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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100年了，成立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如今是全世界最大执政党。百年风华，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依旧年轻。
历史是人写的。成就是人奋斗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统一价值观来维系、有远大理想的使命型政党。这个政党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的先进分子。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国家强盛、人民幸福，这些先进分子不怕牺牲，甘于奉献。一个民族有这样的先进分子，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在百年华诞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们不能不感念，那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祖国和人民作出的无私奉献。
在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这首歌曲中，郭兰英用优美又不失豪迈的女高音，唱出了英雄儿女们的豪情壮志：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牺牲烈士为197653名。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被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曾经如此袒露心迹：“我是主张派兵出国的，如果我不派我儿子去，先派别人儿子去前线打仗，还算什么领导人呢。”被任命为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40岁的邓华将军，对自己的夫人说：瓦罐难免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上亡。将领们预计到了与美国的立体战争、现代化战争会是非常残酷的，心里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抗美援朝两个“特级英雄”之一杨根思有个“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在革命战士面前，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月3日参观中部战区陆军某师，在反映该师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激战松骨峰情况的展板前，也曾经感慨地说，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
正如毛泽东说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敌人在研究我们，我们也在研究敌人。从决策层到基层部队，逐步摸索和掌握与美军作战的规律，在武器、制空和后勤补给等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制定实事求是的作战原则和实际战术，在与世界头号强国的军事较量中维护了国家尊严和安全。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中如此总结：“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
曾经有人在给钱学森先生的信中称他为“导弹之父”。钱学森回信时，首先就郑重严肃地表示这样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不能用在自己身上：“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只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哪有什么‘之父’？”钱学森的说法不完全是谦逊。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从决策到落实再到具体执行，是三层联动机制良性运转才完成的，第一个层次是党中央的领导和决策，第二个层次是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统筹协调、组织落实，第三个层次是钱学森、王秉璋等五院领导同志的具体推进和全面实践。中国要在两弹一星这样的大工程上能够比较快取得突破，必须要有这三个层次的良性互动。
有的英雄留下了名字，更多的英雄也许默默无闻。在我国导弹和核武器两个试验基地，有数千名职工，他们不仅自己在戈壁沙漠工作了一辈子，许多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也都生活在那里。
罗布泊有一棵夫妻树，那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流着泪命名的。缘起是这样的，有一位工程师接到秘密调令，按规定她瞒着丈夫，借口出差，神秘地从家庭中消失，来到遥远的罗布泊，承担测试技术研究工作。半年多后，在孔雀河边的一棵树下，她与自己的丈夫意外相逢。原来，她丈夫也与她一样，接到秘密调令，并且与她在同一支特种部队里。由于沙漠无垠，他们比邻若天涯。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制过程中，包括邓稼先在内的大量骨干都是钱三强推荐的。后来，钱三强常常因为推荐了这些骨干，使他们远离家人、与世隔绝，甚至身体落下毛病而心中不安。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教授的儿子吕敏，听说钱三强当面和父亲表达歉意的时候，非常感动，特意给钱三强写信说：这个事情我不后悔，总算给国家干了点实际有用的事，知识分子能有这个机会，是不容易的。
我國核试验技术“挂帅”的程开甲，同样也是钱三强推荐的。程开甲主持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首次导弹核试验等几十次核试验。他不但自己来到基地，而且于1969年举家迁往罗布泊，全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84年才回到北京。
2014年1月10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96岁高龄的程开甲登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证书。
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孙家栋、王希季等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信中这样说道：
50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动。当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
原子弹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到，但是它代表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正如张爱萍将军说的：倒了这种精神，就只好去乞讨了。
一个大国的现代化，不可能通过依附别人、通过乞讨来实现。但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现代化，难度又远超人们的想象。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最关键的理由当然是她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她也不断为这个民族提供一代又一代的，不计个人荣辱，为了大众幸福勇于任事的先进分子。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都熟悉了“赛先生”。什么是科学精神？一方面自然是摆脱封建迷信的束缚。另一方面，科学精神还应当包括找到种种约束条件下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福利的解决方案。新中国涌现出的伟大的科学家，无论是研究小儿麻痹症疫苗的顾方舟，还是将青蒿素用于治疗疟疾的屠呦呦，决定他们研究方向的无不是这样的宏愿，即让仍然贫穷的大多数普通人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普通人好用、用得起，而不是个人名利，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旨趣。
甚至，为了验证研究成果的安全性，他们拿自己或者亲人的性命“以身犯险”。搞革命需要流血牺牲，这个人们都容易理解，要改变落后面貌，也是很多人付出了牺牲之后才实现的。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遇各种“左”的错误的各种干扰时，同样有很多干部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会为了保住乌纱帽而丧失党性原则和人民立场。当改革开放碰到各种意识形态禁区的时候，也有很多干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当“改革促进派”。20世纪80年代基层的探索创新，为上层决策提供了作出正确选择的机会。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确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先进分子勇于挑起重担。
有党史研究专家曾经很偶然地对比了早年间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日记，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国民党员的日记记录的往往是今天这个聚会，明天那个聚会；而共产党员的日记，出现最多的是学习、工作等等词汇。
