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战役前夕，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一定的破坏。但仍在战上海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譬如1949年5月25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51军军长刘昌义率部起义，从事对其策反工作并立下大功的，正是抗战胜利后从新四军苏北根据地来到上海的田云樵。上海解放，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两股大军汇合了。
　　之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布置的潜伏特务，隐蔽战线则要开展反特工作。破获敌电台、粉碎特务武装，不仅保卫了人民的上海，更为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

两股大军的汇合

　　上海已经解放70年了。近些年来，在一些描写上海解放的书中，经常会提到刘昌义。譬如1922年就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特别是1933年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师长，而这支部队的前敌总指挥是共产党员吉鸿昌。还提到，抗战胜利后，因为蒋介石排斥杂牌军，刘昌义被削去兵权，调任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其间还加入了“地下民革”，受领的任务是“相机起义，迎接解放，为新中国效力”。他为此暗中劝说国民党军官起义，表面上又和汤恩伯常相往来，争取获得兵权。在上海战役时，由于国民党51军军长王秉钺在浦东被解放军俘虏，刘昌义出山任51军军长。汤恩伯在逃离上海前，委任刘昌义为上海守军的最高指挥官。于是，刘昌义趁机临阵起义。
　　针对此问题，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对于上海近代史有深入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刘昌义起义早有谋划。”毕竟，在刘昌义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师长时，吉鸿昌的共产党员身份并不是公开的，不能由此证明刘昌义早与中共有联系。
　　上海文史馆馆员、作家叶永烈曾于1991年7月到田云樵家拜访。在那次访谈中，田云樵透露，在南京解放后，自己被中共党组织任命为沪西人民保安队大队长，马纯古任政治委员，组织沪西地区的工人护厂，迎接解放。就在田云樵开展发动工人护厂工作之际，田云樵接到紧急任务，策反守备上海的国民党第51军。5月25日凌晨，田云樵到达江宁路第二劳工医院解放军第81师师部。
　　之所以派田云樵去策反51军，是因为此前，他对国民党51軍做过不少功课，对51军军长王秉钺有所了解。如果从抗战胜利后1946年元旦来到上海算起，田云樵曾任中共上海局帮会工作委员会书记。上海是青帮红帮的发源地，不了解清楚帮会情况，甚至不提前介入与帮会人员打交道，在上海战役过程中，以及未来上海解放以后的工作过程中，就会遇到更多艰难。
　　田云樵还是中共上海局以张执一任书记的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委员。然而，当田云樵认为策反王秉钺很有把握，并派出国民党军队的投诚人员、王秉钺的老朋友王中民前往接洽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国民党51军射来的子弹。
　　王中民急中生智，手持写着“和平使者”的牌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位参谋的护送下，走过苏州河上的造币厂桥，走向第51军防区。田云樵事先已经告诉王中民，自己守在解放军第81师师部的电话旁，如果在谈判中出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
　　令王中民没有想到的是，在国民党51军军部，自己见到的竟然不是王秉钺。原来，王秉钺已经在5月16日于浦东顾家宅东北的高桥公路上，被解放军俘虏了。站在王中民眼前的，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新任的51军军长刘昌义。说起国民党51军，在上海战役开始以前，出身东北军的王秉钺就向汤恩伯虚报人数，自浦东被解放军击溃后，撤到浦西负责市区苏州河北岸防守的51军，满打满算不过两个团的兵力。
