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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柯妍
编者按：
创新本身是个系统工程，城市的创新是新时期摆在各城市面前的发展难题。本文即从创新活动、创新体系、创新体制、创新政策四大方面对北京、上海、深圳的创新情况进行了比较，并由此引发对北京作为首都如何走出特色化创新之路的思考。
北京、上海、深圳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城市，但三座城市在自身的功能定位上有所不同，如北京的定位是“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上海的定位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而深圳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在国务院对深圳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将深圳定位于“华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功能定位上的不同，导致了这三座城市在自主创新方面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北京经济总量少于上海多于深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则是三个城市中最低的，但北京产业结构较为合理，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非常发达，所占比重接近70％，远高于上海和深圳两市。
从整体文化特点来看，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也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呈现庄重、含蓄、内敛的特点，海派文化是上海的代名词，特点就是多元和开放，能够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深圳则是一个彻底的移民城市，又是经济特区，同样具有多元和开放的特点。
创新活动的比较
创新投入来源方面，上海企业投入比例与发达国家比例接近
创新投入的高低是决定创新能力强弱以及能否迅速提升技术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方面，北京、上海、深圳三市都有良好表现，创新投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05年为例，北京企业投入比例为42．3％，上海为67．3％，深圳为90％。据2001年OECD的调查表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芬兰等国家R&D经费投入中，企业所占的比重都在65％－70％之间。由此可见，上海和深圳的企业创新投入比例与这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非常类似。
北京对技术引进后的消化吸收力度最弱
对引进之后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然后实现再创新是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发展经验，技术引进之后的消化吸收强度，对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日本、韩国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比例大约在1：3左右(引自《科技日报》)。但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市的创新活动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注重对引进技术进行进一步消化吸收的问题。
而北京2005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2407．1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4．7％。同时，高新技术产品实现产品出口仅94．7亿美元，水平远低于深圳市和上海市。
创新体系的不同
深圳的自主创新之路是由市场来主导和选择的，真正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研发成果完全直接面向企业，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的区域创新体系，产学研结合创新能力较强。
上海市的自主创新是市场和政府共同主导型，创新公共平台不断完善，区域创新能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北京市的自主创新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科研开发的主体，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区域性科技中介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初步建立起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核心的首都区域创新体系。
深圳产学研结合创新较好，北京产学研合作大部分不在本地
深圳：深圳十分注重加强企业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和高校合作，实现产学研密切结合。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合作创办了深圳清华研究院，目前净资产由成立初期的6000万元增长到5个多亿；还与国内外40所著名大学合作建立了虚拟大学园。企业与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建开发机构和科技型企业实体。中兴通讯、华为也分别在南京、上海和美国达拉斯、印度班加罗尔等地建立了研究所。这些科研机构的研发成果直接面向企业，大部分成果直接转化为产品，直接面向市场。深圳先后规划建设了高新技术产业带、创新企业孵化器，创建了一批按照新机制运作的创新平台、创新检测平台、技术转移平台、科技信息平台等，鼓励支持海内外机构建立研发中心。这些创新资源的建设，完全是根据企业的技术需求和市场的需求来进行的。
北京：北京产学研合作大部分在外地，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北京作为我国的科技文化中心，主要是以科技创新带动周边地区以至全国的产业发展，因此许多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并不是在北京实现的。这一点可以从北京市的技术交易数据得到验证：2005年，北京技术交易共实现489．6亿元，增长15．2％，远高于上海市的231．7亿元，同时在北京的技术交易中，流向本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占成交总额的比重为40．4％，流向外省市的占41．9％，技术出口占17．7％，呈“四四二”格局。以上数据表明，北京科技成果的应用大部分不在北京地区。
