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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从１９２３年创刊至今的８０多年中，毛泽东曾三次为它题写刊名。它三度被迫停刊，又三度复刊。它曾推出了雷锋、王杰等一系列闪光的人物，最早公开喊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组织的“潘晓讨论”轰动全国……它因此被称为“中国最富传奇的杂志”。人们对胡乔木和《中国青年》或许都并不陌生，但却未必知道，这位革命人物和这份刊物之间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在《中国青年》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其主编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１９１２年６月出生于江苏盐城鞍湖乡北张村的一个地主家庭。
胡乔木第一次接触《中国青年》是在１９２５年。这年，恽代英来到扬州，在省立第五师范演讲。恽代英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国青年》的第一任主编，“是那个时代呼唤革命风暴最矫健的海燕，最出色的鼓手”，在革命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青年群众的“明星”。当时，１３岁的胡乔木正在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现在的扬州八中）读初中，早就想一睹“革命明星”的风采，听说恽代英来到扬州，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于是特地跑去听演讲。在演讲中，恽代英介绍了《中国青年》，讲了读书与救国的关系，主张读书不忘救国，读书为了救国。恽代英的演讲富有鼓动性，使胡乔木深受教育，也引发了他对《中国青年》的兴趣。从此，他开始购阅《中国青年》。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国青年》创刊于上海。在那样一个阴晦的年代，它不同凡响的呼叫让许多年轻人怦然心动。胡乔木就是这其中深受影响的一位。
１９３０年底，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４０多年后，胡乔木回忆起当年《中国青年》对自己的引导时，还充满感激，他说：“我第一次接触《中国青年》后，才接触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胡乔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中国青年》却在国民党的压迫下被迫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停刊。
１９３９年４月，《中国青年》在延安复刊。这次复刊的契机是为迎接五四运动２０周年。复刊后的《中国青年》作为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成立的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委”）的机关刊物，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主办。时任青委宣传部长的胡乔木，成为《中国青年》的主编。
《中国青年》在延安的不到两年间，胡乔木为该刊写了许多文章，如《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严重注意投降妥协的言论》、《关于新教育的二三事》、《读蒋委员长告全国青年书》、《反迷信提纲》等，体裁多样，内容丰富。这些文章充分显示出胡乔木出众的写作能力，他以自己卓然的文采，为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增添了光彩。
那一段时间，在胡乔木的指导下，《中国青年》还发表了许立群、董纯才、陈企霞、王学文、刘慕、严文井等人的文章，还把张闻天过去创作的小说《飘零的黄叶》也登了，甚至发表了学理性颇浓的杂文如《论土地之盐》等，使《中国青年》在当时延安出的那些板着面孔的杂志中，呈现出从没有过的新鲜面貌。
当时，《中国青年》处在红色政权的中心，经济的困难严重影响着它的正常出版。另一方面，它的发行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它的读者和作者主要集中在陕北根据地，很难传递到敌后根据地和国统区。至１９４１年３月，终因无力继续出版而停刊。
胡乔木尽职尽责地投入到主编《中国青年》的工作中，全然不知《中国青年》正在悄然将他引向毛泽东，从而促成了他一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
《中国青年》使他与毛泽东结缘
１９４１年２月的一天，王若飞突然来到胡乔木所在的窑洞，对他说：“前些日子毛主席的秘书周小舟被派去担任中共冀东区党委宣传部长，人手不够了，决定调你去接替他。”
“接替周小舟任毛泽东的秘书？”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说，这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虽说这时胡乔木到延安已经两年多了，但在此之前，胡乔木并未与毛泽东有过直接交往，毛泽东为什么会亲自点他的“将”呢？胡乔木并不知道，毛泽东就已经通过《中国青年》注意到他了。
当时，正值纪念五四运动２０周年。胡乔木在《中国青年》１９３９年第１卷第２期上发表了《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
