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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下午，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751，下称创维）前董事会主席黄宏生，在香港区域法院被判串谋盗窃上市公司资金、串谋欺诈上市公司等罪名成立。其胞弟、创维数码前执行董事黄培升，也同样被判罪名成立。
判决后，法庭取消了两人早先的保释，暂时还押惩教署看管。法庭将在7月13日再度开庭，听取律师为二人辩护，并由法官量刑。
众多创维中高层管理人员一早便赶到位于湾仔的香港区域法院，听取了对黄宏生的宣判。包括黄宏生在内的很多人均佩戴创维数码的胸针出庭。在黄宏生兄弟被收押之前，众人纷纷上前同二人握手告别。有人在宣判后表示“心情沉重”。
5000万港币去向
49岁的黄宏生被控于2001年1月至6月间，串谋其母罗玉英，从创维数码全资子公司创维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创维电视控股有限公司）账户中盗窃公司50万港元。
另外，黄宏生兄弟被控于2000年11月至2004年10月间，与罗玉英及王鹏串谋，以“佣金”名义分别窃取上市公司资金221万港元和4838万港元。
法官简仕勋在判词中认定，上述三项罪名成立。除了总计超过5000万港元的串谋盗窃罪名，黄宏生兄弟还被裁定串谋欺诈上市公司罪名成立。
本案自今年1月19日正式开始审理。本来计划在15日内审结的案子，因控辩双方向法庭讲述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令陈述和盘问的时间成倍增加，审讯旷日持久。
根据指控，黄宏生曾代表创维与王鹏签订服务合同，聘王为公司顾问，向其支付彩色显像管采购额的1％作为佣金；另外还以每股0.336港元的价格，将创维数码股票期权2500万股批给王鹏，分四年行使，每次可行权625万股。但实际上，从2000年底开始，罗玉英操作王鹏在证券经纪行的账户，先后三次行权1875万股，将收入据为己有。
由此，王鹏成为本案关键人物。无论黄氏兄弟以“咨询费”、“佣金”名义开出的支票，还是划出的2500万股期权，受益人都是王鹏。不过，作为控方的特赦证人，王鹏始终没有在法庭上露面，只是提交了三份书面证词。
证词中，王鹏承认自己仅有中学学历，在黄宏生之母罗玉英的房地产公司工作，帮助罗收取房租。在罗授意下，王鹏签署了同创维的顾问合同，开立了本案资金转移所需要的香港、澳门的银行账户，以及香港证券经纪行的交易账户，并签下空白支票。
但王鹏强调，对于罗玉英母子调度上述账户资金的情况，他并不知情。
法官认为，控辩双方对资金流向并无异议，也均承认创维同王鹏签订了服务合同，聘请王鹏作为公司顾问。但实际上王鹏并未担任顾问工作，无能力亦无财力操作期权交易，也根本无权获得佣金和期权。在控方举证并传召证人之后，法官判定创维案表面证据成立。
其后，黄宏生在其辩护律师的引导下，供出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熊猫电子）前董事长陈祥兴及其助手翟勇才是真正的顾问，王鹏只是陈、翟二人的代理，佣金和期权全部给了陈、翟二人；并提交陈祥兴写给自己的书信，以及聘书、彩管采购记录等作为证据。
一番供词，完全颠覆了香港律政司检控官之前对案情的陈述，坊间传说形势一度有利于黄宏生。6月16日，黄宏生雇请的有“廉署克星”之称的事务律师林炳昌，因在另一案中被认定犯有“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被判刑四年，愈使此案扑朔迷离。
“英雄救创维”故事
面对法庭，黄宏生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早在1987年，他就与陈祥兴相识。当时熊猫电子在广东东莞成立了一家合资电视机厂，股东之一是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黄宏生当时任该公司华南分公司副总经理。
