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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当下更充满了不确定性。当前，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仍在持续，包括在政治、经贸、货币、能源、安全与外交等领域的一体化程度正在缓慢深化，与此同时，也正遇到各种挑战与危机（包括一体化背后的欧洲治理理念受到了挑战），但尚无摆脱危机与应对挑战的快速、有效的方法。那么，欧洲的挑战与危机具体包括哪些方面？欧洲在危机背景下面临的最核心议题是什么？欧洲的挑战与危机给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提出哪些挑战、提供哪些机遇，它对中美欧大三边关系及世界格局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如何处理未来的中欧关系及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动？就这些问题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
中欧关系发展脉络
《领导文萃》：中欧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心之一，您如何看待中欧关系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当我们谈论中欧关系时，有哪几个层面的外交关系？哪一层面的外交关系是当前中国最倚重的？
黄平：中欧关系蕴含着几个层面，包括国别层面、次区域层面、欧盟层面。这几个层面是相互补充的、互相嵌套的。具体而言，所谓国别层面，就是欧洲国家，特别是大国。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是逐步推进的。有些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比如说，1954年，中国与英国建立代办级的外交关系。1964年，中国与法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恢复在聯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成为常任理事国之一，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才全面建立起来。从1971年到1973年，中欧关系进入正轨，中国和欧洲国家几乎都建立了外交关系。近些年，中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发展较快，比如中国与德国建立全方位伙伴关系，中国与英国建立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法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外，中国与欧洲中型国家也有较好发展，比如瑞士就已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与瑞士签订两国自由贸易初步协议。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由国家领导人主推的，如建国初期，毛泽东、周恩来积极推动中国与欧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也积极开展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随着双边伙伴关系的建立，习近平主席也多次访问欧洲国家，加快开展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在次区域层面，主要是欧共体、中欧与东欧等次区域。中东欧区域是苏联的组成部分，中东欧区域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可追溯到建国初期，当时，中国与苏联（包括中东欧区域）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曾有较为紧密的互动关系。现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有“16 1”的合作平台，成为中国与欧洲关系的主要沟通交流平台之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对中欧关系的有益补充，有利于中欧共建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在欧盟层面，主要是指欧盟主要机构。中国与欧盟关系的最近发展体现在全面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推进建设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2016年6月，欧盟（委员会）出台了《对华新战略要素》的战略文件，规划了未来5年的中欧关系，指出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缔结的可能性，并加强中国与欧盟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进一步合作与发展伙伴关系。这是继2006年欧盟委员会又一份对华战略文件，反映了中欧双方地位的变化与国际政治社会的演变，并通过新的政策文件反映中欧关系的新需求。
总体来看，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中欧关系中最实在、最全面、最接地气的一个层面。这不仅包括政治安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还包括中国与欧洲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考慮到英国与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与英国、法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与协调是主流的，特别是在气候治理、反恐合作等领域。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双边关系在应对问题时很及时，沟通程度也较高。双边层面的中国与成员国外交关系、次区域层面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外交关系以及区域层面的中国与欧盟外交关系，是中欧关系的一体三面，是互不矛盾的、互相补充的、互相促进的。当中国与欧洲大国关系处理好时，就将促进中国与欧盟关系的开展；当中国与欧盟关系较好时，也将促进中国与欧洲国家关系的发展。
《领导文萃》：通过回顾中欧关系的历程，我们发现中欧关系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中欧关系的主要挑战包括哪些？
黄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欧洲均经历长足与显著的变化，两个远邻伴随着经济往来，关系逐渐密切。中国与欧盟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新生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与地区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全球治理议题与地区稳定与发展领域。中欧越来越意识到双方的潜在互利性，重视双方的合作与伙伴关系。随着欧盟自身的制度变革，中国在国际社会实力的提升，以及国际社会的变迁，这三重维度都影响着欧盟对华认知及政策，将引导欧盟对华政策更趋于理性。
中欧关系的发展也存在着诸多磕磕碰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集中体现在武器禁运与市场经济地位上。当然还有诸如在涉及人权、贸易投资等议题上。总的来说，这主要由中国与欧洲在政治体制、文化理念、历史过程、发展阶段与道路的不同导致的。在对华政策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议题对中国采取不同的路径、政策与立场，比如说某些经贸关系较好的国家，投资较好的国家，人文交流较密切的、旅游者蜂拥而至的国家，在某些议题上又对中国进行批评，如人权、西藏、普世价值、民主等议题上中欧就存在分歧。但是很多时候，并非是某一欧洲国家的政府层面针对中国，可能是该国的非政府组织、媒体、社会组织、反对党等对中国某些议题进行质疑或责难。
