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原始图书产业中的“原始”，是相对于当代大规模的图书出版产业而言的。从汉代图书贸易的产生，到“五四”运动，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直到二十世纪初约两千三百余年的历史，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购买力低下和读者群小的制约，图书产业的空间和交易额都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人们常把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的图书产业称为“原始产业”。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文明古国。西汉时就有了图书贸易，这一时期的图书发行是以官方向民间征集散书为主要流通形式。如《隋书·经籍志》对河间献王购书之事记载：“周官厥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到汉元帝初期，在西安出现了书肆（即买卖书籍的集散地）。汉末逐步形成了图书交易场所——槐市，这是中国图书市场的萌芽期。
东汉时期，书肆的集散地转移至洛阳等各大城市，并出现了纸质书。纸书的出现使书的发行量猛增，大大推动了图书的流通和普及。唐代进入印本时代，书肆书坊增多，雕版的日历、字书、佛经、文集、阴阳占卜书开始大量发行，发行市场比较发达的是扬州、成都、长安和苏州。自五代开始，经元、明到清代，图书发行的品种就更为丰富多样，历史、政治、科技、小说、神学等各类图书齐全，在全国也形成了以北京、南京、苏州、杭州为主要市场的图书集散地，中国的原始图书发行产业基本形成。
与此相互交叉的十九世纪中期，市场主体多元化特征开始显现，而且市场有了一定的容量，全国有一定规模的书店、书局达50余家。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出于传教的需求，开始在中国的广州、上海、香港、澳门、南京等30多个城市开办书店，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印刷技术。官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及康有为为代表，在19世纪60年代鼓励指示各省成立书局，政府开始关注和介入市场。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图书贸易的发展有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全国也相继出现了较有名气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文明书局和荣宝斋等书店。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虽没具体办书店，但对图书发行产业也是比较关注和敏感的，特别是对有“左”倾向的出版发行单位非常关注其动向。同时，自“五四”运动以来，以推广新文化、传播新思想为主旨的书店也相继诞生。1920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了文化书社；1921年9月，李达在上海创办了人民出版社；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第一个公开发行机构——上海书店。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总结出“原始”图书发行产业的一些特点：
首先，由于受当时不发达商品经济和科技水平低的制约，手工劳动强度大，市场狭小，图书发行量不大，从汉代出现的“佣书”（抄书卖书的人）的自抄自卖到近代的商务印刷馆都是集编辑、印刷、发行以及创作于一身的组织体制，社会分工简单，市场发展比较缓慢，称之为产业，略显勉强。
其次，在对图书和图书发行属性的认识上，基本上是把图书作为一般商品来发行的，图书流通体现了价值规律。虽然历代王朝都关注图书的作用，以至出现秦始皇“焚书坑儒”、清代的“文字狱”等事件，但是，图书作为商品在历史上没有争议。公元二世纪，汉景帝征集民间藏书，就是民卖，官买。市场也是自由竞争，为了生存，商家就会各想经营高招。500年前的先人就在图书流通过程中使用了广告，如金台书铺在1522年翻刻十四种古书时，在其中《文选》后面刻了“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
再次，一直是自由的作坊或企业体制。从最早的单人买卖图书，家庭作坊书铺到“五四”运动前后合伙人式的股份制书局，可以说都是市场的自由结合体，各类组织内部结构也是以经营需求定“编制”，绝无因人“设岗”养闲人的现象。例如，夏粹芳等人于 1897年2月11日在上海创建的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期只有4000银圆及非常简陋的设备，但他采用招股集资的方法扩大资本，并吸收部分外资，采用市场经营的方式，很快发展成为拥有员工5000多人，年销售图书5000余万册的大型出版发行企业。
最后，政府虽然重视图书的宣传属性，对图书产业有所干预，甚至政府也办一些书店，但没有形成官办书店为主渠道而私办书店为次渠道的格局。政府没有垄断图书贸易，市场管理是按一般商品流通来对待的，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政治思想环境比较宽松，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国外经营者进入之前是民族内部的多元化，国外经营者进入后，是内外相结合的多元化。
这些特征说明：
一是我们的先人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图书的商品属性，按商品市场运作，效果较好，发展平稳。尽管这是一种自然、自发的状态，并不等同于现代市场经济。
二是“五四”运动以后图书出版发行的活跃情况表明，只有形成与市场相适应的流通体制，才能产生激活市场的机制。在市场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优胜劣汰，是培养优秀文化产业的基本条件。
三是政府要宏观管理市场，让市场主体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自由经营。
