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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托尔斯泰谈话，我感到自己像个不懂事的孩子。
——高尔基
一
说起托尔斯泰与高尔基的交往，还得从高尔基心目中的托尔斯泰的形象谈起。
托尔斯泰与高尔基可以说完全是两代人，两人整整相差了四十岁。当前者以划时代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享譽俄罗斯以及欧洲文坛，成为最为耀眼、最为璀璨的巨星时，而后者不过是一个懵懂少年。因此，托尔斯泰在高尔基心中最初的形象就是“神一般的巨人”。
1889年4月，游走于俄罗斯苦难大地、体验民间生活的高尔基寄给托尔斯泰一封信，在信中他代表几位与自己有相同命运的铁路工人向托翁求助：“我们向您求援，据说您有许多还没有耕种的土地。我们请求您给我们一块这样的土地。”二十一岁的高尔基在信中表达的殷切之情，简直就是把托尔斯泰当成了解救他们脱离苦海的“大救星”。
许多史学家认为，托尔斯泰从一个“贵族伯爵”转变为一个“农民伯爵”，成为一个“追求全人类普世价值的世界级的道德伦理学家和不朽的世界级的艺术家”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也就是他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之后。当然，托尔斯泰自称获得“明澈”、“激情”与“决裂”的这种转变绝非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托尔斯泰追求生命真谛、道德自我完善的进程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其人生观的最终转变的确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
托尔斯泰在完成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以后，获得了崇高的文学声望。不仅是俄国，就是欧洲的著名文学评论家也都认为“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是继《战争与和平》之后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部巅峰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它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作品……现代欧洲文学中任何一部作品都难能以与其相媲美。”但是，托尔斯泰本人就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列文一样，陷入了如何重建人生的道德与信仰的苦恼之中。
在现实生活中，托尔斯泰亲眼目睹了千百万普通的农民竭蹶寒窘的生活，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所谓“有教养的”贵族阶层的尊严，其实就是一种虚伪的丑陋，而他们终日享受的奢靡生活，其实就是堕落与罪恶。要让贵族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不可能的，同样的，要让农民相信贵族会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也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托尔斯泰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在经历了1882年俄国人口普查的经历之后，托尔斯泰写下了《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一文，指出民众贫穷、饥饿的根源在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在于私有制，正是它产生了世界上可怕的邪恶。只有摧毁私有制，改变金钱持有人的人生观，才能真正结束人类的不幸。
按照自己的理念，托尔斯泰开始了个人的平民生活。自己不仅吃素食，而且要求全家人跟他一起粗茶淡饭，过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与农民一起在田间劳作上，带领全家开垦土地，翻晒干草，参加各种农业劳动。他的举动被俄国的青年崇拜和效仿。在他的感召下，俄国各地都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托尔斯泰垦殖队”，许多画家、作家甚至修士都参加了垦殖队的行列。
随着托尔斯泰“平民化”、“接近人民”宣传的深入，他的追随者中的一些人开始创办农民移民区。高尔基的这封信，就是那些向往通过独立的个人劳动来达到个人解放的穷苦人的“求援书”。当然，这样的信，托尔斯泰一天不知道收到多少封，加之高尔基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因此托尔斯泰并未予以理睬。
二
一年后，1900年元月，高尔基以一个新人作家的身份，拜访了他仰慕已久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则是通过契诃夫知晓这位出身贫寒的青年作家，他自己也非常想了解高尔基本人。
