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从不为人关注到成为英国的国家文化载体、大众的文化空间，在这一历程中如何发挥国家在文化载体、民族文化建构上的主导作用，以及实现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相信会給中国的文化建设以一定的启示。
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博物馆
博物馆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近代西欧各国都出现过收藏古代文物的热潮，主要参与者是一些有财力、有空闲的没落贵族。英国的汉斯·斯隆爵士、罗伯特·科顿爵士和罗伯特·哈
利就是这样的收藏家。1753年，斯隆爵士将自己近8万件私人收藏捐赠給国家，另两人也将收藏的图书和手稿捐赠，这奠定了大英博物馆的基石。1753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规定将3人的收藏加以妥善安置并便于被人使用，这标志着大英博物馆的诞生。1759年1月15日，大英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
不过，后来备受赞誉的大英博物馆，在它建立的最初半个世纪里并没有受到各方重视。虽然博物馆一开始就是由国家筹建的，但是国家对其投资和关注都很少，藏品多是来自私人捐赠。19世纪初英国议会对大英博物馆进行评估时，下院议员威廉·科比特甚至反对议会拨給博物馆1.6万英镑的维修费。在他看来，大英博物馆只是闲逛者、富人的娱乐之地，“为何商人、农民要将税收提供給他们，穷人得到了什么好处？让富人们自己买单好了。”当时的参观者们也反映他们的参观基本上是匆匆而过；在更多的人心中，博物馆与动物园无异，不过是满足人们好奇心的展览秀而已。
但是到了19世纪上半叶，大英博物馆却获得了飞速发展，这与英国的国力增强分不开。那一时期，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它拥有独特的政治民主制度、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广阔的海外殖民地，这将大英博物馆的发展推向新纪元。作为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馆藏规模不断扩大，使用状况和服务理念都得到极大改善。
随着藏品的增加以及英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博物馆的重要性开始显现。此时有识之士意识到，博物馆是国家公共资源的展示，博物馆的发展本身就是英国走向极盛的缩影。因此，国家转而重视大英博物馆的管理和建设，除了不断加大对博物馆的投资外（19世纪初期国家共出资20多万英镑购买图书）；更重要的是，议会召集了1835年～1836年的大英博物馆精选委员会。这一机构促成了博物馆管理理念的大变革，博物馆被定义为“一个传播文化的机构”。委员会认为，作为行政事务的一个部门，博物馆也应该按照其他公共部门共有的精神进行管理，使民众明白大英博物馆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教育机构，并尽最大可能让英国民众能够便利地进入博物馆参观或者学习。这表明，大英博物馆的国家机构性质及它作为国家文化工具的使命，得到了明确的认可和界定。
1835年3月27日，精选委员会被议会指定调查大英博物馆的环境、管理和事务。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历时两年，提交給议会的蓝皮书多达600多页，并举行听证会，听取有关博物馆的使用情况、优点和不足的意见。这对大英博物馆发展可谓影响深远，博物馆从一个精英创立并且服务于精英的机构向大众文化空间转化。
大英博物馆的经营之道
上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一度有意让博物馆自食其力，商业化经营。但到了新世纪，思路却180度大转弯。英国文化大臣曾经表示，国家博物馆与美术馆免费开放，是政府关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英国”的承诺之一，“我们想要每个人都能够免费享受我们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里的伟大收藏。”
2001年，在《增值税法》中针对博物馆特别增加一个补充条款：凡被政府指定的免费向公众开放其永久收藏的国家博物馆，返还其全部增值税。大名鼎鼎的大英博物馆，返还的增值税每年可高达200万～300万英镑。
政府大概提供了70%的资金支持大英博物馆。剩下的30%来自于博物馆经营的商店、餐厅，还有捐赠，大英博物馆摆了一个箱子在门口争取募捐。此外还有会员制度，会员主要由捐献者组成。对于重要捐献者，会把他的名字写在墙上。其中一些捐赠来自一些艺术基金会。一般来讲基金会不会直接提供給博物馆艺术品，他们提供资金，然后博物馆再选择购买艺术品，这样做也比较合理，因为购买的决定权还是在博物馆。此外，还有很多渠道可获得展览所需经费，例如有相关的基金会或者由一些公司赞助等。
