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前提，没有GDP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是，如果GDP增长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方式实现，那么这种增长不但无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而会成为持续发展的巨大阻碍。
　　目前实行的GDP核算体系是与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旧的工业化道路和粗放型增长方式相适应的。当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按集约型增长方式抓发展时，时代呼唤必须用绿色GDP核算体系去直接体现、引导和推动，这样，科学发展观才能得到贯彻落实。
　　启动绿色GDP核算体系，对习惯于GDP崇拜的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说，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重大历史机遇期”是与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同在的，因而也是与绿色GDP同在的。超前一步是机遇。愿我们的企业早日告别“习惯”、超前思考、立即行动，抓住绿色机遇，抓住创造幸福美好生活中的机遇，使企业的明天更强大、人民的生活更美好。
　　
　　从“增长极限论”说起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高增长政策取得了成功，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进入了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也日趋严重，经济滞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风气败坏等矛盾也十分尖锐。于是“绿色主义”、“环保运动”在全球兴起，并且日益广泛和深入人心。
　　1968年，意大利菲亚特公司董事长帕塞伊邀请了西方30位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和实业家形成“罗马俱乐部”，讨论人类目前和未来的处境。讨论的情况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得到集中反映。《增长的极限》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假定世界上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没有重要的变化，那么，由于世界粮食的短缺、资源的耗竭和污染的严重，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会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为了避免这种人类毁灭的前途，必须在1975年停止人口增长，在1980年停止工业投资的增长，以达到零增长的全球性均衡。
　　与“经济增长极限论”相呼应，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则从国民幸福的角度对经济增长的价值提出了怀疑。这种观点认为，即使经济增长没有极限而是可能的，但由于人们付出的社会与文化代价太高，使人们失去了诸如无忧无虑的闲暇、田园式的享受、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等许多美好生活的享受，因而也是不可取的。美国经济学家米香认为，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增长仅仅是物质产品和物质享受的增加而不是幸福的增加，相反，这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使人们失去的幸福太多了，因此应该停止经济增长。
　　“增长极限论”和“增长怀疑论”一提出，就先在西方世界继而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受到了来自经济学家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反驳与批评；世界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也没有因此而停止继续前进的步伐。但无可怀疑和不容否定的是：关注生态、关注环保、关注人的幸福、关注发展或增长的可持续性、关注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等，却从此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和人类历史大趋势：转变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转为集约型增长，更新发展战略——由非持续发展变为可持续发展，变革工业化道路——由传统工业化道路转向新型工业化道路，革新文明发展状态——由单纯重视物质文明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从此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坚定的战略选择和发展导向。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可能置身于世界潮流和人类历史大趋势之外，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时代更是如此。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才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提出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大文明建设方略；作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后，“我们的祖国必将更加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必将更加幸福美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进一步显示出巨大优越性”的断定；发出“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奋发图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伟大号召；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五个统筹”，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等，既是对世界潮流和历史趋势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又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的正确总结，更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光辉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