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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在“把光明和幸福送给西藏”的感召下，解放军第18军3万余人“二次长征”，由川入藏，把红旗插上世界屋脊。其中1200余名女兵也历尽艰险徒步进藏，并在此扎根。迄今，这个女兵群体还有600至800人在世
平均海拔4500米。
20岁的马兴壁拖着双腿，走在从拉萨去往阿里的翻山路上。她大口喘息。
刚从拉萨出发，还能拉着马尾上山；真走在藏区高原，马也累得不行，钉着铁钉的蹄子，在乱石堆上一滑一滑地，有时干脆跪在地上不起来。这个20多人的文艺小分队，相互搀扶着前行，没有人停下来休息；有经验的老兵说，一歇下来人就“过去”了。
“小马晕倒了！”不知谁喊了一声——接下来的事情，马兴壁是若干年后，在战友闫家琼的回忆录中读到的：
一名战友把她放到临时铺的行李上。这时又赶上冰雹，狂风卷着沙石向他们砸来。战友们围成人墙，帮她挡风遮雪。
军医用最快的速度给她打了一针，大家隔着纱布轮流往她口里吹气。5分钟过去，她那因憋气而发紫的脸上，双眼仍未睁开。站在茫茫戈壁中，战友们迎着狂风绝望地呼喊她的名字。良久，她又一次活了过来。
1955年，在这条持续近3个月的挺进阿里之路中，马兴壁不记得自己到底“死”过多少次。重要的是，她成功地翻完了这1600公里路上那些“怎么也翻不完的山”。她亲眼看到阿里的人跟她长得一样，并非之前想象的“四个眼睛两个鼻子”。
母子之间：令人窒息的沉默
马兴壁的左臂有块硬疙瘩，就是在那次行军中频繁打针留下的。坐在西藏驻成都办事处医院住所的沙发上，她谈到自己的“西藏后遗症”之一：至今不吃土豆——阿里冬缺蔬菜夏缺肉，“旱涝保收”的只有土豆。
那些西藏记忆，总是与早逝的丈夫纠结在一起。1999年，与她同在阿里28年的丈夫才让杰，在帕金森症、静脉曲张等疾病的折磨去世。这让她在将吃过的苦视为人生财富的同时，“有时想想也很矛盾”。“他如果不在西藏干这么久，不会是现在这个结果”。
她从此拒绝回忆西藏。早些年，18军的首批进藏女兵战友张罗着把自己的西藏经历写下来，出一本书，她没有写。身体是诚实的。在西藏落下的低血压、心脏病和腰椎病，不断提醒着这个也像成都任何一个普通老人那样打打麻将的“老西藏”，让她想起以往的日子。
这些日子显然不能把儿女们包括在内。她的3个儿女都是在成都的八一学校里过集体生活长大的，尤其是令她痛心而又无奈的小儿子马昆——在马昆的记忆里，他在八一学校的9年时间里，与父母见面的日子加起来不到一个月。
2009年春节前，在江苏南通生活的二女儿马青给远在拉萨的马昆打电话。
“过年回家吗？”“我考虑一下。”
“有什么好考虑的。我今年回成都过年，你也回去。”“哦。”
在成都工作的大女儿马妮叹了口气，“其他的孩子过年回家都会给父母一点钱，带点东西，表示心意，他从来没有这个概念”。马妮经常劝他，在拉萨没事时给母亲打个电话，可没什么效果，“你不打给他，他一年也不会打给你。”
在电话里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指路，马昆甚至说不出母亲的具体住址，虽然他每次回成都都住在那里。马兴壁手头也没有儿子的手机号。晚上，母子两人坐在客厅里，除了电视里传出来的声音，只剩下令人窒息的沉默。
他在外面并不这样，在西藏驻成都办事处，遇到熟人，他说话的声音，二楼都能听到。在从小在保育院和全封闭的八一学校长大的马昆眼里，母亲是一个严厉而强势的形象，为了逃脱母亲的“管辖”，他宁愿待在拉萨与朋友在一起。
“妈妈过去吃过的苦”
至少在参军时，马兴壁还不是这么严厉的。1950年，15岁的马兴壁瞒着打算参军的姐姐，跳上那辆改变她命运的军车。她把头埋得低低的，缩在角落里，躲过姐姐搜寻的目光。当时她并没有多宏大的理想，仅仅是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
“长征”“晋冀鲁豫根据地”、《中国革命史》……马兴壁的世界观在部队里被整个重塑，很快从一个中学生成长为“组织人”。她进部队不久，听到18军要进藏的消息。在热血沸腾的她看来，进军西藏意味着参与革命的最后机会。
乐山，18军进藏的出发地。戴着大红花、站在军车里的马兴壁，一路颠簸着到了甘孜，住在喇嘛庙里。之后，与大部队一起徒步进入拉萨。