1988年，黄宏生赴港创业，成立创维，从电子器件代理发展为电视机制造商。一次，陈祥兴到香港，受黄之邀参观了创维。随后，熊猫电子与创维展开合作，并派出退休的工程师帮助创维提高产品质量。创维所产电视机贴上“熊猫”品牌，由熊猫电子负责销售。行内人称，创维就是“小熊猫”。
时至1999年3月，陈祥兴从熊猫电子退休。2000年4月，创维在香港上市。黄宏生希望将上市公司“做大做强”，遂邀陈祥兴担任创维顾问。
上市当年，因公司职业经理人陆华强与黄宏生反目成仇而出走，并带走150余名销售骨干，令创维遭受重创。同时，国内彩色显像管供应商对创维供货不力。黄宏生称，在内忧外患夹击之下，当时的创维多亏陈祥兴帮助解决了彩管货源，得以绝路逢生。
同时，黄宏生与陈祥兴开始讨论待遇问题。
按照辩方的解释，陈祥兴退休前担任熊猫集团董事长，并曾获“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其档案挂在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陈退休后担任其他公司顾问的行为虽不违法，但与中共组织生活的原则不符。而同时，翟勇也不愿以其自身名义签署与创维的顾问合同，认为这会给“顾问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陈、翟二人在罗玉英的帮助下找到了王鹏，担任二人的代理，并由王鹏于2000年11月代陈、翟二人与创维签署了顾问合同。
证据致命伤
陈祥兴、翟勇二人曾先后出庭作证。二人供称，2001年1月11日，他们曾在深圳咨询过当地一名律师，后者认为应该签订补充协议，以确认王鹏同他们的代理关系。
于是在1月11日当天，罗玉英与翟勇签订了一份代理协议，写明罗对陈、翟二人的收入有保管权，同时罗应负责为陈、翟二人找一个可靠的代理。
签约当天，罗玉英还交给翟勇50万港元现金，其中40万元交付陈祥兴，10万元付给翟勇，算是结清了之前陈、翟二人为创维进行公关活动的开支。
但法官认为，陈、翟二人上述证词的逻辑明显违背事实：所谓代理协议直到2001年1月11日方才签署，而王鹏早在2000年11月已同创维签下顾问合同。
此外，上述咨询律师并签订代理协议的时间也成为辩方的一处“硬伤”。陈祥兴护照上的出入境记录显示，2001年1月11日陈祥兴身在美国，直至1月15日才返回中国内地。
“王鹏到底是不是陈祥兴和翟勇的代理人？”本案法官简仕勋在花了几个小时理清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之后，将案件的关键归结在这一点上。
简仕勋在判词中说，虽然黄宏生兄弟没有前科，但法院不予接受其提供的证词：
首先，对于顾问身份保密的问题，法官认为没有必要。陈祥兴退休后，可以自由选择为谁服务；创维本身是香港上市公司，为创维工作光明正大，无需保密。而翟勇本身已是成功的商人，自己开设两间工厂，没有时间为创维全职工作。
法官同时指出，创维作为上市公司，要对股东负责，陈、翟二人收取公司上千万元佣金以及股票期权，类似情况必须作公开披露。而创维仅有与王鹏签署的聘用合同，并无任何聘用陈、翟的人事记录，令人无法相信辩方所言。
法官指出，王鹏与创维的合同中注明，合同中的权利不可转移，但王鹏在签署合同时完全不知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何在。由辩方提供的由罗玉英与翟勇补签的所谓“代理合同”，也仅仅是一系列伪造文件中的一份。王鹏作为陈、翟二人代理一事并不成立。
此外，辩方曾经向法庭提交多封书信，信件始自2000年5月31日。信中反映出陈祥兴与黄宏生的交往过程，以及陈为创维提出有关发展建议的内容。
但法官最终未予采信辩方提供的一系列书信和其他文件，认为这些文件均为“新近伪造”。
法官认定，陈祥兴、黄宏生当时同在一幢大楼内办公，如果陈有重要建议或意见，二人完全可面谈或打电话。且黄宏生从未写过回信，更没有必要将信保留五年之久。
