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与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强调：“要在党内特别是干部队伍中大力营造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这其中“宽容失误”一词特别引人关注。上世纪80年代，这一提法曾激励了无数改革者；如今重提，正是鉴于改革已进入不同以往的攻坚阶段，没有大胆探索的精神和宽松的环境、宽容的政策，改革者就容易陷入困境，改革事业就会停滞不前。
　　
　　对待失误应有平常心
　　
　　“宽容失误”，是指对别人出现的失误予以谅解、容忍，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但本质上，“宽容失误”不仅仅是一种待人处世的态度，更是一种理念、一种文明，是人类理性和思维方式进步的体现。
　　失误不是好事情，人人都希望避免，但客观上失误又是难以避免的。人类要发展，就必然要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这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对失误大惊小怪，对于出现失误的人，更不能一棍子打死。
　　宽容失误，不仅应当对已经出现的失误要宽容，对可能出现的失误也要宽容。对待失误，不但应有“平常心”，还应有“反思”。必须认识到，人类的知识是有限的，作为个人，认识更是有限的。从某种角度看是正确的东西，换个角度看很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所以，宽容意味着看到事物的复杂性，不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绝对化，尊重他人进行思考的权利。就如伏尔泰所说，“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有了这样的宽容，才有人们之间的将心比心、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可见，宽容失误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境界，是构成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基因之一。
　　
　　“宽容失误”要反思过去的不宽容
　　
　　今天强调宽容，是对过去的不宽容进行反思得出的结论。对我们来说，宽容是一种久违的文明。从春秋诸子百家争鸣的辉煌，到平民百姓对“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称羡，宽容一直是中国人最为人称道的品德之一。但我们已逐渐丢掉了这些传统美德，变得不容忍乃至残忍。对于“失误”及“有可能出现的失误”，政治上道德上无限上纲、口诛笔伐不说，在一个时期，从肉体上消灭观点相异者居然也被认可。
　　对“失误”不宽容，首先是由于理念偏狭。不宽容的本质是原教旨主义，是对理论的绝对化和迷信。迷信者认为，任何问题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其他都是错的。这就把人们的观念引向死胡同，结出的果实就是不宽容。譬如，迷信市场的人认为计划是错的，计划违反人的自由天性；迷信计划的人认为市场是错的，市场导致人类之间的相互冲突。但事实表明，这两种迷信都不能正确地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前者导致资本主义的危机，后者导致社会主义的挫折。
　　如果说，理念偏狭是造成个人没有宽容精神的原因，那么，集体宽容精神的缺失，则是体制纵容的结果。作为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为了在非常状态下有足够的意志和力量来达到目的，对成员有“铁的纪律”的要求，党员表达不同意见和主张的自由不可避免受到限制，这在当时无疑是必要的。但把它变成常规，在执政的条件下，仍然维护这种铁板一块的机制，缺乏对权力的节制，对不同意见视若敌对、无情打压，则说明这个党还未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直到今天，体制的这种毛病仍根深蒂固：对盲目服从、不作独立思考的人总是恩宠有加，对稍有独立见解的人视为另类、冷眼相待。于是乎，不宽容不但成了处理人际关系的“潜规则”，一些人还可以通过演示种种不宽容行为，比如所谓“立场坚定”、“大义灭亲”等，来获取更大的好处。
　　
　　
　　“宽容失误”必先改变不宽容的体制
　　
　　宽容精神的缺失，对整个党、整个社会乃至整个民族危害极大。它毒化政党和社会的内部氛围，消磨人们的进取精神，助长惰性和不负责任。对“失误”不宽容，实际上等于不允许探索，不允许前进。对一个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考验、需要不断通过探索创新以推进自身事业发展的政党，这是很危险的。
　　旗帜鲜明地表达“宽容失误”的观点，表明了政党理念的更新，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它不但在政治上为人们的探索创新提供了空间，对公民的文明教化也具有重大意义。但要使宽容失误成为一种美德和共识，成为一种文化和环境，仍有待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这方面，需要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转变观念，改变思维方式，把我们的思想从对理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从姓“社”姓“资”的简单化判断中解放出来，让那种动辄以阶级立场划线、扣政治帽子的行为彻底没有市场；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中解放出来，营造一种气氛，使探索成为时尚，使创新赢得尊敬。
　　要真正做到“宽容失误”，必先改变不容忍失误的体制，让敢于探索的人得到激励，让墨守成规的人难以立足，让不宽容的行为受到谴责。从体制上讲，民众的不宽容行为，很大程度上受权力压制的诱导，而权力压制所体现的不宽容，往往又和既得利益者的因循守旧联系在一起。因此，改革旧的体制，规范权力的运行，限制权力机关利用权力评论和干预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改革探索实践，消除既得利益者对权力运作的影响，尤为重要。
　　“宽容失误”还要求在体制设计上，设法避免让失误者独自承担风险的情况。如果一方面大力宣传“宽容失误”，另一方面又把失误的风险一股脑儿地推给改革者，“枪打出头鸟”、“谁改革谁倒霉”，就会挫伤改革者的积极性。从制度上保证改革者的权利（包括失误的权利），给他们以足够空间，才是真正的宽容。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只有“宽容失误”，才能巩固改革的成果，才不会把需要呵护的尚不完善的新生事物当成“怪胎”或“败笔”，才能在继续探索中破关夺隘，阔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