托尔斯泰对高尔基很亲切，但对高尔基的作品却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他对高尔基说：“你的《福玛·高尔捷耶夫》是虚构的，很枯燥。从头到尾都是虚构的，那种事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您的农夫说话很聪明……在生活中这种愚蠢的话语的下面总是隐藏着让别人说出真话的愿望……可您的农夫却全都敞开胸怀直说，而且每一篇小说都聚集着全天下聪明人。大家还全都用格言说话，这也不真实，因为格言不是俄罗斯天生有的。”
看到高尔基有些惶恐，他鼓励说，你是真正的男子汉！你身上的这种庄稼汉的质朴气质不要丢掉，不要浮躁。虽然在作家当中你会感到困难，但什么也不要怕！尽管把自己心理感受写出来，写的东西笨拙些也没关系，聪明人会谅解你的。
事后，高尔基对契诃夫讲到这次会面时不由自主地赞叹道：“他简直就像一块瀑布，像大自然里的巨人。这个人真是惊人的伟大”，“我被他叙述的美、单纯、和他的思想惊呆了。存在有这样的人简直是不可能的。”
在高尔基眼中，托尔斯泰就像一个既严厉又和蔼、既畏惧又可亲的老爷爷，用他自己的话说，“同托尔斯泰谈话，我感到自己像个不懂事的孩子”。托尔斯泰十分愿意听高尔基聊起身边的奇闻异事。
有一次在与托尔斯泰聊天时，高尔基讲到了自己与一位将军的遗孀打架的故事，当高尔基讲到自己用铲子拍打寡妇屁股的时候，托尔斯泰乐不可支，“他笑得流出眼泪，甚至笑疼了肚皮”，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用了铲子！打在……用了铲子……喂！正打在……”“太有趣了！”
见面时，托翁常会像老师问学生一样问起高尔基最近在读些什么书？高尔基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一旦高尔基选择的读物是托尔斯泰所不满意的，他就会怒不可遏地责备、训斥高尔基。
一次，高尔基告诉托翁最近自己正在读法国作家艾蒙特·德·贡古尔的小说《陈加诺弟兄》，托尔斯泰发火了：“啊，您知道，这是一本内容空洞的小说。就是他把您弄坏了的。法国人只有三个小说家，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还可以加上一个莫泊桑，然而，契诃夫比他更好。至于贡古尔兄弟，他们不过是假装正经的丑角罢了。”
1902年4月，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卡斯普里又一次见到了托尔斯泰，他写下了这样的记录：“他（指托尔斯泰——笔者注）是一个精怪，而我还是婴儿，他可别碰我。” 高尔基自称在托尔斯泰面前是个“婴儿”，而托尔斯泰则是“上帝”。其实，在高尔基的语境中，“精怪”就是神的意思。不过，1902年的高尔基，可算不上是“婴儿”了。
就在1902年，高尔基的文学创作生活发生了巨大转折，他由一个年轻的通俗作家变成了一位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甚至是世界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人物。他的短篇小说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捷克文、瑞典文、荷兰文、丹麦文、匈牙利文、立陶宛文、西班牙文、保加利亚文等。
1902年2月，高尔基还在皇家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部与文艺部的会议上被选为名誉院士。
因此，高尔基说在托尔斯泰面前自己是“婴儿”，与其说是自谦，倒不如说是对于托翁的高山仰止。就像他在1926年给传记作家格鲁兹杰夫信中说的：“托尔斯泰的趋势仍是不可摧毁的”，“这一趋势是朝向‘大写的人’这一方向的，‘大写的人’是所有复杂现象中最复杂的现象。”
随着与高尔基交往的加深，托尔斯泰对他的情感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仍旧像前辈一样关心这位“小朋友”，1901年4月，高尔基因撰写、发表传播呼吁书“煽动工人”被沙皇政府逮捕。七十三岁的托尔斯泰与许多俄国知名人士对高尔基表示了声援，并四处打探，终于找到了内政部的一个同学和奥登堡斯基公爵，帮助高尔基获释出狱。高尔基为此给托尔斯泰写信：“谢谢您为我奔走斡旋……再一次谢谢您！很对不起，这整个浪费时日的事牵累了您。”但在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对高尔基的创作以及他的作品表示了怀疑和不满。
就在1902年春高尔基拜访托尔斯泰时，托翁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这种不满。在托尔斯泰那里，高尔基为他朗读了自己最新写的剧本《在底层》。高尔基回忆道：“我给他读过剧本《在底层》中的几场，他认真听完之后问我：‘你干嘛要写这些东西？’”并且不客气地说：“您的戏里把您自己的话说得太多，所以在您的戏里面没有人物，所有的人全是一样的。您大概不了解女人；您没写成功一个女人，连一个也没有。人们不会记得她们的……”
对于一个誉满欧洲的青年才俊來说，托尔斯泰的这番批评以及“干嘛要写这些东西”的质问，可以说是相当严厉的，话语间充满着不满与不屑。
对于托尔斯泰的质疑，高尔基不为所动，坚持自己《在底层》的戏剧创作，并于1903年1月10日在柏林剧院举行了首演。该剧由德国著名导演哈德·瓦连金排演，他还扮演了剧中角色，另一位德国著名戏剧家马克斯·莱因哈特扮演了主要角色。《在底层》的演出在德国获得巨大成功，连演了三百场。到了1905年春，该剧在柏林创下了历史性的记录，上演了五百场。
对于此，托尔斯泰兴趣索然，反而洗垢求瘢，他在1903年9月3日的日记中忿忿不平地写道：“高尔基是个误会，德国人知道高尔基，却不知道波连茨？”这就有些奇怪了，如果说波连茨也是一名戏剧家，也有上演的剧目，这样说也无可厚非。但是威廉·冯·波连茨是德国著名的自然主义作家，与戏剧八竿子打不着，根本与当时上演的《在底层》构不成竞争关系。不知道托尔斯泰这样类比到底是想说明什么？