四是要加快图书产业的市场开发。原始图书出版运行了两千多年，才形成不足百家（有一定规模的书店）的图书市场，这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印刷、流通速度慢有直接关系。
（责编 张敬亚）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文明古国。西汉时就有了图书贸易，这一时期的图书发行是以官方向民间征集散书为主要流通形式。如《隋书·经籍志》对河间献王购书之事记载：“周官厥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到汉元帝初期，在西安出现了书肆（即买卖书籍的集散地）。汉末逐步形成了图书交易场所——槐市，这是中国图书市场的萌芽期。
东汉时期，书肆的集散地转移至洛阳等各大城市，并出现了纸质书。纸书的出现使书的发行量猛增，大大推动了图书的流通和普及。唐代进入印本时代，书肆书坊增多，雕版的日历、字书、佛经、文集、阴阳占卜书开始大量发行，发行市场比较发达的是扬州、成都、长安和苏州。自五代开始，经元、明到清代，图书发行的品种就更为丰富多样，历史、政治、科技、小说、神学等各类图书齐全，在全国也形成了以北京、南京、苏州、杭州为主要市场的图书集散地，中国的原始图书发行产业基本形成。
与此相互交叉的十九世纪中期，市场主体多元化特征开始显现，而且市场有了一定的容量，全国有一定规模的书店、书局达50余家。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出于传教的需求，开始在中国的广州、上海、香港、澳门、南京等30多个城市开办书店，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印刷技术。官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及康有为为代表，在19世纪60年代鼓励指示各省成立书局，政府开始关注和介入市场。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图书贸易的发展有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全国也相继出现了较有名气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文明书局和荣宝斋等书店。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虽没具体办书店，但对图书发行产业也是比较关注和敏感的，特别是对有“左”倾向的出版发行单位非常关注其动向。同时，自“五四”运动以来，以推广新文化、传播新思想为主旨的书店也相继诞生。1920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了文化书社；1921年9月，李达在上海创办了人民出版社；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第一个公开发行机构——上海书店。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总结出“原始”图书发行产业的一些特点：
首先，由于受当时不发达商品经济和科技水平低的制约，手工劳动强度大，市场狭小，图书发行量不大，从汉代出现的“佣书”（抄书卖书的人）的自抄自卖到近代的商务印刷馆都是集编辑、印刷、发行以及创作于一身的组织体制，社会分工简单，市场发展比较缓慢，称之为产业，略显勉强。
其次，在对图书和图书发行属性的认识上，基本上是把图书作为一般商品来发行的，图书流通体现了价值规律。虽然历代王朝都关注图书的作用，以至出现秦始皇“焚书坑儒”、清代的“文字狱”等事件，但是，图书作为商品在历史上没有争议。公元二世纪，汉景帝征集民间藏书，就是民卖，官买。市场也是自由竞争，为了生存，商家就会各想经营高招。500年前的先人就在图书流通过程中使用了广告，如金台书铺在1522年翻刻十四种古书时，在其中《文选》后面刻了“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
再次，一直是自由的作坊或企业体制。从最早的单人买卖图书，家庭作坊书铺到“五四”运动前后合伙人式的股份制书局，可以说都是市场的自由结合体，各类组织内部结构也是以经营需求定“编制”，绝无因人“设岗”养闲人的现象。例如，夏粹芳等人于 1897年2月11日在上海创建的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期只有4000银圆及非常简陋的设备，但他采用招股集资的方法扩大资本，并吸收部分外资，采用市场经营的方式，很快发展成为拥有员工5000多人，年销售图书5000余万册的大型出版发行企业。
最后，政府虽然重视图书的宣传属性，对图书产业有所干预，甚至政府也办一些书店，但没有形成官办书店为主渠道而私办书店为次渠道的格局。政府没有垄断图书贸易，市场管理是按一般商品流通来对待的，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政治思想环境比较宽松，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国外经营者进入之前是民族内部的多元化，国外经营者进入后，是内外相结合的多元化。
这些特征说明：
一是我们的先人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图书的商品属性，按商品市场运作，效果较好，发展平稳。尽管这是一种自然、自发的状态，并不等同于现代市场经济。
二是“五四”运动以后图书出版发行的活跃情况表明，只有形成与市场相适应的流通体制，才能产生激活市场的机制。在市场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优胜劣汰，是培养优秀文化产业的基本条件。
三是政府要宏观管理市场，让市场主体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自由经营。
四是要加快图书产业的市场开发。原始图书出版运行了两千多年，才形成不足百家（有一定规模的书店）的图书市场，这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印刷、流通速度慢有直接关系。
（责编 张敬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