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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3月，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后，无意中读到胡玉缙写的《孔学商榷》，由于内容生动、材料丰实，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一连读了几遍后，便决定将其聘请到部中任职。于是，他指示下属起草了一封信。胡玉缙在当时学术界还是无名小卒，他与蔡元培素昧平生，有蔡元培这样的大人物举荐他，本应是感激不尽。可出乎预料的是，胡玉缙接到邀请信后，非但没有感激，还给蔡元培写了一封抗议信。
　　原来，问题出在蔡元培让下属写的信中的个别字上。信的全文是：“奉总长谕：派胡玉缙接收（教育部）典礼院事务，此谕。”按字面理解，“谕”和“派”两个字是上级对下级的，包含着必须服从的意思。而胡玉缙这时还不是教育部雇员，不存在上下级关系，因此他感到不是滋味。特别是“谕”字，本来是封建专制时代使用的一个特定词，所以，胡玉缙认为无法容忍。蔡元培接到胡玉缙的抗议信后，内心深为不安。他立即给胡玉缙复信表示歉意，称“责任由我来负”。胡玉缙被蔡元培的诚意所感动，欣然答应到教育部任职，后来成为著名的国学大师。
　　因部属拟稿用字失当，蔡元培主动向人道歉。此事看似虽小，但从中却折射出蔡元培宽宏雅量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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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到北大礼堂作了一次关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学术讲演，礼堂座无虚席。梁启超在演说中认为，《老子》一书有战国时期作品之嫌，并诙谐地对听众说：“我今对《老子》提出诉讼，请各位审判。”不料几天过后，梁启超真的收到一份判决书。这是一篇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写成的一篇学术论文，文中称梁先生为“原告”，称《老子》为“被告”，自称是“梁任公自身认定的审判官并自兼书记官”，以在座“各位中的一位”的身份“受理”梁先生提出的诉讼，进行“判决”。其“判决”如下：“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在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判决书的署名是张煦。
　　原来张煦当时也坐在台下，他听了不以为然，依靠自己从演讲现场匆匆记下的几页笔记为原材料，针对当时已名滿天下的梁启超的观点，连夜撰文，逐一进行批判：“或者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于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文章洋洋洒洒，长达数万言，全文分析严谨、逻辑严密、材料充分。写就以后，张煦将其寄给了梁启超。心胸宽阔的梁启超收到文章后，十分赞许作者的才华，尽管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然亲自为该文写了如下题识：“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后来张煦的学术论文连同梁启超的题识，在《晨报》全文发表。
　　一个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敢于向权威挑战，一个是大家雅量，热情奖掖后学，文章一出，学术界纷纷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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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闻一多对鲁迅缺乏好感，他写信给梁实秋，标列“非我辈接近之人物”，鲁迅首当其冲。但在1944年10月19日，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8周年晚会，晚会组织者对要不要闻一多参加感到为难。因为闻一多过去被认为是“新月派”，骂过鲁迅，请了他也不一定来，即使来了他也不便发表演说，但是不请他又不好。于是组织者派人去和闻一多商量，征求他的意见。闻一多听后，表示一定要参加，还要演讲，同时又主动帮忙去请别的教授。
　　在纪念晚会上，闻一多发表演讲之前，先回过头向悬挂着的鲁迅画像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说：“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鲁迅以前骂我们清高是对的。他骂我们是京派，当时我们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对的。当时如果我们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由于激动，闻一多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先生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最后他回身指着鲁迅画像旁挂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又说：“有人曾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就他的这两句话也是当之无愧的。”在场的师生听后无不钦佩闻一多这种勇于批判自己的精神。
　　在名家中，像闻一多这样坦白胸怀，这样真诚的言语忏悔自己，实为罕见。闻一多这样坦率地批评自己，乃谦谦君子，旷达宽宏，海纳百川，愈加令人敬重。
　　（编辑/张金余 贾培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