前与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密切。白先勇认为，程思远的《白崇禧传》史实上大部分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后来程思远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所以有些观点就不同了。
传主是作者的父亲，白先勇不免受到追问，你写的传记是否客观？以父亲为主角书写，会不会为尊者讳？白先勇肯定地答复：“不会不会，一点忌讳都没有。”
追寻父亲的踪迹
承载白崇禧一生毁誉的战争史部分——北伐、抗战，以及白崇禧对此间国共矛盾、蒋桂矛盾、战略分歧的看法、观点和作为，主要依靠对白崇禧历史资料的整理，这包括1987年在广西图书馆发现的一批白崇禧1930年代在广西期间的演讲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文献资料、白崇禧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如黄旭初等人的回忆录）、台湾“国史馆”文献、白崇禧与同僚及友人的书信、1949年以前的大陆报刊等。
“中研院”的黄嘉谟先生将白宗禧在北伐时期的所有电报、演讲词集成的《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也是白先勇追寻白崇禧早期活动的资料来源。1987年的广西之行收益甚多，白先勇在桂林图书馆找到一些绝版的书籍，收集了很多白崇禧在广西用“三自三寓”治省的文献资料。1930年代，白崇禧意识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他的很多演讲词都涉及“整军以待”，他说“全省皆兵”存在的理由就是要抗日了。白先勇认为，白崇禧不仅是位军人，他更是有政治理想的人。
在这些故去时代的黄褐色纸张中，白先勇发现，白崇禧在不同的时代，有时“身影高大”，有时则“影踪全无”。
国民党方面的“中央抗战史”厚达700多页，提到抗战中的第一场大捷“台儿庄大战”只有三四页，而且，没有提到李宗仁、白崇禧的名字。一部民族的抗战史，由于蒋桂之隙，两个不可少的名字竟是缺位。
大陆拍的电影《血战台儿庄》白先勇也看过，“这次李宗仁出现了，却把白崇禧拍成了副官，跑前跑后。不是的，他也是主帅”，白先勇说，“这一仗是李、白二人打的，战前布署都是李、白二人一起做的，但是在《李宗仁口述历史》中，他只讲他自己去了。”
历史虽然在后世的记载中被改变，但在“当是时”，总能留下真切的身影。台儿庄的捷报传开，全国振奋，武汉十多万人的祝捷大游行中，开路大卡车上载着李、白二人的巨照。
这一年，被侵华日军定为必须消灭的“头号罪犯”白崇禧44岁。
白先勇根据他所掌据的资料证明，1938年初，白崇禧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上，就已经提出了“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思想，为的是拖长日军供给线，削弱敌军优势，以取得最终胜利。这一战略思想在2月7日已出现在蒋介石的武昌演讲中。而这些，都是在过去的传记中被湮没的。
好在近年的一些历史学者，已经开始重视这段历史，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的论著中就写到，“以上种种（指白、蒋等提到的相关持久战战略内容），都发生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之前，证明不论是白崇禧，或是蒋介石，在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时，都不可能受到《论持久战》一文影响，程思远的有关回忆是错误的。”(《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故纸上的父亲
在各地搜集白崇禧各个时期报刊资料的时候，白先勇从香港《良友》传媒集团的董事长王胤手中得到了一些当年《良友》画报上的时事影像。其中1938年5月号第137期是台儿庄大捷专辑。画报封面，就是白崇禧戎装照。
《良友》画报是民国时期最为时尚、以倡导生活方式为号召的杂志，它的封面人物通常是用胡蝶这样的当红明星，也有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军政学商各界风云人物。以当时铅印排版术的出版周期看，3月大捷，5月出刊做图文报道 ，已经算是很快的了。这期《良友》画报中，还有一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大战前夕，引起了白先勇的格外注意。照片中，蒋介石居中，白崇禧在左，李宗仁在右，李坚定、蒋自信、白从容。这是最好的证明了。
