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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久前，井冈山大学两位讲师因发表70篇SCI论文造假，被撤销论文，同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可谓惩罚之雷厉风行。然而，这样的匆忙决定也是不公平的，井冈山大学的两位老师其实是当前科技制度的牺牲品。当前，学术造假与学术腐败一样，已经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了。学术腐败正像官场上的腐败和工矿企业的环境污染，得到治理的毕竟是少数，继续顶风作案的大有人在。
官场腐败、环境污染与学术腐败，三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它们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个共同之处就是，当事人认的是钱，是利益，是地位或“名誉”，道德规范早已抛到脑后了。
官场腐败根源在于逐利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痛批官场歪风，痛陈买官鬻爵、高规格接待等“潜规则”，并称“说真话越来越难”，建议领导干部彻底改变积弊。重磅炸弹一抛出，众网友鼓掌撒花狂顶表示支持，显见老百姓对官场腐败是深恶痛绝的。官场腐败已成为社会毒瘤，如果不能及时割掉，就会引起社会的动荡。
“房子、车子、票子、儿子、女子”，现代版的“五子登科”都要求官员拥有大量的资源，其中钞票是最关键的。官员逐利已形成了一种投资，贿赂出去1万元，得到10万元的回报，那自然是合算的，投资回报率900％，远远大于开工厂的回报率(10～30％)；其管理的下属每人送一些钱，积少就成多，且送礼的道道儿越来越多了，过年送，过节送，子女上学送，生孩子送，娶媳妇、嫁闺女、生病、老人去世，官员升迁，搬了新房，全都要送礼。“礼尚往来”成为官员行贿受贿的“遮羞布”；“官不打送礼的”，就给行贿者以强烈的暗示；官官相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而不如互相默许、互相保护，继续捞好处，直到东窗事发。
纵观中国历史，官场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汉朝举孝廉，看官员的标准只有两个，一是清廉，二是对自己的父母好。对自己父母都不好的人，不可能指望他对其管理的老百姓好；清廉说明了办事公正，无欲则刚。后来选官的标准用科举，士子们背诵的是孔孟之书，理论上是过硬的，但一旦走向社会，就经不住各种诱惑了，很快就坚持不了原则，官场腐败就开始滋生。当前，官场腐败被列为公众最痛恨的现象之首，可见问题已经是很严重了。
环境污染是全民逐利的苦果
在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几大事物中，除了官场腐败，环境污染也是名列前茅的。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发展速度，取得令世界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大量环境隐患令人担忧——发展中消耗了太多原材料。我们每创造1万美元价值所需的原料，是日本的7倍，是美国的近6倍，甚至是印度的3倍。
30年前，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此官场流行的标准由清廉好名声变为了钞票。发展是硬道理，于是GDP就成了硬指标，环境保护就成了软道理。全社会都认钱，环境污染和社会公德下降便不可避免。
环境污染是个舶来品。当年政治挂帅的时候，污染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用童工是万恶的资本家所为。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牛奶倒进大海，粮食当柴禾烧，那是资本家惟利是图才会干的，只有资本家才不会顾及环境质量和他人生命健康。因此，几十年前，中国大学环境科学教科书上揭露的世界环境污染重大事件，除了俄罗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九个都在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的伦敦烟雾事件、美国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的痛痛病事件、比利时的列日市光化学烟雾事件等等。
遗憾的是，一旦中国成了世界加工厂，环境污染也就由境外转移到境内。当前，超过全球传统十大环境污染事件的例子在中国恐怕有很多，但没有一个中国学者有勇气将其写进教科书里。于是，我们一边批评资本主义环境污染，批评他们造成了温室效应，一边自己在制造污染。尽管环境保护部成立了，但其面临的环境保护任务是异常艰巨的，因为他们的对手是成百上千的强大利益大集团，千千万万的利益小集团以及亿万个利益个体。可见，环境污染是因与利益挂钩才有的人类通病，与社会制度无关。