中国与欧盟关系主要有两大议题，即武器禁运与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打算首先解决武器禁运问题，然后再解决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在武器禁运问题上，江泽民、胡锦涛就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到美国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超过欧洲本身发挥的影响，我们并未将武器禁运作为中欧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所以，我们将武器禁运问题作为中欧关系中的象征性议题。但是在法国总统希拉克、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任期间，曾试图将对华武器禁运问题提出解禁提议，但是后来因为美国的阻挠，中欧并未将武器解禁问题解决。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2016年5月，欧洲议会曾做出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决议，认为中国不属于市场经济体，反对单方面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2016年12月11日的时间节点，即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规定第三国替代方法应在中国入市之日后15年终止来临之后，欧洲仍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反而打算用新的标准、新的法律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为中欧经贸关系蒙上了阴影。除了上面两大议题，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也不像我们想象的进展那么顺利，这既与双方的政治体制、发展阶段、双方的认知、双方的利益考量不同有关，也与美国的作用有一定关系，更与欧盟面临的多重挑战与危机态势有较大关系。 欧洲危机的反思
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领导文萃》：从欧债危机开始，欧洲就深陷危机泥潭，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一个挑战接着一个挑战，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问题都困扰着欧洲，不仅对欧盟组织机构还对欧洲国家带来诸多挑战。您能否具体谈一下这些危机与挑战以及这些危机与挑战的核心是什么？
黄平：当前欧洲的主要危机是“5 1”危机，包括欧债危机、地缘政治的紧张、恐怖主义威胁、难民危机、脱欧危机，以及欧洲一体化危机。具体而言，一是欧债危机。2008年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蔓延到欧洲，给欧洲带来极大挑战。经济危机在欧洲体现为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危机等形式。欧洲一体化的重要领域是货币领域，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但是欧盟并无统一的、欧洲意义上的财政预算与央行，这就使得欧盟在应对欧债危机的政策与抓手较少，欧洲仍受到危机的牵制，也使得欧洲原有面临的老龄化问题与就业问题等雪上加霜。二是地缘政治紧张。冷战结束之后，冷和平到真和平在歐洲出现。但是乌克兰危机与克里米亚归属问题，这多多少少超出了欧洲的想象与预期，使得欧洲又一次处于地缘政治紧张的前台。这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欧洲第一次又面临地缘政治緊张的局势。一方面，欧洲与俄罗斯的制裁与反制裁对欧洲产生了紧张态势；另一方面，随着北约部署导弹、北约军事演习等活动，也使得中东欧国家处于战略对峙的前沿。三是恐怖主义危机。“9·11”事件之后，欧洲成为恐怖主义多发的地点，恐怖主义袭击此起彼伏，从巴黎到布鲁塞尔再到柏林，恐怖主义成为笼罩在欧洲民众头上的一片乌云。众所周知，欧洲是一个不设防的大陆，它基于申根签证的便利，以及欧洲内部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的多元主义格局。虽然恐怖主义的冲击没有其他危机严重，但恐怖主义危机从制度上、技术上、人力上并未得到解决，恐怖主义袭击的不确定性将继续威胁到欧洲的安全。四是移民与难民危机。欧洲一直是非洲、发展中国家、中东等地区的移民目的国，特别是知识精英与财富大亨群体移民至欧洲。同时，非法移民也一直是欧洲面临一个问题。近年来移民与难民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既跟非洲的战乱、经济有关，也与中东乱局有关。尽管移民与难民是两个概念，但各类移民与难民的涌入影响到欧洲的应对能力，特别是考虑到大量难民还持续涌入欧洲，配额与分配问题成为欧洲国家面临的困难之一。五是脱欧危机。作为一个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大国、欧盟的支柱国家，英国脱欧超出精英们的理性算计与想象，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真正挑战了欧洲一体化的逻辑。虽然现在还未开启脱欧谈判，但是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已经声称要硬脱欧，彻底离开欧洲单一市场。英国脱欧带来的后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其一，对英国而言有利弊两方面，在GDP、人口、金融、教育、出版等层面上，英国是一个大国。如果脱欧，英国可以成为全球性的英国，而不是欧洲的英国。但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是否举行“是否留在英国”的公投仍是个未知数，这使得英国在政治上有走向分裂的可能。其二，脱欧的连锁反应较大，虽然英国与欧盟一直面和心不和，但后续不确定性较大，原先打算加入欧元区、申根区的国家现在也表现出较大的迟疑。其三，脱欧对一体化、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在制度层面上，还体现在心理层面上、认同层面上、行为层面上，使有些欧洲国家也不想在欧盟制度框架下行动。六是治理能力挑战。欧盟作为一个机制、体制、超越国家的区域性组织，曾是走在国际社会一体化的前列。它是欧洲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至欧盟超国家机构的区域性组织，但是现在的治理能力很低、效率极差、官僚化严重，以至于民众对一体化的正当性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去全球化不代表着区域化，欧盟面临着非区域化与去全球化的双重压力，超过精英们的理性算计，并结构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基本格局。
一体化不仅仅是疆域的扩大，更包括制度、经济、金融、货币、标准等领域变革的深化。欧洲在推动一体化的过程中，还要加快领土的扩大，但一体化的速度慢于领土扩大的速度，欧洲一体化面临着诸多挑战。西方领导人眼前的挑战已经多到只能顾及眼前，无暇应对世界格局、天下大势问题。经过三百多年，欧洲国家已经是中等发达以上国家，连中东欧16国都已属于中等发达国家。在富裕之后，欧洲面临的“5 1”危机，使得欧洲国家与欧盟机构都面临各种挑战，这既是对欧洲一体化的挑战，也是对一体化背后欧洲治理理念的挑战。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将对欧洲带来双重冲击。在安全层面，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主体机构是北约，特朗普强调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及费用，其冲击最大的不是日本与韩国，而是北约与欧洲国家，它将会冲击到欧洲安全架构。在经济层面，跨大西洋经贸关系最新内容是TTIP谈判，特朗普一上台就立即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如今TTIP谈判的前景也堪忧。