这段行军是很多进藏女兵的“噩梦”。比起男兵来，女兵承受着更多的不便。例假是她们最普通而又最麻烦的困难之一，女兵们用的草纸是手工做的，又粗又硬，大腿被硬草纸磨得血肉模糊；遇到过河，草纸就变成稀烂的纸浆。很多女兵不得不从棉衣和被子里撕下棉花代替。
“阿里不是你呆的地方。”1955年的一天，领导与马兴壁进行一场郑重的谈话。出于特别的信任，她得到去阿里锻炼的机会。一个老兵听说后，这么提醒她。
马兴壁在阿里住的土坯房是自己建的，用塞满棉花的门帘做门，窗户是用红柳枝绑成架子再糊上一层白纸，大风一吹就能刮跑。床、办公桌和椅子都是用泥巴做的，后来才有钢丝床从后方运来。自来水和电每天供应两小时，夜间照明靠蜡烛。冬天必须上交柴禾，男同志800斤，女同志500斤。
土坯房一到下雨容易坍塌，来不及跑出来的人就被压在里头。她曾多次从坍塌的房子里把战友们扒出来。她在“像狗窝一样”的土坯房里住了10多年。多年以后，才让杰总是这样跟儿女们说，“你妈妈过去吃的苦，你们谁也没吃过。”
10多年前，马昆作为葛尔县法院副院长，在阿里挂职锻炼2年。他对阿里最大的印象是“飞沙走石”。每到风季，三天不出门扫沙，门就给堵了。县里在风口专门修的4米高的防沙砖墙，一年多就被淹没在积沙之中。
最让他难受的地方在于，整个葛尔县城走一圈不到10分钟。日复一日，生活就像一条绵延不断的灰蛇，怎么也看不到尽头。他呆了1年半就跑回拉萨，“说白了，吃不了那个苦。”
阿里的爱情
着彩妆，穿戏服，马兴壁与另外两名演员站在简陋的舞台上，她屈膝半蹲，转头看同伴。
在这张不甚清晰的黑白照片里，马兴壁看着50多年前的自己。那还是在拉萨，在去阿里以前。在这个文工团里，有她曾经的恋人，一个深爱着她的成都小伙子。接到去阿里的任务，她曾向领导提出自己的顾虑，阿里与拉萨通讯困难，她此去将意味着与男友的联系接近中断。
到了阿里，马兴壁表现出她那让子女觉得有些不近人情的理性——她用一纸书信结束了这段恋情，却并不感觉到悲伤，反而是后来听说那个小伙子伤心欲绝。
未来的丈夫才让杰出现了。马兴壁并没怎么注意这个青海藏族出身的男兵，只是发现他有事没事就会过来套近乎。
类似的经历在文工团极为普遍，马兴壁不时收到情书，但才让杰的简单直接还是让她吃惊不小。那天他们在河边散步，才让杰支支吾吾地问，“我们那个事怎么办？”马不解地问，“什么事？”“结婚的事啊。”
此时，马兴壁对于这个高高大大的男人的了解，仅限于他是搞侦查工作的情报参谋，但她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个成熟男人的稳重和责任感。这让她很有安全感。
婚礼进行得很简单，“两张钢丝床一并，两张被子一拼”，马兴壁把自己嫁了出去。《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道，爱情或者是革命同志之间的情谊，哪一种感情更能概括这段婚姻？她仔细考虑了片刻，没有给出答案。
才让杰熟悉边境的每一山口通向何方。不管遇到任何棘手的麻烦，他也总能凭借自己对阿里的了解，为相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分析。如此精通的业务本领，是以长期出差为代价的，刚进阿里的时候，“1年能有3个月在家就不错了”。由于与丈夫不在同一个工作组，两人只能趁双方工作组的工作结束后才能见上面。
马兴壁的工作单位是西藏工委阿里分工委的社会部，这个部门涉及公安、统战等多重职能。她从事统战工作，向由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组成的“三大领主”和普通农奴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她的足迹遍布阿里7个县中的5个。
下乡时她住过牛羊圈，学会像个西藏人一样伺候土地。她收获了翻身后的藏族“农奴”的关爱：自己带的糌粑不新鲜，吃下去经常拉肚子，她借住的那家主人、一位40出头的大妈，用自己的新鲜糌粑换过了她的糌粑。
对于“三大领主”，她以定期走访和编印《上层动态》的小通讯来了解并记录阿里上层的思想动态与对政策的看法。“都是些很杂的事情，但怎么也忙不完。”
孩子们的“真空”童年
马昆名字中的“昆”，指的是昆仑山。他于1962年出生于新疆。此前的4年和2年，大姐马妮和二姐马青分别在陕西咸阳和成都出生。三姐弟的出生地，勾勒出马兴壁那些年频繁的出差轨迹。