　　尽管按照当年参加过“地下民革”活动的梁佐华回忆，刘昌义曾经在1948年11月16日在八仙桥龙门路151号永川医院内参加“地下民革”活动，并了解了共产党“首恶必办、立功受奖”的政策，但在1949年5月25日，在两军阵前，刘昌义并不知道如何与共产党联系。刘昌义问王中民：“谁相信你能够代表共产党？”王中民说：“可以跟共产党代表直接通话。”王中民让刘昌义接通苏州河对岸第二劳工医院的电话。
　　在1991年接受叶永烈采访时，田云樵称，他当年对刘昌义说：“王中民是我们派去的。现在形势逼人，突围是绝对不可能了，放下武器是唯一出路。”田云樵陈明利害，讲明政策，欢迎刘昌义过桥谈判，并绝对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刘昌义与王中民、51军军法处长魏震亚乘坐吉普车，在两辆坦克的保护下，通过造币厂桥，驶向南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与解放军81师政委罗维道，以及田云樵会谈，在双方达成协议后，81师上报27军军长聂凤智，聂向陈毅汇报后，刘昌义才得以乘坐军车到虹桥路解放军27军军部与聂凤智谈起义与接收事项。自此，刘昌义才被中共方面按起义人员对待。
　　在上海战役之前，田云樵还曾策反过驻在上海的国民党伞兵第3团。伞兵第3团大约2000人，团长刘农畯经过策反，成为中共秘密党员。1949年4月12日，原本从杨树浦上船前往厦门的伞兵第3团，经田云樵努力，在驶出黄浦江之后，宣布起义，向北驶往连云港，投向解放区。这件事后来曾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通电嘉奖。
　　在苏智良教授看来，1949年以前，中共中央曾经有12年设在上海。“在上海解放前夕，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力量，人数不算太多，但实际上能量很大。他们做了相当多的工作。”苏智良说，“比如争取上海的知识界、工商界对共产党的支持;比如发动工人护厂——有的工厂，在国民党反动派要求把重要机器拆运去台湾时，在地下党领导下，有的电焊工把厂门都给焊死了，连坦克都开不进来，使得准备撤离的国民党只得放弃拆运。”
　　苏智良认为，上海解放，某个程度来说，是地下党和解放军两股大军的汇合。

反敌特就是保平安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不少，除了保密局上海站、内调局上海办事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二处这三大属于全国性特务系统上海分支的部门以外，还有毛森、陆京士、蒋经国所领导的特务组织。其中，陆京士搞的“工人忠义救国军”“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护工队”打着工人组织的旗号，行镇压进步工人之实。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特务外围组织近百个。共有职业特务五千余人，外围分子一万五千余人。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特务中少数骨干潜伏了下来，绝大多数被打乱，流窜到社会上，成为残余反革命势力的一部分。而逃往舟山、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则仍不断派遣特务进入上海——有的架设电台发送情报;有的配合国民党的封锁和轰炸，进行目标定位工作;有的执行破坏和暗杀等。
　　田云樵等人在解放前在帮会中布下的关系，在解放后确实起到了不少作用。苏智良说：“上海解放之际，流氓头子黄金荣说自己老了，不走了。黄金荣给共产党一个见面礼，就是把他所知的敌特名单，交给新政权。我们按照这个名单，就去抓这些特务。”
　　除了黄金荣提供的名单以外，上海市人民政府、军管会还在缉拿盗匪的过程中、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的过程中打击了不少匪特人员。在上海解放之初的3个月内，人民政府就破获了37个敌特潜伏电台。
　　更大的威胁仍来自逃亡到舟山、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
　　1949年8月底，蒋介石向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了暗杀陈毅等中共军政首脑的命令。老蒋甚至亲自指定了刺客：“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