目前，北京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大力提倡科研院校、高等院校科研课题的立项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并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一批面向市场的开放式实验室，实现资源与信息共享。在参与合作的阶段性方面，注重成果权益的提前介入，让企业不单单只承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提供的需要产业化的成果，而且从实验室阶段就开始积极参与，甚至让企业采用“买断”的方式来吸收前景看好的高科技成果。
北京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走在前列
北京已建成首都创业孵化体系和首都经济创新服务体系，搭建了6个科技条件平台以整合各类科技资源，科技企业孵化器已经逐渐成为创新体系骨干框架的核心力量，保证其有效利用；并通过建立各种专业协会、创新资源数据库和网络化服务体系网上技术交易系统、多种形式的创业投资资金以及咨询、评估、投资、法律、设计、培训等知识型中介服务机构，形成首都经济创新服务体系。
与上海、深圳相比较，北京地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区域性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明显走在前列。
上海区域创新能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的《2005年全国各地区创新能力分析报告》显示，上海市凭借卓越的商业氛围、深厚的工业基础、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长江三角洲经济体的联动，成为全国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
区域创新体系高效运转，知识竞争力名列亚洲前列并进入世界先进地区第二集团，成为亚太地区的研发中心之一。若干科技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涌现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为上海基本建成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为我国成为科技强国奠定了基础并发挥着引领作用。
创新体制的特点
科研计划项目管理的特色
北京：以领域支撑、集体决策进行立项，并委托第三方进行监管。北京市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化科技体制与机制改革，建立了“需求导向、主题引领、领域支撑”的科技管理机制。
深圳：以“创新链”支持科研项目。在深圳“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中，科技发展坚持产业优先、企业为主体、突出重点的原则。在创新链的上游，通过“公共平台计划”、“非共识项目资助计划”、“社会发展科技计划”等支撑公共科研机构、大学、民间创新等原创型创新活动；而在创新链的下游，则通过“企业研发资助计划”、“创新型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贷款贴息计划”、“国家／省项目配套计划”等项目，推动高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财政科技资金覆盖“创新链”全过程，建立起“创新链”与“资金链”对称的科技计划管理体制。
科研经费管理方式的不同
北京：注重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的合理性。为使财政科技经费的预算能够更好地反映首都科技发展的总体部署，突出科技发展规划中新设定的方向和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北京市科委将以往按处室分块的资金预算管理模式，转变为以高新技术领域为主的研究开发项目指导预算的预算管理模式，促进市科委资金的使用方向和工作方向相互吻合，以使理财思路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科技经费管理、科技计划管理和项目管理的结合更加紧密。
上海：注重按科研项目工作节点进行项目经费管理。上海科技项目的经费预算实行全成本核算，对基础性研究项目试行把智力成本计入课题成本的办法，对应用性研究项目实行研究开发人员的报酬与其在成果转化后的权益和收益挂钩；按工作节点制定和下达项目经费拨款，加强对科技项目的工作节点管理，合同经费按实际需要分阶段拨款，对完不成阶段目标及造成国家投入资金损失的，做出暂停拨款或收回资金的处理。软科学项目研究经费的拨付，采用与节点检查结果相结合、分批下达的方式划拨。
深圳：注重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支持从单一环节向创新全过程进行支持。深圳在科技发展上，坚持产业优先、企业为主体、突出重点、全球视野、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支持科研的方式上，不再给项目投钱，而是对企业上年度科研投入按比例无偿资助，科研经费的支持也从单一环节支持向创新全过程的支持，科研经费的投入方式也从事前拨付变为事后核销与事前补贴相结合。
2006年7月，深圳对科技研发资金管理做出重大改革，改变了原来以公务员为主导的项目评审制，公务员从资金分配环节退出，公务员在科研资金管理中的角色将主要是监督和评价。与此同时，着重引进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参与资源配置过程。这样的改革，使科研资金的分配更为合理，同时也避免了经费分配过程中以权谋私现象。
深圳在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建设上先人一步
在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方面，由于起点和创业环境的不同，深圳比较强调政府的保障职能，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风险投资长远发展的公平的市场环境；上海则较强调政府的扶持职能，具体体现在启动资金的提供和各种优惠政策上；北京中关村，则特别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深圳由于起步早、市场环境 好、开放度高，在很多方面都略胜一筹，风险投资公司管理和运作机制日趋成熟，基本形成了包括资金市场、各层次的风险投资主体以及服务中介和监督中介、项目市场这些要素有机组合在内的风险投资市场体系。
