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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基于意见表达的途径还是意见表达的效果，随迁子女在向城流动的过程中都表现出被动性，总体不利于其融入意识的主动调动。
随着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出现，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以下简称随迁子女）也随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进城务工人员的向城流动，呈现出稳定性、长期性、家族性等特点，这也直接促使随迁子女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更是如此。面对这一特殊群体的人数突增，国家通过宏观调配和整体支持等政策，拟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全纳入”[1]，这为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能够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提供了保障。但随迁子女要实现在城市生活中的融入，目前还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
一、未成年决策失语
随迁子女作为一个社会特殊群体存在，其主体特点表现为代际传承性，即无论其父辈属于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还是第二代进城务工人员、跟随主体是单亲还是双亲，只要其父辈具有城乡流动的现实特点，我们都将此群体称之为随迁子女。随迁子女在社会流动活动中表现出被动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社会融入的主动性。
一方面，在家庭重大决策中，父辈的绝对权威阻碍了随迁子女的意见表达；另一方面，随迁子女作为未成年人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特点，也使其意见表达缺少可信度。总之，无论是基于意见表达的途径还是意见表达的效果，随迁子女在向城流动的过程中都表现出被动性，总体不利于其融入意识的主动调动。“还有一部分外地生虽是城里出生、城里长大的，尽管他们非常熟悉城市生活，但是他们没有在乡下生活的任何经验和经历，进入城里学校以后，他们的农村身份在很多场合被激活，他们内省自己外地生身份，消解业已固化的城市身份认同。”[2]当随迁子女作为社会融入主体对城市生活环境缺乏充足的信任时，其本身的社会融入行为必然会受到阻碍。
二、“城中村”同质聚集的认同阻碍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中，血缘和地缘是社会关系维系的关键，即使进城务工人员实现了空间的转移，其在城市社会中建立系统的社会关系也不能完全脱离两者的影响。由于乡村社会中的熟人文化已经根深蒂固，农民的“向城”流动行为中也受其影响明显。他们的“向城”流动看似是个人行为，实际上是建立在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体系中。无论信息获取途径多么直接、便利，他们对于向城流动的动机、地点和行业也通常受到熟人关系的直接影响。依托于熟人关系的推介，进城务工人员实现了空间和身份的双重转变，但文化空间只表现为平移。
一方面是进城务工人员为追求稳定社会关系，主动选择的结果。为了避免因文化冲突而产生不适应，进城务工人员更喜欢选择相对稳定的社交关系。
另一方面是进城务工人员受经济收入的制约，被动接受的结果。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实现了城乡间的空间转移，但在城市区域内获得核心地区居住权的机会并不多，这与其经济收入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普通进城务工人员的经济收入通常不能维持城市核心区域高额的租房或购房费用，另外能够容纳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大型工厂、企业也通常会避开城市核心区域，考虑到路程、时间、精力等方面的成本，进城务工人员也不会轻易选择城市核心区域居住。
受进城务工人员城市居住空间的同质聚焦和地理边缘影响，进城务工人员为其随迁子女在城市中所提供的只能是以乡土文化为基础的邻里资本和机会资本。邻里资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成年的成长发展，正如古有“孟母三迁”的事迹流传，居住在“城中村”的随迁子女也因此不会轻易获得融入城市社会的机会。此外，接受学校教育的随迁子女的重要活动空间为学校，但因同质聚焦的现实和就近入学政策的共同影响，随迁子女在学校中的同伴资本也同样呈现出同质特征。
三、非预见性抉择的文化阻碍
无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随迁子女，他们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文化认同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认同是社会融入的基本呈现形式，随迁子女之所以表现为社会融入受阻，主要原因在于其对城市文化的非预见性偏见。
一方面，文化认可的隐性功能。文化认可需要参与主体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基础上，形成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结合或吸引特征。[3]对于最初接触城市文化的进城务工人员和随迁子女来讲，他们需要在思想深处进行革命式地反思与接纳。与经济等方面的显性特征不同，文化认可的程度具有隐蔽性、长效性、滞后性等基本特征。当文化认可产生的实效不会在相对较短时间内体现时，外来群体通常会选择认可的适当延后与消极抵抗，因为即使这样也并不会产生明显的不利行为。于是，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和随迁子女虽然居住在城市环境中，但仍然秉承着原有的乡土文化，虽然这种思想所产生的行为差距不易被察觉，但对于参与主体来讲却会产生较强的融入障碍。