总的来说，世界进入新一轮的变动，充满着不确定性。在欧洲，具体表现为社会上的失范、政治意义上的失序、安全上的失控、体制上的失灵、统治者的失职。具体来说，政治保守主义，再加上西方领导人缺乏足够的世界眼光与大国担当，这使得欧洲陷入多重危机的泥潭之中。社会上的失范是指涂尔干意义上的失范，即一种对个人的欲望和行为的调节缺少规范、制度化程度差而丧失整合的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失范是病态的，是外在的和约束性的道德控制的离散。政治上的失序主要指政治保守主义与伊斯兰化，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考虑今年德国大选与法国大选的不确定性、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等，一定程度上导致欧洲政治出现失序状况。体制上的失灵是指欧洲一体化的体制无法提供合法性基础与有效性政策，欧洲民众与欧盟成员国对欧盟机构与一体化逻辑的怀疑。统治者的失职是指缺乏拥有世界眼光、大国担当的领导者，将脱欧的议题交给民众来决定，这不符合西方政治制度的代议制传统。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精英与领导人只看眼前、只关注当前的选举，这使得当前欧洲缺乏丘吉尔、戴高乐那种类型的领导人。
《领导文萃》：中欧合作面临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在欧洲面临多重危机与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如何与欧洲开展合作，或者说中国在处理中欧关系时的战略重心何去何从？ 黄平：处理中欧关系，我们也应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我们一直倡导互利共赢，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倡导这个理念。从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到1974年邓小平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强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再到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都强调互利共享、改革促和平、改革求合作等内容。在中欧关系上，我们谈的“一带一路”合作，“16 1”合作，四大伙伴关系等，都是想通过合作实现共赢。但是欧洲疲于应对眼前的各种危机与挑战，欧洲无心无力与中国讨论合作。这一方面是因为欧盟领导人刚换届，欧洲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领导人都刚上任，并未掌握足够的权力制定与执行相关政策。就一般而言，当某一个国家越有问题，越应该同舟共济，越应该同甘苦，越应该合作。欧洲现在陷入危机泥潭，但并未与中国进行足够多的合作。这可能由于欧洲挑战太多、问题太多，包括治理能力、体制设计。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第一次未出台联合声明，这也说明欧洲在上面提到的5 1危机的影响下，无法有效与中国对话。但是也有好的一些方面，比如說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参与了中国主导的一些地区性制度，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对中欧关系未来的发展而言，“一带一路”（主要指16 1合作）是抓手，四大伙伴关系是框架，互利共赢是原则。中欧关系不像中美关系、中日关系那样。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但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战略竞争在加剧，还包括美国对台湾的暧昧态度。中日关系在领土上存在争端、历史战争记忆以及东亚格局中“一山不容二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都不具有中欧关系的优势。中欧之间没有直接的主权、领土和地缘政治的纠纷。中欧都有着悠久的文明。中欧都是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中欧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可以有很多合作、互补和相互借鉴的地方。中欧是重要的战略伙伴。中欧关系的共性要大于相互之间的差异。欧洲是发达的经济体，它的社会发展程度、文化教育程度、科技创新和管理水平总的说来都高于我们。而中国是正在进一步改革开放、更加可持续发展、日益实现中国梦的大国，所以，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和合作空间。
中国在处理中欧关系时，既要重视区域合作，也要回到双边。只跟欧盟打交道，很难达成中国的利益诉求，比如说市场经济地位、BIT谈判等。如果中国转向双边关系，跟欧盟成员国打交道的话，一些问题就有可能解决，比如说英国脱欧后，中国与英国签署自贸区协议，中国与瑞士签订自贸区协定等。区域合作包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16 1”合作平台是中欧关系的重要平台，还包括中国与南欧、北欧等区域的合作。在“一带一路”（主要指16 1合作）作为抓手，四大伙伴关系作为框架，互利共赢作为原则的前提下，中国先一个一个地做，不能着急。这个渠道可能是经贸合作、投资、人文交流等。在这个过程中，不一定是宣传中国，更重要的是让欧洲理解中国，认识中国。考虑到欧洲国家及其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不多，认识比较肤浅，中国应重视认知上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欧洲的合作不可能在一年内、两年内见到成效，我们更需要有战略定力、战略冷静，不能急，中欧关系的基本面是可以稳得住的。
中欧之间的文明互鉴，不仅是发展层面，还包括四个全面层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例，至少欧洲模式、莱茵模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都有较好的经验，以及发展与分配、发展与福利、增长与保障等协调处理的经验，再加上绿色、发展、可持续等，更有合作的空间。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例，改革不是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自由市场改革，也有欧洲的改革，欧洲也正面临着改革，比如欧陆国家的社会市场改革，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福利国家等。这使得我们不仅只能学习美式模式、日式模式，还能了解与学习欧洲模式。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例，欧洲的法治、公民权利保障、权利与责任的平衡、法律意识等方面比美国、日本做得都好，这也为中国与欧洲合作提供了可能。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例，欧洲的反腐经验、政党政治也值得中国借鉴。中国与欧洲的党际交流是开展最多，也是较为成熟的，包括处理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这对中国共产党既能执政、又能与时俱进，既能率领我们发展经济、又具有先进性，具有重要意义。
文明互鉴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中国要把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故事传播到欧洲，这个层面的提升空间还很大。另一方面，欧洲既是现代化的先行之地，也是中国重要的知识来源、文化来源与借鉴来源。互鉴的要害是，欧洲认为他们具有优越性，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近代以来，中欧关系是以西方（主要是欧洲）文化为主导。在当前情况下，不是谁当老师谁当学生，不是谁正确谁错误，中国与欧洲是互鉴。两个集团可以跨文化交流，而不是文化间的对话。现在的文明互鉴需要有一场类似启蒙时代初期的潮流，如莱布尼茨强调的把欧洲从黑暗中世纪挽救出来，启蒙不是教育而是把我们自己的心灵照耀。当时欧洲重要的参考系是中国，但是很快被错过了，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欧洲中心论等中断了。经过300年的发展，中欧关系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欧可以平等对话交流，孕育出互补性的文化。中国的合作共赢、中庸之道、和谐、阴阳关系、治国平天下等理念、方式可以通过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讲出去，传播出去。
