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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茨拉夫·哈维尔被贴上剧作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摇滚乐爱好者、总统等诸多标签，但终其一生实践自己的信条，“活在真实中”。他永远无法像故事中讲到的蔬菜店经理一样，因为恐惧而盲从和传播谎言，他始终彻底地表达自己的喜怒爱憎，不管因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2011年岁末，当地时间12月18日，优秀的剧作家、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因长期健康不佳在睡梦中去世。哈维尔作为一个作家，不仅能洞悉人所有的弱点，同时也能坚持自己做人的基本立场；作为一国领袖，他因其出色的思想和高尚的实践，被誉为现代“哲学王”。
13年的执政生涯，让哈维尔的声誉大受损害，那些曾经把他推上总统宝座的民众对他的政策怨声载道。即便如此，他卸任时高达55%的支持率仍让很多政治家汗颜。作为总统，哈维尔的执政自然难以皆大欢喜，但他始终没有堕落成一个腐化的官僚或者令人生厌的政客，他依然谦虚平和，仍然偶尔会穿着套头衫、牛仔裤出现在夜晚布拉格的某家酒吧，和陌生的人们喝上一杯。即便那些对他的具体政策满腹怨言的人们，也大多记得他对于捷克的功绩，葬礼上铺天盖地的人群即是明证。
“我们要的是好生活”
作为美国上世纪60年代著名朋克、噪音摇滚乐队“地下丝绒”乐队的头号歌迷，哈维尔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摇滚乐的热爱。他与众多摇滚艺人交情甚笃，上任伊始就把美国先锋摇滚大师Frank Zappa请到捷克演出，并让其担任文化大使，滚石乐队是他的总统官邸里的常客，“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甚至担任了国宴的表演嘉宾。可以想象，当摇滚乐的高分贝噪音在国宴上奏响时，那些习惯了温文尔雅的古典音乐的政客名流是怎样一副错愕的表情。所以台湾乐评人马世芳在《乡愁地下蓝调》一书中这样评价他，“地球表面不可能有（比哈维尔）对摇滚乐更友善的国家元首了。”
事实上，哈维尔是在早过了“反叛青春期”，直到40岁才接触到摇滚乐。在《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后不久，听到了影响其一生的地下摇滚乐队—宇宙塑胶人，他后来回忆，“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
摇滚乐的反叛气质和非主流精神，让它只能成为政治人物年轻时代的消遣，布莱尔、克林顿都是如此，但一步入政坛，他们更愿意接受和其身份、地位和气质更吻合的古典音乐。但哈维尔是个例外，他对摇滚乐的喜爱始终未变，这作为一种浓厚的生命底色和审美倾向，凸显出他毕生的信念，做一个真实的人，过真实的生活，摇滚乐成为了哈维尔抵抗的武器。哈维尔一直都是异见分子，但并非政治异见分子，而是崔卫平所谓的“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生命中的三次论战
哈维尔一生有三次大的论战。其一，与昆德拉在签名与否上的选择，事关信仰和勇气；其二，与布罗茨基关于政治家是否应该取悦大众的争论，事关人性的善恶；其三，与克劳斯关于捷克前途的辩论，事关政治的远见。
与喜爱狂躁摇滚乐的哈维尔不同，同胞昆德拉热爱的是古典音乐。在“布拉格之春”后的岁月里，捷克知识分子都面临一个根本的抉择：面对苏联操控下的当局，是积极的反抗，还是消极的回避。后来，签名的哈维尔被送进了监狱，拒绝签名的昆德拉选择了流亡。在昆德拉的作品《缓慢》中，那个后来成为国家元首的政治异议分子，大抵是以哈维尔为原型。
与哈维尔一样蹲过监牢的布罗茨基，对哈维尔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授予其总统勋章时发表的演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一个与邪恶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面对布罗茨基的刻薄和尖锐，哈维尔则回之以反唇相讥的短信。这注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论战，因为某些隐秘的地方，是再难以触及的。
2011年12月23日，作为曾经政敌的克劳斯，在哈维尔的葬礼上致辞，给予了哈维尔无上的赞誉。作为政敌，他们对于捷克未来往何处去有着重大的分歧。哈维尔对“公民社会”有着独特的理解，他寄望于草根民众的自治力量，希望权力能够下放，人民享有充分的自治权；而克劳斯（现任总统）则更主张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哈维尔的主张，暴露出他的草根主张和乌托邦色彩，这是哈维尔的艺术品位和在他的政治理念中的投射。
在又一个新年到即将到来前，哈维尔溘然长逝。而这个世界，却仍然如他在1990年的“新年致辞”中所批判的那样充满了谎言和伪饰，“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哈维尔走了，却启迪人们去实践“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勇敢“活在真实中”，这是他留给世界最大的财富。
瓦茨拉夫·哈维尔 1936年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贵族家庭。1960年，他开始为巴鲁斯特拉德剧院工作，1963年哈维尔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剧本《花园聚会》面世，接着他的《备忘录》（1965）和《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1968）上演了。他曾于1993年到2002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2011年12月，哈维尔去世，享年76岁。