他们三个人都不是在西藏出生的。马兴壁在阿里的同事闵乃丽的大女儿焦亚莎，在阿里出生，与弟妹们比起来，她的个子小小的，瘦得怕人。
“由于缺氧和低气压，在西藏出生的汉族孩子，患有先天性疾病很常见”，军旅作家纪晓松曾花费一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寻访首批进藏女兵中的150多位。他发现，先天性心脏病、血压异常甚至脑瘫，以及其他在内地少见的身体缺陷，不同程度困扰着在西藏出生的女兵后代。
进藏女兵曾昭琼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刚进入西藏时，部队曾有政策，女同志的孩子一律生在西藏，看看汉族的孩子能否在西藏生存，后来政策变动，才可以回内地生孩子。
马妮和马青是在四川自贡的姨妈家和成都保育院长大的。她们从小随姨妈的孩子，管姨妈叫妈妈，姨父叫爸爸。马妮从保育院“毕业”，与整个大班的孩子一起被接到成都八一学校——它的前身是18军团职以上干部的子弟学校，从此，她与后来相继入校的弟妹一样，在八一学校度过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时代。
马家三姐弟不约而同地用“真空”这个词，来描述他们成长于其中的八一学校。一道铁门，把门外的社会和门内的学校隔离成两个世界，这里的孩子直到初中以后才能单独出校门。从学校出来很长一段时间，马青见到大人都不会叫“叔叔阿姨”，“学校里除了老师就是同学，大家在一起很随便，根本不用跟陌生人打交道”。
马妮的记忆里还停留着老师捧着她们的小脚剪脚趾甲的温馨画面。在她很长一段时间的印象里，家庭是个陌生的概念，学校就是家。
既是同学，又是姐弟，刚进入八一学校的马昆，还不能很好处理自己与两个姐姐的关系——受到那个年代常见的“男女界线”的影响，他在学校跟姐姐们“碰上了，没事也不打招呼”。马青跟弟弟的接触有限，她印象里的弟弟总是在没钱花的时候，才跑到她宿舍楼下，接过她扔下去的零花钱。
她第一次知道自己有个姐姐，也是在自己从保育院升到八一学校以后，老师带着一个大一点的女孩子来，“这是你姐姐”。马青跟姐姐马妮住在同一层宿舍的斜对面，却没有享受姐姐过多的照顾，因为“根本就不需要”。马妮的姐姐“范儿”仅限于帮妹妹保管学校发的二两糖，每天给妹妹吃两颗。那些没有姐姐的孩子，往往一口气把一个月的定量吃完，糖纸像雪花般扔了一地。
家庭生活在招待所度过的岁月
马妮外向、马昆顽皮、马青羞涩。时隔40多年，八一学校的退休教师马秋英还能准确地记住她的学生。长期与学生一起上课和生活，学生们对她的感情介于老师和母亲之间。在八一学校，最让她紧张的时候，是从西藏回来探亲的家长来学校接孩子，“那些没有家长接的孩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进藏干部的休假制度源于1963年，西藏民主改革完成之后。按照规定，无论是在部队或者是在西藏地方工作，每3年都可以回来休探亲假3个月。但八一学校的孩子能否与父母见面，仍取决于外部国际形势的变化。“只要中印关系一紧张，父母就没法回来探亲。”马秋英说。
有一个学生的家长，从孩子进保育院起就回西藏，直到小学四年级才回成都休假。这个在午休时会在被子里偷看父母照片的孩子，真的见到父母时，怎么也不肯跟母亲去招待所。马秋英不得不跟着在招待所里住了一个星期，等孩子母亲用玩具和零食把孩子哄熟了才借机脱身。
马兴壁更多是从学校定期寄来的成绩单、评语和照片上，了解孩子们的成长，她更像一位领导而非母亲，给予儿女她所能提供的物质关怀和思想教育。在她与儿女的通信中，就像她起草过的无数文件一样，总是充满着命令式的“一二三四”。
与此相对，三个儿女在童年时代则对父母完全没有记忆。马青第一次与父母打交道，是从父母手里接过一包糖。那是在5岁的一天，她在八一学校的操场上玩。隔着铁门，她看见一高一矮两个大人向学校走来。他们向门卫武大爷打听马妮。武大爷把马青叫过去，“这是马妮的妹妹马青”。
像其他入藏干部一样，马家探亲假3个月的家庭生活都在招待所度过。之前，由于单间紧张，马兴壁往往要跟招待所的熟人打好招呼预留一个单间，然后再设法借一些碗筷和被子。户口不在成都，她没有成都的“号票”，不得不用从西藏带来的全国粮票高价换回一些鸡蛋和肉，在招待所的过道上架起一口锅做菜，然后打发孩子们去食堂打饭。
