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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Q＝《北京青年》周刊
L＝闾丘露薇
“日本地震我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
BQ：汶川大地震后，你第一时间奔赴灾区，这一次，日本发生大地震，你再次奔赴前线。在日本的这么多天，让你触动最深的是什么?
L：民众的有序和冷静，其实这样的场面，在四川地震的时候也会看到，尽管家园没有了，生活还是要继续，灾民们在露天烧饭，聊天。
BQ：你也一直在微博上发布最新的消息，去之后所见到的和你事先想象的场景有差别吗?
L：我想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对于日本算是比较了解，对于海啸导致的场景之前在采访印尼海啸的时候也亲眼看到过，所以有心理准备。而且永远都是这样，每次灾难，战乱，处于核心中的人们总要比外面围观的人要冷静。
BQ：你的报道重点会是什么?最关注的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报道中存在着哪些偏见是你想澄清的?
L：重点放在华人的身上，当然也有市面上普通日本人的想法。因为很多重要信息，只能够依赖政府发布，所以全世界的媒体得到的信息都是相同的，不同在哪里，就需要放在局部，细节，以及人的身上。
BQ：听说了一些消息，说有些外国媒体担心核辐射等，已经离开日本了。你怎么看?很多华人也纷纷选择了回国，你仍然坚守在那儿没有畏惧吗?
L：外国媒体有走的，也有很多一直坚持到现在的。正如我们，留还是不留，去哪里，都需要总部的批准，这不是记者可以决定的。但是记者本身需要有基本判断，要在保障自己安全的情况下进行采访。正确的科学基本知识是最起码要掌握的。很多华人走，是因为来自中国家人朋友的压力，这使他们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失去自己的判断力。
BQ：对于灾后中国民众的态度以及应对你有什么评价?
L：很多人称赞日本的有序，并开始反思自己，我会觉得，其实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中国民众的表现也是让人感动和称道的，如果说真的要比较国民素质，我会觉得，那是教育和长期生活积累的结果，这需要社会，政府给民众空间和机会。另外，不管是看日本还是看中国，要把人和政府分开，当我们批评或者赞扬的时候，不要混为一体，或者进行交叉比较。
BQ：相对于汶川大地震，这一次深入灾区报道，有什么不一样?
L：我想和汶川比较，这次的采访，即便深入灾区，也是条件要好很多了，因为物资不足的情况两个地方都存在，缺水断电也都存在，缺燃油也同样都存在。这是大灾之后都要面对的问题，所以进行比较没有太大的意思。我想，我始终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并不在于他们的国籍，因为这次灾难，不单单是日本的，而是全人类的。我也不想比较两国政府的救灾反应，因为体制不同，各有利弊。
“偏见不分东西，要学会包容”
BQ：前不久你出版新书《不分东西》核心就是有关东西世界的偏见问题?
L：因为一直都有不同的出版社来找我出书，但我一直觉得没什么东西好写的，而且我觉得要珍惜自己的声誉，出书要谨慎。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我自己特别有感触的点——偏见。这个话题是我非常有兴趣的，因为遇到的也比较多，我在过去几年的博客里也积累了不少相关的个案，但如果简单地把那些博客专栏编辑在一起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也和我自己的想法相差太远，所以才想认真写一本书。一共写了大概十个月，加上修改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这本书写完以后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能让我系统地去思考很多问题，把一些比较模糊的想法梳理得更清晰了。
BQ：能谈谈你对东西方的偏见的现状以及原因的看法吗?
L：《不分东西》这个题目是我突然间想到的。因为我觉得偏见其实不分东西，哪都有，而且造成偏见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文化背景，宗教，民族，资讯的多少等等。
偏见是不可能消除的，但是如果我们时刻提醒自己它的存在的话，我们再看其他不熟悉的事情就会相对包容一点。
BQ：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偏见?
L：我的书里面有很多。比如奥运会的假唱，为什么老外会觉得这是天大的事情，但我们很多人却觉得没什么。老外是从孩子的成长和心理承受能力来看的，但我们之后采访了很多人，他们不会想到这个，甚至孩子的父母和孩子本人都不会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当然这可能是因为老外对我们不理解，大家的承受能力确实不同，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想这个问题了?别人思考的角度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我们反省的地方?
BQ：虽然偏见无法消除，但在减少偏见的过程中，新闻媒体人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呢?
