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0多岁大胆打拼的青年才俊，33岁时成了日进斗金的千万富翁。登上别人一辈子可能都无法达到的财富高峰后，他迷失在了人生之巅，将自己放纵在物欲与享乐之中，找不到新的生活目标。爱妻无法忍受，决然与他离婚。一心寻死的他远赴汶川地震现场，想着“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结果没死成……陷入深渊的他，能再次找到活着的意义、重新醒来吗？
　　年少功成，千万富翁迷失在花花世界里
　　2007年8月的一天下午，黄卫平正在睡觉，突然接到远在英国深造的妻子珊珊（化名）的电话，“我们离婚吧！”黄卫平半天才说出一个字：“好。”虽然心痛难忍，但也只能接受。回想起这几年的生活，连他自己都不愿面对……
　　黄卫平1970年出生于上海，小时候跟随父母下乡，大学毕业回上海一家化工厂工作，后来觉得工作单调乏味。1993年，23岁的黄卫平选择了停薪留职“下海”做化工生意。正赶上好形势，黄卫平的生意顺风顺水，1998年又锦上添花，与高雅迷人的妻子珊珊结婚，婚姻甜蜜。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到2003年已成为有千万资产的富翁。
　　事业有成，美妻相伴，黄卫平觉得失去了目标，变得懈怠，加之做生意整天在外喝酒应酬，有时彻夜不归。而妻子希望黄卫平有高雅的爱好，黄卫平却不感兴趣，觉得一个男人就该在外面呼风唤雨，除了应酬就是聚会。本来相爱的夫妻渐生罅隙，常为琐事发生矛盾。黄卫平回家时间越来越少，沉醉在花花世界里吃喝玩乐，性格越来越暴躁易怒。妻子多次阻拦无效，对他心灰意冷，2004年远赴英国留学。深爱的妻子离开，让黄卫平更加茫然消沉。他来回英国数次想追回妻子，但妻子对他失望透顶，希望分开冷静一段时间。黄卫平觉得妻子“抛弃”了他，更加自我放纵。他身边渐渐聚集了一群狐朋狗友，吃喝玩乐，醉生梦死，沉迷在花花世界里长达三年。每当狂欢结束，他总会陷入一切都虚无的状态，心态渐渐抑郁。公司业绩下滑，他干脆让出了一把手位置，给自己放了长假。
　　2007年8月，妻子决定离婚。黄卫平的心仿佛被彻底掏空，整天跟一群人狂欢，结果更加孤独。在觉得无所适从的时候，黄卫平开始学习心理学，试图拯救纠结痛苦的自己。刚学了大半年，发生了2008年5·12汶川地大震，灾情震惊全国。当时的黄卫平已经颓废抑郁到有了自杀的倾向，他想如果自己在灾区“就地牺牲”，至少还算死得其所，于是在人们纷纷撤离危险地带时，黄卫平却反其道而行，坐飞机到汶川受灾最重、余震不断的江油、绵阳等地当志愿者。
　　然而求死反而死不成，在那里当了一个月的志愿者，黄卫平不仅没“牺牲”，还因为他学过心理学被派到心理支援小组，给失去亲人的人做心理干预……一次次真正面对死亡，黄卫平已近枯萎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
　　一个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的6岁小女孩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做噩梦，嘴里喊着，“我要爸爸，我要妈妈。”黄卫平日夜陪护着她，给她讲故事，做心理建设，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当他听说小女孩的母亲曾答应给她买条红裙子，但还没来得及实现就永远地离开了她时，黄卫平跑了很远买到一条红裙子。当他把红裙子给小女孩时，她终于放声痛哭，追问黄卫平：“叔叔，爸爸妈妈去哪里了？他们是不是死了？他们还能回来吗？我一个人好害怕啊！”黄卫平潸然泪下，面对一个小女孩的追问，自恃已悟透生死的他却回答不了任何一个问题。
　　此后，他作为心理辅导队大队长，帮助了很多人，那种被需要感和满足感一点点渗入了黄卫平的灵魂，让他有了久违的生机和动力，仿若重生。这次汶川灾区志愿者之行彻底改变了黄卫平的人生，回到上海后，他开始着手创立“手牵手”临终关怀组织，通过陪伴缓解将死病人的痛苦。此后，他一直在上海徐汇区肿瘤医院做义工。有一次他亲眼看到这样一幕：在一个有6张床的病房里，当医生向一位高中男生宣布他患癌母亲的死讯时，医生话音未落，其余5张床同时把床帘哗地拉了起来，整齐划一像演练过似的。后来那个男生对他说，他觉得那一刻自己被孤立了，觉得身边的人好冷漠。
　　黄卫平突然觉得，其实生离死别对于人生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不管怎样，最终都会到来，而人们对死亡的隔离和冷漠才是。他突然有种“使命感”，酝酿去做点什么，不想人们因为恐惧而屏蔽死亡。
　　做公益没有报酬，加上他还支持别的志愿者，三四年都靠吃老本过活，把以前赚到的钱也投到“手牵手”公益组织中去了，黄卫平开始节衣缩食，以前一顿饭的钱，他现在可以过好几个月。以前名牌傍身，现在都是平价衣物。但他觉得自己不再空虚浮躁。在他的影响下，76家医院开设了临终关怀。