另一方面，文化选择的不确定性。受客观制度和主观观念的多重影响，随迁子女空间转移的持久性直接影响其对文化类型的选择。部分随迁子女或是因为继续读书或是因为回乡创业等原因，实现生活空间的逆向流动，而这种逆向流动随着国家政策对于农村的倾斜而表现地越加明显。当生活在城市的随迁子女无法选择未来固定的生活空间时，他们也不会轻易选择任何一种文化的完全式认可与融入。
四、补偿性制度的缺陷
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是社会最关心的焦点问题，目前国家已经从顶层设计方面较好地保障了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由此也充分体现出我国义务教育的普惠性特征。受教育机会的获取为随迁子女解决了基础需求，随着进城务工人员和随迁子女实现空间转移的时间加长，他们可能会面临着更多的权利需求，这便要求我们需要对随迁子女的社会角色进行界定，为其后续权利的获取提供理论性基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随迁子女表现出来的问题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社会对随迁子女的弱势定位。在此理念指导下的制度制定，必定会出现缺乏系统性、长效性的补偿制度。为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解决临时政策的拼凑，我们需要将进城务工人员和随迁子女的社会角色进行重新定位，更应该将这一群体作为未来的人力资源进行培养，期望他们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基于此基本理念的转换，随迁子女所获取的普惠制度应逐渐打破阶段化、片面化的趋势，以市民化的基本理念为基础，逐渐接受这一群体，打破弱势地位并给予平等权利。当然由于历史原因及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在制度方面的市民化进程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目前，鉴于市民化理念尚未完善，随迁子女在城市中获得的权利还属于碎片化拼凑，由此也直接导致其对社会融入缺乏信心，同时成为社会融入的重要障碍。
参考文献：
[1]中国拟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全纳入”城镇义务教育[EB/OL].（2015-02-18）[2016-01-11]，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2-28/7087944.shtml.
[2]张立新.外地生融入班级日常生活的思考[J].中国德育，2014（5）：13-16.
[3]Rubin M，Watt S E，Ramelli M.Im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as a function of approach-avoidance orient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style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012，36（4）：498-505.
【孙颖，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王艳波，吉林省吉林市第五中学，中学高级教师；车钰鑫，吉林省白城市第四中学，中学一级教师】
责任编辑/李 敏
随着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出现，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以下简称随迁子女）也随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进城务工人员的向城流动，呈现出稳定性、长期性、家族性等特点，这也直接促使随迁子女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更是如此。面对这一特殊群体的人数突增，国家通过宏观调配和整体支持等政策，拟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全纳入”[1]，这为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能够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提供了保障。但随迁子女要实现在城市生活中的融入，目前还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
一、未成年决策失语
随迁子女作为一个社会特殊群体存在，其主体特点表现为代际传承性，即无论其父辈属于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还是第二代进城务工人员、跟随主体是单亲还是双亲，只要其父辈具有城乡流动的现实特点，我们都将此群体称之为随迁子女。随迁子女在社会流动活动中表现出被动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社会融入的主动性。
一方面，在家庭重大决策中，父辈的绝对权威阻碍了随迁子女的意见表达；另一方面，随迁子女作为未成年人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特点，也使其意见表达缺少可信度。总之，无论是基于意见表达的途径还是意见表达的效果，随迁子女在向城流动的过程中都表现出被动性，总体不利于其融入意识的主动调动。“还有一部分外地生虽是城里出生、城里长大的，尽管他们非常熟悉城市生活，但是他们没有在乡下生活的任何经验和经历，进入城里学校以后，他们的农村身份在很多场合被激活，他们内省自己外地生身份，消解业已固化的城市身份认同。”[2]当随迁子女作为社会融入主体对城市生活环境缺乏充足的信任时，其本身的社会融入行为必然会受到阻碍。
二、“城中村”同质聚集的认同阻碍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中，血缘和地缘是社会关系维系的关键，即使进城务工人员实现了空间的转移，其在城市社会中建立系统的社会关系也不能完全脱离两者的影响。由于乡村社会中的熟人文化已经根深蒂固，农民的“向城”流动行为中也受其影响明显。他们的“向城”流动看似是个人行为，实际上是建立在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体系中。无论信息获取途径多么直接、便利，他们对于向城流动的动机、地点和行业也通常受到熟人关系的直接影响。依托于熟人关系的推介，进城务工人员实现了空间和身份的双重转变，但文化空间只表现为平移。