L：提供多方面的信息非常重要。比如有家报纸去报道一件法国的事情，它不会告诉你法国的政治制度和议会文化等，它只会去报道诸如现在很乱等表面的信息，这会让人造成很片面的判断。再比如一张新闻照片也不能代表事件的全部。
BQ：那么从民众的角度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L：学会寻找尽量多的信息。因为就算你相信一家媒体，比如喜欢凤凰卫视，但我们自己作为凤凰人也知道我们受时段的限制，也不可能给大家展现全部的信息，但我们会提供一个和官方媒体不同的另类的角度。
视角越多，才越接近真相。我们的视角也只是真相的一部分。
现在有互联网了，如果真正有兴趣的话，大家不妨多花点时间去找信息，但也不要急着去下结论。
从国民到公民的觉醒
BQ：14年前，你进入凤凰，从记者，主持人到采访总监，能谈谈这样的身份转变以及这么多年下来自己的成长吗?
L：这也不叫身份的转变吧，因为你在一个行业里做十几年总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我把《不分东西》这本书送给我们老板(刘长乐)的时候，由衷地写了一段话——“其实这本书要送给你是因为我很感激，凤凰的这个平台总是能给我机会去进步”。很多人总觉得能做什么方式的采访是自己能决定的，但最终还要老板愿意给你机会才行。平台很重要。另外，自己也得把握住机会。你可以符合大家的预期就够了，也可以自己把这个标准提升得更高。
我在工作期间读过两个学校，也在外面写专栏，公司一直都是比较鼓励的。这就给了我们自我提升的空间。
2006年去美国之前，我思考的时间很少，一直忙着工作，停不下来，但是从来没想过怎么样能忙得更有效率，更有意义。在美国停下来的那一年，我就能想得更多一点。
BQ：从记述者到思考者，从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态度到期待社会的公平正义。能谈谈这样的转变吗?
L：这是职业带来的影响，记者这个职业会让你有责任感，当你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以后，就会想到如何回馈社会，更恰当地去利用这个影响力。
我这次去上海采访就很感动。可能我的觉醒是因为职业的关系，但我这次在上海采访了中学老师樊阳还有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一批年轻人，他们就愿意用工作之余的时间，甚至从外地特意飞回来去做一些公益演出，好多人其实都在用力所能及的方法尽公民的责任。这其实是双赢的，不仅给社会做了点事情，自己也能收获快乐。 这种快乐不是职位的升迁和财富的积累能带来的。我觉得很多人比我觉醒得还要早。
BQ：你刚提到了公民，那么什么才算合格的公民?
L：公民首先要爱自己，爱家人，才知道怎么去爱社会。对自己负责，这点非常重要，比方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才不会被一些浮躁的东西拖着走，做好自己其实已经是对社会的很大贡献。如果有余力，去关心一下身边的人，那些和自己没有太直接关系的人，这样对社会能带来更大的影响，而且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快乐。
今天上午我看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条让我印象很深刻——强调民众和社会团体参与社会管理。虽然没出现公民两个字，但在我看来是一个方向。
BQ：你在书中梳理了2008年到2010年的热点事件，从这些事件中你觉得中国国民的心态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吗?
L：没有很大的变化，反而我觉得我们不断地在重复一些问题。一些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作一次，发作的原因其实都是一样的，比如信息的问题，还有大家不会静下心来思考整件事情。这反映出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具备大国心态，作为大国，应该是处变不惊，见怪不怪的。当然，媒体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媒体应起到应尽的责任，而不要挑逗大家。
“我希望人家不只说我勇敢”
BQ：现在一说到你，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战地玫瑰”这个标签。
L：没办法，我们中国就是一个爱用标签的国度。我前几天在杭州，上海的时候，就开玩笑警告大家不许提“战地玫瑰”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回答。
我的书也是这样，希望告诉大家不要总是用一个标签去了解一个国家和一个人。这其实是一个很偷懒的方法。“战地玫瑰”对我来说其实只是我十多年事业生涯里的几百分之一或者几千分之一而已。
BQ：如果说最初几年的你更加勇敢，年轻气盛的话，那么现在你的自我评价是什么?
L：我现在也需要啊!如果不勇敢、充满激情，我们这一行很多人都坚持不下去的。我们的勇敢是能否诚实以及承担社会责任感，这比冲到枪林弹雨里难得多。
另外，也更加专业了，看问题也更有深度了，毕竟在一个行业里工作了10多年。你会发现自己懂的东西多了，但同时也会觉得自己更渺小了。因为你会知道自己可以做的东西是有限的，不可以做的很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看不清楚这一点。
BQ：你现在的身份也让大众对你的工作充满期待。他们的期待对你意味着什么?