马妮和马青第一次见到弟弟，就是在招待所里。当时马昆不够年龄进八一学校，还呆在保育院。父母回来探亲，每到周六下午，马家三姐弟分别从学校出发，坐单位班车或者公共汽车，赶往半个小时车程外的招待所，并在周日下午赶回学校。对于这样的临时生活，马青至今感到“有点滑稽”。她在招待所吃完饭，还是更习惯于找同住在招待所的同学一起玩，而不是与父母呆在一起。
“那时候，确实对父母没什么概念，他们来了没什么感觉，去了也不难受”，马妮将招待所的生活当作改善伙食的机会，他们三姐弟的最高纪录，一晚上消灭了20斤橘子。但她承认，起码对于三姐弟而言，这是难得的团聚机会。母亲给他们倒热水洗脸，三个孩子闹成一团，抢着把毛巾放在前面“占点小便宜”。最终的胜利者总是马昆。
只有到这样的时刻，马兴壁才会流露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看着孩子们在招待所里的背影，她忍不住畅想，“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一套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过日子？”
翻不过去的“孩子”山
在三个子女之中，马兴壁一直觉得自己愧对儿子。她能隐约感觉到，马昆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抵触力量——对于她未能尽到母亲责任的抱怨。这不仅因为马昆在新疆出生时，自己没有足够的奶水，甚至连奶粉也买不到，只能用开水吊着，还在于儿子在成长过程中留下的终身遗憾。
差不多每天早上起来，马昆都会看镜子里的自己，精心梳理好自己的头发，以掩盖住他额头上那块可怖的伤疤。那是他在保育院期间，不慎摔倒在烤火盆中留下的。这道伤疤就像一道印记，时刻提醒着他不愉快的记忆。八一学校的马秋英老师，至今提起马昆还会心惊肉跳。在他小学三年级时，一次下课休息，他一个人爬上9米高的礼堂顶上掏鸟蛋，不慎摔了下来。
马兴壁多年以后猜测，有过烧伤和濒临死亡经历的马昆，自信心可能受到很大的打击。这种感受，很可能在他人生抉择的关键当口，起到不好的作用。
马昆从八一学校考上位于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1985年毕业分配到拉萨的西藏高级人民法院。他在法院参了军，复员后拒绝了母亲“回法院工作”的要求，转而在拉萨朋友的公司里打工，而这被母亲视为“不务正业”。“我很头疼处理这些人情世故，这样比较自由”，他这样解释他的选择。
在西藏呆了24年，马昆的朋友中，藏族的占到60%。在他为自己生活圈子的亲疏程度作出的排序中，在西藏和在八一学校的朋友、同学是最让他感到亲近的，两个姐姐次之，最后才是母亲。
比较之下，马妮是与母亲相处得最久的人。这个“乖乖女”听从母亲的安排，在北京的医学院上完大学，回到阿里医院。1983年，跟随母亲回到成都，并听从母亲的建议，跟当年八一学校的一个男同学结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青都认为母亲对姐姐有些偏心。现在想来，她认为这是因为与母亲的沟通不够。很多年以后，她才知道，除了在物质上的支持，其实在工作调动等人生大事上，母亲在背后也帮着使了很多劲，“但她从来不跟我说。”
马青在弟弟与母亲和大姐之间扮演着“联络员”的角色，“可能因为自己与弟弟相处得更久的缘故吧，他听我的话，不大听母亲和大姐的话。”
“她太‘马列’了”，马青评价母亲。因此，年轻时在拉萨工作的她故意选择了江苏的男友，在拉萨最好的医院工作11年后，与丈夫回到南通。但她也认识到，自己不愿与母亲相处的原因，不外乎是一些生活琐事造成的争吵和挨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她也逐渐发现，母亲在退休以后，那种不容违抗的权威感慢慢“软”了下来。前几年，母亲少见地跟她解释，“那个年代的大环境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么要求子女的”。随着距离的拉开和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做母亲的经历，让她逐渐与母亲和解，“其实她一直在以她的方式，默默地帮我把路铺好。”
