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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学“教授治学”成为一个新的热词，作为高教改革的一个方向、一项措施被提了出来，并见诸不少报刊文章议论中。然而笔者认为，“教授治学”的定义存在种种不当之处，导致出现运作的困难和弊病。特别需要明确的是，“教授治学”并未写进我国《高等教育法》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目前仅是部分专家学者在阐释国家教育法规时提出的个人观点。因此，对这一概念进行厘清，非常必要。
“教授治学”内涵有误
将“教授”与“治学”两个词搭配在一起，只能理解为“教授研究学问”，因为“治学”与“治国”“治家”“治校”“治水”等不同，其中的“治”只作“研究”解，决无“治理”之义（均据新版《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如果硬要将“教授治学”解说为教授“治理学问”“管理学术”“领导学术”的权力，那就是生造词义，过度引申。不但词典里无此义，也违背了“治学”一词的习惯用法，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范畴。要防止人们的“误解”，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文章里对该词“新义”加以注释，然则此类文章该词的出现率一定不低，那就会注不胜注，岂不繁琐？一言以蔽之，此词存在语病。尽管如此，为方便起见，笔者还是姑且用其展开以下阐述。
“教授治学”的行为主体是谁？其中的“教授”是否包括副教授甚或全体教师？现在提出这一主张的人们认为理所当然指“正教授”，事实上各校也确实如此运作。但是，考察提出“教授治学”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就可明白这种“望文生义”式的理解是站不住脚的。无可否认，“教授治学”的口号源自蔡元培先生所提“教授治校”的主张，而蔡元培的这一主张又借自于欧洲的大学管理制度，其要义是“让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集中体现了对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追求。
上世纪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成立的教授会是由除助教外的所有教师组成的，他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和教育趋向》一文中，明确提出教授会由教授和讲师们联合组成，理所当然包括副教授。美国在1915年成立全美教授协会，保护教授权利，推行“教授治校”，现今的美国大学教授委员会虽然各校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包括教授、副教授。从前几年我国高教界一些专家提出“教授治学”的背景来看，是基于“去行政化”的考虑，是作为“去行政化”的对应物而出现的。然而“行政”即“指机关、企业、团体等单位内部的管理工作”（据《现代汉语词典》），大学岂能去掉“管理”？可见“去行政化”口号之不符逻辑，实应改为“去官本位”、“去官僚主义”才对。“行政”对学术的“干预”非仅限于针对教授，也针对广大教师，如要真正“去行政化”，保护学术权利，“教授治学”的行为主体理应是包括教授在内的全体教师，教授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也不应只限于正教授。
“教授治学”名不副实
“教授治学”这一词语，可以说是缺乏充分酝酿的结果。最近我们看到许多文章议论高校改革方案，还是奉“去行政化”为圭臬，似乎行政化是高校弊病万恶之源，而“去行政化”的良方又不外乎是“教授治校”，反复阐述“教授治校”的意义和作用，纵向举蔡元培治北大为例，横向举美国大学为例，然例子却多是笼统之言，一笔带过，没有考察对照蔡氏当年具体如何作为，当今美国大学又是如何操作，连比较具体的简单介绍都少见，长篇大论只顾自说自话阐述“教授治校”的优点和好处，有的同一篇文章中“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二同词混用，不加区分，可见概念之模糊，疏于考证，足以误人误事。须知“教授治学”还仅限于学术范围，而“教授治校”则有负责管理大学之义。因此，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内涵、差异进行厘清，才谈得上有效的讨论而免于空谈。
值得引起注意的还有，某些专家学者提出的“教授治校”也好，“教授治学”也好，都与他们所声称借鉴的来源和蓝本，即“蔡元培的北大办学方针”及“美国大学的教授治学制度”大相径庭，大异其趣，此“教授治校”非彼“教授治校”也。从“教授治学”的母本——蔡元培设计的“教授治校”制度来看，其包括教授会、行政会、评议会等机构，各负其责，互相协调制约，而且包括了上自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等各“长”，下至全体教职员工，其宗旨就是要发挥全体的积极性，真正实行“民主管理”。而我们现在的所谓“教授治学”，其行为主体只限于正教授，而且没有相应的监督机构，广大副教授和讲师很少有知情权、参与权和话语权，少数人施“治”的权力趋于“绝对化”，这怎么谈得上“民主管理”？又怎么能保证其会保护广大教师的“学术权利”？
事实上，在“教授治学”的名义下，教授委员会的运作已然出现了一些弊端。比如有不少大学明文规定，“双肩挑”的教师在申请晋升职称时享有各种“优惠”，并在晋升过程中严重存在着“让领导先过”的现象，包括现任领导与后备领导，因此教授队伍里各类官员占了不小比例。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交叉，难免造成教授委员会里的“行政”干预“学术”现象，这样的“教授治学”，实难指望它“去行政化”和“自主管理”学术。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畸形的“教授治学”，它固化强化隐化了学术的“行政化”，有人评之曰“学术与权力的联姻结盟”，不无道理。总之，“教授治学”不仅其提法本身存在诸多不当之处，推广实行中也不如人意，盖因配套制度的设计还是一片空白，时机尚不成熟。