L：其实我2003年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未来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人家不是说我勇敢，而是希望听听闾丘怎么说。现在看来，稍微有点实现了。
别人期待听听闾丘怎么说，但很多事情我不能说。尤其是一些有争议性的，复杂的事情，我不在现场，我得到的资讯是残缺的，所以这个时候越有影响力的人越不能急着下结论，如果结论是基于错误信息而得出的话，误导性是蛮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比较谨慎，不敢说是因为我不了解整件事情，如果凭着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谁对谁错，也是对我的受众的不负责任。
我现在关注国内的事情更多，尤其这几年，凤凰的观众也是对身边的事情关注更多，这是好事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关注身边细微的切实的生活了。不关注的话怎么知道哪里能改进?我关注国内的事情是因为有一些国外生活的经验，而且对香港以及国外的政府管理经验了解得稍微多一点，所以拿来和民众进行分享。
BQ：2008年的时候，你曾在博客上评价过自己当时的状态——“不太收敛，说话太冲了。”能否谈一下收敛和冲的界限在哪儿?
L：我现在回想了一下，如果你的沉淀还不够的话，是最容易出事的。因为你很难用恰当地方式去表达一些东西。除了大环境，自己本身的水平也很重要。
我现在越来越不想讲太多，不是我不敢讲，是我真的觉得自己知道得越来越少，尤其是书看得越多，思考得越多，你越会产生敬畏。尤其是做评论，要抱着敬畏的心态去做。
每次客串完我们公司的评论节目，我一个星期都不想说话了。因为我不希望我说出来的是正确的废话，浪费大家时间，而是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说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深思熟虑的，有新意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挺累的，但是累的状态是对的。
BQ：你现在还有个称号——“真相玫瑰”，但你似乎不太喜欢这个称号。
L：这都是做媒体的专业要求。有人觉得我可能说得多了一点点，这其实就是记者的职业要求。而且这样做的人很多，说老实话，比我更有勇气，承担更大的风险的人多得多，而且，香港人的身份也确实让我轻松很多。
BQ：相对而言，你属于很敢言的。那么你的底线是什么?
L：我也不是毫无顾忌，总是有个底线的。但在可以讲的情况下我一定会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观点也是会变的。
我觉得微博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平台，比如儿童乞讨，我连写了三篇文章，我自己也是边写边想，我希望每一次的讨论能产生向前的结果，而不是大家吵完就淡忘了，然后又出来了一个新的热点……
“我是幸运的，因为和凤凰一起成长”
BQ：1996年3月31日，凤凰卫视启播。第二年你就加入了，伴随着凤凰共同成长。能谈谈15年来凤凰的成长吗?
L：我真的觉得凤凰这十多年的发展和中国的大环境紧密相关，凤凰为什么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因为中国越来越受到关注。
想要关心中国的时候，有人可能会挑选凤凰卫视，是因为我们能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我们报道的角度，展现的方式和官方媒体还是有不同的，尽管也有人对我们有很多批评。
凤凰相对的空间比较大。很多其他电视台可能有一些预设的立场，凤凰在这个大环境下面，还是有空间的。这是很难得的。
BQ：担任采访总监以后，是不是责任更重，任务更多?你又是如何拿捏选题的尺度的?
L：尺度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定论，这就要看自己的把握和大环境了。
工作的话一直差不多，今年多了件事情就是香港台要开播了，香港台的采访也由我负责，人员的管理，对香港新闻的挑选等等，3月28日就要开播了。
BQ：你期待凤凰能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L：凤凰现在越做越大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有好的地方，比如我们在全球各地都有记者站，我觉得凤凰最积极的影响是引入了竞争。
但是大了以后，也会有一些问题。老员工的机会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因为人多了嘛!也不像以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分工比较清晰，有点像企业走上轨道了，所有东西都已经制度化了，我们现在也在适应过程中。
人决定了节目，所以在发展过程中。人才还是很重要的。希望能保持高水准的要求，因为专业程度越高，对节目的把握会越准。我们现在可能有点青黄不接，如何交接可能是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事情。
BQ：那么对于自己的事业和生活，设定了什么目标吗?