(感谢军旅作家纪晓松提供采访线索)
平均海拔4500米。
20岁的马兴壁拖着双腿，走在从拉萨去往阿里的翻山路上。她大口喘息。
刚从拉萨出发，还能拉着马尾上山；真走在藏区高原，马也累得不行，钉着铁钉的蹄子，在乱石堆上一滑一滑地，有时干脆跪在地上不起来。这个20多人的文艺小分队，相互搀扶着前行，没有人停下来休息；有经验的老兵说，一歇下来人就“过去”了。
“小马晕倒了！”不知谁喊了一声——接下来的事情，马兴壁是若干年后，在战友闫家琼的回忆录中读到的：
一名战友把她放到临时铺的行李上。这时又赶上冰雹，狂风卷着沙石向他们砸来。战友们围成人墙，帮她挡风遮雪。
军医用最快的速度给她打了一针，大家隔着纱布轮流往她口里吹气。5分钟过去，她那因憋气而发紫的脸上，双眼仍未睁开。站在茫茫戈壁中，战友们迎着狂风绝望地呼喊她的名字。良久，她又一次活了过来。
1955年，在这条持续近3个月的挺进阿里之路中，马兴壁不记得自己到底“死”过多少次。重要的是，她成功地翻完了这1600公里路上那些“怎么也翻不完的山”。她亲眼看到阿里的人跟她长得一样，并非之前想象的“四个眼睛两个鼻子”。
母子之间：令人窒息的沉默
马兴壁的左臂有块硬疙瘩，就是在那次行军中频繁打针留下的。坐在西藏驻成都办事处医院住所的沙发上，她谈到自己的“西藏后遗症”之一：至今不吃土豆——阿里冬缺蔬菜夏缺肉，“旱涝保收”的只有土豆。
那些西藏记忆，总是与早逝的丈夫纠结在一起。1999年，与她同在阿里28年的丈夫才让杰，在帕金森症、静脉曲张等疾病的折磨去世。这让她在将吃过的苦视为人生财富的同时，“有时想想也很矛盾”。“他如果不在西藏干这么久，不会是现在这个结果”。
她从此拒绝回忆西藏。早些年，18军的首批进藏女兵战友张罗着把自己的西藏经历写下来，出一本书，她没有写。身体是诚实的。在西藏落下的低血压、心脏病和腰椎病，不断提醒着这个也像成都任何一个普通老人那样打打麻将的“老西藏”，让她想起以往的日子。
这些日子显然不能把儿女们包括在内。她的3个儿女都是在成都的八一学校里过集体生活长大的，尤其是令她痛心而又无奈的小儿子马昆——在马昆的记忆里，他在八一学校的9年时间里，与父母见面的日子加起来不到一个月。
2009年春节前，在江苏南通生活的二女儿马青给远在拉萨的马昆打电话。
“过年回家吗？”“我考虑一下。”
“有什么好考虑的。我今年回成都过年，你也回去。”“哦。”
在成都工作的大女儿马妮叹了口气，“其他的孩子过年回家都会给父母一点钱，带点东西，表示心意，他从来没有这个概念”。马妮经常劝他，在拉萨没事时给母亲打个电话，可没什么效果，“你不打给他，他一年也不会打给你。”
在电话里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指路，马昆甚至说不出母亲的具体住址，虽然他每次回成都都住在那里。马兴壁手头也没有儿子的手机号。晚上，母子两人坐在客厅里，除了电视里传出来的声音，只剩下令人窒息的沉默。
他在外面并不这样，在西藏驻成都办事处，遇到熟人，他说话的声音，二楼都能听到。在从小在保育院和全封闭的八一学校长大的马昆眼里，母亲是一个严厉而强势的形象，为了逃脱母亲的“管辖”，他宁愿待在拉萨与朋友在一起。
“妈妈过去吃过的苦”
至少在参军时，马兴壁还不是这么严厉的。1950年，15岁的马兴壁瞒着打算参军的姐姐，跳上那辆改变她命运的军车。她把头埋得低低的，缩在角落里，躲过姐姐搜寻的目光。当时她并没有多宏大的理想，仅仅是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
“长征”“晋冀鲁豫根据地”、《中国革命史》……马兴壁的世界观在部队里被整个重塑，很快从一个中学生成长为“组织人”。她进部队不久，听到18军要进藏的消息。在热血沸腾的她看来，进军西藏意味着参与革命的最后机会。
乐山，18军进藏的出发地。戴着大红花、站在军车里的马兴壁，一路颠簸着到了甘孜，住在喇嘛庙里。之后，与大部队一起徒步进入拉萨。
这段行军是很多进藏女兵的“噩梦”。比起男兵来，女兵承受着更多的不便。例假是她们最普通而又最麻烦的困难之一，女兵们用的草纸是手工做的，又粗又硬，大腿被硬草纸磨得血肉模糊；遇到过河，草纸就变成稀烂的纸浆。很多女兵不得不从棉衣和被子里撕下棉花代替。