流落到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国宝
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分类比较繁复，其间有中国、古埃及、希腊、罗马、日本、韩国等专题；也有按东方、西亚、东南亚、美洲、非洲，来分别组合；还有按中世纪和现代文物，穆斯林和土耳其，钱币和徽章，印刷和绘画，以及人类学文物等方式展出的。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无奇不有。
然而中国流失国外的文物多达164万件，被世界47家博物馆收藏。其中大英博物馆是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博物馆，目前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2万3千多件，长期陈列的约有2000件，收藏的中国文物囊括了中国整个艺术类别，跨越了整个中国历史，包括刻本、书画、玉器、青铜器、陶器、饰品。
在大英博物馆通往东方室的楼梯中央，矗立着一座隋朝汉白玉大佛。佛足站于底层，佛首则在三楼之上，高大威严，气韵生动。拾阶而上，楼梯间平台上并排摆放着三口青铜铭文钟，个个都有一人来高。步入正厅，迎面墙壁正中是巨幅敦煌壁画。三位菩萨面相丰腴，仪态万千，为典型的盛唐时期绘画风格。遗憾的是壁画上一条条拼缝清晰可见，不禁使人想起敦煌光秃秃的窟顶。壁画前三尊中国古代雕塑一字排开，左为道教造像、中为炻质罗汉、右为弥勒佛，均构思奇巧、形象逼真。塑像前则是分列两侧的一排排展橱，里面摆满各种瓷
器、玉器、铜器、漆器以及菩萨雕像、名人字画等，件件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如果你以为中国的文物就只这些，那可大错特错了。更多的中国文物精品，特别是一些无价之宝，如汉代玉雕驭龙、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南北朝陶猎鹰坐俑和唐代黄玉坐犬，并未对世人展出。大英博物馆还有大量敦煌的绢画文书以及甲骨文等。如今，敦煌遗书在中国国内仅存2万件，而该馆却有1.37万件之多。
中国文物从何而来？在英国女王的“夏宫”温莎堡，一间展室专门陈列着“日不落帝国”时期殖民地国家上贡的皇冠。其中也有一顶中国清朝皇帝的便帽。不过，旁边的注释却清清楚楚地写着，这顶帽子并不是贡品，而是“从圆明园拿的”。大英博物馆没有像温莎堡那样明目张胆地使用“拿”这个字眼，而是冠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某某給予”，“从某某处购得”以及“某某遗赠”等。例如，展橱中摆放着一只清代青花大瓶，旁边的标牌上写着“由马克夫人給予”。可具体这位马克夫人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就不得而知了。
便携式古物计划 人人都是“考古者”
虽然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博物馆，但是大英博物馆在公众考古与博物馆电子化方面却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整个博物馆有200万文物可以与公众一起通过电子化程序进行交流。”大英博物馆中国典藏分馆馆长萨沙·普里维博士称，大英博物馆的网站几乎将所有重要的展品进行了电子化。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目前在英国，几乎全民都可以进行“考古”。公众用手机、电脑在自家后院里就可“考古”，并将资料上传到网上“博物馆”与爱好者分享，与专家共同探讨。原来，1997年开始，由英国政府牵头、大英博物馆全力开展的便携式古物计划（Portable Antiquities Scheme）使得公众考古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
便携式古物计划是一个自愿性计划，由于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自行记录小出土文物，并且对考古发现有着极大的兴趣，政府鼓励市民将私人藏品或者新发现的古物上传，使得这些文物被记录下来。“散步的时候就能发现宝物”是计划一开始的口号之一。然而，在初期，这个计划只是在一些古钱币爱好者中盛行，他们有着金属探测器，热于发现“藏在地下的宝藏”。在发现之后，他们主动将这些古钱币资料上传，而随着计划的一步步展开，非金属的“宝物”资料也慢慢开始受到重视。在1997年，该计划就采用了“数据库”的设计，以便市民能够更广泛地访问。
