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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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全面绩效管理”实施过程中,在最关键的获得激励与问责结果的绩效评估环节的操作中,基本上都采用了被评估单位填报数据的方法,这种“自我举证”给每个政府选用最有利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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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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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全面绩效管理”实施过程中,在最关键的获得激励与问责结果的绩效评估环节的操作中,基本上都采用了被评估单位填报数据的方法,这种“自我举证”给每个政府选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数据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使得绩效评估与全面绩效管理流于形式.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洞察绩效数据生成是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但绩效数据的使用却几乎完全主观”这种悖论.绩效数据使用的主观性主要表现为数据类别使用、数据使用程度和数据使用方向的主观性.要解决这些主观性问题,提升全面绩效管理效能,就需要在协商民主模式、算法决策模式、权威裁判模式、群众举证模式、第三方模式中选用合适的方法.实际上,解决政府绩效数据生产与使用悖论的探索对我国其他领域实现“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改革也具有示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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