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远的将来、最快在2010年前后，中国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的“世界第二”与日本的“第二”有本质的不同。如何与届时的中国相处，日本必须认真思考。
　　
　　2009年的日中经济关系中，“格局变化”将成为最关键词。世界银行预测，中国将在近期内超过金融风暴下出现严重衰退的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一提前到来的实力对比之逆转，在日本制造业从中国撤资的表象和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引发全球观瞻的背景下，生出良多意味深长的解读。笔者就此采访了曾经驻华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中国北亚洲课课长真家阳一先生，请他谈谈中国经济下一步走势和日本企业的应对之策。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关键
　　
　　《南风窗》：有乐观的意见认为中国已经基本度过了金融危机的艰难时刻，比日本和欧美更快地进入了恢复期，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真家阳一：对于这次金融危机，中国国内似乎是乐观派占主流，也就是认为中国将呈现出“v”字形的经济走势，前半年经济短暂衰退，后半年、最快在第二季度开始复苏，迅速恢复到较高增长水平。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企业的库存消化。去年上半年为了减少原料、零配件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提高，很多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库存投资。但金融危机开始后，中国企业接到的产品订单减少，引起库存剩余。大量的剩余库存如果不能有效消化，消费和生产就难以增加，甚至将微观影响宏观化，引起经济整体的消化不良。因此，库存消化状况的好坏是判断中国是否已经进入经济复苏期的一项重要参考数据。目前，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统计，尚不能轻易下结论。
　　而且经济问题不能用1年为单位来衡量，要预测今后的中长期走势，需要一段时间观察。但可以预见的是，像2003年至2007年那样的经济超高速增长(超过10％)恐怕不会在今后的中国再出现了。
　　理由有三：首先是环境、能源的瓶颈。中国的环境和资源系统已经不堪重负，难以维持现有经济模式下的高速增长；第二是高龄化。中国的劳动人口将于2015年起开始减少，生产和消费也势必随之下滑；最后是贸易、投资的增长减缓。人世之后，中国政府撤销和放松了部分行业的外资限制，大量海外资本拥入中国市场。而随着中国履行世贸条款和政策调整的结束，投资热潮会随之结束。
　　目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大约在9％到10％左右，这样的水平今后一定会降低。尽管如此，2020年前维持7％到8％的潜在增长率，我认为仍然是很现实的。
　　《南风窗》：中国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必须具备怎样的条件?
　　真家阳一：需要两个条件。首先是中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拉动型向内需驱动型的转变。完成这一转型的关键是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增加。投资可通过政府主导的公共项目带动，但毕竟规模有限，最终还要依赖消费。然而，刺激内需对中国来说是个难题。究其原因，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成为启动内需的障碍。普通百姓为了预防生病就医等不时之需，将可支配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于储蓄，消费自然难以增加。中国政府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强化社会保障制度。但制度的构建绝非一蹴而就的，中、短期之内，中国还必须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保持经济增长。
　　第二个条件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调整。中国不可能一直依靠纺织、杂货等低成本商品和廉价劳动力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就会上涨，固定利率限制放宽后人民币升值更是不可逆转，中国将失去低价优势。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民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就是能否确立自己的技术和品牌，改变经济总量大但品牌缺失的现状。这也是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中国政府出台的维持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正确，问题是时间。而这次金融危机无疑太大提高了中国的危机意识，势必会加快这两项政策的推进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也是“变危为机”的机会。
　　
　　如何重铸日企在华“生命线”
　　
　　《南风窗》：您说过日本社会最大的中长期问题是少子老龄化，如果日本企业想进一步发展，必须在海外开拓新的市场，而中国是最重要、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之一，甚至可以称作日本企业的“生命线”。那么，2009年后，日本的对华投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真家阳一：今后日本对华投资会出现两大变化。
　　首先是投资行业的转变。就在几年前，日本对华投资的近八成还都是制造业，特别是日本具有传统优势的汽车、机械等。而最近，服务、流通、金融、不动产等非制造业的投资显著增加。其理由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中国入世后履行承诺，放宽了这些行业的外资准入限制；二是中国国民的消费能力大幅提高，日本的产品和服务也可以找到相应的消费群体和市场。可以说，日本制造业对华投资的高潮已经过去，今后的增长点是以各种服务行业为龙头的非制造业。
　　另一个是投资方式的变化。以往，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大多采用直接投资方式，也就是在中国从零开始建厂和设公司。而近年来，为了适应中国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很多企业选择见效更快的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