一方面是进城务工人员为追求稳定社会关系，主动选择的结果。为了避免因文化冲突而产生不适应，进城务工人员更喜欢选择相对稳定的社交关系。
另一方面是进城务工人员受经济收入的制约，被动接受的结果。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实现了城乡间的空间转移，但在城市区域内获得核心地区居住权的机会并不多，这与其经济收入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普通进城务工人员的经济收入通常不能维持城市核心区域高额的租房或购房费用，另外能够容纳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大型工厂、企业也通常会避开城市核心区域，考虑到路程、时间、精力等方面的成本，进城务工人员也不会轻易选择城市核心区域居住。
受进城务工人员城市居住空间的同质聚焦和地理边缘影响，进城务工人员为其随迁子女在城市中所提供的只能是以乡土文化为基础的邻里资本和机会资本。邻里资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成年的成长发展，正如古有“孟母三迁”的事迹流传，居住在“城中村”的随迁子女也因此不会轻易获得融入城市社会的机会。此外，接受学校教育的随迁子女的重要活动空间为学校，但因同质聚焦的现实和就近入学政策的共同影响，随迁子女在学校中的同伴资本也同样呈现出同质特征。
三、非预见性抉择的文化阻碍
无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随迁子女，他们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文化认同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认同是社会融入的基本呈现形式，随迁子女之所以表现为社会融入受阻，主要原因在于其对城市文化的非预见性偏见。
一方面，文化认可的隐性功能。文化认可需要参与主体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基础上，形成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结合或吸引特征。[3]对于最初接触城市文化的进城务工人员和随迁子女来讲，他们需要在思想深处进行革命式地反思与接纳。与经济等方面的显性特征不同，文化认可的程度具有隐蔽性、长效性、滞后性等基本特征。当文化认可产生的实效不会在相对较短时间内体现时，外来群体通常会选择认可的适当延后与消极抵抗，因为即使这样也并不会产生明显的不利行为。于是，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和随迁子女虽然居住在城市环境中，但仍然秉承着原有的乡土文化，虽然这种思想所产生的行为差距不易被察觉，但对于参与主体来讲却会产生较强的融入障碍。
另一方面，文化选择的不确定性。受客观制度和主观观念的多重影响，随迁子女空间转移的持久性直接影响其对文化类型的选择。部分随迁子女或是因为继续读书或是因为回乡创业等原因，实现生活空间的逆向流动，而这种逆向流动随着国家政策对于农村的倾斜而表现地越加明显。当生活在城市的随迁子女无法选择未来固定的生活空间时，他们也不会轻易选择任何一种文化的完全式认可与融入。
四、补偿性制度的缺陷
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是社会最关心的焦点问题，目前国家已经从顶层设计方面较好地保障了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由此也充分体现出我国义务教育的普惠性特征。受教育机会的获取为随迁子女解决了基础需求，随着进城务工人员和随迁子女实现空间转移的时间加长，他们可能会面临着更多的权利需求，这便要求我们需要对随迁子女的社会角色进行界定，为其后续权利的获取提供理论性基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随迁子女表现出来的问题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社会对随迁子女的弱势定位。在此理念指导下的制度制定，必定会出现缺乏系统性、长效性的补偿制度。为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解决临时政策的拼凑，我们需要将进城务工人员和随迁子女的社会角色进行重新定位，更应该将这一群体作为未来的人力资源进行培养，期望他们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基于此基本理念的转换，随迁子女所获取的普惠制度应逐渐打破阶段化、片面化的趋势，以市民化的基本理念为基础，逐渐接受这一群体，打破弱势地位并给予平等权利。当然由于历史原因及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在制度方面的市民化进程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目前，鉴于市民化理念尚未完善，随迁子女在城市中获得的权利还属于碎片化拼凑，由此也直接导致其对社会融入缺乏信心，同时成为社会融入的重要障碍。
参考文献：
[1]中国拟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全纳入”城镇义务教育[EB/OL].（2015-02-18）[2016-01-11]，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2-28/7087944.shtml.
[2]张立新.外地生融入班级日常生活的思考[J].中国德育，2014（5）：13-16.
[3]Rubin M，Watt S E，Ramelli M.Im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as a function of approach-avoidance orient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style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012，36（4）：498-505.
【孙颖，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王艳波，吉林省吉林市第五中学，中学高级教师；车钰鑫，吉林省白城市第四中学，中学一级教师】
责任编辑/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