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臧克家是我青年时代的三位恩师之一。早在抗战时期,臧克家及夫人郑曼与家父母便相识了。
　　臧克家曾经编发《毛主席诗词》,并建议毛泽东对个别字句做了改动,算得上是半个“帝师”;《毛主席诗词》公开发表,这是当年举国瞩目的盛事;毛泽东写给臧克家、徐迟的关于诗歌的一封信风行一时,为此,臧克家还写过一首诗,我对诗的内容颇不以为然。
　　“文革”前,电视转播诗歌朗诵会,臧克家用一口山东话朗诵的诗篇是“凯旋”;所谓凯旋,即长期住院而返家是也。
　　我不忍心却又必须写出这样一件事:“文革”初期,我去中国作家协会看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是臧克家的声明,大意是:昨天革命群众开会批斗我,我完全赞同;开会期间我因气管和肺部有病,不断地发出“呋呋”的声音,这是一种生理现象,并非对革命群众不满;特此声明……臧克家的声明已经批上了许多污言秽语。
　　我看了悲伤地闭上眼睛。一代大诗人,自轻自贱到了这种地步;这不仅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1973年秋,我创作了批判孔老二的独幕历史话剧《孔子诛少正卯》,想请老辈名家看一看,然而家父母细数起来,他们认识的老辈名家不是被打倒便是放逐乡野,只有臧克家的处境尚可,就给他写了封信,很快便收到热情回函,谓“当年重庆的许多旧友,已经作古了……令郎有志从事革命文艺,自当略尽绵薄……”
　　臧克家住在北京东单的一个小院子里。臧老伯高高瘦瘦,多少有些谢顶,和颜悦色,笑嘻嘻。客厅布置典雅,我有些诧异——不见其与毛泽东的合影(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辟邪之物!),只有一幅郭沫若于臧克家四十初度的题诗。
　　见我注目于郭诗,臧克家感叹道:“时间真快,我已经七十岁了!”
　　寒暄过后,言归正传;谈及周朝礼制,臧克家做出一个我万难预料的举动: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双腿盘起,两掌抚膝……不似老叟,仿佛幼童。
　　臧克家对我的剧本颇为欣赏,还交给孟超、葛琴(邵荃麟夫人)、葛一虹以及赵朴初等前辈传阅并得到一致肯定,我感到欢欣鼓舞。
　　臧老伯的女儿臧苏伊告诉我一个消息:“文革”前的青年艺术剧院、实验话剧院、儿童艺术剧院等已经合并为中国话剧团,招兵买马。我自然不会错失这个机会,将剧本寄给他们,很快就得到约见的邀请。
　　他们肯定了我的创作才能和文字功底,但告诉我这个剧本是不能上演的,让反面人物(指孔子)充当第一号人物,这不符合样板戏的三突出的原则。但同时也笑眯眯地告诉说,这次有招聘演员的名额,打算把我作为演员吸收进来,进一步熟悉舞台,写出好的作品。
　　我大喜过望:演员就演员吧,只要能够摆脱体力劳动,从事文艺工作就行!我按照他们说的,用朗诵应付考试,以后就是等待录取的消息了。
　　臧老伯建议我将剧本投稿,争取公开发表。很快我受到“北京新文艺”(即“文革”前的“北京文艺”)的邀请,主编周雁如建议我继续写下去,将孔子的一生分期写出来,然后出书。我的心里乐开了花,连连点头。
　　臧老伯得知此事,高兴得连连称好。片刻,臧老伯又担忧地道:“现在发东西太难了,你的剧本要发出来才算数。”
　　那时,我家住在西郊,每日骑自行车进城,以臧家为落脚点,还免不了叨扰茶饭。社会的冷酷(我在某诗人那里吃了闭门羹)与臧家的温暖形成鲜明对比。
　　臧老伯不幸而言中了!“北京新文艺”第二期出现在邮政亭,没有我的剧本,没有我的名字!周雁如在电话中表示歉意:“市文化局的领导不同意发表,说是全国都没发过这类作品,北京不能开这个先例。我们争了半天,领导不拍板,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撤下来。”
　　祸不单行。中国话剧团的美事也告吹了!他们悄悄地对我说:“吴德(时任国务院文化组长,相当于文化部长)同志没签字,演员名额没批下来。只要有一个名额,我们都会要你的……”
　　我鼓足勇气单枪匹马去闯吴德家,揿响了电铃;大灰铁门打开了一个长方形窗口,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我说是某伯伯让我来的,递上陈情信及剧本;那人收了下来,无一语。
　　正在这时,载着“吴德同志”的大红旗轿车到了,大铁门立即开启,待车尾进入后,又快速关闭……大红旗卷起的轻尘拂在我的脸上,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李太白、杜工部的著名诗句在耳畔交响;我在吴德家门口痴立许久,眼睛潮了。
　　剧本自然是石沉大海。
　　当我把这件事说给臧老伯时,他赞道:“很好,很好,你敏感、细致,这种气质很适合搞文学创作。”
　　我用尽可能平缓的词句,倾诉内心的痛苦;臧老伯静静地听着,间或发出爱莫能助的叹息。当剧本不能发表已成定案,臧老伯安慰我道:“现在发表作品真难呀,我在干校写了组诗,字字苦吟,千锤百炼,也找不到地方发表……不要难过,你还年轻,将来有的是机会……”
　　臧老伯又道:“你和另一个青年钱世明都很有才气,我很惊讶。”他介绍我和钱世明认识,却终因文人相轻,未能成为朋友。如今,钱世明已是著名的易经学者了。
　　臧老伯建议我自行油印剧本,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我尝试了一下,便放弃了——那年月,油印机是公家物品,人人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岂能借得?
　　某日,臧老伯由我的剧本谈及“文革”前发表于《人民文学》的两个著名的历史题材短篇小说“广陵散”、“陶渊明写挽歌”(作者陈翔鹤)。“文革”前曾经哄动一时,“文革”后被批得臭不可闻。我冷笑道:“陈翔鹤若真懂得稽康、陶渊明,就应当懂得在晋朝那种严酷的社会环境下,文人的生存之道……这是哲学上的二律背反命题呀。”
　　这时,臧老伯的身体抖了一下(他自然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一言不发,却把椅子向我拉近了——以肢体语言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闲谈时,臧老伯怀着旁听者可以品出的一丝快意道:“丁玲、艾青犯的错误太严重了,不可能出来工作了。”
　　臧老伯的忍耐功夫近于化境——提及有人骂他以诗歌邀宠于毛主席,招摇撞骗,仿佛是言他人之事,平心静气。
　　这一回,轮到我无言了。
　　1976年同年金秋,郭沫若、臧克家又赋诗欢庆打倒“四人帮”……
　　同是当年活跃于雾重庆的非党的左倾文人,老舍于“文革”高潮中玉碎,而臧克家以九十九岁(若是再加上天、地、人各一岁,则是一百零二岁)善终。原因何在?性格使然——齿以刚而折,舌以柔而存!哦,臧克家是真正懂得稽康、陶渊明的现代文人!
　　臧老伯最为人知的诗篇是《有的人》:“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
　　臧老伯已逝,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