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之时乃见非常之人，非常之人乃有非常之举。曾彦修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自上而下的反右派斗争中，身为所在单位一把手，又兼“反右五人领导小组”负责人，不肯违心伤及无辜，又为避免领导班子整体陷入“反党集团”的险境，挺身而出，自报“右派”，并说服其他领导成员，即此上报，从而沦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至今人们忆及他的大义凛然，不免如孙中山悼刘揆一诗，喟叹“谁与斯人慷慨同”？！
　　日常生活中，有人溺水，非亲非故的路人不假思索，入水相救，有的救起人来，自己却付出生命代价。这是出自良知的见义勇为，符合中外古今普适的道德标准。在我们的宣传中，对这样的现象，特别是涉及中外军民关系（如罗盛教）、军事训练（如王杰）的典型表彰中，誉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是从“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口号而来），人们都是认同的，这是与常情常理一致的道德共识。
　　当年曾彦修身历的是政治运动，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人”。检验政治人在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表现，属于政治道德的范畴。
　　曾彦修在近60年前的特定环境中可称特立独行，他在共产党员们所最珍视的“政治生命”即将毀于一旦的时刻，作出舍己救人、自我牺牲的选择，即此一举，堪称政治道德的典范。
　　了解曾彦修的人，知道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抢救失足者”一役，他被迫从众承认莫须有的“特务”罪名时，就坚守一条底线：纵然屈打成招，也要独自担当，绝不乱咬别人。1957年他的选择不是偶然的。
　　诚然，我们曾有“抵制错误领导”“反潮流精神”乃至“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提法。但人们或许不尽明白，这些掷地有声的经典名言，有其特定的语境，上下文关联，适用时段的背景，尤其是适用对象，不是人人可得而效法的。众多干部洞悉此中机理，所以绝少有人“冒傻气”，不是人人可据以去“抵制”上面来的即使是明显的错误指令，而照章办事则万无一失；一般人也绝不会响应“反潮流”号召，顺流而下最安全；他们更没有拉皇帝下马的野心，为什么要找“一身剐”的不自在？
　　曾彦修当时想必不存“反潮流”的自觉意识，也没达到自觉“抵制错误领导”的原则高度，他只是从个人和小集体领导班子的困境出发，谋求摆脱之道。一方面是可能被运动伤害的无辜者和“轻罪（一般性过失或“问题”）重判者”，一方面是顶头上司文化部主管出版负责人的咄咄逼人和蓄势待发。曾彦修立足于这一现实，在良知（这是一般为人道德的基础）和为人道德（这是政治道德的基础）驱策下，权衡怎样以损失最小的个人付出（他认定他个人的安危比起众人的安危来是相对微小的），来换取其他同志的政治安全。于是他决心甘冒丧失政治生命的风险作出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不是感情用事，不是率尔决定，而有他一贯言行所听命的心理基础，包括传统的仁义道德观念，也包括作为共产党员要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誓言——多少人把这样的誓言当作套话，置诸脑后，而曾彦修是认真的。在关键的节点上他做到了。因此他在“五人小组”会上使举座震惊、愕然无言的“自划右派”之议的提出，无异于古今中外的死士为自己的信仰、理想和理念（政治的，也是道德的）毅然走向刑场。
　　历史地看，曾彦修这位饱经近百年沧桑的老人，其言，其行，其政治和道德心理的发展，与他的生活特别是政治经历长期互动，有变与不变，有坚守也有突破，在各个时段，有不同的表征，体现了历史的限定，也就是所谓历史局限性。然而他在1957年这一堪称政治道德的典范之壮举，将载入史册，彪炳于人心是无疑的。
　　这里有必要申明一点，纪念老人，相应时段的历史是绕不开的。曾彦修的表现在那特殊的时空，应是所谓异数。我称之为“政治道德的典范”，典范的意义，既在于表而出之，对往者有所臧否和惕厉，更是期望先生之风有助于未来。异数未必是异端，但总是“木秀于林”，有与众不同之处，不可责之于当时的众人。每个过来人，出身经历不同，文化教养各异，历史的烙印或深或浅，在那特殊的年代中，能像曾彦修那样中夜扪心自问，“微觉平生未整人”的，不说绝无仅有，数量也不很多。一些党员干部不同程度地参与过革命队伍的内斗，其间无论积极自觉、消极被动或违心介入，都是大潮席卷下几近于身不由己，难以置身事外的。其中不乏奉命狙击却将枪口抬高了一公分的天良未泯之人。所以，我在十年浩劫结束后，曾说一般地执行了整人路线和政策者，只要不是格外加码的，都应给予理解和谅解，对积极分子中基本属于认识问题和“私字一闪念”的，也不要轻易断为坏人。毛泽东不是也说过“改了就好”以示宽大的话吗！
