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媒体人，曾任南风窗总编、
　　中国周刊总编。

　　过去农村的人都知道，干农活苦，苦不堪言。
　　从拔秧、插秧到割稻割麦，从挑粪挑稻到揇河泥，等等，没有一样不是累死人的活。即使是鱼米之乡，收成交了公粮，自己全家还不够吃。过去的农民，生产力低下，受着城市和政治的双重盘剥，过的是牛马生活。
　　我很小的时候，就帮着家里的大人干活，干家务。小学三年级开始放农忙假，就参加生产队的割稻挣工分，农村上的活，没有一样不会干，里里外外，同龄人中也算一把好手。以至于后来我跟父母开玩笑，说我个小，一来是从小营养不良，二来是从小干活给担子压的。

其间这个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是在地里干活时听村里人告诉我的。家里人庆幸我回家干活了。

　　国家恢复了高考后，我们村出了几个大学生，我也像范进一样，有了改变命运的期待。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吃“皇粮”，不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而且一人改变命运，意味着全家改变命运，所以一家人都支持我考大学。
　　1985年我考上大学之后，再也没有干过农活，最多暑假回家，傍晚给新下种的青菜浇浇水，这就不算农活了。
　　不过，到了1989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再一次干了起了农活，而且是拔秧插秧，尤其插秧，是我最怕的农活。
　　1989年5月30日，百无聊赖的我离开混乱的北京，买了张全价车票，搭乘火车回家，买车票几乎花掉了我当时身上所有的钱。当时大学生坐火车，都已经不买票了。
　　当我出现在父母眼前时，我身上就剩几毛钱了，父亲祖父母都在做秧田。家里人很惊讶我的回家，父亲在地里直起腰， 跟我说，外面乱，回来也好。
　　我回家的时候，正好是黄梅天，农忙季节，马上要插秧了。每天一早，父母祖父母兄弟都要下田干。在父母祖父母眼中，我是大学生，马上毕业了要吃皇粮了，快成公家人了，对我有一分偏爱甚至敬畏，有些类似范进中举后他屠户岳父的感觉。父母没有开口要求我一起下田干活，但我出身农家的我，也没有忘本，家里人都去干活了，我也跟着下田去干活。
　　那个时候干活都很早。要是晚了，若是晴天，太阳出来后，做秧田之类的活，可就难受了。夏天的毒日头下，晒得背疼，甚至秧田里的水都热得有些烫脚。所以，每天早上就像打仗一样，天蒙蒙亮就下田了。时不我待，节气不饶人啊。
　　扛着铁耙下田，或者在做秧田时，碰上一起下田的村里人，都会跟我和父亲半开玩笑地说：“哟，学东你还用干活啊，都是国家户口了，你还会干啊？忠善（我父亲的名字）你这个赤佬，还敢让大学生干活啊？”
　　那一年夏天，我就每天光着脚早出晚归，跟着父亲祖父做秧田，跟着祖母拔秧，跟着父亲祖父挑秧抛秧，一直到插秧。毕竟上高中之后就没干过这么密集的农活了，在大学里又懒养了四年，难得紧张，常常累得直不起腰来，很是辛苦。
　　其间这个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是在地里干活时听村里人告诉我的。家里人庆幸我回家干活了。
　　最后的活是插秧，我最怕的农活。插秧时，腰酸腿疼自不必说，站在秧田里无处可以坐下歇歇，只好经常直起腰来，自己捶腰。插秧时手指戳着小砖块碗粉子也难免，有时寸劲戳痛手指，也很难受。更不要说还有蚂蝗，在秧田里跟你捣乱，叮在你腿上，吸你的血，恶心又难受。但活还得干，这是给自家干活啊。
　　6月中下旬时，大队里来人到我家责任田，告诉我，学校来了电报，通知我返校参加政治学习。其时，我正跟家里人在自家最后一块责任田里插秧。
　　当我把自己那排秧插到头，抬脚上田埂，直起腰，看一眼在微风中摇曳的刚插好的秧苗，我把手中剩余的秧苗用力往天上一扔，高喊一声：“老子这辈子再也不种田了！”
　　除了我的家人，还有周围正在插秧的村里人，都被我狂喊吸引，直起腰来，看疯子似地看我。
　　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插秧，也是我干的最后一次农活。
　　从此，我真正的洗脚上岸，开始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再也不用担心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