1939年11月，《良友》画报在报道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写道：“白崇禧将军为湘北大战之最高统帅，此次诱敌深入、迂回侧击的巨策，即为白将军于九月间主持之军事会议席上之决定。”
八年抗战，“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制定过国民党军队各阶段对日作战计划，参与指挥和决策“八一三”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之役等著名战役。抗战胜利后，他曾被美国罗斯福总统颁发美国“嘉猷勋章”、美国陆军当局颁发美国“自由勋章”、英国政府“巴士武士勋章”、法国政府“荣誉勋章”。
“向历史有个交代”
在少年白先勇的记忆中，父亲有过多匹良驹，白崇禧的马术留下过一些影像记录，白先勇曾找到白崇禧骑在良驹“回头望月”上疾速奔跑的照片。
赴台以后，白崇禧的坐骑变成了一辆老得不能再老的道奇汽车，白崇禧坐在上面颠得摇摇晃晃地到“总统府”去上班。后来连司机陈义方都觉得没面子。
到台湾一定是这样的待遇，这在撤台之前，白崇禧心里就清楚的。但他要“向历史有个交代”。
1949年12月30日，败兵之将白崇禧从海南岛起飞到台湾。此时，他从广西带出来的嫡系，已在经历抗战和内战后，不剩一兵一卒，桂系整个都瓦解了。
自18岁参加辛亥革命至北伐时打到山海关，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他的命运一直与“民国”连在一起，直到最后被林彪赶出海南岛，虽然有人劝他另辟他途，他还是选择了去往台湾。
这一选择就是他对历史的交待：他反对蒋介石，也反对毛泽东；他没有留在大陆，去台湾也不是选择蒋介石，他到台湾，选择的是他忠于的“民国”。
白先勇经历了白崇禧赴台后备受冷遇的岁月，并将这一时期称为白崇禧的“逆境”。
在台湾的17年里，走到哪里身后都有情治人员如影随形，白崇禧曾愤慨地密函蒋介石诘问原由。随后他也就平静地对待这些了，看戏的时候，会给盯梢的特务们买上四张票。
白崇禧晚年时，白先勇已到美国上学。在寻访白崇禧晚年时光时，白先勇听到父亲的老部下说，白崇禧一直按时参加国民党的组织生活，开党小组会（阎锡山退隐后是什么都不做了，这样的会阎锡山是不参加的）。但白崇禧还是定期和住在周边的下级军官们过组织生活。无论多么平淡和常规的例行学习，他也从不缺席。白崇禧认为拿一天薪俸就得负一天责，他始终有组织和纪律性。
“父亲就是这样一位悲剧英雄，后来他在台湾没落了，他的起、他的落，我都看到了”，白先勇认为白崇禧晚年命运即便成了悲剧，也并未怀忧丧志，还是在为信仰坚持。
白先勇还记得，1954年陈诚竞选“副总统”时，找白崇禧为他拉过票。国内战争时期，陈诚是参谋总长，白崇禧是国防部长，被陈架空过，两人也有政见上的不同。陈、白二人在1946年裁军问题上的矛盾蛮尖锐的，到台后，陈很受重用，来请白崇禧帮自己拉票。当选“副总统”后，他又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
一天，陈诚来到他们家中，向白崇禧问策，自己该以何为重。白崇禧告诉他，副总统将来是要“接大位”的，应该“养体养望”。所以不应该接“行政院院长”，因为“行政院院长”是向立法院负责的，太操劳又要受立法院的指责，而这将会使他的声望受损。在白先勇看来，陈、白交往，是那一辈人的风范和胸襟。
白崇禧的家族，源于一位叫伯笃鲁丁的阿拉伯始祖，他还是位元朝进士。1937年，白崇禧以回教领袖的身份，倡导“十万回民十万兵”，召集穆斯林青年入伍抵御外侮。1948年4月，李宗仁欲跟孙科竞选副总统，白崇禧力劝无效后，投入了为李宗仁助选的工作，这一次回教代表的票都投给了李宗仁，李宗仁胜出。
1960年4月13日，在白崇禧的力促下，一座清真寺在台北新生南路落成。这是白崇禧晚年的精神归宿。
白崇禧归于信仰的宁静了吗？白先勇整理出白崇禧1965年7月写给黄旭初的一封信，此时白崇禧听说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大陆，提笔写给香港的黄旭初写了一封长信，从该信通篇分析时局和反攻大陆的可能性来看，这应是他长期思考的问题。他以这样的笔触结尾：“弟待罪台湾，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国军何时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白先勇没有回避这种真实。
是年，白崇禧72岁，距他离世，只有一年半不到的时光。