此文被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看到了，他认为有独特的见解，极为赞赏，就推荐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说：“乔木是个人才。”也就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就注意到了胡乔木。而此时，毛泽东正在编“党书”，感到人手不够，需要充实力量。于是１９４１年２月，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增加秘书处人员。在讨论人选时，毛泽东亲自点“将”胡乔木。
就这样，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开始了他那长达２５年的众所周知的秘书生涯。
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可以说是胡乔木一生的重要转折点。要说胡乔木和毛泽东有缘分，毫无疑问，这缘分从胡乔木主编《中国青年》就开始了，是《中国青年》给他们结缘。
新中国成立前夕，停刊７年之久的《中国青年》于１９４８年的冬天迎来了它的再度复刊。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后，《中国青年》进入了第三次长达１２年的停刊期，直到１９７８年的第三次复刊。三死三生的独特经历，使《中国青年》成为生命力最强的杂志。几十年的坎坎坷坷中，《中国青年》有过成就、壮举和辉煌，也有过挫折、困境和迷惘。这期间，作为中共思想文化宣传战线的领导人，胡乔木始终关心、关注着《中国青年》，陪它一路风雨走来。
１９４８年《中国青年》再度复刊后，胡乔木不再任主编，但他仍心系《中国青年》，关心编辑们的成长，指导他们写作。有一次他给做文字工作的干部们讲写作知识，拿了毛泽东写的一篇新闻做范例，作了怎样开头、怎样照顾全文、怎样结尾等方面的分析。时任《中国青年》主编的韦君宜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就把自己的记录稿整理出来，标上标题《写作范例——一则新闻》，想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写好后，她拿着稿子去找胡乔木。她觉得这篇文章不能说是她的，应当表明是胡乔木的，就署上了个名字“听桥”。胡乔木看了，在用字用句不妥处作了修改，讲了改的道理，然后说：“桥怎么能听？”提笔改为“听樵”，发出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身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不顾公务繁忙，仍一如既往地关心《中国青年》。由于《中国青年》是从解放区搬来的刊物，对在京其他各大刊物相对陌生，胡乔木就经常让《中国青年》的编辑们参加出版界的各种集会，向他们介绍情况，引见朋友，使《中国青年》在全国期刊界很快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还经常给《中国青年》撰稿，鼓励年轻人通过革命斗争提高觉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从而提高了《中国青年》在青年中的影响。
胡乔木时时关注着《中国青年》，一方面对它关怀备至，不遗余力地扶持和帮助；另一方面，对它严格要求，一旦发现它在宣传导向上出现偏差，就给予及时的提醒和引导。１９５４年，李希凡和蓝翎相继在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和《光明日报》发表了两篇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李、蓝的文章在文史界引起广泛的关注，获得毛泽东的赞赏。《中国青年》１９５４年第２２期也发表了《青年应该自觉成为新生力量的代表者》的社论，号召全国青年向李希凡、蓝翎学习。胡乔木看了这篇社论后，特意于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２１日给团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指出团中央“对批评俞平伯的李希凡、蓝翎两人的自学精神加以适当表扬是好的，但要注意不要过分”，并说《中国青年》的那篇社论“认为青年是新生力量的代表的提法也可考虑，老年只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也可以是新生力量的代表。《中国青年》最好写一篇文章全面地讨论一下青年和老年的关系，因为现在既有老年压迫青年，也有青年轻视老年，即既要提倡勇敢斗争，又要提倡虚心学习，掌握知识”。胡乔木的信语气诚恳，措辞委婉，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他及时的提醒使《中国青年》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热潮中没有被“冲昏头脑”，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与理性，从而赢得了更多的青年读者。
支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潘晓讨论”
