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太喜欢武侠小说，但却收藏着一轴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书法墨宝。
　　金庸先生这件书法作品是送给友人的草书条幅，内容是虞世南的诗《蝉》中的名句“居高声自远”。虞世南这首咏蝉绝句，寓意君子应像蝉一样，只要自己立身品格高洁，不必凭借权势地位的“秋风”（“非是藉秋风”），而自能声名远播。诗人笔下人格化的“蝉”，带有自况意味。金庸先生书写此句送友人，表达了他对人内在品格的赞美，呈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气度和风韵。
　　生于文宦之家
　　金庸，本名查良镛。后来写小说，把“镛”字拆开，笔名“金庸”。我国香港著名报人、武侠小说家。
　　金庸出生在以海潮出名的浙江海宁。海宁自古人文鼎盛，被誉为“文化之邦，藏书之府”。近代史上著名人物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都是海宁人（其中蒋、徐是其亲戚）。明清两代，海宁查氏科甲鼎盛，人才辈出，成为江南极少数的“文宦之家”。仅康熙时查家就有10个进士。其先辈查慎行、查升都是翰林。查慎行是清朝第一流诗人，查升以其人品和书法深得康熙赏识，入职南书房达38年之久。金庸祖父是光绪时进士。父亲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受过西洋教育。这先天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书香中度过了童年时代，从而也培养了他终生爱读书的良好习惯。
　　但是，就在他的少年时代，卢沟桥烽火燃起，家乡海宁嘉兴地近前线，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从此，他随学校逃难辗转江西、湖南、湖北、四川，踏上了乱世求学之路。1943年，金庸考进中央政治学校。但因表达对学校管理制度的不满，被学校勒令退学。后在蒋百里侄子、他表兄帮助下，进中央图书馆工作，使他得到一个大量读书的机会。抗战胜利后，历经战火蹂躏的家境，不允许他继续求学。他在投稿时认识的忘年交编辑推荐下，进入杭州《东南日报》工作。从此，他踏进了报界大门，并终生与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7年10月，他考取上海《大公报》电讯翻译，迈进了中国百年报业史上以敢言著称、在动荡乱世始终坚持“文人论政”传统的《大公报》大门。《大公报》老报人的精神气质，对金庸一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1947年底，《大公报》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为保存《大公报》事业，报纸创办人带领一批骨干奔赴香港，着手筹备《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工作，金庸随之南下。这是他命运中最大的转折。从此，他的人生在这里展开。他在香港生根、成家、创业、办报纸、写小说，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大厦。
　　纵横三界江湖
　　香港这个国际化、商业化大都市，是金庸安身立命、成家立业之宝地。他在这里创办《明报》，短短几年，就从娱乐性小报崛起为香港三大中文报纸之一，成为香港乃至中文报业史上的一朵奇葩。他在这里撰写出版武侠小说，风靡海内外中华文化圈。他以武侠小说和《明报》登上香港亿万富豪榜。他头上戴有报业巨子、武侠小说大师、社会活动家等桂冠。鲜花和掌声把他送上了“金庸神话”的巅峰。但是金庸就是金庸。在这诸多炫目光环的背后，他终其一生，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文人，他的小说、政论，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
　　首先，从他的武侠小说来看，自1955年第一部《书剑恩仇录》问世以来，直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之后宣布“封笔”，前后17年共写武侠小说15部。武侠小说给他带来巨大声誉。
　　金庸武俠小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学界、文坛褒贬不一，对其在中国通俗文学史上的地位，见仁见智，备受争议。总体上看，它既有香港社会高度商业化、市民化、娱乐化、通俗文学的特征，又包含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人情风俗，具有较丰厚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文化品位。金庸小说，卷舒历史风云，感慨苍茫人生，其背景大多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基于他本人早年乱世经历的体验思考和政论家的人生感慨，又反映了世间的人生真实，充满人道关怀。他通过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侠义人物，洞察人性的幽微变化曲折，刻画人性的复杂丰富，揭示了中国传统儒家的精神价值和政治理想。不同的人看他的小说有着各不相同的视角，侠义、情爱、历史、政治等。但最终他们都能在千百个不同类型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中，读出中国文人追求真善美的传统美德，安身立命的人生哲理，浓厚强烈的家国情结，深入骨髓的人文情怀，启迪后人的历史智慧。这是他在浓郁商业化氛围中写作的武侠小说风行不衰的根本原因。在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之上，人性是永恒的。
　　武侠小说不是金庸的全部。《明报》和他的社评，在他生命中无疑占据更重要地位。那是他一生的事业。仅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在金庸的黄金岁月，他两手写文章。白天在渣甸山书房写小说，扬千古侠风;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褒贬现实政治。写武侠小说，最初只是出于商业动机，为了招徕读者，扩大报纸销路。后来报纸打开局面后，他就把兴趣集中到写社评上，评论国家大事，剖析世界风云。金庸的社评，秉承中国近代王韬、梁启超办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以他锐利的“新闻眼”，谈史论政，纵横捭阖，深具见地，独步文林，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气节和远见卓识，实现了“文章报国”的初衷，为海内外识者称颂，开启了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
　　不改书生本色
　　金庸是个色彩斑斓、具有多重性格的人。他身处文学、新闻、政治三大江湖，应付自如。他身居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长期接受西方文明的浸淫影响，饮威士忌酒、吃牛排成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他生在商业时代，身处商业社会，作为一个世俗中人，他属于红尘，无法超越尘世的网罗，无所逃于对功利和金钱的追求，孜孜矻矻使自己成为商业社会成功的报人、作家和企业家。但从更深层面看，他又出生在一个破落的旧士族家庭，从小在儒家经典熏陶下成长，从遗传密码和士族的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儒家尊崇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情怀。他一生博览，坐拥书城，学贯中西。他对中国传统的儒学、佛学甚至琴棋书画，都有相当精深的造诣，具有浓厚的文人情结。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纵观金庸先生其人其文其行及其作品折射的精神世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生命底色包裹的还是一颗传统的中国文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