在话剧《在底层》上演之后，托尔斯泰对高尔基的否定态度逐步加强，他在1909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读高尔基的东西，非驴非马。”25日日记中又写道：“昨晚读高尔基的《小市民》。小玩意。”
同年11月8日、9日，托尔斯泰写道：“晚上，在家里读完高尔基的作品。宏大的英勇的感情是不自然的，臆想出来的，是谎言。但他是一个天才！”
在托翁的眼中，尽管高尔基是一个天才，但他写出的作品却是“非驴非马”的“小玩意”。或许托尔斯泰感到高尔基已经不再是自己所期待和希望的“流浪汉”作家，不再是那个用自己的思想、情绪、精神写出受苦受难的“下层人”的作家了。
有一次，契诃夫告诉高尔基，托尔斯泰对他非常生气，甚至说了气话：“高尔基是一个坏人。他好像是一个被人强迫修行的神学院学生，这使得他对任何人都不高兴……他的上帝却是一个怪物，是乡下人所说的树精或者水神之类的东西。”
看到托尔斯泰这副生气的样子，契诃夫笑着劝解道：“高尔基是一个好人。”
托尔斯泰仍旧固执地说：“不，不，我知道他。他有一个扁鼻子，而这种鼻子是只有倒霉的人同坏人才有的！”
在去世的前一年，托尔斯泰甚至认为高尔基“他和尼采一样是个有害的作家”。
而高尔基后来对托尔斯泰也逐渐疏离。高尔基后来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自己与托尔斯泰接触时的矛盾心情：“我不能够跟他同住在一个宅子里面，更不用说同住在一间屋子里面了。这好像在沙漠里面一样，在那儿太阳把万物都烧光了，现在它自己也要烧尽了，这时候它却使人感到威胁：一个无穷无尽的黑夜就要来了。”斯大林当政时期，在他撰写的《俄国文学史》中，不仅给托尔斯泰扣上了“反动文人”的帽子，并且进行了严厉地抨击：“托尔斯泰在对社会的态度上是反动的……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思想界中反动思潮的最先的表现者……他关于一切生活的想法——不仅是关于俄罗斯生活的想法——也是深深地反动的……哲学家托尔斯泰的思想，对于我们国家是显然有害的……”
三
人们常说，相比于一般人，作家对任何细节都是异常敏感的，正是这种敏感构成了作家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或许也正是这种敏感，让托尔斯泰感受到了高尔基身上的各种变化。
第一次与高尔基见面时，托尔斯泰就是通过一件小事对高尔基刮目相看的。那天，高尔基在客厅就座后，习惯地划了根火柴想点着手中的香烟，可一抬头看见了墙上“请勿吸烟”的纸条，于是，他立即吹灭了火柴，悄悄地、不动声色地把香烟收了起来。托尔斯泰注意到了这一细节，并给他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印象。
同样的是，长期的平民生活也使高尔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与托尔斯泰家中的贵族气氛格格不入，自己不修边幅的衣着与底层社会人的举止同这里的一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俄国作家布宁在回忆录中就曾说，高尔基抽烟十分厉害，不分场合，而且会不停地咳嗽。“他灭掉烟卷的样子也不雅观——往烟嘴上吐口水”。 随着文学成就的不断上升，高尔基也开始关注起自己的衣着打扮。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上身穿着绣着乌克兰绣花的衬衫，肩上随便搭着一件外套，腰间系着高加索的宽腰带，脚下蹬着一双长靴，并把裤子塞在靴筒里，一副城市打工者的装束。他开始有意改变自己的风格，不仅穿起了名贵的套装、鞋子、衬衫……而且还十分愿意在摄影师面前不断变换着姿势让他们拍照，为的是能在报刊上得到宣传。如果将这个时期的照片与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和托尔斯泰的合影对比一下，就会发现照片上的高尔基简直是判若两人。
帕维尔·巴辛斯基在《另一个高尔基》书中曾记述，高尔基及家人对钱还是很在乎的。尤其是“高尔基‘家庭’习惯‘奢华’的生活，儿媳妇吉莫莎喜欢按照最新的欧洲时尚穿着打扮。儿子马克西姆·彼什是一位疯狂的赛车手。赛车很昂贵。”而高尔基本人“习惯于生活在每晚都有宾客围拥（面前摆着丰盛菜肴）的环境之中”，而这些都离不开钱。
而這个时期的托尔斯泰则褪掉了贵族的底色，完全是一副农民的打扮。他把坚持养尊处优的生活看作是堕落，他觉得即使是流浪汉的生活也比这种寄生虫式的生活要好，因为后者只能给他带来痛苦和内心的煎熬。他说道：“我过着奢侈的生活，不仅是罪行的纵容者，而且是直接参与者……只要我一天有多余的食物，而别人没有；只要我有两件衣服，而别人一件也没有，我就参与了一桩不断重复的罪恶。”
托翁无力改变家人，只能改变自己。他身着平民服装，脚踏树皮鞋，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农，出行时或步行，或乘三等车。与人交往、会面，即使是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托翁也装束不变。由于穿着简朴，他常常被当作农民对待，受到冷遇与呵斥，但托尔斯泰不为所动，安之若素。
有一次托翁到奥普京修道院去朝拜，由于身着一件破旧的灰外衣，脚穿树皮鞋，于是便被安排到虫子出没、肮脏恶臭的客栈住宿，一日三餐与流浪汉一起在脏乱简陋的食堂就餐。对此，托尔斯泰毫无怨言，泰然处之。
