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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观察和留意一个生于一九八零年以后的作家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言说的悖论。一方面我们深晓所有试图对一个作家归门别类的做法都是可疑的，我们一再重申一个作家他只可能代表他自己，但不得不承认作家有时候连代表自己都胜任不了，他不过是某种流行意识的显示器，所以说到底“自己”“自我”这样的词汇跟八零后的概念一样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