　　刘全德，江西吉安人，1929年14岁时就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共。在红军期间，他当过班长、排长、特务连连长。1933年，他被派往上海，做地下党锄奸保卫工作。1935年11月，被国民党于武昌逮捕，随即叛变。抗战期间，他曾随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投靠汪伪，直到1942年与重庆方面接上头以后，刘全德先后指挥或暗杀了近十名汪伪方面重要人物。1943年，轰动上海滩的汪伪特工总部电讯破译专家余玠被杀，即为刘全德所为。刘全德杀了余玠后，还能脱逃前往浙江江山到毛森处领功受赏，足见其对上海方方面面熟络的程度。
　　上海解放后，1949年6月，刘全德甚至曾经落网过。在被解放军逮捕后，他假装要求立功赎罪，加之当时解放军对他的罪恶掌握不多，在关押一段时间后释放了他。当年8月，他逃亡舟山，之后经厦门到台湾。毛人凤委任他为“保密局上海行动组”上校组长。这一回，他再次潜入上海，暗杀的对象换成了陈毅。
　　为了确保成功，这一“行动组”由6人组成。毛人凤给了他们2780枚银元，还专门让刘全德学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爆破技术。1949年11月，刘全德秘密从金山卫摸进了上海。通过化妆，他竟然在大白天大摇大摆进了市府大厦，进行了一番实地勘察。画的草图上，连陈毅的行走路线、市长办公室和会议室方位、警卫人员方位，都一一标注。包括他自己的行动路线、射击位置。简直就是一幅迷你的作战地图。
　　此前，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已经得知“刘匪将于10月底离开舟山到沪”。但无法掌握他的落脚点。那时候的上海，不比如今许多商场、路段有监控探头。刘全德是在市区还是在郊区，在浦东还是在浦西，很难一下子发现。最终抓捕其的路径是——负责肃反工作的扬帆下令，从刘全德的关系人入手，主动出击，但绝不能打草惊蛇。由此，公安机关找到解放前就与刘全德相熟的旧警察陆忠达。陆忠达又找到同样与刘全德相识的蒋冠球。竟然在蒋家中见到了刘全德。可惜警觉的刘全德抽空溜了。扬帆又与同事们进一步排查。
　　1949年11月9日，扬帆派出的另一位刘全德的旧相识高激云，在刘全德的学生史晓峰家遇上了刘全德。三人喝完一顿酒，高激云看着要吐。史晓峰给他开了门。出了弄堂，高看到巡逻的解放军，立即上前说明情况。两名解放军跟着高返回史晓峰家，将躺在床上的刘全德抓了个正着。
　　刘全德被逮捕后，竟然供出了另一个大案。原来，毛人凤希望布置在北京的特务计兆祥，能够趁毛泽东访问苏联归国之际进行刺杀。
　　在上海解放之后，反敌特的工作持续了很久。譬如1950年4月29日抓获的另一名想暗杀陈毅的军统特工朱山猿。而刘全德交代的小组成员、在霍山路一家诊所从事护士工作的女特务劳有花，竟然辗转到曹家渡某纺织厂从事厂医务室工作。在上海镇压反革命的风声越来越紧之际，劳有花逃到山东济南，投靠嫁给了解放军军官的表妹。在表妹的帮助下，她去了一家私人工厂，仍在医务室工作。直到1958年，党组织要发展她为党员，才在外调过程中发现了蛛丝马迹。历时9年，刘全德案所涉敌特人员才全部落網。
　　如果说刘全德、朱山猿等的目标是陈毅，那么，还有一些敌特所作所为，则是威胁到广大上海人民群众的生活所需甚至生命安危。比如1949年末到1950年初，国民党飞机对上海频频进行轰炸，目标之精确又匪夷所思。1950年初，公安机关侦获，国民党保密局方面，给上海一个叫吴思源的人汇了775万人民币（旧币）。这笔经费由金城银行汇林森中路（现为淮海中路）施家瑞收。施家瑞是施肖莲的儿子。施肖莲是一家1949年12月开张的瓷器店的老板。施家瑞的通信地址在市中心，而瓷器店却在棚户区的光复路56号。后来侦测发现，瓷器店里有个伙计罗炳乾，同时还是老板的女婿，家住南市福佑路。在福佑路362号罗炳乾家里，公安机关起获与台湾保密局联系的电台。原来，罗是1938年就毕业于军统特训班的老资格特务。1949年以与施家女儿完婚为名，潜入上海。“吴思源”，正是罗炳乾的化名。被捕后，罗交代了自己先后向台湾保密局发送20余份情报，其内容主要是上海重要工厂复工情况，为国民党飞机提供轰炸目标，其中包括江南造船厂、美联船厂、杨树浦发电厂、招商局机器厂等。
　　就在公安机关对罗炳乾进行审讯之际，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对上海进行了一次大轰炸。其目标仍是罗提供的。2月7日，罗炳乾被依法判处死刑。罗被枪决，极大地震慑了台湾国民党方面，其妄图利用暂时的空中优势继续轰炸上海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