“阿里不是你呆的地方。”1955年的一天，领导与马兴壁进行一场郑重的谈话。出于特别的信任，她得到去阿里锻炼的机会。一个老兵听说后，这么提醒她。
马兴壁在阿里住的土坯房是自己建的，用塞满棉花的门帘做门，窗户是用红柳枝绑成架子再糊上一层白纸，大风一吹就能刮跑。床、办公桌和椅子都是用泥巴做的，后来才有钢丝床从后方运来。自来水和电每天供应两小时，夜间照明靠蜡烛。冬天必须上交柴禾，男同志800斤，女同志500斤。
土坯房一到下雨容易坍塌，来不及跑出来的人就被压在里头。她曾多次从坍塌的房子里把战友们扒出来。她在“像狗窝一样”的土坯房里住了10多年。多年以后，才让杰总是这样跟儿女们说，“你妈妈过去吃的苦，你们谁也没吃过。”
10多年前，马昆作为葛尔县法院副院长，在阿里挂职锻炼2年。他对阿里最大的印象是“飞沙走石”。每到风季，三天不出门扫沙，门就给堵了。县里在风口专门修的4米高的防沙砖墙，一年多就被淹没在积沙之中。
最让他难受的地方在于，整个葛尔县城走一圈不到10分钟。日复一日，生活就像一条绵延不断的灰蛇，怎么也看不到尽头。他呆了1年半就跑回拉萨，“说白了，吃不了那个苦。”
阿里的爱情
着彩妆，穿戏服，马兴壁与另外两名演员站在简陋的舞台上，她屈膝半蹲，转头看同伴。
在这张不甚清晰的黑白照片里，马兴壁看着50多年前的自己。那还是在拉萨，在去阿里以前。在这个文工团里，有她曾经的恋人，一个深爱着她的成都小伙子。接到去阿里的任务，她曾向领导提出自己的顾虑，阿里与拉萨通讯困难，她此去将意味着与男友的联系接近中断。
到了阿里，马兴壁表现出她那让子女觉得有些不近人情的理性——她用一纸书信结束了这段恋情，却并不感觉到悲伤，反而是后来听说那个小伙子伤心欲绝。
未来的丈夫才让杰出现了。马兴壁并没怎么注意这个青海藏族出身的男兵，只是发现他有事没事就会过来套近乎。
类似的经历在文工团极为普遍，马兴壁不时收到情书，但才让杰的简单直接还是让她吃惊不小。那天他们在河边散步，才让杰支支吾吾地问，“我们那个事怎么办？”马不解地问，“什么事？”“结婚的事啊。”
此时，马兴壁对于这个高高大大的男人的了解，仅限于他是搞侦查工作的情报参谋，但她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个成熟男人的稳重和责任感。这让她很有安全感。
婚礼进行得很简单，“两张钢丝床一并，两张被子一拼”，马兴壁把自己嫁了出去。《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道，爱情或者是革命同志之间的情谊，哪一种感情更能概括这段婚姻？她仔细考虑了片刻，没有给出答案。
才让杰熟悉边境的每一山口通向何方。不管遇到任何棘手的麻烦，他也总能凭借自己对阿里的了解，为相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分析。如此精通的业务本领，是以长期出差为代价的，刚进阿里的时候，“1年能有3个月在家就不错了”。由于与丈夫不在同一个工作组，两人只能趁双方工作组的工作结束后才能见上面。
马兴壁的工作单位是西藏工委阿里分工委的社会部，这个部门涉及公安、统战等多重职能。她从事统战工作，向由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组成的“三大领主”和普通农奴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她的足迹遍布阿里7个县中的5个。
下乡时她住过牛羊圈，学会像个西藏人一样伺候土地。她收获了翻身后的藏族“农奴”的关爱：自己带的糌粑不新鲜，吃下去经常拉肚子，她借住的那家主人、一位40出头的大妈，用自己的新鲜糌粑换过了她的糌粑。
对于“三大领主”，她以定期走访和编印《上层动态》的小通讯来了解并记录阿里上层的思想动态与对政策的看法。“都是些很杂的事情，但怎么也忙不完。”
孩子们的“真空”童年
马昆名字中的“昆”，指的是昆仑山。他于1962年出生于新疆。此前的4年和2年，大姐马妮和二姐马青分别在陕西咸阳和成都出生。三姐弟的出生地，勾勒出马兴壁那些年频繁的出差轨迹。
他们三个人都不是在西藏出生的。马兴壁在阿里的同事闵乃丽的大女儿焦亚莎，在阿里出生，与弟妹们比起来，她的个子小小的，瘦得怕人。
