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后强:评判“后半篇文章”,话语权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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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项改革”是四川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先手棋、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招、深化基层治理改革的主抓手。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社科联主席李后强对这一话题持续关注。他曾撰文表示:“优化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推进村级建制调整改革,抓住了优化乡村资源结构、提高治理效能的基础。”“两项改革”现已进入后半阶段,日前,李后强接受廉政瞭望记者专访,畅谈他所理解的“后半篇文章”。
  谈目标:
  “后半篇文章”根本在于提升群众获得感
  廉政瞭望:怎么看“后半篇文章”瞄准的四大任务,检验“后半篇文章”成效的标准是什么?
  李后强:四川“两项改革”力度之大全国罕见。“前半篇文章”推进得比较顺利,形成了物理变化。但正如竞技运动一样,上半场通常旨在热身,下半场往往才决定胜负。“两项改革”是否真正可以催生化学反应,还得看“后半篇文章”做得怎么樣。从某种意义上讲,“后半篇文章”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后半篇文章”涉及的四项重点任务,跟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振兴”既全面贯通又独具特色。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质量、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治理效能,四者有机联系,就像化学反应所需的温度、湿度、压力、催化剂一样,缺一不可。这些任务都关乎民生,体现了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人民为中心。
  “两项改革”的本质是行政体制改革,是对基层权力范围和运行机制的一次调整。检验“后半篇文章”的成色,需要设置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但归根结底还是看群众满不满意。推动“前半篇文章”时,不少地方政府给群众许了诺,比如居住环境改善、办事更加方便、就业收入增加等,得到了广泛支持。这些承诺不能成了空头指标,多兑现一分,群众实惠多一分,“后半篇文章”的胜算也就增加一分。
  谈服务:
  既靠行政安排也应借助市场作用
  廉政瞭望:怎样保证“两项改革”之后公共服务效率不减,质量提升?
  李后强:过去四川的乡村设置长期存在数量多、规模小、分布密、实力弱的情况,公共服务开支大,服务半径小,效能不高。通过基层建制调整减量,大大降低了行政运行成本,可以集约资源打造更为优质的服务条件。
  部分乡村建制调整了,一些公共资产腾退了出来。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安排,适用的房屋可以作为村民或集体的生产用房,也可以保留过去的功能,继续为周边群众提供养老、医疗、寄递、休闲等服务,不能因为村的建制没了,公共服务也就离开了。
  目前一些地方采取了临时性措施,保证了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后群众办事不受影响。但要作长久打算,还是应该多管齐下,既要靠行政安排优化布局,扩充基层服务权限和能力,也要借助发挥市场作用,不断改善农村交通、通信条件,着眼用现代化的方式解决问题。
  谈治理:
  干部要有经营乡村的意识
  廉政瞭望:做好“后半篇文章”需要镇村干部队伍发挥什么作用?怎样解决建制调整后的融合问题?
  李后强:改革的顺利推进往往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干部队伍的稳定十分重要。“后半篇文章”攻坚阶段正逢基层全面换届,一批干部进行了流动,这可能会是一个变量。建议在调整相关干部的时候把握好节奏,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许多农村面临着“空心化”问题,农村干部队伍也出现了“空心化”。前些年我回老家,看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还在当团支部书记,可见很多基层组织已经名存实亡。选派年轻干部下乡是条重要途径,可优先选择本乡本土人,把“乡愁”化为用人策略。
  现在的乡村,从村民结构、组织形态乃至资源权属都同过去发生了很大改变,面临的发展任务也大不相同,对村干部的能力要求自然也高得多。现在不但需要管理乡村的能人,更需要经营乡村的能人,要懂得盘活各类资源,也要有闯劲。四川在农村改革方面有着良好传统,广汉金鱼公社、彭州宝山村的改革都曾闻名全国,现在搞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也需要那样的带头人,为改革树立榜样。
  除了干部外,还应注重发挥地方名人、乡贤的“稳压器”作用。一些乡村合并了,群众间难免会出现各种看法,甚至发生一些摩擦。名人乡贤带着村民互相走动,充分沟通,很多问题自然可以消弭,大家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
  谈发展:
  因地制宜打造“有根的产业”
  廉政瞭望:“两项改革”之后打造乡村产业需要掌握哪些原则?可以有哪些创新?
  李后强:做好“后半篇文章”,必须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过去搞“上山下乡”为的是改造城市知识青年的主观世界,现在也应当适度放宽并鼓励社会资本下乡,目的是改造农村的客观世界,为农村带去一批产业发展项目,使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增加收入。
  产业发展要动脑筋,要讲规模效益,但更要注重质量。各地要发展“特、专、精、高”的产品,打造自己土地上能长出来的“有根的产业”,莫让“一村一品”成为口号。产量问题不用太过担心,老话说“物以稀为贵”,看效益要算总账。
  “两项改革”初步实现了县域经济版图的整体性重塑。建议按照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思路,不以行政建制为边界,而以产业要素为纽带,优化配置资源,合理划分产业区域。可以跨区域发展“飞地”经济,乡村企业甚至也能在沿海大城市建立自己的产业链。当然,这还涉及考核指挥棒的问题,通过考核指标调整,增进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意识,打破“诸侯经济”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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