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叙利亚危机是中东最具爆炸性的地区热点。自2011年3月爆发以来，叙利亚危机持续升温，最终演变为一场矛盾复杂、力量庞杂的持续内战。叙利亚危机之所以发展到这种程度，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矢志颠覆巴沙尔政府直接相关。那么，西方国家为何矢志颠覆巴沙尔政府？
　　首先，叙利亚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妨碍了美国顺利称霸中东。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在中东占据主导地位。为实现称霸中东目标，美国在中东的基本政策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将那些虽然政体落后，但外交亲美的国家（如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视为“温和国家”，想方设法加以笼络和支持；相反，那些政体相对先进，但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中东国家（如伊拉克、叙利亚等），则被视为“激进国家”乃至“无赖国家” “邪恶轴心”，千方百计进行遏制和打压。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叙利亚实行的共和制政体，而且其政治体制基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军队的绝对忠诚，因此具有很强的决断力和执行力。有学者指出，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政权，不同于沙特甚至埃及的政权，它“并不是在社会懦弱无能的一种低级独裁。它对于居统治地位的掌权者都具有令人生畏的纪律约束：它设法把能够在政治上动员其国内民众支持改革性目标的能力作为权力基础。因此，它并不是依靠西方强国来维护其国内的安全的。”在外交政策上，叙利亚坚持独立自主，始终不肯像海湾国家那样完全臣服于西方。正因为如此，美国将叙利亚等“激进国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只要有机会就一个一个进行消灭。2003年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以及当前试图通过扶植反对派颠覆巴沙尔政权，实则遵循的都是相同的霸权逻辑，目的就是使中东成为“美国治下的中东”，彻底实现称霸中东的目的。
　　其次，削弱伊朗的地缘政治影响。三十多年来，美国一直将伊朗视为中东的最大敌手，对伊朗不断进行外交围堵、经济制裁和军事恐吓。但伊朗始终不为所动，地区影响力不降反升。尤其“9·11事件”后，美国错误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客观上帮助伊朗肃清了塔利班和萨达姆两大敌对政权，地缘环境更趋改善，并日趋形成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的“什叶派新月地带”。这种局面不仅让美国的地区盟友沙特、约旦等惶恐不安，美国也如坐针毡，担忧伊朗崛起为地区大国后挑战美国在中东霸权。2011年叙利亚国内出现动荡，则为美国借机削弱伊朗主导的“什叶派新月带”提供了绝佳机会。叙利亚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地区盟友。如果巴沙尔政府被颠覆，伊朗不仅失掉最重要的地区战略伙伴，而且伊朗与真主党联系的通道也将被切断，届时伊朗的地缘政治环境将极度恶化。由此不难理解，伊朗为何力挺巴沙尔政权，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巴沙尔则“必欲除之而后快”。
　　第三，扼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后火种。阿拉伯世界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完全有潜力成为世界有影响力一极。但一战后英法将该地区分成若干小国，由此导致阿拉伯世界孱弱无力，难以阻挡外部干涉。阿拉伯世界要想实现民族复兴，唯一出路就是尽可能联合自强，对内加强政治团结和经济一体化，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在这一战略构想中，叙利亚发挥重要的正向作用。一方面，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发源地。萨提·胡斯里、米歇尔·阿弗拉克等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代表人物都是叙利亚人，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其政策纲领是“统一、社会主义、自由”，其中“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阿拉伯民族团结”。另一方面，叙利亚还是阿拉伯统一和团结的忠实践行者。1958年，叙利亚曾与埃及短期合并。1970年上台的阿萨德同样高举阿拉伯统一大旗，他曾指出：“阿拉伯统一不仅仅是一种感情，它是永恒的历史真理，是阿拉伯力量的源泉，它还是全体阿拉伯人民争取与世界上其他人民平等相处的斗争。”巴沙尔尽管不像其父那样高调，但仍保留了“阿拉伯属性”和“反以”两大特征。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更加畅通无阻地统治中东，一直将主张阿拉伯国家团结联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视为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当年，正是美国和以色列等异己力量对纳赛尔领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竭力打压，使阿拉伯国家统一团结梦想日趋破灭。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西方势力武力推翻倡导阿拉伯团结联合的卡扎菲政权后，又试图颠覆巴沙尔政权，实际是要彻底熄灭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后火种。目前，叙利亚历经战乱已经元气大伤，日趋由“稳定绿洲”变成“人间地狱”，甚至连恢复原有版图也越发不可能。而阿拉伯世界版图碎片化、阿拉伯民族团结联合遥不可及，恰恰符合美国更好控制中东的战略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