中美欧大三边关系与
国际格局
《领导文萃》：随着欧洲陷入危机与挑战，我们不能就欧洲看欧洲，就欧洲談欧洲，就中欧关系谈中欧关系，更应该放在世界格局的全局来考虑。可以看出，当前的世界格局处于变动之中。请您谈谈世界格局变化有几种可能性？中美欧大三边关系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又是什么？
黄平：总体来说，原有的国际关系处于重建过程中。世界进入新一轮的变动，充满不确定性。虽然，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是民族国家，诸多国际公约、国际合作是民族国家间达成的，但现在全球舞台上的行为体不仅是民族国家，还有各种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恐怖组织等，穿插着各种跨国家的合作。比如说，部分经济议题可以在达沃斯论坛召开期间达成共识。这就导致国际同盟、国际伙伴关系处在重组过程中。比如美欧跨大西洋同盟、美日同盟、美澳同盟都处于变动中，中国也积极建立多种伙伴关系。国际秩序在重塑过程中，冷战秩序、美国治下的秩序、弱肉强食的秩序、零和博弈的秩序现在不灵了，也没法应对当前的国际问题，这就更需要思考世界格局的未来秩序。 世界格局在重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可能。比如说美国霸权地位继续存在，中美博弈，中美欧三足鼎立，中美欧 3，中美欧3 3，无序世界或失序世界。具体来说，首先，中美博弈。中美博弈是当前美国学者提出的G2、中美概念下的格局状态，体现为战略对冲，“接触 遏制”政策。博弈不一定是对抗，更不意味着战争，中国与美国在经贸、社会、文化等层面的互动可能会中和安全等领域的对峙，中国与美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存在博弈，也能够互利。第二，中美欧三足鼎立。中美欧三足鼎立是国际格局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考虑到欧洲，特别是欧盟，在全球经济、文化、气候等领域的重要地位，欧洲可作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环。从世界力量的现实对比和发展潜力来考虑，谁轻视欧洲、轻视欧盟，谁难免误判、难免受损。亚洲、北美、欧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区域，亚洲的潜力最大，但欧洲的整合程度、现代性与启蒙的先驱仍是其他区域短时期无法赶超的。北美、亚洲、欧洲（美国、中国、欧盟）的大三边关系是国际格局的基本盘，三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如何协调、竞争、合作、博弈，是当今及以后一段时期国际格局的重要维度。第三，中美欧 3格局。中美欧大三边关系是国际格局的基本面，但是俄罗斯、印度、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也是重要的战略行为体，中美欧 3的格局更具有主导性的特点。俄罗斯作为一个具有独立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大国，将会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变动。因为俄罗斯在战略上东移或西向对中美欧大三边的基本面会产生影响。印度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地缘大国，也仍会对中美欧大三边关系产生影响。日本曾经作为亚洲经济领头羊、世界经济前几位达数十年，也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更是中国在亚洲的竞争对手，日本的战略取向也将会影响到中美欧大三边关系。中美欧 3的格局是当今多极化世界的写照。第四，中美欧 3 3格局。中东、拉美、非洲虽然不是以国家的形态，但是作为某一个整体区域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不容小觑，这就是中美欧 3 3格局。中东、拉美、非洲的变化足以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变动与发展。
在多极格局中，我们缺乏一种达成共识的、可遵守的秩序，这就容易出现一个无序或失序的世界格局。“无序世界”（G0）也许是更有可能的情形，既不是G20，也不是G7，在这个秩序中旧的秩序不灵，新的秩序尚未建构，呈现出半无序的、混沌的、不确定的、充满风险的状态。一方面新的秩序需要较长时间去磨合，另一方面行为体的复杂多样，以及新科技的发展等均不利于秩序的构建。国际关系中的某一细微小事，可能会引发国际社会的变化，就如“蝴蝶效应”。当国际社会中增加一个行为体或者一个变量，国际社会的复杂性就增多好几倍。现在国际社会的行为体不仅包括民族国家，还有其他非政府、非国家力量的存在，这可能使得世界会经历一段较长的无序或失序时期，这种不确定性与混沌状态可能作为一种常态，反而会蕴含着机遇。国际格局的目标是可以期待的，即朝着和平、安全、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国际格局发展。这种世界秩序可能是在动态平衡中确立，而不是永远静态或不变的。当有了目标之后，具体的途径可以是合作、对话、谈判、协商等，而不是一厢情愿、一国主导，应是多方协调与合作。
《领导文萃》：鉴于世界格局处于多种可能与变动的时期，各种秩序之间存在重合的或相互挑战的内容，中国本身也处于全面改革的阶段。请您谈谈中国如何来应对这种世界格局的秩序变迁？
黄平：我们不能就单一国家、单一区域来观察、来研究，更需要从全球眼光与中国视角来思考如何应对当前的国际格局变动。欧洲面对的问题，包括社会老龄化、人口流动、信息分享、政治再民主化、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气候变化，都不再只是哪个局部或区域的问题。世界层面的贫困、经济社会不平等、多样化追求与核心价值固守之间的张力，都已经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面临的共同挑战。除此之外，各个国家的规模大小、文化传统、体制机制、发展水平、地缘环境各不相同，各个国家的战略诉求、治理目标也有轻重缓急之分。一方面要继续尊重各国的主权和各自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考虑到各国社会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不寻求整齐划一的设想和普世归一的妄想。
在国际格局充满变动与不确定的时间段，我们更需要战略选择和战略定力，这是在准确判断形势后主观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必须要坚持稳健的外交战略，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又要看准了再做，调研在先。如果没有研究与调研，就开展各种项目合作，金钱投进去了，不用说政治，连经济层面上都是亏的。这里有几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坚持和平发展，既是作为我们的道德高度、制度性質所决定的选项，也是当今时代和世界大势的客观要求；坚持互利共赢的理念，中国遵循新的义利观，以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开展外交政策，而不是零和博弈逻辑，既保证中国的发展，又带给其他国家的發展，既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继续创新开放，“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是国际社会的创新。虽然我们已经探索数十年，这一创新原则我们更应坚持，这既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源于我们的“四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创新之路更需要开放，更需要包容与共享，不仅要互相学习、吸收借鉴，还要积极传播，不仅面向西方世界，还要向全世界开放。包容与共享、开放与传播不能没有立场。这更需要我们站稳立场，坚守底线。我们要坚持国家利益的立场，也就是把人民幸福、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统一融合的立场。在此立场基础上，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稳定是全世界国家与群体共同遵守的原则。世界格局无论是何种走势，和平与安全是大前提，发展与繁荣是总目标，稳定与公平是最底线，这些都需要各国人民共同来维护。