最关键的是，法官发现了信件的致命伤：这些信件连同信封一起保存，信件内容显示写于2000年至2001年间，但印在信封上的生产日期却是2002年。
至此，黄宏生兄弟讲述的“英雄救创维”故事，被法官完全否定。
判决后，法庭取消了两人早先的保释，暂时还押惩教署看管。法庭将在7月13日再度开庭，听取律师为二人辩护，并由法官量刑。
众多创维中高层管理人员一早便赶到位于湾仔的香港区域法院，听取了对黄宏生的宣判。包括黄宏生在内的很多人均佩戴创维数码的胸针出庭。在黄宏生兄弟被收押之前，众人纷纷上前同二人握手告别。有人在宣判后表示“心情沉重”。
5000万港币去向
49岁的黄宏生被控于2001年1月至6月间，串谋其母罗玉英，从创维数码全资子公司创维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创维电视控股有限公司）账户中盗窃公司50万港元。
另外，黄宏生兄弟被控于2000年11月至2004年10月间，与罗玉英及王鹏串谋，以“佣金”名义分别窃取上市公司资金221万港元和4838万港元。
法官简仕勋在判词中认定，上述三项罪名成立。除了总计超过5000万港元的串谋盗窃罪名，黄宏生兄弟还被裁定串谋欺诈上市公司罪名成立。
本案自今年1月19日正式开始审理。本来计划在15日内审结的案子，因控辩双方向法庭讲述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令陈述和盘问的时间成倍增加，审讯旷日持久。
根据指控，黄宏生曾代表创维与王鹏签订服务合同，聘王为公司顾问，向其支付彩色显像管采购额的1％作为佣金；另外还以每股0.336港元的价格，将创维数码股票期权2500万股批给王鹏，分四年行使，每次可行权625万股。但实际上，从2000年底开始，罗玉英操作王鹏在证券经纪行的账户，先后三次行权1875万股，将收入据为己有。
由此，王鹏成为本案关键人物。无论黄氏兄弟以“咨询费”、“佣金”名义开出的支票，还是划出的2500万股期权，受益人都是王鹏。不过，作为控方的特赦证人，王鹏始终没有在法庭上露面，只是提交了三份书面证词。
证词中，王鹏承认自己仅有中学学历，在黄宏生之母罗玉英的房地产公司工作，帮助罗收取房租。在罗授意下，王鹏签署了同创维的顾问合同，开立了本案资金转移所需要的香港、澳门的银行账户，以及香港证券经纪行的交易账户，并签下空白支票。
但王鹏强调，对于罗玉英母子调度上述账户资金的情况，他并不知情。
法官认为，控辩双方对资金流向并无异议，也均承认创维同王鹏签订了服务合同，聘请王鹏作为公司顾问。但实际上王鹏并未担任顾问工作，无能力亦无财力操作期权交易，也根本无权获得佣金和期权。在控方举证并传召证人之后，法官判定创维案表面证据成立。
其后，黄宏生在其辩护律师的引导下，供出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熊猫电子）前董事长陈祥兴及其助手翟勇才是真正的顾问，王鹏只是陈、翟二人的代理，佣金和期权全部给了陈、翟二人；并提交陈祥兴写给自己的书信，以及聘书、彩管采购记录等作为证据。
一番供词，完全颠覆了香港律政司检控官之前对案情的陈述，坊间传说形势一度有利于黄宏生。6月16日，黄宏生雇请的有“廉署克星”之称的事务律师林炳昌，因在另一案中被认定犯有“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被判刑四年，愈使此案扑朔迷离。
“英雄救创维”故事
面对法庭，黄宏生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早在1987年，他就与陈祥兴相识。当时熊猫电子在广东东莞成立了一家合资电视机厂，股东之一是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黄宏生当时任该公司华南分公司副总经理。
1988年，黄宏生赴港创业，成立创维，从电子器件代理发展为电视机制造商。一次，陈祥兴到香港，受黄之邀参观了创维。随后，熊猫电子与创维展开合作，并派出退休的工程师帮助创维提高产品质量。创维所产电视机贴上“熊猫”品牌，由熊猫电子负责销售。行内人称，创维就是“小熊猫”。
