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7日，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除了通过定都北京，还通过了新中国的国号、纪年、国旗、国歌的议案；而把10月1日作为国庆节的议案，是在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徽的产生相对更晚一些，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国徽图案及对图案的说明，并经6月28日的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国徽图案及说明。至此，代表着新中国象征的国旗、国徽、国歌全部产生。

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号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提到，“建设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正在起草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中，也提到要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见，在领导人心目中和正式文件中，已经确定了国名。而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宣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字之差，经历了怎样的讨论？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郑明武编著的《国家标志：国号、国都、国歌、国旗、纪年、国庆日诞生》一书有比较详细的叙述。1949年6月16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了6个小组。其中负责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第四小组也负责提出新中国的国号。第四小组的组长是董必武，副组长是黄炎培，黄炎培不在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代替。
　　7月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四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提出了质疑，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到第二天，董必武作了《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董必武在报告中说：“国家名称的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演讲时，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4个阶级的人，他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全体会议接受了报告的意见，新中国即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周恩来为组长的第三小组在起草《共同纲领》时，考虑到应照顾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注了“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为此，周恩来与林伯渠于1949年9月26日上午11点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召集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30多位70岁上下的老者，商谈“简称中华民国”是否合适？会上除黄炎培主张用“简称中华民国”外，其他人都反对使用这个简称。1949年9月27日，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在这两部法案中，国号后面的简称被删去。

确定五星红旗为国旗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六小组由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担任组长，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任副组长，后又增加沈雁冰（即茅盾）为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第六小组成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等。

　　1949年7月4日下午，第六小组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举行第一次会议。经过讨论研究，推选叶剑英、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铎、张奚若、蔡畅、田汉、翦伯赞等人组成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叶剑英为召集人；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等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会议同时决定发布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征集启事，由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等3人负责草拟。7月14日，经周恩来审改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草案）》陆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等各大报纸刊出。
　　这则启事刊登后，反响热烈。一个月内就收到国旗应征稿1920件，图案稿2992幅。但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却没有一幅国旗图案获得通过。
　　1949年9月25日晚8点，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专门商讨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的座谈会。对于国旗图案定稿问题，毛泽东拿出由上海日用杂品公司副经理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9月17日，第六组已将曾联松原图中的镰刀锤子图案去掉）让大家讨论。毛泽东说：“过去我们的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特点……因此，我们这个图案（毛主席拿着五星红旗指着说）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其他人一致发言赞同这一图案为国旗图样并鼓掌通过。9月27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当天，赶制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光荣任务，交给了北京美术供应社的赵文瑞，经过三天两夜废寝忘食的工作，9月30日下午1时许，一面长460厘米、高338厘米的特制五星红旗被缝制出来。10月1日下午3时10分，毛主席亲手将这面国旗升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年7月，全国政协筹备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征集国歌的启事，经过3个月的征集，共收到国歌谱632件，国歌歌词694首，但是经过代表们反复讨论与评选，没有挑出一首很理想的国歌。在这关键时刻，马叙伦建议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它传遍祖国大地，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一首高昂战歌。在9月25日晚丰泽园的座谈会上，许多委员赞同马叙伦的提议，一部分委员则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一些歌词需要修改。
　　田汉提出，“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有的说：“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把歌词修改一下。”毛泽东却认为这句歌词并没有过时：中国人民虽经过艰苦斗争取得了胜利，但要想在强敌林立的国际环境中争取新中国各个方面的完全独立与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还是原歌词好。毛泽东的话使大家豁然开朗，大家一致赞同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1949年9月27日，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4个议案，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正式制定国歌以前，以《义勇軍进行曲》为国歌”。

国徽庄严而富丽

　　在征集国旗图案的同时，国徽的征集工作也同步进行。截止8月20日，共收到应征稿112件，图案900幅，但效果均不理想。根据9月25日晚丰泽园座谈会讨论的结果，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国徽图案邀请专家另行拟制，马叙伦、沈雁冰等领导原第六小组成员组成国徽组和国徽审查小组，继续拟制任务。周恩来还请来了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的负责人梁思成和张仃，当面交代了设计国徽的任务，请两人牵头，各组织一支由第一流的专家组成国徽图案设计小组。
　　由于此时开国大典在即，在此前完成国徽的设计工作，已不可能了。为此，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将国徽设计工作向后推迟的建议。经过两个专家小组不断的研究和周恩来的精心指导，梁思成小组最后设计的由天安门、五星、齿轮、麦稻穗组成的国徽图案及文字说明，获得了1950年6月23日举行的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的一致通过。国徽图案形态和色彩符合征求条例“国徽须庄严而富丽”的规定；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合于条例“中国特征”的规定；以齿轮和麦穗象征工农，麦稻并用，也表示地广物博的意义，以绶带紧接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联盟。总之，国徽图案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7月，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高庄制出了第一面国徽石膏模型，并在全国政协国徽审查组专家讨论会上获得通过。沈阳第一机床厂19号铸造车间的铸造班长焦百顺承担了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铸造任务。他找来另两位技术骨干组成攻关小组，经过多次摸索总结，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提前20天造出了10枚直径分别为1000毫米、600毫米及400毫米的3种规格的金属国徽。国徽的质地为8%的铜，92%的铝。1951年5月1日劳动节，天安门城楼挂上了直径为1000毫米的金属国徽。

确定10月1日为国庆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会选在1949年10月1日这天成立？这与斯大林有关。
　　1949年7月至9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据当时刘少奇的翻译师哲回忆，8月的一天，斯大林问刘少奇：“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正式成立中央政府？因为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经垮掉了，等于不复存在了，而你们已经具备了掌握政权的一切条件。”刘少奇回答说：“我们目前集中力量解放华南各省，解决那里的问题。至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可能在明年1月，或许是1月1日吧？”斯大林又说：“解决重大问题固然要稳妥，但也要注重掌握时机。我想提请你们注意，国际上的敌人会不会利用所谓‘中国的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甚至联合干涉。这是敌人最毒辣的一招，不能不警惕。”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对斯大林的这番讲话极为重视，立即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9月初，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东北便得悉中央已决定于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采用公元纪年，然而有一个问题却被疏忽了，即国庆日的设定问题。按照国际惯例，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应当有个国庆日。对此问题只有正抱病在家的马叙伦想到了，他在病中撰写了建议案：建议将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并阐述了充分合理的理由。马叙伦写好建议案后，委托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带到10月9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政协大会上宣读。经过代表们的现场讨论，一致通过“以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国庆纪念日”的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施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国家标志：国号、国都、国歌、国旗、纪年、国庆日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世纪风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贵州工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