托尔斯泰的家庭教师身体不适，托翁就帮她到学校去接她的孩子。家庭教师急忙给学校发了电报，告知说是伯爵亲自去接她的孩子，校长得到消息后喜出望外，亲自率领教职员工到学校大门列队迎候，以一睹托尔斯泰的风采。
当托尔斯泰走到学校门口后，学校门卫怕影响欢迎仪式，赶紧招呼他，“老头儿，快到这边儿坐下。”不一会儿，家庭教师的儿子走出校门，看到了门边的托翁，忙用法语招呼，托尔斯泰也用法语纯熟地应答。见到此情此景，在场的所有人惊愕不已，这个穿着旧羊皮大衣的农民怎么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直到托翁领着孩子远去，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要见的大人物就是那个牵着小孩离去的农民。
1901年，七十三岁的托尔斯泰病后初愈，出门远行。由于身体虚弱，就在车站花园稍事休息。托尔斯泰刚刚坐下，就见一位贵妇人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厉声呵斥道：“这是铁路高级官员的花园，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闲逛的地方！”见到农民模样的托尔斯泰没有应答，于是跑去叫人准备轰走这个不识时务的下等人。
这时，火车就要开动了，为托尔斯泰送行的社会名流和达官显要也纷纷到场，那位趾高气扬的贵妇才知道事情真相。于是，她焦急地央求人们让她进去为自己刚才的粗鲁向托翁道歉，无奈人太多，她无法挤进去，只好把一束鲜花托前面的人递给托尔斯泰。望着远去的列车，她懊悔不已，喃喃自语：“我怎么会知道他就是托尔斯泰伯爵呢？”
还有一次，托尔斯泰从莫斯科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二百多公里的旅途，托尔斯泰一路步行，风尘仆仆疲惫不堪。途中，托尔斯泰在一个铁路车站的三等休息室稍做歇息后，便走到站台准备活动一下筋骨。这时，一位站在车窗口边的夫人瞧见了他，招呼道：“老头儿，麻烦你到妇女候车室把一个手提包帮我拿来，我刚才把它忘在那里了。”托尔斯泰二话没说，转身回到候车室把手提包拿到这位夫人的面前。夫人随手拿出五戈比对托尔斯泰说：“太感谢了！这是给你的跑路费。”
突然，夫人旁边的乘客认出了托尔斯泰并告诉了她。夫人大惊失色，“天哪，我做出了什么！伯爵，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求您原谅我，把五戈比还给我吧！这是怎么啦，我竟然把它塞在您的手里！”见到这位夫人慌乱的神情，托尔斯泰笑了：“您不该激动。您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五戈比是我挣来的，我要留下它。再见了，夫人！”
四
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在对待如何生活的问题上渐行渐远。特别是听到高尔基陪着他新结合的非正式婚姻的妻子、莫斯科歌剧院的女演员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安德烈耶娃在美国观光遭受到媒体批评，将高尔基与玛利亚说成是“无政府主义者”“与一夫多妻”的丑类，以及下榻的饭店拒绝接待他们的新闻后（在清教徒国家，由于他们没有举行正使婚礼，饭店可以不接受他们），托尔斯泰更是愀然而悲。他在1906年4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读着美国接待高尔基的消息，我发现自己心态懊恼。”
1928年高尔基从意大利回到苏联，苏联政府和社会各界为高尔基回国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由斯大林亲自批示，拨给高尔基一幢宽敞的花园洋房和两幢度假休闲别墅。高尔基本人则享受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当的待遇；家中所有生活用品，均由政府内务部门全部保障供给。斯大林知道高尔基嗜烟如命，于是下令专门为高尔基从埃及进口香烟。
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这篇回忆录中写道，访苏期间，他大多数日子住在莫斯科郊外高尔基的豪华别墅里。这所住宅宽敞明亮，内外装饰十分别致，配有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园艺、勤杂等一群服务人员多达三十余人，这些人员仅为高尔基一个人服务。这一切当然都是由政府提供的。高尔基家中如此铺张，令罗曼·罗兰吃惊。
随着时间推移和档案的公开，后来人对高尔基的研究也就越发深入，作家索尔仁尼琴，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道：“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行径归结为他的谬见和糊涂。但不久前公布的他二十年代的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种行为。高尔基在索伦托惊讶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荣誉，也未获得更多的金钱（而他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荣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
人们常说，细节往往透露历史的真相，其实细节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人品。托尔斯泰由一个“贵族伯爵”转变为一个“农民伯爵”，而高尔基却由一个“贫苦的流浪汉”变成了一个“红色贵族”，其中的缘由令人唏嘘，命运乎，个性乎？
