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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侗族大歌的传承与其依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宜居的自然环境是侗族大歌传承的物质基础，强调协作、尊崇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环境是其传承的文化基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侗族大歌产生学校教育传承的新途径。文章研究了侗族大歌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传承现状，以期为侗族大歌进课堂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侗族大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創造的侗族民间多声部民歌，具有悠久的历史。宋朝诗人陆游撰《老学庵笔记·卷四》记载：“辰、沅、靖州蛮有仡伶、有仡僚、有仡榄、有仡偻、有山徭，俗亦土著，……饮酒以鼻，一饮至数升，名钩藤酒，不知何物。醉则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1]文中描写的是侗人歌唱集会的活动场景。这种名为“踩堂歌”（侗语称“多耶”）的民俗活动，时至今日，仍然存在于侗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侗族大歌在侗族地区流传逾千年而不绝，可见其生命力之旺盛。究其原因，与侗族大歌依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有着密不可分关系。
一、水碧山青、和谐共存的自然环境
侗族大歌流传的区域为侗语南部方言区，俗称南侗地区。侗族大歌流传的中心区域为现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从江县的部分地区，侗族大歌流传的边缘区域为贵州榕江县的小部分地区及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榕江河沿岸。侗族大歌流传的区域占地面积1000平方公里，覆盖人口20余万[2]。该区域山丘重叠，峰峦起伏，沟壑遍布，地形地貌较为复杂，自然生态未受到严重破坏，适宜农业生产和人群居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宜于生产劳作和居住的自然环境，涵养了侗族人民崇尚和谐的性情。侗族人民生活于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中，客观上有着追求“诗意”生活的物质条件。
二、注重协作、敬畏传统的社会环境
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因交通不便，南侗地区受“他者文化”的影响较小，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侗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与文化习俗。
（一）集体协作，维持稳定的互助关系
侗族大歌流传的侗寨，随处可见侗族人民的集体劳作。如“摘新禾”、修新房、办酒宴等，生活于侗寨的侗族人民常参与这种因血缘、地缘形成的集体劳作，以达到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的目的。集体劳作是不计报酬的互助活动，侗寨称这种不计报酬的互助式劳动为“换工”。“换工”的劳作方式凭借的是亲人与邻里之间的淳朴感情。通过集体劳作产生的社会关系，具有稳定性和有序性。互助式的社会关系使每个个体处于良性的社会关系之中，每个个体通过帮助他人体现自身在侗寨中的价值。同时，这种稳定有序的社会关系对处在该社会中的个体亦具有较强的制约性。侗寨处于这种有序的运行状态，其社会治理依靠个体间的协作得以稳定、有序、持续地进行。强调协作、稳定有序的互助式社会关系是侗族大歌在侗寨得以流传逾千年的社会基础。
（二）使用侗语，构建共同的文化基础
侗语是侗族人民文化联结的工具，亦是侗族大歌得以传承的前提。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侗文创立前，民间曾用汉字记录侗语，俗称“汉字记侗音”[3]。常是借音和译义并用。具体记法因人而异，因地制宜，这种记法可以在演唱中发挥临场提示及备忘的作用，对侗族大歌的传承发挥着积极作用。1958年后，以南部方言中贵州榕江话的话音为侗语标准音的侗文在侗族地区推广使用，同时出版相关教材及读物，中小学普及侗文教育[4]。侗文的出现，提高了侗族大歌的记录及保存效率，使侗族大歌在传统的“口传心授”之外，增加文本记录的方式，为侗族大歌的传承提供新的途径。
（三）民俗活动，巩固相同的文化信仰
侗族大歌活跃于侗族多彩的民俗活动中。时至今日，南侗地区的群体性民俗文化活动依然较为丰富，如流行于榕江县栽麻镇宰荡村的“吃新节”。“吃新节”期间，侗寨里的各家各户通常会邀请邻近侗寨的亲友及歌队到本寨中做客，各寨的歌队在“吃新节”期间进行对歌交流，通宵达旦，不知疲倦。通过对歌，各个歌队交流歌技，沟通情感，用歌声进一步巩固彼此共有的民族文化信仰，传承共同的民族历史。
传统的民俗活动使侗族人民群体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得以强化，从而为侗族大歌核心文化基因的保存提供稳定的社会条件。它使侗族大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葆有生命力，并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稳定的传承体系。正如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黄翔鹏所言：“各地民族生活中世代相传、至今不绝的音乐，其中特别是与祭祀祖先、敬神、民族史诗有关的歌、乐曲，具有不容侵犯的“神圣”性质，自有严格的传承规矩，一般都能保有历时千年而基本不变的面貌。”[5]