１９８０年５月，《中国青年》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从而在全国青年中引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关于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当时，十年动乱给青年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青年原有的真诚和信仰像雪崩一样崩溃，而新的信仰还在社会生活中艰难孕育，这时候开展人生观讨论，正是青年重建信仰的时代呼唤。所以，此信一出，反应强烈，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纷纷支持，热情参与。但当时社会上对这封信也并非是一片叫好，基层的许多领导开始对这场讨论横加压制，有人甚至写信把发表这封信当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编辑部也心怀忐忑，接下来的一期明显保守，刚刚热起来的“潘晓讨论”面临被“浇灭”的危险。在这关键时候，胡乔木亲临编辑部，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给了编辑部巨大的鼓舞，使一度降温的“潘晓讨论”再度升温。
６月１８日下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的陪同下来到了编辑部。这一天天气很好，胡乔木的情绪也很好，在与编辑部负责人将近３个小时的谈话中，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谈话结束后，他还兴致很高地和编辑部全体人员合了影，并对大家说：“同志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对于这次接见，１９８０年第８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作了篇幅为一页的披露，发表了他的几段讲话：
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青年们都想在一个适当的气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讲自己的经历、苦闷、失望和希望，寻求问题的答案。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没有什么不好，谁没有过苦闷和失望呢？感到苦闷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究竟还是在寻求答案，尽管许多现有的答案不能使他们满足。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难道不应该把他们伸出的手紧紧地握住，然后再鼓励他们拿出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进吗？
潘晓提出的问题是当前很多青年共同的问题，所以会引起这样广泛这样热烈的讨论。潘晓的问题当然要答复，但是讲干巴巴的道理不行，你要答复她和其他许多青年的问题，首先要得同他们一道思想、感受，理解和同情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然后再学会说怎样的话才能让他们愿意听和听得进。
我们的社会有弊病，同时存在着同弊病作斗争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已经走向上风……如果人们的处境比较暗淡，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利叫他们按照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
这几段话说得入理而且动情，充满着一个革命长者的理解和慈爱。
实际上，那个下午，胡乔木的讲话远不止这些，而且还有许多更精彩的内容。比如，他不厌其烦地为编辑部出谋划策：
你们的讨论要搞到年底，但按你们第６期的办法，恐怕不太容易维持。你们的第４篇文章（指《“为自我”岂能“为别人”》），青年一看要生气的，其他几篇也比较抽象。最后一篇讲的是外国的，写文章的人都没有讲到自己的经历，没有讲到自己的事情。老发这样的文章就不会引起兴趣，这样下去就等于把火浇灭了。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现在的表现。比如，说现在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可以讲。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潘晓的观点，现在的人生态度是消极的，也可以发一些。有的遭遇比潘晓还悲惨，有的现状比潘晓还困难得多，有的讲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有的说在现实面前绝不投降。这样错综复杂，讨论才会丰富，这样就搞活了。观点不能搞得太多，现在青年还不是要你说那么多，青年都想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自己的经历，包括自己的牢骚……潘晓还要让她出场，还要写信，不能一声不响，沉默到年底怎么行呢？人们就会感到奇怪了，有人就要写侦探小说了。这个人到哪儿去了？不出场，这个戏就演不下去了……讨论要有点波澜，中间要奇峰突起，当然不要脱离总的题目……
又比如，对潘晓的著名观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他在讲话中，不仅肯定了这个观点具有的合理性，而且还提出了道德是分层次的观点。这在当时来说应该算是很超前的。
出于尊重胡乔木不要急于下结论的意见，《中国青年》没有全文刊登他的这次讲话，但从这天以后，编辑部可以说是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来推动讨论开展的：从第７期开始，将原来每期８页的版面扩大到２０页，第８期让潘晓在杂志上二次出场，为了使讨论“有点波澜”，第８期还发表了一个大学生写的一篇比潘晓的信更大胆、更直言不讳的文章。这篇文章，编辑部本来已收到了一段时间，此前一直压着不敢发。结果发出来后果然起到了“奇峰突起”的效果，使“潘晓讨论”再度升温。