——高尔基
一
说起托尔斯泰与高尔基的交往，还得从高尔基心目中的托尔斯泰的形象谈起。
托尔斯泰与高尔基可以说完全是两代人，两人整整相差了四十岁。当前者以划时代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享譽俄罗斯以及欧洲文坛，成为最为耀眼、最为璀璨的巨星时，而后者不过是一个懵懂少年。因此，托尔斯泰在高尔基心中最初的形象就是“神一般的巨人”。
1889年4月，游走于俄罗斯苦难大地、体验民间生活的高尔基寄给托尔斯泰一封信，在信中他代表几位与自己有相同命运的铁路工人向托翁求助：“我们向您求援，据说您有许多还没有耕种的土地。我们请求您给我们一块这样的土地。”二十一岁的高尔基在信中表达的殷切之情，简直就是把托尔斯泰当成了解救他们脱离苦海的“大救星”。
许多史学家认为，托尔斯泰从一个“贵族伯爵”转变为一个“农民伯爵”，成为一个“追求全人类普世价值的世界级的道德伦理学家和不朽的世界级的艺术家”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也就是他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之后。当然，托尔斯泰自称获得“明澈”、“激情”与“决裂”的这种转变绝非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托尔斯泰追求生命真谛、道德自我完善的进程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其人生观的最终转变的确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
托尔斯泰在完成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以后，获得了崇高的文学声望。不仅是俄国，就是欧洲的著名文学评论家也都认为“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是继《战争与和平》之后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部巅峰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它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作品……现代欧洲文学中任何一部作品都难能以与其相媲美。”但是，托尔斯泰本人就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列文一样，陷入了如何重建人生的道德与信仰的苦恼之中。
在现实生活中，托尔斯泰亲眼目睹了千百万普通的农民竭蹶寒窘的生活，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所谓“有教养的”贵族阶层的尊严，其实就是一种虚伪的丑陋，而他们终日享受的奢靡生活，其实就是堕落与罪恶。要让贵族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不可能的，同样的，要让农民相信贵族会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也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托尔斯泰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在经历了1882年俄国人口普查的经历之后，托尔斯泰写下了《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一文，指出民众贫穷、饥饿的根源在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在于私有制，正是它产生了世界上可怕的邪恶。只有摧毁私有制，改变金钱持有人的人生观，才能真正结束人类的不幸。
按照自己的理念，托尔斯泰开始了个人的平民生活。自己不仅吃素食，而且要求全家人跟他一起粗茶淡饭，过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与农民一起在田间劳作上，带领全家开垦土地，翻晒干草，参加各种农业劳动。他的举动被俄国的青年崇拜和效仿。在他的感召下，俄国各地都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托尔斯泰垦殖队”，许多画家、作家甚至修士都参加了垦殖队的行列。
随着托尔斯泰“平民化”、“接近人民”宣传的深入，他的追随者中的一些人开始创办农民移民区。高尔基的这封信，就是那些向往通过独立的个人劳动来达到个人解放的穷苦人的“求援书”。当然，这样的信，托尔斯泰一天不知道收到多少封，加之高尔基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因此托尔斯泰并未予以理睬。
二
一年后，1900年元月，高尔基以一个新人作家的身份，拜访了他仰慕已久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则是通过契诃夫知晓这位出身贫寒的青年作家，他自己也非常想了解高尔基本人。
托尔斯泰对高尔基很亲切，但对高尔基的作品却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他对高尔基说：“你的《福玛·高尔捷耶夫》是虚构的，很枯燥。从头到尾都是虚构的，那种事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您的农夫说话很聪明……在生活中这种愚蠢的话语的下面总是隐藏着让别人说出真话的愿望……可您的农夫却全都敞开胸怀直说，而且每一篇小说都聚集着全天下聪明人。大家还全都用格言说话，这也不真实，因为格言不是俄罗斯天生有的。”