中欧关系发展脉络
《领导文萃》：中欧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心之一，您如何看待中欧关系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当我们谈论中欧关系时，有哪几个层面的外交关系？哪一层面的外交关系是当前中国最倚重的？
黄平：中欧关系蕴含着几个层面，包括国别层面、次区域层面、欧盟层面。这几个层面是相互补充的、互相嵌套的。具体而言，所谓国别层面，就是欧洲国家，特别是大国。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是逐步推进的。有些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比如说，1954年，中国与英国建立代办级的外交关系。1964年，中国与法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恢复在聯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成为常任理事国之一，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才全面建立起来。从1971年到1973年，中欧关系进入正轨，中国和欧洲国家几乎都建立了外交关系。近些年，中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发展较快，比如中国与德国建立全方位伙伴关系，中国与英国建立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法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外，中国与欧洲中型国家也有较好发展，比如瑞士就已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与瑞士签订两国自由贸易初步协议。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由国家领导人主推的，如建国初期，毛泽东、周恩来积极推动中国与欧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也积极开展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随着双边伙伴关系的建立，习近平主席也多次访问欧洲国家，加快开展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在次区域层面，主要是欧共体、中欧与东欧等次区域。中东欧区域是苏联的组成部分，中东欧区域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可追溯到建国初期，当时，中国与苏联（包括中东欧区域）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曾有较为紧密的互动关系。现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有“16 1”的合作平台，成为中国与欧洲关系的主要沟通交流平台之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对中欧关系的有益补充，有利于中欧共建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在欧盟层面，主要是指欧盟主要机构。中国与欧盟关系的最近发展体现在全面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推进建设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2016年6月，欧盟（委员会）出台了《对华新战略要素》的战略文件，规划了未来5年的中欧关系，指出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缔结的可能性，并加强中国与欧盟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进一步合作与发展伙伴关系。这是继2006年欧盟委员会又一份对华战略文件，反映了中欧双方地位的变化与国际政治社会的演变，并通过新的政策文件反映中欧关系的新需求。
总体来看，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中欧关系中最实在、最全面、最接地气的一个层面。这不仅包括政治安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还包括中国与欧洲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考慮到英国与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与英国、法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与协调是主流的，特别是在气候治理、反恐合作等领域。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双边关系在应对问题时很及时，沟通程度也较高。双边层面的中国与成员国外交关系、次区域层面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外交关系以及区域层面的中国与欧盟外交关系，是中欧关系的一体三面，是互不矛盾的、互相补充的、互相促进的。当中国与欧洲大国关系处理好时，就将促进中国与欧盟关系的开展；当中国与欧盟关系较好时，也将促进中国与欧洲国家关系的发展。
《领导文萃》：通过回顾中欧关系的历程，我们发现中欧关系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中欧关系的主要挑战包括哪些？
黄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欧洲均经历长足与显著的变化，两个远邻伴随着经济往来，关系逐渐密切。中国与欧盟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新生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与地区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全球治理议题与地区稳定与发展领域。中欧越来越意识到双方的潜在互利性，重视双方的合作与伙伴关系。随着欧盟自身的制度变革，中国在国际社会实力的提升，以及国际社会的变迁，这三重维度都影响着欧盟对华认知及政策，将引导欧盟对华政策更趋于理性。
中欧关系的发展也存在着诸多磕磕碰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集中体现在武器禁运与市场经济地位上。当然还有诸如在涉及人权、贸易投资等议题上。总的来说，这主要由中国与欧洲在政治体制、文化理念、历史过程、发展阶段与道路的不同导致的。在对华政策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议题对中国采取不同的路径、政策与立场，比如说某些经贸关系较好的国家，投资较好的国家，人文交流较密切的、旅游者蜂拥而至的国家，在某些议题上又对中国进行批评，如人权、西藏、普世价值、民主等议题上中欧就存在分歧。但是很多时候，并非是某一欧洲国家的政府层面针对中国，可能是该国的非政府组织、媒体、社会组织、反对党等对中国某些议题进行质疑或责难。