L：我没有什么目标，我大部分的时候处于幸福的状态，因为我不依靠未来的好，而是享受着当下的所有，爱着眼前的人。幸福。其实来自于自己的内心，自己可以作主。
L＝闾丘露薇
“日本地震我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
BQ：汶川大地震后，你第一时间奔赴灾区，这一次，日本发生大地震，你再次奔赴前线。在日本的这么多天，让你触动最深的是什么?
L：民众的有序和冷静，其实这样的场面，在四川地震的时候也会看到，尽管家园没有了，生活还是要继续，灾民们在露天烧饭，聊天。
BQ：你也一直在微博上发布最新的消息，去之后所见到的和你事先想象的场景有差别吗?
L：我想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对于日本算是比较了解，对于海啸导致的场景之前在采访印尼海啸的时候也亲眼看到过，所以有心理准备。而且永远都是这样，每次灾难，战乱，处于核心中的人们总要比外面围观的人要冷静。
BQ：你的报道重点会是什么?最关注的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报道中存在着哪些偏见是你想澄清的?
L：重点放在华人的身上，当然也有市面上普通日本人的想法。因为很多重要信息，只能够依赖政府发布，所以全世界的媒体得到的信息都是相同的，不同在哪里，就需要放在局部，细节，以及人的身上。
BQ：听说了一些消息，说有些外国媒体担心核辐射等，已经离开日本了。你怎么看?很多华人也纷纷选择了回国，你仍然坚守在那儿没有畏惧吗?
L：外国媒体有走的，也有很多一直坚持到现在的。正如我们，留还是不留，去哪里，都需要总部的批准，这不是记者可以决定的。但是记者本身需要有基本判断，要在保障自己安全的情况下进行采访。正确的科学基本知识是最起码要掌握的。很多华人走，是因为来自中国家人朋友的压力，这使他们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失去自己的判断力。
BQ：对于灾后中国民众的态度以及应对你有什么评价?
L：很多人称赞日本的有序，并开始反思自己，我会觉得，其实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中国民众的表现也是让人感动和称道的，如果说真的要比较国民素质，我会觉得，那是教育和长期生活积累的结果，这需要社会，政府给民众空间和机会。另外，不管是看日本还是看中国，要把人和政府分开，当我们批评或者赞扬的时候，不要混为一体，或者进行交叉比较。
BQ：相对于汶川大地震，这一次深入灾区报道，有什么不一样?
L：我想和汶川比较，这次的采访，即便深入灾区，也是条件要好很多了，因为物资不足的情况两个地方都存在，缺水断电也都存在，缺燃油也同样都存在。这是大灾之后都要面对的问题，所以进行比较没有太大的意思。我想，我始终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并不在于他们的国籍，因为这次灾难，不单单是日本的，而是全人类的。我也不想比较两国政府的救灾反应，因为体制不同，各有利弊。
“偏见不分东西，要学会包容”
BQ：前不久你出版新书《不分东西》核心就是有关东西世界的偏见问题?
L：因为一直都有不同的出版社来找我出书，但我一直觉得没什么东西好写的，而且我觉得要珍惜自己的声誉，出书要谨慎。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我自己特别有感触的点——偏见。这个话题是我非常有兴趣的，因为遇到的也比较多，我在过去几年的博客里也积累了不少相关的个案，但如果简单地把那些博客专栏编辑在一起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也和我自己的想法相差太远，所以才想认真写一本书。一共写了大概十个月，加上修改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这本书写完以后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能让我系统地去思考很多问题，把一些比较模糊的想法梳理得更清晰了。
BQ：能谈谈你对东西方的偏见的现状以及原因的看法吗?
L：《不分东西》这个题目是我突然间想到的。因为我觉得偏见其实不分东西，哪都有，而且造成偏见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文化背景，宗教，民族，资讯的多少等等。
偏见是不可能消除的，但是如果我们时刻提醒自己它的存在的话，我们再看其他不熟悉的事情就会相对包容一点。
BQ：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偏见?
L：我的书里面有很多。比如奥运会的假唱，为什么老外会觉得这是天大的事情，但我们很多人却觉得没什么。老外是从孩子的成长和心理承受能力来看的，但我们之后采访了很多人，他们不会想到这个，甚至孩子的父母和孩子本人都不会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当然这可能是因为老外对我们不理解，大家的承受能力确实不同，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想这个问题了?别人思考的角度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我们反省的地方?
BQ：虽然偏见无法消除，但在减少偏见的过程中，新闻媒体人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呢?