看到高尔基有些惶恐，他鼓励说，你是真正的男子汉！你身上的这种庄稼汉的质朴气质不要丢掉，不要浮躁。虽然在作家当中你会感到困难，但什么也不要怕！尽管把自己心理感受写出来，写的东西笨拙些也没关系，聪明人会谅解你的。
事后，高尔基对契诃夫讲到这次会面时不由自主地赞叹道：“他简直就像一块瀑布，像大自然里的巨人。这个人真是惊人的伟大”，“我被他叙述的美、单纯、和他的思想惊呆了。存在有这样的人简直是不可能的。”
在高尔基眼中，托尔斯泰就像一个既严厉又和蔼、既畏惧又可亲的老爷爷，用他自己的话说，“同托尔斯泰谈话，我感到自己像个不懂事的孩子”。托尔斯泰十分愿意听高尔基聊起身边的奇闻异事。
有一次在与托尔斯泰聊天时，高尔基讲到了自己与一位将军的遗孀打架的故事，当高尔基讲到自己用铲子拍打寡妇屁股的时候，托尔斯泰乐不可支，“他笑得流出眼泪，甚至笑疼了肚皮”，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用了铲子！打在……用了铲子……喂！正打在……”“太有趣了！”
见面时，托翁常会像老师问学生一样问起高尔基最近在读些什么书？高尔基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一旦高尔基选择的读物是托尔斯泰所不满意的，他就会怒不可遏地责备、训斥高尔基。
一次，高尔基告诉托翁最近自己正在读法国作家艾蒙特·德·贡古尔的小说《陈加诺弟兄》，托尔斯泰发火了：“啊，您知道，这是一本内容空洞的小说。就是他把您弄坏了的。法国人只有三个小说家，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还可以加上一个莫泊桑，然而，契诃夫比他更好。至于贡古尔兄弟，他们不过是假装正经的丑角罢了。”
1902年4月，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卡斯普里又一次见到了托尔斯泰，他写下了这样的记录：“他（指托尔斯泰——笔者注）是一个精怪，而我还是婴儿，他可别碰我。” 高尔基自称在托尔斯泰面前是个“婴儿”，而托尔斯泰则是“上帝”。其实，在高尔基的语境中，“精怪”就是神的意思。不过，1902年的高尔基，可算不上是“婴儿”了。
就在1902年，高尔基的文学创作生活发生了巨大转折，他由一个年轻的通俗作家变成了一位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甚至是世界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人物。他的短篇小说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捷克文、瑞典文、荷兰文、丹麦文、匈牙利文、立陶宛文、西班牙文、保加利亚文等。
1902年2月，高尔基还在皇家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部与文艺部的会议上被选为名誉院士。
因此，高尔基说在托尔斯泰面前自己是“婴儿”，与其说是自谦，倒不如说是对于托翁的高山仰止。就像他在1926年给传记作家格鲁兹杰夫信中说的：“托尔斯泰的趋势仍是不可摧毁的”，“这一趋势是朝向‘大写的人’这一方向的，‘大写的人’是所有复杂现象中最复杂的现象。”
随着与高尔基交往的加深，托尔斯泰对他的情感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仍旧像前辈一样关心这位“小朋友”，1901年4月，高尔基因撰写、发表传播呼吁书“煽动工人”被沙皇政府逮捕。七十三岁的托尔斯泰与许多俄国知名人士对高尔基表示了声援，并四处打探，终于找到了内政部的一个同学和奥登堡斯基公爵，帮助高尔基获释出狱。高尔基为此给托尔斯泰写信：“谢谢您为我奔走斡旋……再一次谢谢您！很对不起，这整个浪费时日的事牵累了您。”但在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对高尔基的创作以及他的作品表示了怀疑和不满。
就在1902年春高尔基拜访托尔斯泰时，托翁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这种不满。在托尔斯泰那里，高尔基为他朗读了自己最新写的剧本《在底层》。高尔基回忆道：“我给他读过剧本《在底层》中的几场，他认真听完之后问我：‘你干嘛要写这些东西？’”并且不客气地说：“您的戏里把您自己的话说得太多，所以在您的戏里面没有人物，所有的人全是一样的。您大概不了解女人；您没写成功一个女人，连一个也没有。人们不会记得她们的……”
对于一个誉满欧洲的青年才俊來说，托尔斯泰的这番批评以及“干嘛要写这些东西”的质问，可以说是相当严厉的，话语间充满着不满与不屑。
对于托尔斯泰的质疑，高尔基不为所动，坚持自己《在底层》的戏剧创作，并于1903年1月10日在柏林剧院举行了首演。该剧由德国著名导演哈德·瓦连金排演，他还扮演了剧中角色，另一位德国著名戏剧家马克斯·莱因哈特扮演了主要角色。《在底层》的演出在德国获得巨大成功，连演了三百场。到了1905年春，该剧在柏林创下了历史性的记录，上演了五百场。
对于此，托尔斯泰兴趣索然，反而洗垢求瘢，他在1903年9月3日的日记中忿忿不平地写道：“高尔基是个误会，德国人知道高尔基，却不知道波连茨？”这就有些奇怪了，如果说波连茨也是一名戏剧家，也有上演的剧目，这样说也无可厚非。但是威廉·冯·波连茨是德国著名的自然主义作家，与戏剧八竿子打不着，根本与当时上演的《在底层》构不成竞争关系。不知道托尔斯泰这样类比到底是想说明什么？