中国与欧盟关系主要有两大议题，即武器禁运与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打算首先解决武器禁运问题，然后再解决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在武器禁运问题上，江泽民、胡锦涛就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到美国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超过欧洲本身发挥的影响，我们并未将武器禁运作为中欧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所以，我们将武器禁运问题作为中欧关系中的象征性议题。但是在法国总统希拉克、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任期间，曾试图将对华武器禁运问题提出解禁提议，但是后来因为美国的阻挠，中欧并未将武器解禁问题解决。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2016年5月，欧洲议会曾做出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决议，认为中国不属于市场经济体，反对单方面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2016年12月11日的时间节点，即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规定第三国替代方法应在中国入市之日后15年终止来临之后，欧洲仍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反而打算用新的标准、新的法律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为中欧经贸关系蒙上了阴影。除了上面两大议题，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也不像我们想象的进展那么顺利，这既与双方的政治体制、发展阶段、双方的认知、双方的利益考量不同有关，也与美国的作用有一定关系，更与欧盟面临的多重挑战与危机态势有较大关系。 欧洲危机的反思
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领导文萃》：从欧债危机开始，欧洲就深陷危机泥潭，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一个挑战接着一个挑战，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问题都困扰着欧洲，不仅对欧盟组织机构还对欧洲国家带来诸多挑战。您能否具体谈一下这些危机与挑战以及这些危机与挑战的核心是什么？
黄平：当前欧洲的主要危机是“5 1”危机，包括欧债危机、地缘政治的紧张、恐怖主义威胁、难民危机、脱欧危机，以及欧洲一体化危机。具体而言，一是欧债危机。2008年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蔓延到欧洲，给欧洲带来极大挑战。经济危机在欧洲体现为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危机等形式。欧洲一体化的重要领域是货币领域，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但是欧盟并无统一的、欧洲意义上的财政预算与央行，这就使得欧盟在应对欧债危机的政策与抓手较少，欧洲仍受到危机的牵制，也使得欧洲原有面临的老龄化问题与就业问题等雪上加霜。二是地缘政治紧张。冷战结束之后，冷和平到真和平在歐洲出现。但是乌克兰危机与克里米亚归属问题，这多多少少超出了欧洲的想象与预期，使得欧洲又一次处于地缘政治紧张的前台。这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欧洲第一次又面临地缘政治緊张的局势。一方面，欧洲与俄罗斯的制裁与反制裁对欧洲产生了紧张态势；另一方面，随着北约部署导弹、北约军事演习等活动，也使得中东欧国家处于战略对峙的前沿。三是恐怖主义危机。“9·11”事件之后，欧洲成为恐怖主义多发的地点，恐怖主义袭击此起彼伏，从巴黎到布鲁塞尔再到柏林，恐怖主义成为笼罩在欧洲民众头上的一片乌云。众所周知，欧洲是一个不设防的大陆，它基于申根签证的便利，以及欧洲内部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的多元主义格局。虽然恐怖主义的冲击没有其他危机严重，但恐怖主义危机从制度上、技术上、人力上并未得到解决，恐怖主义袭击的不确定性将继续威胁到欧洲的安全。四是移民与难民危机。欧洲一直是非洲、发展中国家、中东等地区的移民目的国，特别是知识精英与财富大亨群体移民至欧洲。同时，非法移民也一直是欧洲面临一个问题。近年来移民与难民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既跟非洲的战乱、经济有关，也与中东乱局有关。尽管移民与难民是两个概念，但各类移民与难民的涌入影响到欧洲的应对能力，特别是考虑到大量难民还持续涌入欧洲，配额与分配问题成为欧洲国家面临的困难之一。五是脱欧危机。作为一个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大国、欧盟的支柱国家，英国脱欧超出精英们的理性算计与想象，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真正挑战了欧洲一体化的逻辑。虽然现在还未开启脱欧谈判，但是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已经声称要硬脱欧，彻底离开欧洲单一市场。英国脱欧带来的后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其一，对英国而言有利弊两方面，在GDP、人口、金融、教育、出版等层面上，英国是一个大国。如果脱欧，英国可以成为全球性的英国，而不是欧洲的英国。但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是否举行“是否留在英国”的公投仍是个未知数，这使得英国在政治上有走向分裂的可能。其二，脱欧的连锁反应较大，虽然英国与欧盟一直面和心不和，但后续不确定性较大，原先打算加入欧元区、申根区的国家现在也表现出较大的迟疑。其三，脱欧对一体化、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在制度层面上，还体现在心理层面上、认同层面上、行为层面上，使有些欧洲国家也不想在欧盟制度框架下行动。六是治理能力挑战。欧盟作为一个机制、体制、超越国家的区域性组织，曾是走在国际社会一体化的前列。它是欧洲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至欧盟超国家机构的区域性组织，但是现在的治理能力很低、效率极差、官僚化严重，以至于民众对一体化的正当性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去全球化不代表着区域化，欧盟面临着非区域化与去全球化的双重压力，超过精英们的理性算计，并结构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基本格局。
一体化不仅仅是疆域的扩大，更包括制度、经济、金融、货币、标准等领域变革的深化。欧洲在推动一体化的过程中，还要加快领土的扩大，但一体化的速度慢于领土扩大的速度，欧洲一体化面临着诸多挑战。西方领导人眼前的挑战已经多到只能顾及眼前，无暇应对世界格局、天下大势问题。经过三百多年，欧洲国家已经是中等发达以上国家，连中东欧16国都已属于中等发达国家。在富裕之后，欧洲面临的“5 1”危机，使得欧洲国家与欧盟机构都面临各种挑战，这既是对欧洲一体化的挑战，也是对一体化背后欧洲治理理念的挑战。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将对欧洲带来双重冲击。在安全层面，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主体机构是北约，特朗普强调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及费用，其冲击最大的不是日本与韩国，而是北约与欧洲国家，它将会冲击到欧洲安全架构。在经济层面，跨大西洋经贸关系最新内容是TTIP谈判，特朗普一上台就立即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如今TTIP谈判的前景也堪忧。
总的来说，世界进入新一轮的变动，充满着不确定性。在欧洲，具体表现为社会上的失范、政治意义上的失序、安全上的失控、体制上的失灵、统治者的失职。具体来说，政治保守主义，再加上西方领导人缺乏足够的世界眼光与大国担当，这使得欧洲陷入多重危机的泥潭之中。社会上的失范是指涂尔干意义上的失范，即一种对个人的欲望和行为的调节缺少规范、制度化程度差而丧失整合的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失范是病态的，是外在的和约束性的道德控制的离散。政治上的失序主要指政治保守主义与伊斯兰化，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考虑今年德国大选与法国大选的不确定性、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等，一定程度上导致欧洲政治出现失序状况。体制上的失灵是指欧洲一体化的体制无法提供合法性基础与有效性政策，欧洲民众与欧盟成员国对欧盟机构与一体化逻辑的怀疑。统治者的失职是指缺乏拥有世界眼光、大国担当的领导者，将脱欧的议题交给民众来决定，这不符合西方政治制度的代议制传统。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精英与领导人只看眼前、只关注当前的选举，这使得当前欧洲缺乏丘吉尔、戴高乐那种类型的领导人。