盲目发展GDP，或者GDP挂帅，我们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乃至生命代价。因为自然环境不断被人破坏，于是农田就有了大量的害虫，就有无限量的农药被使用，于是我们就不得不分享大量的农药。而生产农药就要开矿、建工厂，就能够带来GDP。因为有人想要赚钱，于是有了更荒诞的种养方法，鸡、鸭、鹅等动物的生命周期从过去的几年缩小到短短的28～45天，就有了说不清的害人食品，就有更多的医院，更多的火葬场，更多的墓地，这一切同样能够带来GDP。因为监管部门监督不利，大量的污染得不到治理，大量违法食品涌入市场。于是，大量非正常死亡接踵而至。
“艾滋病村”、“癌症村”、非典、禽流感、猪流感、先天性婴儿缺陷、煤矿工人遇难，这样的新闻无不在用血的事实，警告人类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的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到底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据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胡星斗教授介绍：“中国人各种非正常死亡均占世界的70％以上”，其中因环境污染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是重要原因。全民逐利的严重后果，是全面为健康或生命买单，其中受害最严重最直接的是社会底层的农民。
急功近利催生学术腐败
大环境污染了，小环境很难保持清净。当全社会都认钱时，知识分子也不会安于贫困。更严重的是，科研体制要你去发表SCI文章，且每年一评估，你就不敢慢慢等有好的成果出来再去投稿发表。笔者硕士导师退休的时候，一辈子发表的学报论文仅10篇左右，退休前三年才被聘为研究员。如果按照目前的评估体制，她早就下岗了。现在，笔者的博士生毕业两三年后就能够发表10篇左右的SCI论文。不这样发表不行，如不发表，就意味着他们很难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也永远得不到课题，更不会有什么奖励，永远招不到学生，工资永远最低。最糟糕的是，没有SCI文章，他们得卷包走人。
生存是生物的本能，同样也是人类的本能；不仅是官员的本能，更是商人的本能，也是科技人员的本能。当制度约定最终影响到学者生存时，各种学术腐败和学术浮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更况发表SCI文章还有物质奖励这样的诱惑呢。教育部和社会要给学校排名次，排到前面的意味着好生源，好生源意味着金钱。老师发表了SCI，哪怕是造假得来的，只要学校得到了好处，只要不东窗事发，那就一直互相骗下去。这个循环过程是这样的：社会要求学校有好名次——学校要求老师有多多的SCI文章——老师向刊物造假投稿被接受——学校排名靠前——生源增加——老师得到物质奖励——继续给刊物投稿造假。学校或研究所也要生存，SCI又几乎是唯一的标准，于是出现了井冈山大学教师造假事件。其实，井冈山大学教师仅仅是学术造假的“小萝卜头”，真正 的大鱼还是会漏网的。
有人说，我们不要看SCI数量了，我们来看影响因子和引用次数，这下总可以了吧?依然不行，影响因子也会造假，不好的结果修改了，或干脆编造了，没有趋势的让它有趋势，英文不好的花钱雇人写，你怎么能查的出来呢?至于引用，托自己熟悉的朋友引用，如果中国人引用的不算，那就托老外引。花钱嘛，没有办不了的事。所花出的钱比起得到的好处少很多，何乐而不为?再者说，如果一个人发表的东西是错的，很多人写文章时都要当靶子批驳一番，这样引用率高了，那人的成果岂不是好东西了吗?这显然非常可笑。总之，用一个机械的数字来评价科研人员是管理者无能的表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科研环境被污染了，想找一个好的评价方法是很难的。很少有人反过来问，为什么要对大学或研究所排名，为什么要和利益挂钩呢?为什么频繁地评估科研人员，而不制定一个类似SCI的标准评估管理者呢?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起来，就会发现这样的一系列问题：科研成果为什么越来越多?论文被枪毙了为什么总能够找到地方发表?为什么几乎百分之百的实验总能成功?以前一个教授或研究员一生发表的好文章不过十几篇，现在一个博士生就实现了，博士生的成果都值得发表吗?因为有了规定在先，发表文章与金钱、学位、职称、院士、经费、地位等等挂钩，于是就难免出现各种造假。如果科技情报部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将发表SCI论文按照一定的点数(如IF>3)累计统计，做一个大样本作者群体分布规律调查，如第一毕业学校、家庭出生背景、籍贯、学科分布等，或许能得到非常有意思的结论。
大量Made in China的假SCI论文，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早晚会集中暴露出来，而现在暴露的仅是冰山一角。从经济学角度看，造假的成本远远低于造真的成本，这就像盗版书屡禁止不止～样的道理。如果大家都不买盗版书，就不会有盗版现象，因为市场没有了。遗憾的是，现实中图便宜的大有人在，因此盗版就不可能消失。其实学术造假，比起官场腐败和环境破坏来，是小巫见大巫，是穷知识分子的一点小聪明而已。学术造假尽管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被抓住的仅仅是倒霉蛋。在利益诱惑面前，学术造假将会前赴后继，并将不断升级。
改善学术生态，要从每一个科研人员心态入手：而要改善科研人员心态，必须改变不符合科研规律的评估体系。SCI单一的评估系统当休矣，强迫研究生发表论文当休矣!