L：提供多方面的信息非常重要。比如有家报纸去报道一件法国的事情，它不会告诉你法国的政治制度和议会文化等，它只会去报道诸如现在很乱等表面的信息，这会让人造成很片面的判断。再比如一张新闻照片也不能代表事件的全部。
BQ：那么从民众的角度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L：学会寻找尽量多的信息。因为就算你相信一家媒体，比如喜欢凤凰卫视，但我们自己作为凤凰人也知道我们受时段的限制，也不可能给大家展现全部的信息，但我们会提供一个和官方媒体不同的另类的角度。
视角越多，才越接近真相。我们的视角也只是真相的一部分。
现在有互联网了，如果真正有兴趣的话，大家不妨多花点时间去找信息，但也不要急着去下结论。
从国民到公民的觉醒
BQ：14年前，你进入凤凰，从记者，主持人到采访总监，能谈谈这样的身份转变以及这么多年下来自己的成长吗?
L：这也不叫身份的转变吧，因为你在一个行业里做十几年总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我把《不分东西》这本书送给我们老板(刘长乐)的时候，由衷地写了一段话——“其实这本书要送给你是因为我很感激，凤凰的这个平台总是能给我机会去进步”。很多人总觉得能做什么方式的采访是自己能决定的，但最终还要老板愿意给你机会才行。平台很重要。另外，自己也得把握住机会。你可以符合大家的预期就够了，也可以自己把这个标准提升得更高。
我在工作期间读过两个学校，也在外面写专栏，公司一直都是比较鼓励的。这就给了我们自我提升的空间。
2006年去美国之前，我思考的时间很少，一直忙着工作，停不下来，但是从来没想过怎么样能忙得更有效率，更有意义。在美国停下来的那一年，我就能想得更多一点。
BQ：从记述者到思考者，从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态度到期待社会的公平正义。能谈谈这样的转变吗?
L：这是职业带来的影响，记者这个职业会让你有责任感，当你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以后，就会想到如何回馈社会，更恰当地去利用这个影响力。
我这次去上海采访就很感动。可能我的觉醒是因为职业的关系，但我这次在上海采访了中学老师樊阳还有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一批年轻人，他们就愿意用工作之余的时间，甚至从外地特意飞回来去做一些公益演出，好多人其实都在用力所能及的方法尽公民的责任。这其实是双赢的，不仅给社会做了点事情，自己也能收获快乐。 这种快乐不是职位的升迁和财富的积累能带来的。我觉得很多人比我觉醒得还要早。
BQ：你刚提到了公民，那么什么才算合格的公民?
L：公民首先要爱自己，爱家人，才知道怎么去爱社会。对自己负责，这点非常重要，比方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才不会被一些浮躁的东西拖着走，做好自己其实已经是对社会的很大贡献。如果有余力，去关心一下身边的人，那些和自己没有太直接关系的人，这样对社会能带来更大的影响，而且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快乐。
今天上午我看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条让我印象很深刻——强调民众和社会团体参与社会管理。虽然没出现公民两个字，但在我看来是一个方向。
BQ：你在书中梳理了2008年到2010年的热点事件，从这些事件中你觉得中国国民的心态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吗?
L：没有很大的变化，反而我觉得我们不断地在重复一些问题。一些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作一次，发作的原因其实都是一样的，比如信息的问题，还有大家不会静下心来思考整件事情。这反映出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具备大国心态，作为大国，应该是处变不惊，见怪不怪的。当然，媒体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媒体应起到应尽的责任，而不要挑逗大家。
“我希望人家不只说我勇敢”
BQ：现在一说到你，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战地玫瑰”这个标签。
L：没办法，我们中国就是一个爱用标签的国度。我前几天在杭州，上海的时候，就开玩笑警告大家不许提“战地玫瑰”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回答。
我的书也是这样，希望告诉大家不要总是用一个标签去了解一个国家和一个人。这其实是一个很偷懒的方法。“战地玫瑰”对我来说其实只是我十多年事业生涯里的几百分之一或者几千分之一而已。
BQ：如果说最初几年的你更加勇敢，年轻气盛的话，那么现在你的自我评价是什么?
L：我现在也需要啊!如果不勇敢、充满激情，我们这一行很多人都坚持不下去的。我们的勇敢是能否诚实以及承担社会责任感，这比冲到枪林弹雨里难得多。
另外，也更加专业了，看问题也更有深度了，毕竟在一个行业里工作了10多年。你会发现自己懂的东西多了，但同时也会觉得自己更渺小了。因为你会知道自己可以做的东西是有限的，不可以做的很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看不清楚这一点。
BQ：你现在的身份也让大众对你的工作充满期待。他们的期待对你意味着什么?