说简单通俗点，先进的共产党人就是一批批为国家为老百姓干实事的人。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候，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依然是赢得人民信赖、凝聚了一批又一批先进分子的中国共产党。
历史是人写的。成就是人奋斗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统一价值观来维系、有远大理想的使命型政党。这个政党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的先进分子。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国家强盛、人民幸福，这些先进分子不怕牺牲，甘于奉献。一个民族有这样的先进分子，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在百年华诞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们不能不感念，那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祖国和人民作出的无私奉献。
在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这首歌曲中，郭兰英用优美又不失豪迈的女高音，唱出了英雄儿女们的豪情壮志：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牺牲烈士为197653名。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被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曾经如此袒露心迹：“我是主张派兵出国的，如果我不派我儿子去，先派别人儿子去前线打仗，还算什么领导人呢。”被任命为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40岁的邓华将军，对自己的夫人说：瓦罐难免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上亡。将领们预计到了与美国的立体战争、现代化战争会是非常残酷的，心里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抗美援朝两个“特级英雄”之一杨根思有个“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在革命战士面前，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月3日参观中部战区陆军某师，在反映该师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激战松骨峰情况的展板前，也曾经感慨地说，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
正如毛泽东说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敌人在研究我们，我们也在研究敌人。从决策层到基层部队，逐步摸索和掌握与美军作战的规律，在武器、制空和后勤补给等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制定实事求是的作战原则和实际战术，在与世界头号强国的军事较量中维护了国家尊严和安全。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中如此总结：“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
曾经有人在给钱学森先生的信中称他为“导弹之父”。钱学森回信时，首先就郑重严肃地表示这样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不能用在自己身上：“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只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哪有什么‘之父’？”钱学森的说法不完全是谦逊。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从决策到落实再到具体执行，是三层联动机制良性运转才完成的，第一个层次是党中央的领导和决策，第二个层次是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统筹协调、组织落实，第三个层次是钱学森、王秉璋等五院领导同志的具体推进和全面实践。中国要在两弹一星这样的大工程上能够比较快取得突破，必须要有这三个层次的良性互动。
有的英雄留下了名字，更多的英雄也许默默无闻。在我国导弹和核武器两个试验基地，有数千名职工，他们不仅自己在戈壁沙漠工作了一辈子，许多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也都生活在那里。
罗布泊有一棵夫妻树，那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流着泪命名的。缘起是这样的，有一位工程师接到秘密调令，按规定她瞒着丈夫，借口出差，神秘地从家庭中消失，来到遥远的罗布泊，承担测试技术研究工作。半年多后，在孔雀河边的一棵树下，她与自己的丈夫意外相逢。原来，她丈夫也与她一样，接到秘密调令，并且与她在同一支特种部队里。由于沙漠无垠，他们比邻若天涯。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制过程中，包括邓稼先在内的大量骨干都是钱三强推荐的。后来，钱三强常常因为推荐了这些骨干，使他们远离家人、与世隔绝，甚至身体落下毛病而心中不安。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教授的儿子吕敏，听说钱三强当面和父亲表达歉意的时候，非常感动，特意给钱三强写信说：这个事情我不后悔，总算给国家干了点实际有用的事，知识分子能有这个机会，是不容易的。
我國核试验技术“挂帅”的程开甲，同样也是钱三强推荐的。程开甲主持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首次导弹核试验等几十次核试验。他不但自己来到基地，而且于1969年举家迁往罗布泊，全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84年才回到北京。
2014年1月10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96岁高龄的程开甲登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证书。
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孙家栋、王希季等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信中这样说道：
50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动。当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
原子弹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到，但是它代表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正如张爱萍将军说的：倒了这种精神，就只好去乞讨了。
一个大国的现代化，不可能通过依附别人、通过乞讨来实现。但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现代化，难度又远超人们的想象。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最关键的理由当然是她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她也不断为这个民族提供一代又一代的，不计个人荣辱，为了大众幸福勇于任事的先进分子。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都熟悉了“赛先生”。什么是科学精神？一方面自然是摆脱封建迷信的束缚。另一方面，科学精神还应当包括找到种种约束条件下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福利的解决方案。新中国涌现出的伟大的科学家，无论是研究小儿麻痹症疫苗的顾方舟，还是将青蒿素用于治疗疟疾的屠呦呦，决定他们研究方向的无不是这样的宏愿，即让仍然贫穷的大多数普通人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普通人好用、用得起，而不是个人名利，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旨趣。
甚至，为了验证研究成果的安全性，他们拿自己或者亲人的性命“以身犯险”。搞革命需要流血牺牲，这个人们都容易理解，要改变落后面貌，也是很多人付出了牺牲之后才实现的。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遇各种“左”的错误的各种干扰时，同样有很多干部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会为了保住乌纱帽而丧失党性原则和人民立场。当改革开放碰到各种意识形态禁区的时候，也有很多干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当“改革促进派”。20世纪80年代基层的探索创新，为上层决策提供了作出正确选择的机会。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确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先进分子勇于挑起重担。
有党史研究专家曾经很偶然地对比了早年间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日记，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国民党员的日记记录的往往是今天这个聚会，明天那个聚会；而共产党员的日记，出现最多的是学习、工作等等词汇。
说简单通俗点，先进的共产党人就是一批批为国家为老百姓干实事的人。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候，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依然是赢得人民信赖、凝聚了一批又一批先进分子的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