为纪念《民主与科学》杂志创刊20周年，民主与科学杂志社编辑了《民主与科学文集》一书，全书近90万字。该书侧重于《民主与科学》近年来刊载的文章，同时也体现《民主与科学》20年的前行轨迹。文章重新分类为“五四篇”、“科学篇”、“民主篇”、“关注篇”、“专稿”，并附“旧文新读”。内容翔实、文笔生动，可读性强，反映了《民主与科学》20年历程中知识界的一些理性思考和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
《民主与科学文集》已由学苑出版枉正式出版发行，定价70元。全国各大新华书店有售。欢迎购买。亦可从本刊编辑部邮购。有意者谙电话垂询：010—84899122—8007。
官场腐败、环境污染与学术腐败，三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它们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个共同之处就是，当事人认的是钱，是利益，是地位或“名誉”，道德规范早已抛到脑后了。
官场腐败根源在于逐利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痛批官场歪风，痛陈买官鬻爵、高规格接待等“潜规则”，并称“说真话越来越难”，建议领导干部彻底改变积弊。重磅炸弹一抛出，众网友鼓掌撒花狂顶表示支持，显见老百姓对官场腐败是深恶痛绝的。官场腐败已成为社会毒瘤，如果不能及时割掉，就会引起社会的动荡。
“房子、车子、票子、儿子、女子”，现代版的“五子登科”都要求官员拥有大量的资源，其中钞票是最关键的。官员逐利已形成了一种投资，贿赂出去1万元，得到10万元的回报，那自然是合算的，投资回报率900％，远远大于开工厂的回报率(10～30％)；其管理的下属每人送一些钱，积少就成多，且送礼的道道儿越来越多了，过年送，过节送，子女上学送，生孩子送，娶媳妇、嫁闺女、生病、老人去世，官员升迁，搬了新房，全都要送礼。“礼尚往来”成为官员行贿受贿的“遮羞布”；“官不打送礼的”，就给行贿者以强烈的暗示；官官相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而不如互相默许、互相保护，继续捞好处，直到东窗事发。
纵观中国历史，官场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汉朝举孝廉，看官员的标准只有两个，一是清廉，二是对自己的父母好。对自己父母都不好的人，不可能指望他对其管理的老百姓好；清廉说明了办事公正，无欲则刚。后来选官的标准用科举，士子们背诵的是孔孟之书，理论上是过硬的，但一旦走向社会，就经不住各种诱惑了，很快就坚持不了原则，官场腐败就开始滋生。当前，官场腐败被列为公众最痛恨的现象之首，可见问题已经是很严重了。
环境污染是全民逐利的苦果
在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几大事物中，除了官场腐败，环境污染也是名列前茅的。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发展速度，取得令世界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大量环境隐患令人担忧——发展中消耗了太多原材料。我们每创造1万美元价值所需的原料，是日本的7倍，是美国的近6倍，甚至是印度的3倍。
30年前，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此官场流行的标准由清廉好名声变为了钞票。发展是硬道理，于是GDP就成了硬指标，环境保护就成了软道理。全社会都认钱，环境污染和社会公德下降便不可避免。
环境污染是个舶来品。当年政治挂帅的时候，污染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用童工是万恶的资本家所为。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牛奶倒进大海，粮食当柴禾烧，那是资本家惟利是图才会干的，只有资本家才不会顾及环境质量和他人生命健康。因此，几十年前，中国大学环境科学教科书上揭露的世界环境污染重大事件，除了俄罗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九个都在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的伦敦烟雾事件、美国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的痛痛病事件、比利时的列日市光化学烟雾事件等等。
遗憾的是，一旦中国成了世界加工厂，环境污染也就由境外转移到境内。当前，超过全球传统十大环境污染事件的例子在中国恐怕有很多，但没有一个中国学者有勇气将其写进教科书里。于是，我们一边批评资本主义环境污染，批评他们造成了温室效应，一边自己在制造污染。尽管环境保护部成立了，但其面临的环境保护任务是异常艰巨的，因为他们的对手是成百上千的强大利益大集团，千千万万的利益小集团以及亿万个利益个体。可见，环境污染是因与利益挂钩才有的人类通病，与社会制度无关。
盲目发展GDP，或者GDP挂帅，我们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乃至生命代价。因为自然环境不断被人破坏，于是农田就有了大量的害虫，就有无限量的农药被使用，于是我们就不得不分享大量的农药。而生产农药就要开矿、建工厂，就能够带来GDP。因为有人想要赚钱，于是有了更荒诞的种养方法，鸡、鸭、鹅等动物的生命周期从过去的几年缩小到短短的28～45天，就有了说不清的害人食品，就有更多的医院，更多的火葬场，更多的墓地，这一切同样能够带来GDP。因为监管部门监督不利，大量的污染得不到治理，大量违法食品涌入市场。于是，大量非正常死亡接踵而至。
