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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30日至9月8日，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毛泽东逝世后我国接待来访的第一位外国元首。铁托来访，标志着中南两国两党关系突破了沉重的历史羁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从更广泛更深远的意义来看，拉开了我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序幕，在我国外交史和政党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谈判参观一帆风顺
8月30日，铁托抵京后，在机场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迎接，在天安门广场受到8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当晚，华国锋为铁托举行盛大欢迎宴会，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等人出席并纷纷向铁托祝酒。第二天上午，铁托与华国锋举行会谈。
会谈当天的晚上，铁托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驻地，从楼上走下来，夹着两瓶酒对随行人员说，今天上午会谈非常成功，我们同中国开始恢复两党关系，兄弟们！我们一起喝几杯庆祝一下，我来请客。
会谈之余，铁托还主动要求瞻仰当时尚未正式对外开放的毛主席纪念堂，表达他对毛泽东的崇高敬意。铁托当时已届85岁高龄，仍然兴致勃勃地游览长城，并登上了第一道关隘。当听到“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介绍后，铁托异常兴奋，随即以伞为剑，摆出几个出击的招势，逼得多蓝茨步步后退。此情此景，令姬鹏飞外长等双方陪同人员欢笑不止。
在西湖刘庄住地，铁托同代表团成员一起唱起了当年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老歌。他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样的场景他们只见过两次。铁托在李先念陪同下访问了上海、杭州、乌鲁木齐后回国。9月6日，铁托回到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受到60万市民（占全市人口一半）的夹道欢迎，3000名文艺工作者沿街演出，气氛极为热烈。铁托讲话说，对这次访华“十分满意”，“超出了我们的预料”，“非语言所能形容”，“这次伟大的经历，将永远铭记心中”。铁托访华进行得如行云流水般顺畅，然而，接待准备工作却是十分困难，十分复杂的。从向中央报告会谈方针、制订会谈方案、完成会谈稿到各种场合的讲话稿，前后长达半年之久，方向性修改两次，重大修改3次，局部修改就不计其数了。铁托访华关键的问题是两党关系。
铁托访华的接待准备工作如此艰难曲折是有众多历史原因的。从国际层面看，所谓南斯拉夫问题由来已久，涉及共产国际、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南苏关系、中苏关系、“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以及国际共运中争论20年的几乎所有问题。从国内层面看，中南两党关系已经中断近20年。我对南共盟定性为修正主义也15年了，“文革”中对南批判更升级为谩骂羞辱，几乎没有转圜的余地。
这是一笔几十年的老账，只有晒晒这些账本才知道它有多么沉重；只有梳理这些账本，才知道了断这些旧账多么困难，需要怎样的智慧、胆识和魄力。这其中南苏关系和中南关系尤其重要复杂，况且两种关系又往往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
谨慎处理敏感话题
铁托访华前两个月，外交部组织驻华使节去湖南、江西两省旅游参观。出发那天早晨，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德鲁洛维奇一进机场就急着同我打招呼，说有要事要谈，我急忙找到苏欧司司长于宏亮一起去贵宾室。德鲁洛维奇说，铁托此次访华前先到苏联做短暂停留，看望他几十年不曾见面的第—任妻子。接着，德鲁洛维奇严肃地说，这绝不是在中苏之间玩弄平衡，希望外交部将此情况尽快上报中央，请中方一定要理解。如果还需要解释，他可到外交部去说明情况，使节旅行就不参加了。
于宏亮司长说，现在就写简报，由他签发，立即送外交部，请大使放心。在湖南的一天晚上，德鲁洛维奇约我去他的房间小酌。他说，我们相识多年，是老朋友啦，今天想请你以朋友的身份谈谈自己的看法。他说，南共盟总书记多蓝茨此次随铁托出访，他只有党内职务，没有政府职务，在中南两党没有恢复关系的情况下，他参加代表团访华似有不便。南不希望中方像不久前接待苏共中央总书记卡图谢夫那样，把多蓝茨也当做是修正主义的总书记。因此，他想了第二方案，即多蓝茨到京后，只作为南驻华大使的客人，不随代表团活动。他反复考尉艮久了，尚未下决心向国内提出建议。
那时，中央已决定立即恢复两党关系，我想建议多蓝茨随铁托访华。但考虑到外交无小事，于是我说，作为朋友，大使如此信任我，我得认真考虑这件大事，请允许我明天答复你。当晚，我向于宏亮做了汇报。他说，看来中央决策不会改变了，给大使吃颗定心丸也有好处，免得他的建议与我们的考虑不一致。第二天，我对德鲁洛维奇说了“我的想法”。他笑着说，你考虑了一夜很慎重。显然他明白，这就是苏欧司司长于宏亮的意见。
1977年8月29日，铁托访华前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打电话要我立即去他办公室。原来礼宾司向他请示，明天宴会铁托的座位卡怎么写。我们设想了几个方案，我建议只写“同志”二字。因为，第二天上午会谈将直入主题，谈恢复两党关系问题，“同志”二字一定令铁托预感到什么，有利于第二天的会谈。余湛依然很慎重，他吸了一支烟反复思考后，才拿起电话对礼宾司说：就写“铁托同志”。
在准备铁托访华的半年时间里，我始终为处长邢忠修打下手，整天埋头起草、修改铁托访华的文件，当接到通知按照恢复两党关系的方案准备时，我们加班加点，再忙再累也感到心情舒畅。由于时间紧张，于宏亮司长自己动手，起草了会谈开始华国锋那一段开场白。我们也常谈论，中央决策一定出于一位高人的大手笔。后来才知道，这次接待铁托来访果然是新时期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开篇佳作。