1987年，50岁的白先勇再一次踏到上海的土地时，距他离开这里，已过去了38年。这一次回到大陆，他寻找到了1945至1948年随父亲来沪时住过的三处旧居；他看了昆剧《长生殿》；他写出一篇不同于以往小说创作的文字《惊变》，分别刊载于台湾当年12月号的《联合文学》和次年上海《文汇月刊》元月号；他成为1988年《文汇月刊》元月号的封面人物。
《惊变》的文字，在1988年初入中国读者的视野，犹如一场“惊艳”——离开革命文学体验不久的大陆读者当时正处于伤痕文学阅读中。
25年前的上海之行，开启了白先勇后半生的两项使命。拯救和推广昆曲，以及，为父亲写一本书。
为父亲写书
白先勇为自己的父亲白崇禧所作的书写了大约十年，在海内外多次被媒体问起，什么时候收官，是否已能出版。
可是，由于每遇到一点新的资料，就要纳入其中，所以在《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白崇禧将军身影集》都陆续面世后，这部一再被人问起的传记还在不断地修改中。以至于动笔的确切时间，白先勇已经不记得了。
为父亲白崇禧写一本书的想法，最初产生于1990年代初。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出版物中称曾经为白崇禧做过128次口述（白先勇记忆中是132次），最后一次口述是白崇禧去世前8天，这些内容就是历时4年记录下来的《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这部口述历史由于白崇禧的猝然离世而中断，“很重要的国共内战还没讲到，他就走了，民国史因为两岸政治立场不一样，很多都被曲解了”。
“这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白先勇说。国内战争年代中的许多曲折，国军在抗日和内战中的一些决策还没有从白崇禧的视角表现出来。国军的这位悍将非常特殊，他一边是蒋介石“四·一二”清党的执行者，还跟共产党打过内战；一边又同蒋介石有矛盾，北伐胜利后桂系跟蒋系打了7年仗，白崇禧曾被迫流亡安南（今越南），1936年还策划过“倒蒋”；卢沟桥事变后第7天，却被蒋介石的专机接到南京，参与抗战。
“北伐之后我父亲的许多动向，都与后来的历史走向有关，但是有很多时刻，这边也不讲、那边也不讲，很重要的历史时刻被埋没。”
对于“四平之战”，国民党初到台湾时也总结过，但是作为历史不再讲了。白先勇为了作传曾走访过当年的一些将领，他们也说这场战役“关键哪！关键！”可就是没人敢写，也没人检讨过。白崇禧也向白先勇多次讲到这场战役。所以，白先勇认为“这一类事情，我该写出来，因为别人不知道”。
为何要给自己的父亲立传，白先勇认为不仅白崇禧的口述历史不完整，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对白崇禧的历史记载都有不公允之处。
白先勇曾说过，白崇禧既反共又反蒋，故尔，国共双方在写他的时候，都有忌讳。白先勇认为，两岸写出来的白崇禧传记与真实的白崇禧都有一些出入，因为都有他们不想提起的地方。
“如果有个完整的口述传记，我就不会想到作传了，写写回忆就可以了。但我父亲还没有一本信史。”白先勇说。
不为亲者讳
白先勇和父亲在台湾一起生活了11年，交流最多的时期，是他在台湾大学读书的那几年。白崇禧晚年，经常向已经二十多岁的白先勇，提到一些他对外不会说得太多的话。白先勇说，1946年的“四平街战争”(大陆称“四平战役”)、“徐蚌会战”(大陆称“淮海战役”)，是父亲跟他讲得最多的。
白先勇多次听到白崇禧讲述他与林彪、刘伯承的数次交锋，虽然那个时候年轻的白先勇还没想到要拿笔记录下来，然而正是这些讲述，在几十年后，使他决定要为父亲全面地写一本书。父亲的战争记忆给白先勇留下这样的印象：“父亲从来没敢低估共军”。事实上，也的确有人将国民党的白崇禧和共产党的林彪作过比较，将他们并提为国共“战神”。林彪对苏联《真理报》说过：“我认为在国民党军将领中，白崇禧是最有才干的。”
因此，白先勇书写的这本传记更多的是从白崇禧的视角和观点出发的，写白崇禧的记忆和观念中的真相。
白先勇不是史家，他为父亲立传或者书写父亲的一生，一方面是根据自己对白崇禧的了解来写，这种了解来自真实的生活，包括白崇禧在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尤其是在台湾时期，生活在情治人员视线中的白崇禧，有别人看不到的苦闷。另一方面他也查阅白崇禧各个时期留下的文献。
阅读各种版本的《白崇禧传》是白先勇必不可少的功课。