正是有严谨的传承规矩，有民俗活动的反复强化，侗族大歌经过千余年，形成一套成熟稳定的传承体系。如各寨均有自己的歌班（歌队），歌班（歌队）的训练中歌师均有自己的要求，歌班中的歌头、歌手均有自己明确的职责。歌手从少儿期在歌班（歌队）学歌，到青年期参加赛歌，经历数年的严谨训练，歌手间的感情自然质朴，形成较高的歌唱默契度。侗族大歌正是通过这种严谨有序的训练体系，在历史更迭中依然保存着自身的核心文化基因。
三、变中求存，变中图新
随着社会发展，侗族大歌依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侗族大歌原有的传承基础建立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模式上，面临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面临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侗族大歌原有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工业文明的强势介入，不可否认对侗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产生强烈的影响，这种深远的影响在侗族青少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侗族青少年的文化需求随之多元化，民间的侗族大歌已经不能完全吸引侗族青少年的关注，歌班的传歌活动无法保持以往正常的训练。
究其原因在于：第一，经济结构的变化逐步瓦解侗族大歌赖以生存的农耕经济模式，使传统社会关系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侗寨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和经商，他们不再长期生活在原居住地。青壮年的流动使侗寨难以组织稳定的歌班，难以长期地有序地开展传歌活动。第二，现代城市文化的冲击使侗寨青少年的文化需求出现多样化特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侗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电视、电脑、手机在侗寨中逐步普及，客观上丰富着侗族青少年的文化生活，为他们的文化需求提供多样选择，侗族大歌对侗族青少年的吸引力必然弱化。第三，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侗寨青壮年在思想观念上发生变化，他们对“以歌替书”的传统观念有不同的认知，认为孩子在学校接受的是系统化、现代化的教育，比在歌班的学习更为丰富、实用，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侗寨的青壮年群体不再以子女歌唱得好为荣，而以学校成绩优异为荣，认为子女只有在学校的文化学习突出，才能成为社会需求的人才。第四，交通的便利打破了侗寨原有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平衡，使商品经济更为活跃，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人们的经济收入增加，向往物质更充裕的生活。与此同时，“他者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侗族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及行为习惯。一些青少年认为侗族大歌不如外文歌曲“洋气”，不愿意跟随老人学唱侗族大歌。少部分留守的青壮年为着物质生活的实际考量，将演唱侗族大歌当成挣快钱的途径，缺少静心唱歌的心境，只会演唱几首侗族大歌，使侗族大歌原有的文化环境受到干扰和破坏。
侗族大歌民间传承依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必然会导致侗族大歌民间传承出现危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化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亦会衍生出新的发展机遇。20世纪80年代，侗族大歌从民间进入校园，歌师从侗寨进入课堂。侗族大歌的学校教育传承实现了民间传承与学校传承的连接，为侗族大歌的传承拓展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据笔者所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从江县、榕江县、黎平县开展“侗族大歌进课堂”活动的学校已有140余所。侗族大歌学校教育传承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已经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侗族大歌人才，培养不计其数的侗族大歌学习者、爱好者、研究者、管理者。能够支撑侗族大歌传承的新的社会环境已经形成，正在持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新的社会环境中衍生的侗族大歌传承新机制亦将使侗族大歌的传承获得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44-45.
[2]黎平县文体广电局.侗族大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6.
[3]冯光钰，袁炳昌，赵毅.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7：1216.