“由于缺氧和低气压，在西藏出生的汉族孩子，患有先天性疾病很常见”，军旅作家纪晓松曾花费一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寻访首批进藏女兵中的150多位。他发现，先天性心脏病、血压异常甚至脑瘫，以及其他在内地少见的身体缺陷，不同程度困扰着在西藏出生的女兵后代。
进藏女兵曾昭琼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刚进入西藏时，部队曾有政策，女同志的孩子一律生在西藏，看看汉族的孩子能否在西藏生存，后来政策变动，才可以回内地生孩子。
马妮和马青是在四川自贡的姨妈家和成都保育院长大的。她们从小随姨妈的孩子，管姨妈叫妈妈，姨父叫爸爸。马妮从保育院“毕业”，与整个大班的孩子一起被接到成都八一学校——它的前身是18军团职以上干部的子弟学校，从此，她与后来相继入校的弟妹一样，在八一学校度过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时代。
马家三姐弟不约而同地用“真空”这个词，来描述他们成长于其中的八一学校。一道铁门，把门外的社会和门内的学校隔离成两个世界，这里的孩子直到初中以后才能单独出校门。从学校出来很长一段时间，马青见到大人都不会叫“叔叔阿姨”，“学校里除了老师就是同学，大家在一起很随便，根本不用跟陌生人打交道”。
马妮的记忆里还停留着老师捧着她们的小脚剪脚趾甲的温馨画面。在她很长一段时间的印象里，家庭是个陌生的概念，学校就是家。
既是同学，又是姐弟，刚进入八一学校的马昆，还不能很好处理自己与两个姐姐的关系——受到那个年代常见的“男女界线”的影响，他在学校跟姐姐们“碰上了，没事也不打招呼”。马青跟弟弟的接触有限，她印象里的弟弟总是在没钱花的时候，才跑到她宿舍楼下，接过她扔下去的零花钱。
她第一次知道自己有个姐姐，也是在自己从保育院升到八一学校以后，老师带着一个大一点的女孩子来，“这是你姐姐”。马青跟姐姐马妮住在同一层宿舍的斜对面，却没有享受姐姐过多的照顾，因为“根本就不需要”。马妮的姐姐“范儿”仅限于帮妹妹保管学校发的二两糖，每天给妹妹吃两颗。那些没有姐姐的孩子，往往一口气把一个月的定量吃完，糖纸像雪花般扔了一地。
家庭生活在招待所度过的岁月
马妮外向、马昆顽皮、马青羞涩。时隔40多年，八一学校的退休教师马秋英还能准确地记住她的学生。长期与学生一起上课和生活，学生们对她的感情介于老师和母亲之间。在八一学校，最让她紧张的时候，是从西藏回来探亲的家长来学校接孩子，“那些没有家长接的孩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进藏干部的休假制度源于1963年，西藏民主改革完成之后。按照规定，无论是在部队或者是在西藏地方工作，每3年都可以回来休探亲假3个月。但八一学校的孩子能否与父母见面，仍取决于外部国际形势的变化。“只要中印关系一紧张，父母就没法回来探亲。”马秋英说。
有一个学生的家长，从孩子进保育院起就回西藏，直到小学四年级才回成都休假。这个在午休时会在被子里偷看父母照片的孩子，真的见到父母时，怎么也不肯跟母亲去招待所。马秋英不得不跟着在招待所里住了一个星期，等孩子母亲用玩具和零食把孩子哄熟了才借机脱身。
马兴壁更多是从学校定期寄来的成绩单、评语和照片上，了解孩子们的成长，她更像一位领导而非母亲，给予儿女她所能提供的物质关怀和思想教育。在她与儿女的通信中，就像她起草过的无数文件一样，总是充满着命令式的“一二三四”。
与此相对，三个儿女在童年时代则对父母完全没有记忆。马青第一次与父母打交道，是从父母手里接过一包糖。那是在5岁的一天，她在八一学校的操场上玩。隔着铁门，她看见一高一矮两个大人向学校走来。他们向门卫武大爷打听马妮。武大爷把马青叫过去，“这是马妮的妹妹马青”。
像其他入藏干部一样，马家探亲假3个月的家庭生活都在招待所度过。之前，由于单间紧张，马兴壁往往要跟招待所的熟人打好招呼预留一个单间，然后再设法借一些碗筷和被子。户口不在成都，她没有成都的“号票”，不得不用从西藏带来的全国粮票高价换回一些鸡蛋和肉，在招待所的过道上架起一口锅做菜，然后打发孩子们去食堂打饭。