“艾滋病村”、“癌症村”、非典、禽流感、猪流感、先天性婴儿缺陷、煤矿工人遇难，这样的新闻无不在用血的事实，警告人类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的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到底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据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胡星斗教授介绍：“中国人各种非正常死亡均占世界的70％以上”，其中因环境污染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是重要原因。全民逐利的严重后果，是全面为健康或生命买单，其中受害最严重最直接的是社会底层的农民。
急功近利催生学术腐败
大环境污染了，小环境很难保持清净。当全社会都认钱时，知识分子也不会安于贫困。更严重的是，科研体制要你去发表SCI文章，且每年一评估，你就不敢慢慢等有好的成果出来再去投稿发表。笔者硕士导师退休的时候，一辈子发表的学报论文仅10篇左右，退休前三年才被聘为研究员。如果按照目前的评估体制，她早就下岗了。现在，笔者的博士生毕业两三年后就能够发表10篇左右的SCI论文。不这样发表不行，如不发表，就意味着他们很难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也永远得不到课题，更不会有什么奖励，永远招不到学生，工资永远最低。最糟糕的是，没有SCI文章，他们得卷包走人。
生存是生物的本能，同样也是人类的本能；不仅是官员的本能，更是商人的本能，也是科技人员的本能。当制度约定最终影响到学者生存时，各种学术腐败和学术浮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更况发表SCI文章还有物质奖励这样的诱惑呢。教育部和社会要给学校排名次，排到前面的意味着好生源，好生源意味着金钱。老师发表了SCI，哪怕是造假得来的，只要学校得到了好处，只要不东窗事发，那就一直互相骗下去。这个循环过程是这样的：社会要求学校有好名次——学校要求老师有多多的SCI文章——老师向刊物造假投稿被接受——学校排名靠前——生源增加——老师得到物质奖励——继续给刊物投稿造假。学校或研究所也要生存，SCI又几乎是唯一的标准，于是出现了井冈山大学教师造假事件。其实，井冈山大学教师仅仅是学术造假的“小萝卜头”，真正 的大鱼还是会漏网的。
有人说，我们不要看SCI数量了，我们来看影响因子和引用次数，这下总可以了吧?依然不行，影响因子也会造假，不好的结果修改了，或干脆编造了，没有趋势的让它有趋势，英文不好的花钱雇人写，你怎么能查的出来呢?至于引用，托自己熟悉的朋友引用，如果中国人引用的不算，那就托老外引。花钱嘛，没有办不了的事。所花出的钱比起得到的好处少很多，何乐而不为?再者说，如果一个人发表的东西是错的，很多人写文章时都要当靶子批驳一番，这样引用率高了，那人的成果岂不是好东西了吗?这显然非常可笑。总之，用一个机械的数字来评价科研人员是管理者无能的表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科研环境被污染了，想找一个好的评价方法是很难的。很少有人反过来问，为什么要对大学或研究所排名，为什么要和利益挂钩呢?为什么频繁地评估科研人员，而不制定一个类似SCI的标准评估管理者呢?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起来，就会发现这样的一系列问题：科研成果为什么越来越多?论文被枪毙了为什么总能够找到地方发表?为什么几乎百分之百的实验总能成功?以前一个教授或研究员一生发表的好文章不过十几篇，现在一个博士生就实现了，博士生的成果都值得发表吗?因为有了规定在先，发表文章与金钱、学位、职称、院士、经费、地位等等挂钩，于是就难免出现各种造假。如果科技情报部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将发表SCI论文按照一定的点数(如IF>3)累计统计，做一个大样本作者群体分布规律调查，如第一毕业学校、家庭出生背景、籍贯、学科分布等，或许能得到非常有意思的结论。
大量Made in China的假SCI论文，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早晚会集中暴露出来，而现在暴露的仅是冰山一角。从经济学角度看，造假的成本远远低于造真的成本，这就像盗版书屡禁止不止～样的道理。如果大家都不买盗版书，就不会有盗版现象，因为市场没有了。遗憾的是，现实中图便宜的大有人在，因此盗版就不可能消失。其实学术造假，比起官场腐败和环境破坏来，是小巫见大巫，是穷知识分子的一点小聪明而已。学术造假尽管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被抓住的仅仅是倒霉蛋。在利益诱惑面前，学术造假将会前赴后继，并将不断升级。
改善学术生态，要从每一个科研人员心态入手：而要改善科研人员心态，必须改变不符合科研规律的评估体系。SCI单一的评估系统当休矣，强迫研究生发表论文当休矣!
为纪念《民主与科学》杂志创刊20周年，民主与科学杂志社编辑了《民主与科学文集》一书，全书近90万字。该书侧重于《民主与科学》近年来刊载的文章，同时也体现《民主与科学》20年的前行轨迹。文章重新分类为“五四篇”、“科学篇”、“民主篇”、“关注篇”、“专稿”，并附“旧文新读”。内容翔实、文笔生动，可读性强，反映了《民主与科学》20年历程中知识界的一些理性思考和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
《民主与科学文集》已由学苑出版枉正式出版发行，定价70元。全国各大新华书店有售。欢迎购买。亦可从本刊编辑部邮购。有意者谙电话垂询：010—84899122—8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