铁托访华3个月后，1977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国庆时，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名义向南共盟主席、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发出贺电。这表明中南两党已恢复正常关系。
谈判参观一帆风顺
8月30日，铁托抵京后，在机场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迎接，在天安门广场受到8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当晚，华国锋为铁托举行盛大欢迎宴会，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等人出席并纷纷向铁托祝酒。第二天上午，铁托与华国锋举行会谈。
会谈当天的晚上，铁托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驻地，从楼上走下来，夹着两瓶酒对随行人员说，今天上午会谈非常成功，我们同中国开始恢复两党关系，兄弟们！我们一起喝几杯庆祝一下，我来请客。
会谈之余，铁托还主动要求瞻仰当时尚未正式对外开放的毛主席纪念堂，表达他对毛泽东的崇高敬意。铁托当时已届85岁高龄，仍然兴致勃勃地游览长城，并登上了第一道关隘。当听到“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介绍后，铁托异常兴奋，随即以伞为剑，摆出几个出击的招势，逼得多蓝茨步步后退。此情此景，令姬鹏飞外长等双方陪同人员欢笑不止。
在西湖刘庄住地，铁托同代表团成员一起唱起了当年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老歌。他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样的场景他们只见过两次。铁托在李先念陪同下访问了上海、杭州、乌鲁木齐后回国。9月6日，铁托回到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受到60万市民（占全市人口一半）的夹道欢迎，3000名文艺工作者沿街演出，气氛极为热烈。铁托讲话说，对这次访华“十分满意”，“超出了我们的预料”，“非语言所能形容”，“这次伟大的经历，将永远铭记心中”。铁托访华进行得如行云流水般顺畅，然而，接待准备工作却是十分困难，十分复杂的。从向中央报告会谈方针、制订会谈方案、完成会谈稿到各种场合的讲话稿，前后长达半年之久，方向性修改两次，重大修改3次，局部修改就不计其数了。铁托访华关键的问题是两党关系。
铁托访华的接待准备工作如此艰难曲折是有众多历史原因的。从国际层面看，所谓南斯拉夫问题由来已久，涉及共产国际、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南苏关系、中苏关系、“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以及国际共运中争论20年的几乎所有问题。从国内层面看，中南两党关系已经中断近20年。我对南共盟定性为修正主义也15年了，“文革”中对南批判更升级为谩骂羞辱，几乎没有转圜的余地。
这是一笔几十年的老账，只有晒晒这些账本才知道它有多么沉重；只有梳理这些账本，才知道了断这些旧账多么困难，需要怎样的智慧、胆识和魄力。这其中南苏关系和中南关系尤其重要复杂，况且两种关系又往往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
谨慎处理敏感话题
铁托访华前两个月，外交部组织驻华使节去湖南、江西两省旅游参观。出发那天早晨，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德鲁洛维奇一进机场就急着同我打招呼，说有要事要谈，我急忙找到苏欧司司长于宏亮一起去贵宾室。德鲁洛维奇说，铁托此次访华前先到苏联做短暂停留，看望他几十年不曾见面的第—任妻子。接着，德鲁洛维奇严肃地说，这绝不是在中苏之间玩弄平衡，希望外交部将此情况尽快上报中央，请中方一定要理解。如果还需要解释，他可到外交部去说明情况，使节旅行就不参加了。
于宏亮司长说，现在就写简报，由他签发，立即送外交部，请大使放心。在湖南的一天晚上，德鲁洛维奇约我去他的房间小酌。他说，我们相识多年，是老朋友啦，今天想请你以朋友的身份谈谈自己的看法。他说，南共盟总书记多蓝茨此次随铁托出访，他只有党内职务，没有政府职务，在中南两党没有恢复关系的情况下，他参加代表团访华似有不便。南不希望中方像不久前接待苏共中央总书记卡图谢夫那样，把多蓝茨也当做是修正主义的总书记。因此，他想了第二方案，即多蓝茨到京后，只作为南驻华大使的客人，不随代表团活动。他反复考尉艮久了，尚未下决心向国内提出建议。
那时，中央已决定立即恢复两党关系，我想建议多蓝茨随铁托访华。但考虑到外交无小事，于是我说，作为朋友，大使如此信任我，我得认真考虑这件大事，请允许我明天答复你。当晚，我向于宏亮做了汇报。他说，看来中央决策不会改变了，给大使吃颗定心丸也有好处，免得他的建议与我们的考虑不一致。第二天，我对德鲁洛维奇说了“我的想法”。他笑着说，你考虑了一夜很慎重。显然他明白，这就是苏欧司司长于宏亮的意见。
1977年8月29日，铁托访华前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打电话要我立即去他办公室。原来礼宾司向他请示，明天宴会铁托的座位卡怎么写。我们设想了几个方案，我建议只写“同志”二字。因为，第二天上午会谈将直入主题，谈恢复两党关系问题，“同志”二字一定令铁托预感到什么，有利于第二天的会谈。余湛依然很慎重，他吸了一支烟反复思考后，才拿起电话对礼宾司说：就写“铁托同志”。
在准备铁托访华的半年时间里，我始终为处长邢忠修打下手，整天埋头起草、修改铁托访华的文件，当接到通知按照恢复两党关系的方案准备时，我们加班加点，再忙再累也感到心情舒畅。由于时间紧张，于宏亮司长自己动手，起草了会谈开始华国锋那一段开场白。我们也常谈论，中央决策一定出于一位高人的大手笔。后来才知道，这次接待铁托来访果然是新时期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开篇佳作。
铁托访华3个月后，1977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国庆时，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名义向南共盟主席、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发出贺电。这表明中南两党已恢复正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