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历史是一面镜子，而新闻也是一面镜子。拿历史这面镜子观照今日，又以新闻这面镜子证之旧史，自然会让人有所收获。一段时间以来，很多读者要求本刊开设一个关于贵州历史的栏目，不少读者还希望我们能够转载现已脱销的《贵州开发史话》一书。应读者的要求，本刊从2009年第1期开始，特约请《贵州日报》原总编辑、社长刘学洙先生为“贵州史话”专栏作家，并从他的《贵州开发史话》一书中以时间顺序选取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雄心勃勃地致力于大一统事业。他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对付北方匈奴和经略南越。至于今贵州这个西南荒陲，还未顾及多少。虽然“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但在秦始皇的政治军事天平上，它是占不了多大分量的。然而，秦始皇毕竟还是做了一件开发贵州的首创性的事，这便是修筑五尺道，把巴、蜀与其徼外的今川滇黔接壤地区连了起来。
　　 《史记·西南夷列传》对此写下了极其吝啬的两句话：“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修了路，随之派去了官吏，说明修路与实现政治统治攸关。这便揭开了贵州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体制的一页。
　　从先秦时期中央王朝的视角看，贵州实在太边远。据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禹贡》划分，中国疆土以王畿为中心，以五百里逐级向四方扩展，分为“五服”，其名称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有个说法是“惟尔贵州，远在要荒”，就是指贵州属于最边远的要服和荒服之区。其实，贵州这块土地是古人类起源地之一，先秦时已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部族政权。司马迁引述过“夜郎与汉孰大”，后世变成“夜郎自大”，流传千古，并且歪曲了史实。其实，司马迁首先是说更重要的一句话：“夜郎最大”。而这句话却远不如“夜郎自大”流布久远。原因大约是这个夜郎尽管在西南夷中“最大”，可是远离华夏古文明中心，处于万山丛中，与外界隔绝。比起中原那些称雄称霸的大国，夜郎古国太寂寞了。秦始皇建国伊始，万端待兴，即决策修一条五尺道通夜郎，应该承认他是有较长远而全面的战略眼光的。这样终于在贵州高原上空响起了中国有史以来开发贵州的第一声春雷。
　　五尺道是一条什么样的古道？《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故道才广五尺。”郎州是五尺道的终点，即今云南曲靖。秦修五尺道是以巴蜀为基地，起于今川南宜宾，经高县、拱县、筠连，入云南境过盐津、大关、彝良、昭通，又入贵州境过赫章、威宁，再入云南宣威到达曲靖。这一带地处乌蒙山区，地势险峻，修路工程艰苦异常。据史载，多采取“积薪焚石，浇水爆破”使岩石炸裂的办法凿石开路。至今个别落后地方开山取石还保留此法。五尺道开出的路面极窄，只容单人单骑通过。古人在技术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开发云贵高原，其惊人毅力与决心真令人感动。虽说路宽仅五尺，只是从黔西北边壤擦肩而过，也总算使封闭的贵州有了一条沟通外界的官修小小动脉了。五尺道全路并未全部完工，但在秦汉时，运兵粮还是发挥作用的。隋代为了统一云南也曾利用这条古道。
　　开了五尺道，随之而来的是逐步“置吏”，置吏就是纳入郡县制。从史志有关记载看，秦王朝随着五尺道的开辟，在今贵州境内设置了几个县，涉及今贵州相当广阔一片地区。由于五尺道的开辟，夜郎等西南夷地区与巴、蜀的贸易较前频繁。汉初虽然关闭了巴、蜀靠西南夷的关徼，但民间往来没有停止。《史记》载“巴蜀民或商贾窃出，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这说明巴蜀经济发展与五尺道也有关系。巴蜀商贾用以交换西南夷物产和奴隶劳动力的商品，主要是铁器，这当然有利于西南夷的农业发展。还有巴蜀的“山林、竹木、蔬食、果实”等产品，也贩入夜郎一带。同时也有一部分内地人口因戍守和开边而滞留夜郎，成为最早的汉移民，给夜郎带来了中原先进技术文化。所以，秦修五尺道，对贵州的开发，是起了多方面积极作用的。
　　但话又得说回来，秦对夜郎的开发只能算是一点点启动，比起秦始皇在同时期北方交通建设规模，五尺道是小巫见大巫。在修五尺道后8年，秦将蒙恬曾奉命建筑名为直道的一条南北大路。它起于咸阳之北不远的秦皇夏宫云阳，朝北进人鄂尔多斯，然后跨越黄河河套，止于九泉(今内蒙古包头之西的五原)。五尺道不及这条直道最窄路段宽度的三分之一。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把秦朝交通建设与古罗马作了比较，据云：秦帝国公路的长度约6820公里，而公元l50年，从苏格兰的安东尼努斯城至罗马，再到耶路撒冷的罗马道路系统总长度为5984公里。比秦朝晚了三百几十年的欧洲交通成绩瞠乎其后矣。不过，在秦朝煌煌大观的交通建设成就中，五尺道实在是占据不了什么位置的。所以，解读五尺道，既让人窥见华夏中心地区古文明进入边远贵州地区的可喜足迹，也反衬出古代贵州在西南夷中所处的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