由于深圳与境内外资本市场进行了充分的接触，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外的风险投资家通过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对深圳的产业发展已有了充分的了解并极具信心，深圳活跃的民间投资和良好的创业氛围以及交易活跃的产交所和高交会都有利于退出渠道的畅通。
创新政策的侧重
从许多方面来看，上海和深圳所处的发展阶段，已经不满足于中央规定的政策，且比中央政策更具有国际化以及更深一步的要求。而且上海和深圳的政策更具有市场意识，而北京的创新政策相对来讲计划成份较浓。
上海、深圳已逐渐从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为主，逐步向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营造综合创新环境方面转变
上海：加入WTO之前，上海政策的创新主要在税收优惠与金融政策等方面，而且创新力度也比较大。但随着中国加入WTO，优惠政策本身的潜力已非常有限，新增空间较小。仅仅依靠优惠的税收、补贴，既与市场规则不符，也不再有吸引力。因此，上海开始围绕企业对技术、人才、资金、管理的需求，提供更全面的“链式服务”。从备受瞩目的“18条”到“36条”，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的政策从注重成果转化向着关注创新的完整的演化过程。 文章内容：
深圳：近10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市共出台了50多部科技方面的重要文件、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包括市委市政府文件5个、地方性法规3项和规范性文件48个，初步形成了推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政策法规体系，为深圳走自主创新之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策法规环境。深圳在营造自主创新政策环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主要在分配制度、人才政策、推动本土创新企业的发展、建立和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从产业发展战略向城市发展战略转变等方面实现了突破。
知识产权方面，北京侧重原始创新、深圳则重品牌建设
从专利的实际申请和授权的效果来看，“十五”期间，北京的发明专利以及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比上海、深圳的数量高，北京只是在外观设计申请量上与上海、深圳相差很多，使授权总量低于上海，高于深圳；就品牌建设的实际效果看，目前深圳“驰名商标”已有16件，著名商标69件，居全国前列，在国家开展的“中国名牌”评价活动中，深圳有58个产品获得“中国名牌”称号，数量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
上海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大力推进《上海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贯彻实施。深圳市则围绕创新城市建设，在知识产权创造与保护方面，制定了很多政策以及完善知识产权地方立法。同时，深圳近年来侧重于品牌的保护和建设，推动自主创新型企业专利战略与标准化战略、品牌战略相结合。
(本稿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提供)
编者按：
创新本身是个系统工程，城市的创新是新时期摆在各城市面前的发展难题。本文即从创新活动、创新体系、创新体制、创新政策四大方面对北京、上海、深圳的创新情况进行了比较，并由此引发对北京作为首都如何走出特色化创新之路的思考。
北京、上海、深圳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城市，但三座城市在自身的功能定位上有所不同，如北京的定位是“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上海的定位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而深圳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在国务院对深圳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将深圳定位于“华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功能定位上的不同，导致了这三座城市在自主创新方面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北京经济总量少于上海多于深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则是三个城市中最低的，但北京产业结构较为合理，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非常发达，所占比重接近70％，远高于上海和深圳两市。
从整体文化特点来看，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也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呈现庄重、含蓄、内敛的特点，海派文化是上海的代名词，特点就是多元和开放，能够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深圳则是一个彻底的移民城市，又是经济特区，同样具有多元和开放的特点。
创新活动的比较
创新投入来源方面，上海企业投入比例与发达国家比例接近
创新投入的高低是决定创新能力强弱以及能否迅速提升技术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方面，北京、上海、深圳三市都有良好表现，创新投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05年为例，北京企业投入比例为42．3％，上海为67．3％，深圳为90％。据2001年OECD的调查表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芬兰等国家R&D经费投入中，企业所占的比重都在65％－70％之间。由此可见，上海和深圳的企业创新投入比例与这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非常类似。
北京对技术引进后的消化吸收力度最弱