不同作者，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观点。程思远版本的《白崇禧传》，白先勇读得很认真。程思远是李宗仁的秘书，在1949年以前与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密切。白先勇认为，程思远的《白崇禧传》史实上大部分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后来程思远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所以有些观点就不同了。
传主是作者的父亲，白先勇不免受到追问，你写的传记是否客观？以父亲为主角书写，会不会为尊者讳？白先勇肯定地答复：“不会不会，一点忌讳都没有。”
追寻父亲的踪迹
承载白崇禧一生毁誉的战争史部分——北伐、抗战，以及白崇禧对此间国共矛盾、蒋桂矛盾、战略分歧的看法、观点和作为，主要依靠对白崇禧历史资料的整理，这包括1987年在广西图书馆发现的一批白崇禧1930年代在广西期间的演讲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文献资料、白崇禧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如黄旭初等人的回忆录）、台湾“国史馆”文献、白崇禧与同僚及友人的书信、1949年以前的大陆报刊等。
“中研院”的黄嘉谟先生将白宗禧在北伐时期的所有电报、演讲词集成的《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也是白先勇追寻白崇禧早期活动的资料来源。1987年的广西之行收益甚多，白先勇在桂林图书馆找到一些绝版的书籍，收集了很多白崇禧在广西用“三自三寓”治省的文献资料。1930年代，白崇禧意识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他的很多演讲词都涉及“整军以待”，他说“全省皆兵”存在的理由就是要抗日了。白先勇认为，白崇禧不仅是位军人，他更是有政治理想的人。
在这些故去时代的黄褐色纸张中，白先勇发现，白崇禧在不同的时代，有时“身影高大”，有时则“影踪全无”。
国民党方面的“中央抗战史”厚达700多页，提到抗战中的第一场大捷“台儿庄大战”只有三四页，而且，没有提到李宗仁、白崇禧的名字。一部民族的抗战史，由于蒋桂之隙，两个不可少的名字竟是缺位。
大陆拍的电影《血战台儿庄》白先勇也看过，“这次李宗仁出现了，却把白崇禧拍成了副官，跑前跑后。不是的，他也是主帅”，白先勇说，“这一仗是李、白二人打的，战前布署都是李、白二人一起做的，但是在《李宗仁口述历史》中，他只讲他自己去了。”
历史虽然在后世的记载中被改变，但在“当是时”，总能留下真切的身影。台儿庄的捷报传开，全国振奋，武汉十多万人的祝捷大游行中，开路大卡车上载着李、白二人的巨照。
这一年，被侵华日军定为必须消灭的“头号罪犯”白崇禧44岁。
白先勇根据他所掌据的资料证明，1938年初，白崇禧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上，就已经提出了“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思想，为的是拖长日军供给线，削弱敌军优势，以取得最终胜利。这一战略思想在2月7日已出现在蒋介石的武昌演讲中。而这些，都是在过去的传记中被湮没的。
好在近年的一些历史学者，已经开始重视这段历史，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的论著中就写到，“以上种种（指白、蒋等提到的相关持久战战略内容），都发生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之前，证明不论是白崇禧，或是蒋介石，在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时，都不可能受到《论持久战》一文影响，程思远的有关回忆是错误的。”(《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故纸上的父亲
在各地搜集白崇禧各个时期报刊资料的时候，白先勇从香港《良友》传媒集团的董事长王胤手中得到了一些当年《良友》画报上的时事影像。其中1938年5月号第137期是台儿庄大捷专辑。画报封面，就是白崇禧戎装照。
《良友》画报是民国时期最为时尚、以倡导生活方式为号召的杂志，它的封面人物通常是用胡蝶这样的当红明星，也有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军政学商各界风云人物。以当时铅印排版术的出版周期看，3月大捷，5月出刊做图文报道 ，已经算是很快的了。这期《良友》画报中，还有一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大战前夕，引起了白先勇的格外注意。照片中，蒋介石居中，白崇禧在左，李宗仁在右，李坚定、蒋自信、白从容。这是最好的证明了。