在话剧《在底层》上演之后，托尔斯泰对高尔基的否定态度逐步加强，他在1909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读高尔基的东西，非驴非马。”25日日记中又写道：“昨晚读高尔基的《小市民》。小玩意。”
同年11月8日、9日，托尔斯泰写道：“晚上，在家里读完高尔基的作品。宏大的英勇的感情是不自然的，臆想出来的，是谎言。但他是一个天才！”
在托翁的眼中，尽管高尔基是一个天才，但他写出的作品却是“非驴非马”的“小玩意”。或许托尔斯泰感到高尔基已经不再是自己所期待和希望的“流浪汉”作家，不再是那个用自己的思想、情绪、精神写出受苦受难的“下层人”的作家了。
有一次，契诃夫告诉高尔基，托尔斯泰对他非常生气，甚至说了气话：“高尔基是一个坏人。他好像是一个被人强迫修行的神学院学生，这使得他对任何人都不高兴……他的上帝却是一个怪物，是乡下人所说的树精或者水神之类的东西。”
看到托尔斯泰这副生气的样子，契诃夫笑着劝解道：“高尔基是一个好人。”
托尔斯泰仍旧固执地说：“不，不，我知道他。他有一个扁鼻子，而这种鼻子是只有倒霉的人同坏人才有的！”
在去世的前一年，托尔斯泰甚至认为高尔基“他和尼采一样是个有害的作家”。
而高尔基后来对托尔斯泰也逐渐疏离。高尔基后来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自己与托尔斯泰接触时的矛盾心情：“我不能够跟他同住在一个宅子里面，更不用说同住在一间屋子里面了。这好像在沙漠里面一样，在那儿太阳把万物都烧光了，现在它自己也要烧尽了，这时候它却使人感到威胁：一个无穷无尽的黑夜就要来了。”斯大林当政时期，在他撰写的《俄国文学史》中，不仅给托尔斯泰扣上了“反动文人”的帽子，并且进行了严厉地抨击：“托尔斯泰在对社会的态度上是反动的……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思想界中反动思潮的最先的表现者……他关于一切生活的想法——不仅是关于俄罗斯生活的想法——也是深深地反动的……哲学家托尔斯泰的思想，对于我们国家是显然有害的……”
三
人们常说，相比于一般人，作家对任何细节都是异常敏感的，正是这种敏感构成了作家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或许也正是这种敏感，让托尔斯泰感受到了高尔基身上的各种变化。
第一次与高尔基见面时，托尔斯泰就是通过一件小事对高尔基刮目相看的。那天，高尔基在客厅就座后，习惯地划了根火柴想点着手中的香烟，可一抬头看见了墙上“请勿吸烟”的纸条，于是，他立即吹灭了火柴，悄悄地、不动声色地把香烟收了起来。托尔斯泰注意到了这一细节，并给他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印象。
同样的是，长期的平民生活也使高尔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与托尔斯泰家中的贵族气氛格格不入，自己不修边幅的衣着与底层社会人的举止同这里的一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俄国作家布宁在回忆录中就曾说，高尔基抽烟十分厉害，不分场合，而且会不停地咳嗽。“他灭掉烟卷的样子也不雅观——往烟嘴上吐口水”。 随着文学成就的不断上升，高尔基也开始关注起自己的衣着打扮。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上身穿着绣着乌克兰绣花的衬衫，肩上随便搭着一件外套，腰间系着高加索的宽腰带，脚下蹬着一双长靴，并把裤子塞在靴筒里，一副城市打工者的装束。他开始有意改变自己的风格，不仅穿起了名贵的套装、鞋子、衬衫……而且还十分愿意在摄影师面前不断变换着姿势让他们拍照，为的是能在报刊上得到宣传。如果将这个时期的照片与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和托尔斯泰的合影对比一下，就会发现照片上的高尔基简直是判若两人。
帕维尔·巴辛斯基在《另一个高尔基》书中曾记述，高尔基及家人对钱还是很在乎的。尤其是“高尔基‘家庭’习惯‘奢华’的生活，儿媳妇吉莫莎喜欢按照最新的欧洲时尚穿着打扮。儿子马克西姆·彼什是一位疯狂的赛车手。赛车很昂贵。”而高尔基本人“习惯于生活在每晚都有宾客围拥（面前摆着丰盛菜肴）的环境之中”，而这些都离不开钱。
而這个时期的托尔斯泰则褪掉了贵族的底色，完全是一副农民的打扮。他把坚持养尊处优的生活看作是堕落，他觉得即使是流浪汉的生活也比这种寄生虫式的生活要好，因为后者只能给他带来痛苦和内心的煎熬。他说道：“我过着奢侈的生活，不仅是罪行的纵容者，而且是直接参与者……只要我一天有多余的食物，而别人没有；只要我有两件衣服，而别人一件也没有，我就参与了一桩不断重复的罪恶。”
托翁无力改变家人，只能改变自己。他身着平民服装，脚踏树皮鞋，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农，出行时或步行，或乘三等车。与人交往、会面，即使是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托翁也装束不变。由于穿着简朴，他常常被当作农民对待，受到冷遇与呵斥，但托尔斯泰不为所动，安之若素。
有一次托翁到奥普京修道院去朝拜，由于身着一件破旧的灰外衣，脚穿树皮鞋，于是便被安排到虫子出没、肮脏恶臭的客栈住宿，一日三餐与流浪汉一起在脏乱简陋的食堂就餐。对此，托尔斯泰毫无怨言，泰然处之。
托尔斯泰的家庭教师身体不适，托翁就帮她到学校去接她的孩子。家庭教师急忙给学校发了电报，告知说是伯爵亲自去接她的孩子，校长得到消息后喜出望外，亲自率领教职员工到学校大门列队迎候，以一睹托尔斯泰的风采。