对引进之后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然后实现再创新是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发展经验，技术引进之后的消化吸收强度，对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日本、韩国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比例大约在1：3左右(引自《科技日报》)。但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市的创新活动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注重对引进技术进行进一步消化吸收的问题。
而北京2005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2407．1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4．7％。同时，高新技术产品实现产品出口仅94．7亿美元，水平远低于深圳市和上海市。
创新体系的不同
深圳的自主创新之路是由市场来主导和选择的，真正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研发成果完全直接面向企业，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的区域创新体系，产学研结合创新能力较强。
上海市的自主创新是市场和政府共同主导型，创新公共平台不断完善，区域创新能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北京市的自主创新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科研开发的主体，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区域性科技中介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初步建立起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核心的首都区域创新体系。
深圳产学研结合创新较好，北京产学研合作大部分不在本地
深圳：深圳十分注重加强企业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和高校合作，实现产学研密切结合。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合作创办了深圳清华研究院，目前净资产由成立初期的6000万元增长到5个多亿；还与国内外40所著名大学合作建立了虚拟大学园。企业与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建开发机构和科技型企业实体。中兴通讯、华为也分别在南京、上海和美国达拉斯、印度班加罗尔等地建立了研究所。这些科研机构的研发成果直接面向企业，大部分成果直接转化为产品，直接面向市场。深圳先后规划建设了高新技术产业带、创新企业孵化器，创建了一批按照新机制运作的创新平台、创新检测平台、技术转移平台、科技信息平台等，鼓励支持海内外机构建立研发中心。这些创新资源的建设，完全是根据企业的技术需求和市场的需求来进行的。
北京：北京产学研合作大部分在外地，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北京作为我国的科技文化中心，主要是以科技创新带动周边地区以至全国的产业发展，因此许多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并不是在北京实现的。这一点可以从北京市的技术交易数据得到验证：2005年，北京技术交易共实现489．6亿元，增长15．2％，远高于上海市的231．7亿元，同时在北京的技术交易中，流向本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占成交总额的比重为40．4％，流向外省市的占41．9％，技术出口占17．7％，呈“四四二”格局。以上数据表明，北京科技成果的应用大部分不在北京地区。
目前，北京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大力提倡科研院校、高等院校科研课题的立项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并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一批面向市场的开放式实验室，实现资源与信息共享。在参与合作的阶段性方面，注重成果权益的提前介入，让企业不单单只承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提供的需要产业化的成果，而且从实验室阶段就开始积极参与，甚至让企业采用“买断”的方式来吸收前景看好的高科技成果。
北京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走在前列
北京已建成首都创业孵化体系和首都经济创新服务体系，搭建了6个科技条件平台以整合各类科技资源，科技企业孵化器已经逐渐成为创新体系骨干框架的核心力量，保证其有效利用；并通过建立各种专业协会、创新资源数据库和网络化服务体系网上技术交易系统、多种形式的创业投资资金以及咨询、评估、投资、法律、设计、培训等知识型中介服务机构，形成首都经济创新服务体系。
与上海、深圳相比较，北京地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区域性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明显走在前列。
上海区域创新能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的《2005年全国各地区创新能力分析报告》显示，上海市凭借卓越的商业氛围、深厚的工业基础、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长江三角洲经济体的联动，成为全国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
区域创新体系高效运转，知识竞争力名列亚洲前列并进入世界先进地区第二集团，成为亚太地区的研发中心之一。若干科技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涌现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为上海基本建成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为我国成为科技强国奠定了基础并发挥着引领作用。
创新体制的特点
科研计划项目管理的特色
北京：以领域支撑、集体决策进行立项，并委托第三方进行监管。北京市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化科技体制与机制改革，建立了“需求导向、主题引领、领域支撑”的科技管理机制。
深圳：以“创新链”支持科研项目。在深圳“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中，科技发展坚持产业优先、企业为主体、突出重点的原则。在创新链的上游，通过“公共平台计划”、“非共识项目资助计划”、“社会发展科技计划”等支撑公共科研机构、大学、民间创新等原创型创新活动；而在创新链的下游，则通过“企业研发资助计划”、“创新型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贷款贴息计划”、“国家／省项目配套计划”等项目，推动高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财政科技资金覆盖“创新链”全过程，建立起“创新链”与“资金链”对称的科技计划管理体制。