1939年11月，《良友》画报在报道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写道：“白崇禧将军为湘北大战之最高统帅，此次诱敌深入、迂回侧击的巨策，即为白将军于九月间主持之军事会议席上之决定。”
八年抗战，“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制定过国民党军队各阶段对日作战计划，参与指挥和决策“八一三”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之役等著名战役。抗战胜利后，他曾被美国罗斯福总统颁发美国“嘉猷勋章”、美国陆军当局颁发美国“自由勋章”、英国政府“巴士武士勋章”、法国政府“荣誉勋章”。
“向历史有个交代”
在少年白先勇的记忆中，父亲有过多匹良驹，白崇禧的马术留下过一些影像记录，白先勇曾找到白崇禧骑在良驹“回头望月”上疾速奔跑的照片。
赴台以后，白崇禧的坐骑变成了一辆老得不能再老的道奇汽车，白崇禧坐在上面颠得摇摇晃晃地到“总统府”去上班。后来连司机陈义方都觉得没面子。
到台湾一定是这样的待遇，这在撤台之前，白崇禧心里就清楚的。但他要“向历史有个交代”。
1949年12月30日，败兵之将白崇禧从海南岛起飞到台湾。此时，他从广西带出来的嫡系，已在经历抗战和内战后，不剩一兵一卒，桂系整个都瓦解了。
自18岁参加辛亥革命至北伐时打到山海关，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他的命运一直与“民国”连在一起，直到最后被林彪赶出海南岛，虽然有人劝他另辟他途，他还是选择了去往台湾。
这一选择就是他对历史的交待：他反对蒋介石，也反对毛泽东；他没有留在大陆，去台湾也不是选择蒋介石，他到台湾，选择的是他忠于的“民国”。
白先勇经历了白崇禧赴台后备受冷遇的岁月，并将这一时期称为白崇禧的“逆境”。
在台湾的17年里，走到哪里身后都有情治人员如影随形，白崇禧曾愤慨地密函蒋介石诘问原由。随后他也就平静地对待这些了，看戏的时候，会给盯梢的特务们买上四张票。
白崇禧晚年时，白先勇已到美国上学。在寻访白崇禧晚年时光时，白先勇听到父亲的老部下说，白崇禧一直按时参加国民党的组织生活，开党小组会（阎锡山退隐后是什么都不做了，这样的会阎锡山是不参加的）。但白崇禧还是定期和住在周边的下级军官们过组织生活。无论多么平淡和常规的例行学习，他也从不缺席。白崇禧认为拿一天薪俸就得负一天责，他始终有组织和纪律性。
“父亲就是这样一位悲剧英雄，后来他在台湾没落了，他的起、他的落，我都看到了”，白先勇认为白崇禧晚年命运即便成了悲剧，也并未怀忧丧志，还是在为信仰坚持。
白先勇还记得，1954年陈诚竞选“副总统”时，找白崇禧为他拉过票。国内战争时期，陈诚是参谋总长，白崇禧是国防部长，被陈架空过，两人也有政见上的不同。陈、白二人在1946年裁军问题上的矛盾蛮尖锐的，到台后，陈很受重用，来请白崇禧帮自己拉票。当选“副总统”后，他又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
一天，陈诚来到他们家中，向白崇禧问策，自己该以何为重。白崇禧告诉他，副总统将来是要“接大位”的，应该“养体养望”。所以不应该接“行政院院长”，因为“行政院院长”是向立法院负责的，太操劳又要受立法院的指责，而这将会使他的声望受损。在白先勇看来，陈、白交往，是那一辈人的风范和胸襟。
白崇禧的家族，源于一位叫伯笃鲁丁的阿拉伯始祖，他还是位元朝进士。1937年，白崇禧以回教领袖的身份，倡导“十万回民十万兵”，召集穆斯林青年入伍抵御外侮。1948年4月，李宗仁欲跟孙科竞选副总统，白崇禧力劝无效后，投入了为李宗仁助选的工作，这一次回教代表的票都投给了李宗仁，李宗仁胜出。
1960年4月13日，在白崇禧的力促下，一座清真寺在台北新生南路落成。这是白崇禧晚年的精神归宿。
白崇禧归于信仰的宁静了吗？白先勇整理出白崇禧1965年7月写给黄旭初的一封信，此时白崇禧听说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大陆，提笔写给香港的黄旭初写了一封长信，从该信通篇分析时局和反攻大陆的可能性来看，这应是他长期思考的问题。他以这样的笔触结尾：“弟待罪台湾，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国军何时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白先勇没有回避这种真实。
是年，白崇禧72岁，距他离世，只有一年半不到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