目前，该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有多名专业的查找顾问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顾问和管理员。
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博物馆
博物馆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近代西欧各国都出现过收藏古代文物的热潮，主要参与者是一些有财力、有空闲的没落贵族。英国的汉斯·斯隆爵士、罗伯特·科顿爵士和罗伯特·哈
利就是这样的收藏家。1753年，斯隆爵士将自己近8万件私人收藏捐赠給国家，另两人也将收藏的图书和手稿捐赠，这奠定了大英博物馆的基石。1753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规定将3人的收藏加以妥善安置并便于被人使用，这标志着大英博物馆的诞生。1759年1月15日，大英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
不过，后来备受赞誉的大英博物馆，在它建立的最初半个世纪里并没有受到各方重视。虽然博物馆一开始就是由国家筹建的，但是国家对其投资和关注都很少，藏品多是来自私人捐赠。19世纪初英国议会对大英博物馆进行评估时，下院议员威廉·科比特甚至反对议会拨給博物馆1.6万英镑的维修费。在他看来，大英博物馆只是闲逛者、富人的娱乐之地，“为何商人、农民要将税收提供給他们，穷人得到了什么好处？让富人们自己买单好了。”当时的参观者们也反映他们的参观基本上是匆匆而过；在更多的人心中，博物馆与动物园无异，不过是满足人们好奇心的展览秀而已。
但是到了19世纪上半叶，大英博物馆却获得了飞速发展，这与英国的国力增强分不开。那一时期，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它拥有独特的政治民主制度、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广阔的海外殖民地，这将大英博物馆的发展推向新纪元。作为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馆藏规模不断扩大，使用状况和服务理念都得到极大改善。
随着藏品的增加以及英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博物馆的重要性开始显现。此时有识之士意识到，博物馆是国家公共资源的展示，博物馆的发展本身就是英国走向极盛的缩影。因此，国家转而重视大英博物馆的管理和建设，除了不断加大对博物馆的投资外（19世纪初期国家共出资20多万英镑购买图书）；更重要的是，议会召集了1835年～1836年的大英博物馆精选委员会。这一机构促成了博物馆管理理念的大变革，博物馆被定义为“一个传播文化的机构”。委员会认为，作为行政事务的一个部门，博物馆也应该按照其他公共部门共有的精神进行管理，使民众明白大英博物馆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教育机构，并尽最大可能让英国民众能够便利地进入博物馆参观或者学习。这表明，大英博物馆的国家机构性质及它作为国家文化工具的使命，得到了明确的认可和界定。
1835年3月27日，精选委员会被议会指定调查大英博物馆的环境、管理和事务。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历时两年，提交給议会的蓝皮书多达600多页，并举行听证会，听取有关博物馆的使用情况、优点和不足的意见。这对大英博物馆发展可谓影响深远，博物馆从一个精英创立并且服务于精英的机构向大众文化空间转化。
大英博物馆的经营之道
上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一度有意让博物馆自食其力，商业化经营。但到了新世纪，思路却180度大转弯。英国文化大臣曾经表示，国家博物馆与美术馆免费开放，是政府关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英国”的承诺之一，“我们想要每个人都能够免费享受我们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里的伟大收藏。”
2001年，在《增值税法》中针对博物馆特别增加一个补充条款：凡被政府指定的免费向公众开放其永久收藏的国家博物馆，返还其全部增值税。大名鼎鼎的大英博物馆，返还的增值税每年可高达200万～300万英镑。
政府大概提供了70%的资金支持大英博物馆。剩下的30%来自于博物馆经营的商店、餐厅，还有捐赠，大英博物馆摆了一个箱子在门口争取募捐。此外还有会员制度，会员主要由捐献者组成。对于重要捐献者，会把他的名字写在墙上。其中一些捐赠来自一些艺术基金会。一般来讲基金会不会直接提供給博物馆艺术品，他们提供资金，然后博物馆再选择购买艺术品，这样做也比较合理，因为购买的决定权还是在博物馆。此外，还有很多渠道可获得展览所需经费，例如有相关的基金会或者由一些公司赞助等。