科研经费管理方式的不同
北京：注重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的合理性。为使财政科技经费的预算能够更好地反映首都科技发展的总体部署，突出科技发展规划中新设定的方向和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北京市科委将以往按处室分块的资金预算管理模式，转变为以高新技术领域为主的研究开发项目指导预算的预算管理模式，促进市科委资金的使用方向和工作方向相互吻合，以使理财思路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科技经费管理、科技计划管理和项目管理的结合更加紧密。
上海：注重按科研项目工作节点进行项目经费管理。上海科技项目的经费预算实行全成本核算，对基础性研究项目试行把智力成本计入课题成本的办法，对应用性研究项目实行研究开发人员的报酬与其在成果转化后的权益和收益挂钩；按工作节点制定和下达项目经费拨款，加强对科技项目的工作节点管理，合同经费按实际需要分阶段拨款，对完不成阶段目标及造成国家投入资金损失的，做出暂停拨款或收回资金的处理。软科学项目研究经费的拨付，采用与节点检查结果相结合、分批下达的方式划拨。
深圳：注重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支持从单一环节向创新全过程进行支持。深圳在科技发展上，坚持产业优先、企业为主体、突出重点、全球视野、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支持科研的方式上，不再给项目投钱，而是对企业上年度科研投入按比例无偿资助，科研经费的支持也从单一环节支持向创新全过程的支持，科研经费的投入方式也从事前拨付变为事后核销与事前补贴相结合。
2006年7月，深圳对科技研发资金管理做出重大改革，改变了原来以公务员为主导的项目评审制，公务员从资金分配环节退出，公务员在科研资金管理中的角色将主要是监督和评价。与此同时，着重引进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参与资源配置过程。这样的改革，使科研资金的分配更为合理，同时也避免了经费分配过程中以权谋私现象。
深圳在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建设上先人一步
在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方面，由于起点和创业环境的不同，深圳比较强调政府的保障职能，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风险投资长远发展的公平的市场环境；上海则较强调政府的扶持职能，具体体现在启动资金的提供和各种优惠政策上；北京中关村，则特别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深圳由于起步早、市场环境 好、开放度高，在很多方面都略胜一筹，风险投资公司管理和运作机制日趋成熟，基本形成了包括资金市场、各层次的风险投资主体以及服务中介和监督中介、项目市场这些要素有机组合在内的风险投资市场体系。
由于深圳与境内外资本市场进行了充分的接触，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外的风险投资家通过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对深圳的产业发展已有了充分的了解并极具信心，深圳活跃的民间投资和良好的创业氛围以及交易活跃的产交所和高交会都有利于退出渠道的畅通。
创新政策的侧重
从许多方面来看，上海和深圳所处的发展阶段，已经不满足于中央规定的政策，且比中央政策更具有国际化以及更深一步的要求。而且上海和深圳的政策更具有市场意识，而北京的创新政策相对来讲计划成份较浓。
上海、深圳已逐渐从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为主，逐步向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营造综合创新环境方面转变
上海：加入WTO之前，上海政策的创新主要在税收优惠与金融政策等方面，而且创新力度也比较大。但随着中国加入WTO，优惠政策本身的潜力已非常有限，新增空间较小。仅仅依靠优惠的税收、补贴，既与市场规则不符，也不再有吸引力。因此，上海开始围绕企业对技术、人才、资金、管理的需求，提供更全面的“链式服务”。从备受瞩目的“18条”到“36条”，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的政策从注重成果转化向着关注创新的完整的演化过程。 文章内容：
深圳：近10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市共出台了50多部科技方面的重要文件、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包括市委市政府文件5个、地方性法规3项和规范性文件48个，初步形成了推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政策法规体系，为深圳走自主创新之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策法规环境。深圳在营造自主创新政策环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主要在分配制度、人才政策、推动本土创新企业的发展、建立和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从产业发展战略向城市发展战略转变等方面实现了突破。
知识产权方面，北京侧重原始创新、深圳则重品牌建设
从专利的实际申请和授权的效果来看，“十五”期间，北京的发明专利以及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比上海、深圳的数量高，北京只是在外观设计申请量上与上海、深圳相差很多，使授权总量低于上海，高于深圳；就品牌建设的实际效果看，目前深圳“驰名商标”已有16件，著名商标69件，居全国前列，在国家开展的“中国名牌”评价活动中，深圳有58个产品获得“中国名牌”称号，数量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
上海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大力推进《上海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贯彻实施。深圳市则围绕创新城市建设，在知识产权创造与保护方面，制定了很多政策以及完善知识产权地方立法。同时，深圳近年来侧重于品牌的保护和建设，推动自主创新型企业专利战略与标准化战略、品牌战略相结合。
(本稿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