　　若干年过去，有不少遭受政治迫害的幸存者，自觉反省，悟到在政治运动及身之际，自己同样有出自“个人迷信”积习的配合。这种立足于历史反思、严格自察的“悟道”之言，当然更不能责之于人人。至于曾有不同整人经历者，早年在张志新、林昭的血迹前有所触动，或在如曾彦修这样的镜鉴前，发现自己道德上的瑕疵，都是值得欢迎的。固然，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主张“全民忏悔”，乃是书生之见，因为忏悔属于道德范畴，应是自愿，不可强求。90年代一位青年挑战一不无才华的“文革失足者”，因为对方力图掩盖自己的阴暗面，不惜撒谎来涂改历史真相，引起公愤。但叫板要他忏悔，却使人想起“十年”中流行的“勒令认罪”，迹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传统（这句广泛传播的名言，其实早已远离朱熹的原意，压根儿就被赋予了“新义”），带有“强迫自愿”的性质了。其实只要不再文过饰非就好。还曾有些人一反只说“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不提“走麦城”的失败，只说自己“走麦城”（被群众冲击），不说自己“过关斩将”（不同时期整群众也整同僚），这只能事与愿违，因为四五十年代就有一句流行的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天视自我民视，天者历史也，长远地看，历史的评审总是公正的。
　　我以这篇小文纪念曾彦修先生——或如我辈杂文作者惯称的严秀同志，连带说了些零碎的感想。最要紧的是突出他在政治道德方面的典范性。 　　直面现实，今日人人喊打的腐败现象，如公权私有，侵掠民权，官商一体，可以说是国家肌体上的痈疽和病灶，原因之一就在于某些人政治道德的败坏。因此，我感到，无论对个体或群体的政治人，以牺牲政治道德来求“政治正确”，那就是不正确和不道德的了。当然，就反腐败讲政治道德，这还只是就政治道德表现于经济领域的问题来看。至于更宏观地全方位地考量政治道德的历史和现状，就不是我的视野和能力所及了。
　　我的知识结构是残缺的，多年来囿于主流话语，改革开放后仍然补课不力，对国内外的文化积累和思潮动向，其实都很隔膜。现在重提中国传统文化，我多年来也是“厚今薄古”，结果昧于知今更昧于知古，不知古更不足以深刻地知今。随看随丢的杂书，倒是没少过目，真正的元典所读不多。浏览之间，粗知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却往往被视为只达到“民本主义”的高度，离现代“民主”观念远得很云云，似乎不足道也；孟子游说各国，如与梁惠王等议政，许多是从政治道德立论的；至于他说，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君子不为”，更可以视为政治道德的底线，因为五霸七雄争来争去，不惜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兵戎相见，陷百姓于水火，无非为了争夺更高更大的治权，以我们今天当作贬义词的“称王称霸”为最高目标。孟子企图以儒家士人心目中作为道德模范的“仁者君子”说动他们，不要与民争利，更不要为害平民，无异于对牛弹琴，与虎谋皮，也是孟夫子的“书生之见”吧。
　　然而，今天已是两千多年后的21世纪，随着人类整体由野蛮向文明演进，国际社会呼唤交往和共处的通例和规则，于是从中国古代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到经过世界大战形成的战争中“优待俘虏”的要求，不但成为文明国家的共识，并且形成以人道主义为基本前提的国际公约，违反者应受世界舆论的谴责乃至国际法庭的起诉。在在表明，政治道德在全球引起重视。中国讲“民无信不立”，在国与国的关系中，那些出尔反尔、毫无信义可言的国家尤其是某些一意孤行的政府首脑，早已遭到中外民众的厌恶和唾弃。外交往来中的政治道德，已经具有普适的规范性。
　　所见有限，不惮词费地赘述几句，是想呼吁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特别是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专家和相关从业者，能够注意就政治道德作深度研究，使之从“话题”成为“课题”，从学术的角度提升我们读者的认知，也间接“倒逼”现实中政治道德水平的提升。在逐步改变“无法无天”而推动法治建设艰难前行的同时，也力求改变不同层级政治人违反政治道德，至少是对政治道德重视不够的现状。历史无数次证明，一个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政治道德的缺失，绝非太平之兆，而总是与社会失序相伴随。政治是“道”，道德也是“道”，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把“邦有道”“天下有道”，悬为可与最后的“天下为公”并提的理想境界。即使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治道德的实现程度，却也不能不承认一个社会的治乱跟政治道德有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关系，至少不是全不相干的吧。
　　多半是凭直觉，作此一知半解的街谈巷议，唯望有心人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