　　陪着很多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后，他开始思考也许只有“死”过的人，才能明白活着的珍贵，向死而生。自己不就如此吗？他开始计划做一个可以体验死亡的场馆，让更多迷茫的人通过体验死亡，从而更加明白地活着。
　　茫然中探索，历尽千辛万苦孕育“死亡”
　　做这个场馆需要资金，而黄卫平这些年经济上只出不进，不足以一个人做这件事，所以他决定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这样既可以分担经济压力，也可以找到认同自己观念的朋友。
　　他偶尔从朋友处得知上海有个叫丁锐的80后，开了一家“道场”，热衷于寻找生命的意义。2009年11月，在问清地址后，他兴冲冲地找到了这个名叫丁锐的80后。在丁锐的办公室，两人相对而坐。丁锐看着眼前这个戴黑框眼镜，肥诺诺的“中年大叔”，开口就是：“你说说你这个事的意义在哪里。”丁锐明白眼前这人是来“要钱”的，所以毫不客气。
　　黄卫平滔滔不绝长达半小时的关于公益的“生动”发言没把丁锐打动，反而让他心生厌烦：“行了，说人话！”黄卫平一愣，旋即又乐了，直接说：“其实，我就是想找个人陪我一起做公益。”“做公益？意义在哪里？没兴趣！”丁锐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
　　在这之前，丁锐曾和国内数一数二的基金会上海地区的负责人会过面，他曾问对方：“你为什么做公益？”对方恼羞成怒。谈到“道德”似乎连普度众生的基金会也说不出来。丁锐说：“你们做公益的往往默认了公益的‘高尚性’，仿佛只要去做就已很给力了，何苦再去深究为什么，我偏偏就想问‘为什么’！”黄卫平认真地说：“我不知为什么，但我坚持了三年，还想再坚持下去。”丁锐坚决让他走人。黄卫平在丁锐处碰了钉子。他也没恼，留下一张名片，说随时欢迎他的加入。 　　2016年4月4日，中国清明节，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公益新天地内的“醒来”死亡体验馆正式开馆。筹备了4年，投资400万，票价444元。计划每天迎接两组24名体验者。所有的数字，巧合地与中国人最避讳的“四”（死）一再重合。因为每天仅接待24人，营收很有限。所幸在筹建体验馆的道路上，他们也遇上不少同频的人，阿甘、雳珺、老朱、Joan、大崔、麦东兜、东来、Cecily，他们一个个加入了团队。随着运营，人手明显不够，他们又在网站招募志愿者，节省了一大部分开支。虽然体验馆起步艰难，但看着体验的人茫然而来，似有所思地离开，黄卫平觉得这一切都值了。其中有位来自杭州的女士令他们印象深刻。她叫小可（化名），来体验馆之前，她通过网络跟黄卫平联系，讲述因为被男友欺骗背叛，她多年苦心经营的公司面临易主，事业感情上的双重打击让她对这个世界没有了留恋。她考虑了很久要如何死，当她看到这个体验馆之后，便来提前体验死的感觉。但当她走完所有的流程后，她在“醒来”的本子上写下了一行字：“死亡，是醒来的开始。”在离开体验馆几天后，她给黄卫平发来信息说觉得没有什么事值得自己主动放弃生命，她决定抛开男友，回家陪伴父母几天，返回公司争取属于她的一切。黄卫平回复了四个字：“想通就好。”
　　因超前的“由死复生”的设计理念，死亡体验馆还没开放就引发了数以百万的热议，有人觉得黄卫平提供了一个能让人先死后生、重新醒来的体验机会，而有些人在网上咒骂黄卫平是为自己挖坟墓等等，什么毒咒都有。虽然自家人在这之前极力反对，但当黄卫平面对攻击时，他的父亲反而说：“既然你都做出来了，别人说什么不要放心上。”虽然黄卫平早已看开外界质疑，但父亲的话还是给了他极大的安慰。
　　因体验不能标准化、服务不能批量化，“醒来”不是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好消息是，开馆3个月，“醒来”已经仅靠卖票就能养活自己，来体验的用户有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的游客。“醒来”每天仅接待24人，规模不能扩展。未来老黄他们设想以“醒来”为IP设计周边产品，做电影、出书、开发游戏等，前途广阔。上个月，老黄和丁锐去了趟北京，接触了些VR、游戏团队，希望尝试通过技术手段，在线上“复制”一个死亡体验馆，将“醒来”对死亡和生命的哲学思考通过游戏传递给用户。近日，死亡体验馆和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联合起来，发起了首届死亡艺术节。28日，他们的死亡艺术节将开幕。这是一次纯公益的展出，他们希望集聚999个人的力量，每人100元，一起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黄卫平说，“死亡不是我们的敌人，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