当托尔斯泰走到学校门口后，学校门卫怕影响欢迎仪式，赶紧招呼他，“老头儿，快到这边儿坐下。”不一会儿，家庭教师的儿子走出校门，看到了门边的托翁，忙用法语招呼，托尔斯泰也用法语纯熟地应答。见到此情此景，在场的所有人惊愕不已，这个穿着旧羊皮大衣的农民怎么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直到托翁领着孩子远去，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要见的大人物就是那个牵着小孩离去的农民。
1901年，七十三岁的托尔斯泰病后初愈，出门远行。由于身体虚弱，就在车站花园稍事休息。托尔斯泰刚刚坐下，就见一位贵妇人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厉声呵斥道：“这是铁路高级官员的花园，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闲逛的地方！”见到农民模样的托尔斯泰没有应答，于是跑去叫人准备轰走这个不识时务的下等人。
这时，火车就要开动了，为托尔斯泰送行的社会名流和达官显要也纷纷到场，那位趾高气扬的贵妇才知道事情真相。于是，她焦急地央求人们让她进去为自己刚才的粗鲁向托翁道歉，无奈人太多，她无法挤进去，只好把一束鲜花托前面的人递给托尔斯泰。望着远去的列车，她懊悔不已，喃喃自语：“我怎么会知道他就是托尔斯泰伯爵呢？”
还有一次，托尔斯泰从莫斯科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二百多公里的旅途，托尔斯泰一路步行，风尘仆仆疲惫不堪。途中，托尔斯泰在一个铁路车站的三等休息室稍做歇息后，便走到站台准备活动一下筋骨。这时，一位站在车窗口边的夫人瞧见了他，招呼道：“老头儿，麻烦你到妇女候车室把一个手提包帮我拿来，我刚才把它忘在那里了。”托尔斯泰二话没说，转身回到候车室把手提包拿到这位夫人的面前。夫人随手拿出五戈比对托尔斯泰说：“太感谢了！这是给你的跑路费。”
突然，夫人旁边的乘客认出了托尔斯泰并告诉了她。夫人大惊失色，“天哪，我做出了什么！伯爵，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求您原谅我，把五戈比还给我吧！这是怎么啦，我竟然把它塞在您的手里！”见到这位夫人慌乱的神情，托尔斯泰笑了：“您不该激动。您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五戈比是我挣来的，我要留下它。再见了，夫人！”
四
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在对待如何生活的问题上渐行渐远。特别是听到高尔基陪着他新结合的非正式婚姻的妻子、莫斯科歌剧院的女演员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安德烈耶娃在美国观光遭受到媒体批评，将高尔基与玛利亚说成是“无政府主义者”“与一夫多妻”的丑类，以及下榻的饭店拒绝接待他们的新闻后（在清教徒国家，由于他们没有举行正使婚礼，饭店可以不接受他们），托尔斯泰更是愀然而悲。他在1906年4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读着美国接待高尔基的消息，我发现自己心态懊恼。”
1928年高尔基从意大利回到苏联，苏联政府和社会各界为高尔基回国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由斯大林亲自批示，拨给高尔基一幢宽敞的花园洋房和两幢度假休闲别墅。高尔基本人则享受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当的待遇；家中所有生活用品，均由政府内务部门全部保障供给。斯大林知道高尔基嗜烟如命，于是下令专门为高尔基从埃及进口香烟。
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这篇回忆录中写道，访苏期间，他大多数日子住在莫斯科郊外高尔基的豪华别墅里。这所住宅宽敞明亮，内外装饰十分别致，配有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园艺、勤杂等一群服务人员多达三十余人，这些人员仅为高尔基一个人服务。这一切当然都是由政府提供的。高尔基家中如此铺张，令罗曼·罗兰吃惊。
随着时间推移和档案的公开，后来人对高尔基的研究也就越发深入，作家索尔仁尼琴，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道：“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行径归结为他的谬见和糊涂。但不久前公布的他二十年代的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种行为。高尔基在索伦托惊讶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荣誉，也未获得更多的金钱（而他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荣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
人们常说，细节往往透露历史的真相，其实细节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人品。托尔斯泰由一个“贵族伯爵”转变为一个“农民伯爵”，而高尔基却由一个“贫苦的流浪汉”变成了一个“红色贵族”，其中的缘由令人唏嘘，命运乎，个性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