“潘晓讨论”实质是对“文革”期间和“文革”前人生价值观的反思，它无异于一次思想的盛宴和精神的启蒙，促使青年重新考虑人生的目的、人的本质等问题。这场大讨论使《中国青年》又一次成为传奇，并使它在这一时期创造了当期４００万册发行量的奇迹。
在《中国青年》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其主编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１９１２年６月出生于江苏盐城鞍湖乡北张村的一个地主家庭。
胡乔木第一次接触《中国青年》是在１９２５年。这年，恽代英来到扬州，在省立第五师范演讲。恽代英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国青年》的第一任主编，“是那个时代呼唤革命风暴最矫健的海燕，最出色的鼓手”，在革命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青年群众的“明星”。当时，１３岁的胡乔木正在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现在的扬州八中）读初中，早就想一睹“革命明星”的风采，听说恽代英来到扬州，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于是特地跑去听演讲。在演讲中，恽代英介绍了《中国青年》，讲了读书与救国的关系，主张读书不忘救国，读书为了救国。恽代英的演讲富有鼓动性，使胡乔木深受教育，也引发了他对《中国青年》的兴趣。从此，他开始购阅《中国青年》。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国青年》创刊于上海。在那样一个阴晦的年代，它不同凡响的呼叫让许多年轻人怦然心动。胡乔木就是这其中深受影响的一位。
１９３０年底，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４０多年后，胡乔木回忆起当年《中国青年》对自己的引导时，还充满感激，他说：“我第一次接触《中国青年》后，才接触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胡乔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中国青年》却在国民党的压迫下被迫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停刊。
１９３９年４月，《中国青年》在延安复刊。这次复刊的契机是为迎接五四运动２０周年。复刊后的《中国青年》作为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成立的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委”）的机关刊物，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主办。时任青委宣传部长的胡乔木，成为《中国青年》的主编。
《中国青年》在延安的不到两年间，胡乔木为该刊写了许多文章，如《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严重注意投降妥协的言论》、《关于新教育的二三事》、《读蒋委员长告全国青年书》、《反迷信提纲》等，体裁多样，内容丰富。这些文章充分显示出胡乔木出众的写作能力，他以自己卓然的文采，为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增添了光彩。
那一段时间，在胡乔木的指导下，《中国青年》还发表了许立群、董纯才、陈企霞、王学文、刘慕、严文井等人的文章，还把张闻天过去创作的小说《飘零的黄叶》也登了，甚至发表了学理性颇浓的杂文如《论土地之盐》等，使《中国青年》在当时延安出的那些板着面孔的杂志中，呈现出从没有过的新鲜面貌。
当时，《中国青年》处在红色政权的中心，经济的困难严重影响着它的正常出版。另一方面，它的发行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它的读者和作者主要集中在陕北根据地，很难传递到敌后根据地和国统区。至１９４１年３月，终因无力继续出版而停刊。
胡乔木尽职尽责地投入到主编《中国青年》的工作中，全然不知《中国青年》正在悄然将他引向毛泽东，从而促成了他一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
《中国青年》使他与毛泽东结缘
１９４１年２月的一天，王若飞突然来到胡乔木所在的窑洞，对他说：“前些日子毛主席的秘书周小舟被派去担任中共冀东区党委宣传部长，人手不够了，决定调你去接替他。”
“接替周小舟任毛泽东的秘书？”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说，这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虽说这时胡乔木到延安已经两年多了，但在此之前，胡乔木并未与毛泽东有过直接交往，毛泽东为什么会亲自点他的“将”呢？胡乔木并不知道，毛泽东就已经通过《中国青年》注意到他了。
当时，正值纪念五四运动２０周年。胡乔木在《中国青年》１９３９年第１卷第２期上发表了《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
此文被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看到了，他认为有独特的见解，极为赞赏，就推荐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说：“乔木是个人才。”也就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就注意到了胡乔木。而此时，毛泽东正在编“党书”，感到人手不够，需要充实力量。于是１９４１年２月，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增加秘书处人员。在讨论人选时，毛泽东亲自点“将”胡乔木。