“教授治学”内涵有误
将“教授”与“治学”两个词搭配在一起，只能理解为“教授研究学问”，因为“治学”与“治国”“治家”“治校”“治水”等不同，其中的“治”只作“研究”解，决无“治理”之义（均据新版《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如果硬要将“教授治学”解说为教授“治理学问”“管理学术”“领导学术”的权力，那就是生造词义，过度引申。不但词典里无此义，也违背了“治学”一词的习惯用法，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范畴。要防止人们的“误解”，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文章里对该词“新义”加以注释，然则此类文章该词的出现率一定不低，那就会注不胜注，岂不繁琐？一言以蔽之，此词存在语病。尽管如此，为方便起见，笔者还是姑且用其展开以下阐述。
“教授治学”的行为主体是谁？其中的“教授”是否包括副教授甚或全体教师？现在提出这一主张的人们认为理所当然指“正教授”，事实上各校也确实如此运作。但是，考察提出“教授治学”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就可明白这种“望文生义”式的理解是站不住脚的。无可否认，“教授治学”的口号源自蔡元培先生所提“教授治校”的主张，而蔡元培的这一主张又借自于欧洲的大学管理制度，其要义是“让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集中体现了对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追求。
上世纪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成立的教授会是由除助教外的所有教师组成的，他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和教育趋向》一文中，明确提出教授会由教授和讲师们联合组成，理所当然包括副教授。美国在1915年成立全美教授协会，保护教授权利，推行“教授治校”，现今的美国大学教授委员会虽然各校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包括教授、副教授。从前几年我国高教界一些专家提出“教授治学”的背景来看，是基于“去行政化”的考虑，是作为“去行政化”的对应物而出现的。然而“行政”即“指机关、企业、团体等单位内部的管理工作”（据《现代汉语词典》），大学岂能去掉“管理”？可见“去行政化”口号之不符逻辑，实应改为“去官本位”、“去官僚主义”才对。“行政”对学术的“干预”非仅限于针对教授，也针对广大教师，如要真正“去行政化”，保护学术权利，“教授治学”的行为主体理应是包括教授在内的全体教师，教授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也不应只限于正教授。
“教授治学”名不副实
“教授治学”这一词语，可以说是缺乏充分酝酿的结果。最近我们看到许多文章议论高校改革方案，还是奉“去行政化”为圭臬，似乎行政化是高校弊病万恶之源，而“去行政化”的良方又不外乎是“教授治校”，反复阐述“教授治校”的意义和作用，纵向举蔡元培治北大为例，横向举美国大学为例，然例子却多是笼统之言，一笔带过，没有考察对照蔡氏当年具体如何作为，当今美国大学又是如何操作，连比较具体的简单介绍都少见，长篇大论只顾自说自话阐述“教授治校”的优点和好处，有的同一篇文章中“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二同词混用，不加区分，可见概念之模糊，疏于考证，足以误人误事。须知“教授治学”还仅限于学术范围，而“教授治校”则有负责管理大学之义。因此，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内涵、差异进行厘清，才谈得上有效的讨论而免于空谈。
值得引起注意的还有，某些专家学者提出的“教授治校”也好，“教授治学”也好，都与他们所声称借鉴的来源和蓝本，即“蔡元培的北大办学方针”及“美国大学的教授治学制度”大相径庭，大异其趣，此“教授治校”非彼“教授治校”也。从“教授治学”的母本——蔡元培设计的“教授治校”制度来看，其包括教授会、行政会、评议会等机构，各负其责，互相协调制约，而且包括了上自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等各“长”，下至全体教职员工，其宗旨就是要发挥全体的积极性，真正实行“民主管理”。而我们现在的所谓“教授治学”，其行为主体只限于正教授，而且没有相应的监督机构，广大副教授和讲师很少有知情权、参与权和话语权，少数人施“治”的权力趋于“绝对化”，这怎么谈得上“民主管理”？又怎么能保证其会保护广大教师的“学术权利”？
事实上，在“教授治学”的名义下，教授委员会的运作已然出现了一些弊端。比如有不少大学明文规定，“双肩挑”的教师在申请晋升职称时享有各种“优惠”，并在晋升过程中严重存在着“让领导先过”的现象，包括现任领导与后备领导，因此教授队伍里各类官员占了不小比例。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交叉，难免造成教授委员会里的“行政”干预“学术”现象，这样的“教授治学”，实难指望它“去行政化”和“自主管理”学术。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畸形的“教授治学”，它固化强化隐化了学术的“行政化”，有人评之曰“学术与权力的联姻结盟”，不无道理。总之，“教授治学”不仅其提法本身存在诸多不当之处，推广实行中也不如人意，盖因配套制度的设计还是一片空白，时机尚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