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宫泰彦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位日本历史学者，他所著的《中日交通史》，早在五十年前就在我国译成汉文出版。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就是当年《中日交通史》的修订本。
　　近百年来，日本出版了几十种综合性的中日关系史著作，可是像木宫泰彦这部著作那样，经过半个世纪左右而仍然受到读者欢迎、重视的却并不多，由此也可以看到本书在学术上的价值。我国过去译述其原本，现在又出版其修订本的原因也在这里。
　　《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日交通史》)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也是使本书值得重视的原因，就是其资料性极强，特别是宋以后来往于两国间僧倡的史料，远非他书所能及。谈到两国关系史时，忽略了缁徒的往来，就无法正确地了解其全部历史，尤其在元朝两国政府间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根本没有公的来往可说，民间往来，主要是僧侣间的交往；如果没有他们，那么仓时代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恐怕将是另一个样子。研究十二、三世纪以后中日两国间的相互关系和文化、生活上的影响，不把重点放在佛徒方面是不行的。日本学者的著作中，类多提到了这一点，但能象本书那样全面的，则属仅见。
　　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和日本的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时，中国的工商业已相当发达，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要求海外市场，而当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也完全可以满足此项要求。郑和下西洋虽然没有到日本，但和日本的贸易，却在朝贡名义下进行得十分频繁；这种朝贡贸易开始时是一种从政策考虑的不等价贸易，满足了以足利幕府为代表的日本上层统治阶层生活上的需要。因此他们甘居下国，甚而在入明表上具名《臣日本国王》，奉明朝正朔，而为后世日本史家所批评。后来由于附带商品过多，使团成员又夹杂有大量商人；明朝国力也已日衰，致对“贡品”给价远不如昔，引起日本使者的不满，要求增价。随着这种朝贡贸易(本书中袭用日本方面的勘合贸易这名词)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也大量移植到日本，同时日本文化，特别在某些工艺品的制作(例如日本刀的冶炼、螺钿、折扇制作的工艺等)也传到中国，形成文化交流(当然并不是从这时候才开始的，但过去没有这样盛)。这种历史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珍视的。本书在这方面谈得很详尽，足供研究两国关系史者参考。
　　有关明末清初两国间的交往，过去日本学者中谈得也不多，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可据的史料不多，再加上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史学家中不少人存在着“皇国史观”的思想，不愿谈这一段锁国以后还深受中国影响的史实，因此在二次大战前日本学术界，除了出版过个别学者的有关著述外，很少见到有以这段时间为主的两国关系史。本书原本谈得也不多，修订出版时，日本国内已不再存在这种忌讳、禁区，有关史料也陆续有所公布，而很遗憾的是作者却没有据以增补，使明末清初部分仍以旧面目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件不足的事。
　　《日中文化交流史》基本上是过去《中日交通史》的修订本(新著虽增加了一些资料，尤其在宋、元、明三朝，比旧著要充实，但在结构篇章上，大体没有什么变动)。旧著二十四章，而新著二十二章，取消了二章；同时也合并、改写和取消了个别节段。从其所取消的章节内容看来，大概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其实，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一本历史著作来说，这样的考虑完全没有必要。历史毕竟是过去的陈迹，今天我们不仅应该，而且也需要从这些不愉快的史实中汲取教训，以保证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
　　修订本保存了本书特点之一的“往来年表”，并且有所增补。这年表不但罗列了史实，而且还记述其出处，因此使后学者十分便利；特别是作者利用了不少僧籍和家谱，范围之广在日本学者中也是少见的。
　　木宫氏是个资产阶级的学者，因此我们不能用我们今天的立场、观点来要求他。但就是这样，本书也是有些很明显缺点的，例如：
　　在谈到遣唐使时，说：“只是作为祖传的成规，完成任务而已。”(译本75页，以下页码均指胡锡年译本页码。)对后期留唐学生留学期间，所以缩短的原因，说一由于不难找到便船；二由于(当时在唐)可以吸收的，均已吸收。(154页)这样提，显然是片面的。其实主要是由于日本方面社会的不安和经济的衰退。
　　他对入宋日僧，说被当时宋朝理解为方物使；(266页)对然的献《王年代记》一事，又说成是他在赴宋之前，就准备好了，以夸耀日本那种“金瓯无缺的国体”(270页)。和对明代遣明使所携入明表中，用“臣日本国王源义满”等事的解释(519页)，斯波义将的反对(525页)，都不是从当时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环境和条件出发，而是受到“皇国史观”的影响，所作的解释，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象这样的缺点，本书中还有。尽管这样，他那种充分利用当时所能见的资料，严谨地证引分析，是值得我们引为他山之石的。我们，作为中国的历史学者，有我们的立场、观点和治学方法，在对待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上是不同于日本学者的。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我们自己的成果公诸于世，但我们是正在向这方向努力的。无论是在史料的整理，对待历史事件的处理上，都有我们自己的独特见解；而且在不久，就将有从邪马台国起，有关两国关系史的研究成果出现。即使这样，《日中文化交流史》的出版，作为我们借助、对照的镜鉴，仍然是有其深远意义的。特别是本书能历时五十年而不被淘汰这一点，也值得我们翻译出版。
　　五十年前，我国翻译出版时曾改题为《中日交通史》，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可以的。但是本书毕竟是出于日本学者之手，用日本人的立场和观点，根据的史料，绝大多数也是日本的；因此作为中日交通史来供中国读者利用、阅读，在今天条件下就不一定合适；这次修订本保存其原名《日中文化交流史》而没有改为《中日文化交流史》是有其用意的。至少可以说明，本书是日本学者的观点，并不是我国学者的。
　　胡锡年同志的译文，是作了不少推敲的，尤其因为原书中杂有不少古代日语和僧籍中的日本式汉语，要把它译成现代汉语，是要费些力的，而他却处理得很好。但也并不是尽善尽美了，有些词句，就没有《中日交通史》中那样简练，象“史籍中的入宋僧”，胡译作“名留史册的入宋僧”，就无此必要。此外还有些小地方也值得商榷。
　　在出版技术上，由于《日中文化交流史》是部八百页以上的巨著，所以其中不免有些前后用词不统一，排印不一致的地方，如“日中”“日华”、“仓”“镰仓”。这些虽只是小疵，不足为病，但也希望再版时能改正统一。此外，本书中表格很多，过去《中日交通史》因为是直排右开，所以还不感到多大不方便；可是现在横排而采用直式通栏，阅读时必需把书横过来，难免有些不便。希望以后尽可能将表格部份改成插页，或把表格中字体缩小，仍用横式通栏。
　　
　　(《日中文化交流史》，〔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年四月第一版，3.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