《领导文萃》：中欧合作面临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在欧洲面临多重危机与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如何与欧洲开展合作，或者说中国在处理中欧关系时的战略重心何去何从？ 黄平：处理中欧关系，我们也应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我们一直倡导互利共赢，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倡导这个理念。从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到1974年邓小平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强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再到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都强调互利共享、改革促和平、改革求合作等内容。在中欧关系上，我们谈的“一带一路”合作，“16 1”合作，四大伙伴关系等，都是想通过合作实现共赢。但是欧洲疲于应对眼前的各种危机与挑战，欧洲无心无力与中国讨论合作。这一方面是因为欧盟领导人刚换届，欧洲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领导人都刚上任，并未掌握足够的权力制定与执行相关政策。就一般而言，当某一个国家越有问题，越应该同舟共济，越应该同甘苦，越应该合作。欧洲现在陷入危机泥潭，但并未与中国进行足够多的合作。这可能由于欧洲挑战太多、问题太多，包括治理能力、体制设计。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第一次未出台联合声明，这也说明欧洲在上面提到的5 1危机的影响下，无法有效与中国对话。但是也有好的一些方面，比如說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参与了中国主导的一些地区性制度，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对中欧关系未来的发展而言，“一带一路”（主要指16 1合作）是抓手，四大伙伴关系是框架，互利共赢是原则。中欧关系不像中美关系、中日关系那样。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但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战略竞争在加剧，还包括美国对台湾的暧昧态度。中日关系在领土上存在争端、历史战争记忆以及东亚格局中“一山不容二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都不具有中欧关系的优势。中欧之间没有直接的主权、领土和地缘政治的纠纷。中欧都有着悠久的文明。中欧都是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中欧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可以有很多合作、互补和相互借鉴的地方。中欧是重要的战略伙伴。中欧关系的共性要大于相互之间的差异。欧洲是发达的经济体，它的社会发展程度、文化教育程度、科技创新和管理水平总的说来都高于我们。而中国是正在进一步改革开放、更加可持续发展、日益实现中国梦的大国，所以，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和合作空间。
中国在处理中欧关系时，既要重视区域合作，也要回到双边。只跟欧盟打交道，很难达成中国的利益诉求，比如说市场经济地位、BIT谈判等。如果中国转向双边关系，跟欧盟成员国打交道的话，一些问题就有可能解决，比如说英国脱欧后，中国与英国签署自贸区协议，中国与瑞士签订自贸区协定等。区域合作包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16 1”合作平台是中欧关系的重要平台，还包括中国与南欧、北欧等区域的合作。在“一带一路”（主要指16 1合作）作为抓手，四大伙伴关系作为框架，互利共赢作为原则的前提下，中国先一个一个地做，不能着急。这个渠道可能是经贸合作、投资、人文交流等。在这个过程中，不一定是宣传中国，更重要的是让欧洲理解中国，认识中国。考虑到欧洲国家及其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不多，认识比较肤浅，中国应重视认知上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欧洲的合作不可能在一年内、两年内见到成效，我们更需要有战略定力、战略冷静，不能急，中欧关系的基本面是可以稳得住的。
中欧之间的文明互鉴，不仅是发展层面，还包括四个全面层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例，至少欧洲模式、莱茵模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都有较好的经验，以及发展与分配、发展与福利、增长与保障等协调处理的经验，再加上绿色、发展、可持续等，更有合作的空间。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例，改革不是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自由市场改革，也有欧洲的改革，欧洲也正面临着改革，比如欧陆国家的社会市场改革，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福利国家等。这使得我们不仅只能学习美式模式、日式模式，还能了解与学习欧洲模式。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例，欧洲的法治、公民权利保障、权利与责任的平衡、法律意识等方面比美国、日本做得都好，这也为中国与欧洲合作提供了可能。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例，欧洲的反腐经验、政党政治也值得中国借鉴。中国与欧洲的党际交流是开展最多，也是较为成熟的，包括处理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这对中国共产党既能执政、又能与时俱进，既能率领我们发展经济、又具有先进性，具有重要意义。
文明互鉴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中国要把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故事传播到欧洲，这个层面的提升空间还很大。另一方面，欧洲既是现代化的先行之地，也是中国重要的知识来源、文化来源与借鉴来源。互鉴的要害是，欧洲认为他们具有优越性，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近代以来，中欧关系是以西方（主要是欧洲）文化为主导。在当前情况下，不是谁当老师谁当学生，不是谁正确谁错误，中国与欧洲是互鉴。两个集团可以跨文化交流，而不是文化间的对话。现在的文明互鉴需要有一场类似启蒙时代初期的潮流，如莱布尼茨强调的把欧洲从黑暗中世纪挽救出来，启蒙不是教育而是把我们自己的心灵照耀。当时欧洲重要的参考系是中国，但是很快被错过了，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欧洲中心论等中断了。经过300年的发展，中欧关系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欧可以平等对话交流，孕育出互补性的文化。中国的合作共赢、中庸之道、和谐、阴阳关系、治国平天下等理念、方式可以通过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讲出去，传播出去。
中美欧大三边关系与
国际格局