L：其实我2003年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未来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人家不是说我勇敢，而是希望听听闾丘怎么说。现在看来，稍微有点实现了。
别人期待听听闾丘怎么说，但很多事情我不能说。尤其是一些有争议性的，复杂的事情，我不在现场，我得到的资讯是残缺的，所以这个时候越有影响力的人越不能急着下结论，如果结论是基于错误信息而得出的话，误导性是蛮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比较谨慎，不敢说是因为我不了解整件事情，如果凭着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谁对谁错，也是对我的受众的不负责任。
我现在关注国内的事情更多，尤其这几年，凤凰的观众也是对身边的事情关注更多，这是好事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关注身边细微的切实的生活了。不关注的话怎么知道哪里能改进?我关注国内的事情是因为有一些国外生活的经验，而且对香港以及国外的政府管理经验了解得稍微多一点，所以拿来和民众进行分享。
BQ：2008年的时候，你曾在博客上评价过自己当时的状态——“不太收敛，说话太冲了。”能否谈一下收敛和冲的界限在哪儿?
L：我现在回想了一下，如果你的沉淀还不够的话，是最容易出事的。因为你很难用恰当地方式去表达一些东西。除了大环境，自己本身的水平也很重要。
我现在越来越不想讲太多，不是我不敢讲，是我真的觉得自己知道得越来越少，尤其是书看得越多，思考得越多，你越会产生敬畏。尤其是做评论，要抱着敬畏的心态去做。
每次客串完我们公司的评论节目，我一个星期都不想说话了。因为我不希望我说出来的是正确的废话，浪费大家时间，而是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说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深思熟虑的，有新意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挺累的，但是累的状态是对的。
BQ：你现在还有个称号——“真相玫瑰”，但你似乎不太喜欢这个称号。
L：这都是做媒体的专业要求。有人觉得我可能说得多了一点点，这其实就是记者的职业要求。而且这样做的人很多，说老实话，比我更有勇气，承担更大的风险的人多得多，而且，香港人的身份也确实让我轻松很多。
BQ：相对而言，你属于很敢言的。那么你的底线是什么?
L：我也不是毫无顾忌，总是有个底线的。但在可以讲的情况下我一定会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观点也是会变的。
我觉得微博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平台，比如儿童乞讨，我连写了三篇文章，我自己也是边写边想，我希望每一次的讨论能产生向前的结果，而不是大家吵完就淡忘了，然后又出来了一个新的热点……
“我是幸运的，因为和凤凰一起成长”
BQ：1996年3月31日，凤凰卫视启播。第二年你就加入了，伴随着凤凰共同成长。能谈谈15年来凤凰的成长吗?
L：我真的觉得凤凰这十多年的发展和中国的大环境紧密相关，凤凰为什么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因为中国越来越受到关注。
想要关心中国的时候，有人可能会挑选凤凰卫视，是因为我们能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我们报道的角度，展现的方式和官方媒体还是有不同的，尽管也有人对我们有很多批评。
凤凰相对的空间比较大。很多其他电视台可能有一些预设的立场，凤凰在这个大环境下面，还是有空间的。这是很难得的。
BQ：担任采访总监以后，是不是责任更重，任务更多?你又是如何拿捏选题的尺度的?
L：尺度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定论，这就要看自己的把握和大环境了。
工作的话一直差不多，今年多了件事情就是香港台要开播了，香港台的采访也由我负责，人员的管理，对香港新闻的挑选等等，3月28日就要开播了。
BQ：你期待凤凰能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L：凤凰现在越做越大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有好的地方，比如我们在全球各地都有记者站，我觉得凤凰最积极的影响是引入了竞争。
但是大了以后，也会有一些问题。老员工的机会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因为人多了嘛!也不像以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分工比较清晰，有点像企业走上轨道了，所有东西都已经制度化了，我们现在也在适应过程中。
人决定了节目，所以在发展过程中。人才还是很重要的。希望能保持高水准的要求，因为专业程度越高，对节目的把握会越准。我们现在可能有点青黄不接，如何交接可能是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事情。
BQ：那么对于自己的事业和生活，设定了什么目标吗?
L：我没有什么目标，我大部分的时候处于幸福的状态，因为我不依靠未来的好，而是享受着当下的所有，爱着眼前的人。幸福。其实来自于自己的内心，自己可以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