就这样，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开始了他那长达２５年的众所周知的秘书生涯。
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可以说是胡乔木一生的重要转折点。要说胡乔木和毛泽东有缘分，毫无疑问，这缘分从胡乔木主编《中国青年》就开始了，是《中国青年》给他们结缘。
新中国成立前夕，停刊７年之久的《中国青年》于１９４８年的冬天迎来了它的再度复刊。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后，《中国青年》进入了第三次长达１２年的停刊期，直到１９７８年的第三次复刊。三死三生的独特经历，使《中国青年》成为生命力最强的杂志。几十年的坎坎坷坷中，《中国青年》有过成就、壮举和辉煌，也有过挫折、困境和迷惘。这期间，作为中共思想文化宣传战线的领导人，胡乔木始终关心、关注着《中国青年》，陪它一路风雨走来。
１９４８年《中国青年》再度复刊后，胡乔木不再任主编，但他仍心系《中国青年》，关心编辑们的成长，指导他们写作。有一次他给做文字工作的干部们讲写作知识，拿了毛泽东写的一篇新闻做范例，作了怎样开头、怎样照顾全文、怎样结尾等方面的分析。时任《中国青年》主编的韦君宜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就把自己的记录稿整理出来，标上标题《写作范例——一则新闻》，想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写好后，她拿着稿子去找胡乔木。她觉得这篇文章不能说是她的，应当表明是胡乔木的，就署上了个名字“听桥”。胡乔木看了，在用字用句不妥处作了修改，讲了改的道理，然后说：“桥怎么能听？”提笔改为“听樵”，发出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身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不顾公务繁忙，仍一如既往地关心《中国青年》。由于《中国青年》是从解放区搬来的刊物，对在京其他各大刊物相对陌生，胡乔木就经常让《中国青年》的编辑们参加出版界的各种集会，向他们介绍情况，引见朋友，使《中国青年》在全国期刊界很快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还经常给《中国青年》撰稿，鼓励年轻人通过革命斗争提高觉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从而提高了《中国青年》在青年中的影响。
胡乔木时时关注着《中国青年》，一方面对它关怀备至，不遗余力地扶持和帮助；另一方面，对它严格要求，一旦发现它在宣传导向上出现偏差，就给予及时的提醒和引导。１９５４年，李希凡和蓝翎相继在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和《光明日报》发表了两篇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李、蓝的文章在文史界引起广泛的关注，获得毛泽东的赞赏。《中国青年》１９５４年第２２期也发表了《青年应该自觉成为新生力量的代表者》的社论，号召全国青年向李希凡、蓝翎学习。胡乔木看了这篇社论后，特意于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２１日给团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指出团中央“对批评俞平伯的李希凡、蓝翎两人的自学精神加以适当表扬是好的，但要注意不要过分”，并说《中国青年》的那篇社论“认为青年是新生力量的代表的提法也可考虑，老年只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也可以是新生力量的代表。《中国青年》最好写一篇文章全面地讨论一下青年和老年的关系，因为现在既有老年压迫青年，也有青年轻视老年，即既要提倡勇敢斗争，又要提倡虚心学习，掌握知识”。胡乔木的信语气诚恳，措辞委婉，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他及时的提醒使《中国青年》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热潮中没有被“冲昏头脑”，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与理性，从而赢得了更多的青年读者。
支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潘晓讨论”
１９８０年５月，《中国青年》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从而在全国青年中引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关于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当时，十年动乱给青年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青年原有的真诚和信仰像雪崩一样崩溃，而新的信仰还在社会生活中艰难孕育，这时候开展人生观讨论，正是青年重建信仰的时代呼唤。所以，此信一出，反应强烈，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纷纷支持，热情参与。但当时社会上对这封信也并非是一片叫好，基层的许多领导开始对这场讨论横加压制，有人甚至写信把发表这封信当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编辑部也心怀忐忑，接下来的一期明显保守，刚刚热起来的“潘晓讨论”面临被“浇灭”的危险。在这关键时候，胡乔木亲临编辑部，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给了编辑部巨大的鼓舞，使一度降温的“潘晓讨论”再度升温。