《领导文萃》：随着欧洲陷入危机与挑战，我们不能就欧洲看欧洲，就欧洲談欧洲，就中欧关系谈中欧关系，更应该放在世界格局的全局来考虑。可以看出，当前的世界格局处于变动之中。请您谈谈世界格局变化有几种可能性？中美欧大三边关系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又是什么？
黄平：总体来说，原有的国际关系处于重建过程中。世界进入新一轮的变动，充满不确定性。虽然，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是民族国家，诸多国际公约、国际合作是民族国家间达成的，但现在全球舞台上的行为体不仅是民族国家，还有各种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恐怖组织等，穿插着各种跨国家的合作。比如说，部分经济议题可以在达沃斯论坛召开期间达成共识。这就导致国际同盟、国际伙伴关系处在重组过程中。比如美欧跨大西洋同盟、美日同盟、美澳同盟都处于变动中，中国也积极建立多种伙伴关系。国际秩序在重塑过程中，冷战秩序、美国治下的秩序、弱肉强食的秩序、零和博弈的秩序现在不灵了，也没法应对当前的国际问题，这就更需要思考世界格局的未来秩序。 世界格局在重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可能。比如说美国霸权地位继续存在，中美博弈，中美欧三足鼎立，中美欧 3，中美欧3 3，无序世界或失序世界。具体来说，首先，中美博弈。中美博弈是当前美国学者提出的G2、中美概念下的格局状态，体现为战略对冲，“接触 遏制”政策。博弈不一定是对抗，更不意味着战争，中国与美国在经贸、社会、文化等层面的互动可能会中和安全等领域的对峙，中国与美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存在博弈，也能够互利。第二，中美欧三足鼎立。中美欧三足鼎立是国际格局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考虑到欧洲，特别是欧盟，在全球经济、文化、气候等领域的重要地位，欧洲可作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环。从世界力量的现实对比和发展潜力来考虑，谁轻视欧洲、轻视欧盟，谁难免误判、难免受损。亚洲、北美、欧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区域，亚洲的潜力最大，但欧洲的整合程度、现代性与启蒙的先驱仍是其他区域短时期无法赶超的。北美、亚洲、欧洲（美国、中国、欧盟）的大三边关系是国际格局的基本盘，三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如何协调、竞争、合作、博弈，是当今及以后一段时期国际格局的重要维度。第三，中美欧 3格局。中美欧大三边关系是国际格局的基本面，但是俄罗斯、印度、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也是重要的战略行为体，中美欧 3的格局更具有主导性的特点。俄罗斯作为一个具有独立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大国，将会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变动。因为俄罗斯在战略上东移或西向对中美欧大三边的基本面会产生影响。印度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地缘大国，也仍会对中美欧大三边关系产生影响。日本曾经作为亚洲经济领头羊、世界经济前几位达数十年，也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更是中国在亚洲的竞争对手，日本的战略取向也将会影响到中美欧大三边关系。中美欧 3的格局是当今多极化世界的写照。第四，中美欧 3 3格局。中东、拉美、非洲虽然不是以国家的形态，但是作为某一个整体区域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不容小觑，这就是中美欧 3 3格局。中东、拉美、非洲的变化足以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变动与发展。
在多极格局中，我们缺乏一种达成共识的、可遵守的秩序，这就容易出现一个无序或失序的世界格局。“无序世界”（G0）也许是更有可能的情形，既不是G20，也不是G7，在这个秩序中旧的秩序不灵，新的秩序尚未建构，呈现出半无序的、混沌的、不确定的、充满风险的状态。一方面新的秩序需要较长时间去磨合，另一方面行为体的复杂多样，以及新科技的发展等均不利于秩序的构建。国际关系中的某一细微小事，可能会引发国际社会的变化，就如“蝴蝶效应”。当国际社会中增加一个行为体或者一个变量，国际社会的复杂性就增多好几倍。现在国际社会的行为体不仅包括民族国家，还有其他非政府、非国家力量的存在，这可能使得世界会经历一段较长的无序或失序时期，这种不确定性与混沌状态可能作为一种常态，反而会蕴含着机遇。国际格局的目标是可以期待的，即朝着和平、安全、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国际格局发展。这种世界秩序可能是在动态平衡中确立，而不是永远静态或不变的。当有了目标之后，具体的途径可以是合作、对话、谈判、协商等，而不是一厢情愿、一国主导，应是多方协调与合作。
《领导文萃》：鉴于世界格局处于多种可能与变动的时期，各种秩序之间存在重合的或相互挑战的内容，中国本身也处于全面改革的阶段。请您谈谈中国如何来应对这种世界格局的秩序变迁？
黄平：我们不能就单一国家、单一区域来观察、来研究，更需要从全球眼光与中国视角来思考如何应对当前的国际格局变动。欧洲面对的问题，包括社会老龄化、人口流动、信息分享、政治再民主化、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气候变化，都不再只是哪个局部或区域的问题。世界层面的贫困、经济社会不平等、多样化追求与核心价值固守之间的张力，都已经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面临的共同挑战。除此之外，各个国家的规模大小、文化传统、体制机制、发展水平、地缘环境各不相同，各个国家的战略诉求、治理目标也有轻重缓急之分。一方面要继续尊重各国的主权和各自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考虑到各国社会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不寻求整齐划一的设想和普世归一的妄想。
在国际格局充满变动与不确定的时间段，我们更需要战略选择和战略定力，这是在准确判断形势后主观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必须要坚持稳健的外交战略，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又要看准了再做，调研在先。如果没有研究与调研，就开展各种项目合作，金钱投进去了，不用说政治，连经济层面上都是亏的。这里有几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坚持和平发展，既是作为我们的道德高度、制度性質所决定的选项，也是当今时代和世界大势的客观要求；坚持互利共赢的理念，中国遵循新的义利观，以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开展外交政策，而不是零和博弈逻辑，既保证中国的发展，又带给其他国家的發展，既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继续创新开放，“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是国际社会的创新。虽然我们已经探索数十年，这一创新原则我们更应坚持，这既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源于我们的“四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创新之路更需要开放，更需要包容与共享，不仅要互相学习、吸收借鉴，还要积极传播，不仅面向西方世界，还要向全世界开放。包容与共享、开放与传播不能没有立场。这更需要我们站稳立场，坚守底线。我们要坚持国家利益的立场，也就是把人民幸福、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统一融合的立场。在此立场基础上，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稳定是全世界国家与群体共同遵守的原则。世界格局无论是何种走势，和平与安全是大前提，发展与繁荣是总目标，稳定与公平是最底线，这些都需要各国人民共同来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