流落到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国宝
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分类比较繁复，其间有中国、古埃及、希腊、罗马、日本、韩国等专题；也有按东方、西亚、东南亚、美洲、非洲，来分别组合；还有按中世纪和现代文物，穆斯林和土耳其，钱币和徽章，印刷和绘画，以及人类学文物等方式展出的。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无奇不有。
然而中国流失国外的文物多达164万件，被世界47家博物馆收藏。其中大英博物馆是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博物馆，目前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2万3千多件，长期陈列的约有2000件，收藏的中国文物囊括了中国整个艺术类别，跨越了整个中国历史，包括刻本、书画、玉器、青铜器、陶器、饰品。
在大英博物馆通往东方室的楼梯中央，矗立着一座隋朝汉白玉大佛。佛足站于底层，佛首则在三楼之上，高大威严，气韵生动。拾阶而上，楼梯间平台上并排摆放着三口青铜铭文钟，个个都有一人来高。步入正厅，迎面墙壁正中是巨幅敦煌壁画。三位菩萨面相丰腴，仪态万千，为典型的盛唐时期绘画风格。遗憾的是壁画上一条条拼缝清晰可见，不禁使人想起敦煌光秃秃的窟顶。壁画前三尊中国古代雕塑一字排开，左为道教造像、中为炻质罗汉、右为弥勒佛，均构思奇巧、形象逼真。塑像前则是分列两侧的一排排展橱，里面摆满各种瓷
器、玉器、铜器、漆器以及菩萨雕像、名人字画等，件件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如果你以为中国的文物就只这些，那可大错特错了。更多的中国文物精品，特别是一些无价之宝，如汉代玉雕驭龙、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南北朝陶猎鹰坐俑和唐代黄玉坐犬，并未对世人展出。大英博物馆还有大量敦煌的绢画文书以及甲骨文等。如今，敦煌遗书在中国国内仅存2万件，而该馆却有1.37万件之多。
中国文物从何而来？在英国女王的“夏宫”温莎堡，一间展室专门陈列着“日不落帝国”时期殖民地国家上贡的皇冠。其中也有一顶中国清朝皇帝的便帽。不过，旁边的注释却清清楚楚地写着，这顶帽子并不是贡品，而是“从圆明园拿的”。大英博物馆没有像温莎堡那样明目张胆地使用“拿”这个字眼，而是冠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某某給予”，“从某某处购得”以及“某某遗赠”等。例如，展橱中摆放着一只清代青花大瓶，旁边的标牌上写着“由马克夫人給予”。可具体这位马克夫人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就不得而知了。
便携式古物计划 人人都是“考古者”
虽然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博物馆，但是大英博物馆在公众考古与博物馆电子化方面却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整个博物馆有200万文物可以与公众一起通过电子化程序进行交流。”大英博物馆中国典藏分馆馆长萨沙·普里维博士称，大英博物馆的网站几乎将所有重要的展品进行了电子化。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目前在英国，几乎全民都可以进行“考古”。公众用手机、电脑在自家后院里就可“考古”，并将资料上传到网上“博物馆”与爱好者分享，与专家共同探讨。原来，1997年开始，由英国政府牵头、大英博物馆全力开展的便携式古物计划（Portable Antiquities Scheme）使得公众考古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
便携式古物计划是一个自愿性计划，由于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自行记录小出土文物，并且对考古发现有着极大的兴趣，政府鼓励市民将私人藏品或者新发现的古物上传，使得这些文物被记录下来。“散步的时候就能发现宝物”是计划一开始的口号之一。然而，在初期，这个计划只是在一些古钱币爱好者中盛行，他们有着金属探测器，热于发现“藏在地下的宝藏”。在发现之后，他们主动将这些古钱币资料上传，而随着计划的一步步展开，非金属的“宝物”资料也慢慢开始受到重视。在1997年，该计划就采用了“数据库”的设计，以便市民能够更广泛地访问。
目前，该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有多名专业的查找顾问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顾问和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