[4]杜亚雄.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458-459.
[5]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黄翔鹏文存[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90.
作者简介：
扶燕，贵阳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民族音乐。
关键词：侗族大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創造的侗族民间多声部民歌，具有悠久的历史。宋朝诗人陆游撰《老学庵笔记·卷四》记载：“辰、沅、靖州蛮有仡伶、有仡僚、有仡榄、有仡偻、有山徭，俗亦土著，……饮酒以鼻，一饮至数升，名钩藤酒，不知何物。醉则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1]文中描写的是侗人歌唱集会的活动场景。这种名为“踩堂歌”（侗语称“多耶”）的民俗活动，时至今日，仍然存在于侗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侗族大歌在侗族地区流传逾千年而不绝，可见其生命力之旺盛。究其原因，与侗族大歌依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有着密不可分关系。
一、水碧山青、和谐共存的自然环境
侗族大歌流传的区域为侗语南部方言区，俗称南侗地区。侗族大歌流传的中心区域为现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从江县的部分地区，侗族大歌流传的边缘区域为贵州榕江县的小部分地区及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榕江河沿岸。侗族大歌流传的区域占地面积1000平方公里，覆盖人口20余万[2]。该区域山丘重叠，峰峦起伏，沟壑遍布，地形地貌较为复杂，自然生态未受到严重破坏，适宜农业生产和人群居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宜于生产劳作和居住的自然环境，涵养了侗族人民崇尚和谐的性情。侗族人民生活于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中，客观上有着追求“诗意”生活的物质条件。
二、注重协作、敬畏传统的社会环境
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因交通不便，南侗地区受“他者文化”的影响较小，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侗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与文化习俗。
（一）集体协作，维持稳定的互助关系
侗族大歌流传的侗寨，随处可见侗族人民的集体劳作。如“摘新禾”、修新房、办酒宴等，生活于侗寨的侗族人民常参与这种因血缘、地缘形成的集体劳作，以达到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的目的。集体劳作是不计报酬的互助活动，侗寨称这种不计报酬的互助式劳动为“换工”。“换工”的劳作方式凭借的是亲人与邻里之间的淳朴感情。通过集体劳作产生的社会关系，具有稳定性和有序性。互助式的社会关系使每个个体处于良性的社会关系之中，每个个体通过帮助他人体现自身在侗寨中的价值。同时，这种稳定有序的社会关系对处在该社会中的个体亦具有较强的制约性。侗寨处于这种有序的运行状态，其社会治理依靠个体间的协作得以稳定、有序、持续地进行。强调协作、稳定有序的互助式社会关系是侗族大歌在侗寨得以流传逾千年的社会基础。
（二）使用侗语，构建共同的文化基础
侗语是侗族人民文化联结的工具，亦是侗族大歌得以传承的前提。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侗文创立前，民间曾用汉字记录侗语，俗称“汉字记侗音”[3]。常是借音和译义并用。具体记法因人而异，因地制宜，这种记法可以在演唱中发挥临场提示及备忘的作用，对侗族大歌的传承发挥着积极作用。1958年后，以南部方言中贵州榕江话的话音为侗语标准音的侗文在侗族地区推广使用，同时出版相关教材及读物，中小学普及侗文教育[4]。侗文的出现，提高了侗族大歌的记录及保存效率，使侗族大歌在传统的“口传心授”之外，增加文本记录的方式，为侗族大歌的传承提供新的途径。
（三）民俗活动，巩固相同的文化信仰
侗族大歌活跃于侗族多彩的民俗活动中。时至今日，南侗地区的群体性民俗文化活动依然较为丰富，如流行于榕江县栽麻镇宰荡村的“吃新节”。“吃新节”期间，侗寨里的各家各户通常会邀请邻近侗寨的亲友及歌队到本寨中做客，各寨的歌队在“吃新节”期间进行对歌交流，通宵达旦，不知疲倦。通过对歌，各个歌队交流歌技，沟通情感，用歌声进一步巩固彼此共有的民族文化信仰，传承共同的民族历史。
传统的民俗活动使侗族人民群体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得以强化，从而为侗族大歌核心文化基因的保存提供稳定的社会条件。它使侗族大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葆有生命力，并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稳定的传承体系。正如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黄翔鹏所言：“各地民族生活中世代相传、至今不绝的音乐，其中特别是与祭祀祖先、敬神、民族史诗有关的歌、乐曲，具有不容侵犯的“神圣”性质，自有严格的传承规矩，一般都能保有历时千年而基本不变的面貌。”[5]
正是有严谨的传承规矩，有民俗活动的反复强化，侗族大歌经过千余年，形成一套成熟稳定的传承体系。如各寨均有自己的歌班（歌队），歌班（歌队）的训练中歌师均有自己的要求，歌班中的歌头、歌手均有自己明确的职责。歌手从少儿期在歌班（歌队）学歌，到青年期参加赛歌，经历数年的严谨训练，歌手间的感情自然质朴，形成较高的歌唱默契度。侗族大歌正是通过这种严谨有序的训练体系，在历史更迭中依然保存着自身的核心文化基因。