马妮和马青第一次见到弟弟，就是在招待所里。当时马昆不够年龄进八一学校，还呆在保育院。父母回来探亲，每到周六下午，马家三姐弟分别从学校出发，坐单位班车或者公共汽车，赶往半个小时车程外的招待所，并在周日下午赶回学校。对于这样的临时生活，马青至今感到“有点滑稽”。她在招待所吃完饭，还是更习惯于找同住在招待所的同学一起玩，而不是与父母呆在一起。
“那时候，确实对父母没什么概念，他们来了没什么感觉，去了也不难受”，马妮将招待所的生活当作改善伙食的机会，他们三姐弟的最高纪录，一晚上消灭了20斤橘子。但她承认，起码对于三姐弟而言，这是难得的团聚机会。母亲给他们倒热水洗脸，三个孩子闹成一团，抢着把毛巾放在前面“占点小便宜”。最终的胜利者总是马昆。
只有到这样的时刻，马兴壁才会流露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看着孩子们在招待所里的背影，她忍不住畅想，“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一套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过日子？”
翻不过去的“孩子”山
在三个子女之中，马兴壁一直觉得自己愧对儿子。她能隐约感觉到，马昆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抵触力量——对于她未能尽到母亲责任的抱怨。这不仅因为马昆在新疆出生时，自己没有足够的奶水，甚至连奶粉也买不到，只能用开水吊着，还在于儿子在成长过程中留下的终身遗憾。
差不多每天早上起来，马昆都会看镜子里的自己，精心梳理好自己的头发，以掩盖住他额头上那块可怖的伤疤。那是他在保育院期间，不慎摔倒在烤火盆中留下的。这道伤疤就像一道印记，时刻提醒着他不愉快的记忆。八一学校的马秋英老师，至今提起马昆还会心惊肉跳。在他小学三年级时，一次下课休息，他一个人爬上9米高的礼堂顶上掏鸟蛋，不慎摔了下来。
马兴壁多年以后猜测，有过烧伤和濒临死亡经历的马昆，自信心可能受到很大的打击。这种感受，很可能在他人生抉择的关键当口，起到不好的作用。
马昆从八一学校考上位于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1985年毕业分配到拉萨的西藏高级人民法院。他在法院参了军，复员后拒绝了母亲“回法院工作”的要求，转而在拉萨朋友的公司里打工，而这被母亲视为“不务正业”。“我很头疼处理这些人情世故，这样比较自由”，他这样解释他的选择。
在西藏呆了24年，马昆的朋友中，藏族的占到60%。在他为自己生活圈子的亲疏程度作出的排序中，在西藏和在八一学校的朋友、同学是最让他感到亲近的，两个姐姐次之，最后才是母亲。
比较之下，马妮是与母亲相处得最久的人。这个“乖乖女”听从母亲的安排，在北京的医学院上完大学，回到阿里医院。1983年，跟随母亲回到成都，并听从母亲的建议，跟当年八一学校的一个男同学结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青都认为母亲对姐姐有些偏心。现在想来，她认为这是因为与母亲的沟通不够。很多年以后，她才知道，除了在物质上的支持，其实在工作调动等人生大事上，母亲在背后也帮着使了很多劲，“但她从来不跟我说。”
马青在弟弟与母亲和大姐之间扮演着“联络员”的角色，“可能因为自己与弟弟相处得更久的缘故吧，他听我的话，不大听母亲和大姐的话。”
“她太‘马列’了”，马青评价母亲。因此，年轻时在拉萨工作的她故意选择了江苏的男友，在拉萨最好的医院工作11年后，与丈夫回到南通。但她也认识到，自己不愿与母亲相处的原因，不外乎是一些生活琐事造成的争吵和挨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她也逐渐发现，母亲在退休以后，那种不容违抗的权威感慢慢“软”了下来。前几年，母亲少见地跟她解释，“那个年代的大环境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么要求子女的”。随着距离的拉开和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做母亲的经历，让她逐渐与母亲和解，“其实她一直在以她的方式，默默地帮我把路铺好。”
(感谢军旅作家纪晓松提供采访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