2011年岁末，当地时间12月18日，优秀的剧作家、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因长期健康不佳在睡梦中去世。哈维尔作为一个作家，不仅能洞悉人所有的弱点，同时也能坚持自己做人的基本立场；作为一国领袖，他因其出色的思想和高尚的实践，被誉为现代“哲学王”。
13年的执政生涯，让哈维尔的声誉大受损害，那些曾经把他推上总统宝座的民众对他的政策怨声载道。即便如此，他卸任时高达55%的支持率仍让很多政治家汗颜。作为总统，哈维尔的执政自然难以皆大欢喜，但他始终没有堕落成一个腐化的官僚或者令人生厌的政客，他依然谦虚平和，仍然偶尔会穿着套头衫、牛仔裤出现在夜晚布拉格的某家酒吧，和陌生的人们喝上一杯。即便那些对他的具体政策满腹怨言的人们，也大多记得他对于捷克的功绩，葬礼上铺天盖地的人群即是明证。
“我们要的是好生活”
作为美国上世纪60年代著名朋克、噪音摇滚乐队“地下丝绒”乐队的头号歌迷，哈维尔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摇滚乐的热爱。他与众多摇滚艺人交情甚笃，上任伊始就把美国先锋摇滚大师Frank Zappa请到捷克演出，并让其担任文化大使，滚石乐队是他的总统官邸里的常客，“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甚至担任了国宴的表演嘉宾。可以想象，当摇滚乐的高分贝噪音在国宴上奏响时，那些习惯了温文尔雅的古典音乐的政客名流是怎样一副错愕的表情。所以台湾乐评人马世芳在《乡愁地下蓝调》一书中这样评价他，“地球表面不可能有（比哈维尔）对摇滚乐更友善的国家元首了。”
事实上，哈维尔是在早过了“反叛青春期”，直到40岁才接触到摇滚乐。在《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后不久，听到了影响其一生的地下摇滚乐队—宇宙塑胶人，他后来回忆，“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
摇滚乐的反叛气质和非主流精神，让它只能成为政治人物年轻时代的消遣，布莱尔、克林顿都是如此，但一步入政坛，他们更愿意接受和其身份、地位和气质更吻合的古典音乐。但哈维尔是个例外，他对摇滚乐的喜爱始终未变，这作为一种浓厚的生命底色和审美倾向，凸显出他毕生的信念，做一个真实的人，过真实的生活，摇滚乐成为了哈维尔抵抗的武器。哈维尔一直都是异见分子，但并非政治异见分子，而是崔卫平所谓的“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生命中的三次论战
哈维尔一生有三次大的论战。其一，与昆德拉在签名与否上的选择，事关信仰和勇气；其二，与布罗茨基关于政治家是否应该取悦大众的争论，事关人性的善恶；其三，与克劳斯关于捷克前途的辩论，事关政治的远见。
与喜爱狂躁摇滚乐的哈维尔不同，同胞昆德拉热爱的是古典音乐。在“布拉格之春”后的岁月里，捷克知识分子都面临一个根本的抉择：面对苏联操控下的当局，是积极的反抗，还是消极的回避。后来，签名的哈维尔被送进了监狱，拒绝签名的昆德拉选择了流亡。在昆德拉的作品《缓慢》中，那个后来成为国家元首的政治异议分子，大抵是以哈维尔为原型。
与哈维尔一样蹲过监牢的布罗茨基，对哈维尔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授予其总统勋章时发表的演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一个与邪恶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面对布罗茨基的刻薄和尖锐，哈维尔则回之以反唇相讥的短信。这注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论战，因为某些隐秘的地方，是再难以触及的。
2011年12月23日，作为曾经政敌的克劳斯，在哈维尔的葬礼上致辞，给予了哈维尔无上的赞誉。作为政敌，他们对于捷克未来往何处去有着重大的分歧。哈维尔对“公民社会”有着独特的理解，他寄望于草根民众的自治力量，希望权力能够下放，人民享有充分的自治权；而克劳斯（现任总统）则更主张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哈维尔的主张，暴露出他的草根主张和乌托邦色彩，这是哈维尔的艺术品位和在他的政治理念中的投射。
在又一个新年到即将到来前，哈维尔溘然长逝。而这个世界，却仍然如他在1990年的“新年致辞”中所批判的那样充满了谎言和伪饰，“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哈维尔走了，却启迪人们去实践“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勇敢“活在真实中”，这是他留给世界最大的财富。
瓦茨拉夫·哈维尔 1936年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贵族家庭。1960年，他开始为巴鲁斯特拉德剧院工作，1963年哈维尔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剧本《花园聚会》面世，接着他的《备忘录》（1965）和《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1968）上演了。他曾于1993年到2002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2011年12月，哈维尔去世，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