时至1999年3月，陈祥兴从熊猫电子退休。2000年4月，创维在香港上市。黄宏生希望将上市公司“做大做强”，遂邀陈祥兴担任创维顾问。
上市当年，因公司职业经理人陆华强与黄宏生反目成仇而出走，并带走150余名销售骨干，令创维遭受重创。同时，国内彩色显像管供应商对创维供货不力。黄宏生称，在内忧外患夹击之下，当时的创维多亏陈祥兴帮助解决了彩管货源，得以绝路逢生。
同时，黄宏生与陈祥兴开始讨论待遇问题。
按照辩方的解释，陈祥兴退休前担任熊猫集团董事长，并曾获“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其档案挂在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陈退休后担任其他公司顾问的行为虽不违法，但与中共组织生活的原则不符。而同时，翟勇也不愿以其自身名义签署与创维的顾问合同，认为这会给“顾问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陈、翟二人在罗玉英的帮助下找到了王鹏，担任二人的代理，并由王鹏于2000年11月代陈、翟二人与创维签署了顾问合同。
证据致命伤
陈祥兴、翟勇二人曾先后出庭作证。二人供称，2001年1月11日，他们曾在深圳咨询过当地一名律师，后者认为应该签订补充协议，以确认王鹏同他们的代理关系。
于是在1月11日当天，罗玉英与翟勇签订了一份代理协议，写明罗对陈、翟二人的收入有保管权，同时罗应负责为陈、翟二人找一个可靠的代理。
签约当天，罗玉英还交给翟勇50万港元现金，其中40万元交付陈祥兴，10万元付给翟勇，算是结清了之前陈、翟二人为创维进行公关活动的开支。
但法官认为，陈、翟二人上述证词的逻辑明显违背事实：所谓代理协议直到2001年1月11日方才签署，而王鹏早在2000年11月已同创维签下顾问合同。
此外，上述咨询律师并签订代理协议的时间也成为辩方的一处“硬伤”。陈祥兴护照上的出入境记录显示，2001年1月11日陈祥兴身在美国，直至1月15日才返回中国内地。
“王鹏到底是不是陈祥兴和翟勇的代理人？”本案法官简仕勋在花了几个小时理清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之后，将案件的关键归结在这一点上。
简仕勋在判词中说，虽然黄宏生兄弟没有前科，但法院不予接受其提供的证词：
首先，对于顾问身份保密的问题，法官认为没有必要。陈祥兴退休后，可以自由选择为谁服务；创维本身是香港上市公司，为创维工作光明正大，无需保密。而翟勇本身已是成功的商人，自己开设两间工厂，没有时间为创维全职工作。
法官同时指出，创维作为上市公司，要对股东负责，陈、翟二人收取公司上千万元佣金以及股票期权，类似情况必须作公开披露。而创维仅有与王鹏签署的聘用合同，并无任何聘用陈、翟的人事记录，令人无法相信辩方所言。
法官指出，王鹏与创维的合同中注明，合同中的权利不可转移，但王鹏在签署合同时完全不知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何在。由辩方提供的由罗玉英与翟勇补签的所谓“代理合同”，也仅仅是一系列伪造文件中的一份。王鹏作为陈、翟二人代理一事并不成立。
此外，辩方曾经向法庭提交多封书信，信件始自2000年5月31日。信中反映出陈祥兴与黄宏生的交往过程，以及陈为创维提出有关发展建议的内容。
但法官最终未予采信辩方提供的一系列书信和其他文件，认为这些文件均为“新近伪造”。
法官认定，陈祥兴、黄宏生当时同在一幢大楼内办公，如果陈有重要建议或意见，二人完全可面谈或打电话。且黄宏生从未写过回信，更没有必要将信保留五年之久。
最关键的是，法官发现了信件的致命伤：这些信件连同信封一起保存，信件内容显示写于2000年至2001年间，但印在信封上的生产日期却是2002年。
至此，黄宏生兄弟讲述的“英雄救创维”故事，被法官完全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