６月１８日下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的陪同下来到了编辑部。这一天天气很好，胡乔木的情绪也很好，在与编辑部负责人将近３个小时的谈话中，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谈话结束后，他还兴致很高地和编辑部全体人员合了影，并对大家说：“同志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对于这次接见，１９８０年第８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作了篇幅为一页的披露，发表了他的几段讲话：
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青年们都想在一个适当的气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讲自己的经历、苦闷、失望和希望，寻求问题的答案。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没有什么不好，谁没有过苦闷和失望呢？感到苦闷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究竟还是在寻求答案，尽管许多现有的答案不能使他们满足。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难道不应该把他们伸出的手紧紧地握住，然后再鼓励他们拿出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进吗？
潘晓提出的问题是当前很多青年共同的问题，所以会引起这样广泛这样热烈的讨论。潘晓的问题当然要答复，但是讲干巴巴的道理不行，你要答复她和其他许多青年的问题，首先要得同他们一道思想、感受，理解和同情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然后再学会说怎样的话才能让他们愿意听和听得进。
我们的社会有弊病，同时存在着同弊病作斗争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已经走向上风……如果人们的处境比较暗淡，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利叫他们按照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
这几段话说得入理而且动情，充满着一个革命长者的理解和慈爱。
实际上，那个下午，胡乔木的讲话远不止这些，而且还有许多更精彩的内容。比如，他不厌其烦地为编辑部出谋划策：
你们的讨论要搞到年底，但按你们第６期的办法，恐怕不太容易维持。你们的第４篇文章（指《“为自我”岂能“为别人”》），青年一看要生气的，其他几篇也比较抽象。最后一篇讲的是外国的，写文章的人都没有讲到自己的经历，没有讲到自己的事情。老发这样的文章就不会引起兴趣，这样下去就等于把火浇灭了。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现在的表现。比如，说现在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可以讲。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潘晓的观点，现在的人生态度是消极的，也可以发一些。有的遭遇比潘晓还悲惨，有的现状比潘晓还困难得多，有的讲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有的说在现实面前绝不投降。这样错综复杂，讨论才会丰富，这样就搞活了。观点不能搞得太多，现在青年还不是要你说那么多，青年都想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自己的经历，包括自己的牢骚……潘晓还要让她出场，还要写信，不能一声不响，沉默到年底怎么行呢？人们就会感到奇怪了，有人就要写侦探小说了。这个人到哪儿去了？不出场，这个戏就演不下去了……讨论要有点波澜，中间要奇峰突起，当然不要脱离总的题目……
又比如，对潘晓的著名观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他在讲话中，不仅肯定了这个观点具有的合理性，而且还提出了道德是分层次的观点。这在当时来说应该算是很超前的。
出于尊重胡乔木不要急于下结论的意见，《中国青年》没有全文刊登他的这次讲话，但从这天以后，编辑部可以说是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来推动讨论开展的：从第７期开始，将原来每期８页的版面扩大到２０页，第８期让潘晓在杂志上二次出场，为了使讨论“有点波澜”，第８期还发表了一个大学生写的一篇比潘晓的信更大胆、更直言不讳的文章。这篇文章，编辑部本来已收到了一段时间，此前一直压着不敢发。结果发出来后果然起到了“奇峰突起”的效果，使“潘晓讨论”再度升温。
“潘晓讨论”实质是对“文革”期间和“文革”前人生价值观的反思，它无异于一次思想的盛宴和精神的启蒙，促使青年重新考虑人生的目的、人的本质等问题。这场大讨论使《中国青年》又一次成为传奇，并使它在这一时期创造了当期４００万册发行量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