三、变中求存，变中图新
随着社会发展，侗族大歌依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侗族大歌原有的传承基础建立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模式上，面临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面临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侗族大歌原有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工业文明的强势介入，不可否认对侗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产生强烈的影响，这种深远的影响在侗族青少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侗族青少年的文化需求随之多元化，民间的侗族大歌已经不能完全吸引侗族青少年的关注，歌班的传歌活动无法保持以往正常的训练。
究其原因在于：第一，经济结构的变化逐步瓦解侗族大歌赖以生存的农耕经济模式，使传统社会关系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侗寨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和经商，他们不再长期生活在原居住地。青壮年的流动使侗寨难以组织稳定的歌班，难以长期地有序地开展传歌活动。第二，现代城市文化的冲击使侗寨青少年的文化需求出现多样化特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侗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电视、电脑、手机在侗寨中逐步普及，客观上丰富着侗族青少年的文化生活，为他们的文化需求提供多样选择，侗族大歌对侗族青少年的吸引力必然弱化。第三，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侗寨青壮年在思想观念上发生变化，他们对“以歌替书”的传统观念有不同的认知，认为孩子在学校接受的是系统化、现代化的教育，比在歌班的学习更为丰富、实用，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侗寨的青壮年群体不再以子女歌唱得好为荣，而以学校成绩优异为荣，认为子女只有在学校的文化学习突出，才能成为社会需求的人才。第四，交通的便利打破了侗寨原有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平衡，使商品经济更为活跃，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人们的经济收入增加，向往物质更充裕的生活。与此同时，“他者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侗族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及行为习惯。一些青少年认为侗族大歌不如外文歌曲“洋气”，不愿意跟随老人学唱侗族大歌。少部分留守的青壮年为着物质生活的实际考量，将演唱侗族大歌当成挣快钱的途径，缺少静心唱歌的心境，只会演唱几首侗族大歌，使侗族大歌原有的文化环境受到干扰和破坏。
侗族大歌民间传承依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必然会导致侗族大歌民间传承出现危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化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亦会衍生出新的发展机遇。20世纪80年代，侗族大歌从民间进入校园，歌师从侗寨进入课堂。侗族大歌的学校教育传承实现了民间传承与学校传承的连接，为侗族大歌的传承拓展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据笔者所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从江县、榕江县、黎平县开展“侗族大歌进课堂”活动的学校已有140余所。侗族大歌学校教育传承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已经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侗族大歌人才，培养不计其数的侗族大歌学习者、爱好者、研究者、管理者。能够支撑侗族大歌传承的新的社会环境已经形成，正在持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新的社会环境中衍生的侗族大歌传承新机制亦将使侗族大歌的传承获得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44-45.
[2]黎平县文体广电局.侗族大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6.
[3]冯光钰，袁炳昌，赵毅.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7：1216.
[4]杜亚雄.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458-459.
[5]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黄翔鹏文存[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90.
作者简介：
扶燕，贵阳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民族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