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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作家的名字说出来就是一个地标：比如，说到陈丹燕，就会想到上海的梧桐树落叶铺满的衡山路；说到叶兆言，心里便声色鲜活地浮现出浆声灯影的秦淮河；说到王朔，那就是整本书的京城大院小巷加通篇京片子……可是说到叶永烈，我真要偷偷地羞愧地说一句——作为一名毕业于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编辑，其实我长期以来都觉得他是个帝都作家。
而有些作家的名字说出来就是一类文体：比如，说到郑渊洁，我们会说，他是童话大王；说到麦家，我们会说，他的谍战小说好精彩；而说到刘墉，我们会说，他是“心灵鸡汤”式散文的鼻祖……可是说到叶永烈，那个写《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叶永烈，和那个写《邓小平改变中国》的叶永烈，他们真的是同一个么？
可是，当我们面对面开始交谈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很好看懂的人：他会在我打开录音开始采访的时候，拿过来一个更专业的录音笔放在我们中间，一点也不回避地直言“我也是记者嘛，这是我的习惯”；他会在我好奇他如何总是能专访到那些高层要员的时候，一点也不传奇地坦言“因为我当初在公安部有个好朋友，他帮我搞定了万能的介绍信”；还会对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小辈半点架子也不搭，兴冲冲邀请我去看他那些放在游泳池里的藏书。
是的你沒有看错，当他说出“我家楼上的游泳池里还有很多书”的时候，你一定能理解我身处那间市中心的老式电梯房顶层时的疑云重重——你家楼上难道不是屋顶么？至于把藏书放在游泳池里，我已经在心里直接转换成乱码了。结果，叶永烈真的在他家的阁楼天台上修了个室内游泳池，有完备的水循环系统的那种；他也真的因为书太多，干脆就把泳池的水放光，又买来图书馆那种双面的书架，生生把个空中游泳池改造成了私家资料室。
而在叶永烈爬上爬下带着我参观二楼的阁楼书房和三楼的“泳池资料室”的时候，他的夫人杨蕙芬一直在底层的客厅楼梯口处举目张望着，并不跟上跟下，也不大声叮嘱，但关切的眼神一直跟随着年过七旬的老伴依然矫健的身影。因为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定居美国，一个定居台湾，所以像所有的“空巢家庭”那样，从中学教师岗位上退休后的杨蕙芬根本清闲不下来，因为家里这位平均日产5000字的勤劳作家有太多事情离不开她的协助：她要协助叶永烈搜集、整理素材，她要陪同叶永烈进行人物采访，甚至在叶永烈近年出版的“行走文学”系列图书中，有很多照片都是出自她之手。对此，杨蕙芬谦虚地笑着说：“我拍照不过是业余爱好，很不专业的。”
“我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韩寒”
如今，年过古稀的叶永烈是上海作协的一级作家、教授，他的科普作品影响了几代人，新时期以来又写出一系列重大题材的纪实作品，已出版作品三四百部。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著述等身的大作家，他的语文成绩在刚上小学时可并不出色，不只如此，还曾经是个作文不及格的孩子。
叶永烈的父亲是个细心人，他完好地保留了叶永烈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所有的成绩报告单。叶永烈在某次演讲时就曾为大家展示了其中的一张，上面赫然写着：学生叶永烈，读书（相当于现在的语文）40分，作文40分。对此，叶永烈打趣说：“有人说很多作家从小就是神童，我可不是。我是从一个语文不及格、作文也不及格的孩子成长为作家的。所以，我是不是能算作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韩寒？”韩寒遭遇他命运转折的那一次作文大赛是在17岁，已经算得“出名要早”，而叶永烈文学命运的转折点却来得更早，在11岁。叶永烈说，当年他住在温州，离家不远处有一家报社，叫《浙南日报》（即现在的《温州日报》），报社门口挂着一个绿色的箱子，上面写着“投稿箱”三个字。他路过时就问人家这个箱子是干什么用的，有人告诉他，把稿子放进去，如果写得好，报纸就会刊登出来。他一时心血来潮，写了首诗扔进了投稿箱。一周后他收到平生的第一封信，问“叶永烈小朋友”多大了，上几年级。回信后又过了一星期，他写的《短歌》发表了，竖行排版，整整齐齐确实像一块“豆腐干”，还特地标明作者是“11岁小学生叶永烈”。回想起当年情景，叶永烈十分感慨地说：“这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我的文学道路就是从这一块‘豆腐干’开始的。我这些年每年都要写一两部五六十万字、像砖头一样厚的书，人家称我为‘做砖头的工人’，而这块‘豆腐干’就是我所有‘砖头’的开端。”
虽然11岁的叶永烈因为发表作品而颇受重视，在学校连升三级，戴起“三道杠”；直到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叶永烈也依然喜欢写作、勤于投稿；可是诗写了1000多首，散文、小说也写了许多篇，能在报刊上发表的却很少。所以真正意义上圆了他“作家梦”的，其实还是科普小品的创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叶永烈看到北京有一家报纸叫《科学小报》，就试着写了篇科普类的文章投稿过去，结果很快被采用了。从此他不断地给这家报纸投稿，写一篇登一篇。说起当年的高“命中率”，叶永烈说：“这是发挥了我的优势。因为我是一个化学系的学生，我也许写诗不如中文系的人，可是用文学的笔调来写化学、写科学，中文系的人可就没法跟我比了，所以写科普文章成了我的特长。”好吧，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搞科学的都没我懂文学，搞文学的都没我懂科学？
与科普写作结缘的叶永烈从此一发不可收，19岁时他把为《科学小报》写的文章结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作品集《碳的一家》，寄给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并没有计较作者的资历，出版了这本书，这也为叶永烈成为该社《十万个为什么》最早、最年轻的作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文笔活泼，叶永烈深受出版社的青睐，20岁的叶永烈的一个个“为什么”，被比他只小几岁的读者广泛阅读、传诵。而《十万个为什么》也一次次修订再版，总印数早已过亿。
把“敏感词”变成“关键词”的秘诀是真实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叶永烈感到科普写作已不能反映他的所思所想。他的视角，更多地放在了国家、时代的命运和人民的呼声上，所以他选择了纪实文学。于是，随着《傅雷一家》《雾中的花》《沉重的一九五七》以及《中国科学明星》《奇人奇事》《闪光的路》等报告文学选集的出版，科普小品作家叶永烈“隐身”了，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带着更闪亮的光环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在叶永烈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主人公”从科学家到体坛明星，从音乐家、作家到影响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陈云……所涉领域广泛，门类繁多。那么他是凭什么标准来选择笔下的传主的？叶永烈说：有三个标准。第一，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的人物；第二，是能够折射一段中国当代重要历史的人物；第三，是没人写过（或者即使有人写过，也写得浅或者写得不好）的人物。相比之下，前两种人物比较容易被读者认同，但第三种人物的重要性却不输前者，比如他写《陈云全传》，是因为他觉得邓小平和陈云都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邓小平的传记有很多，陈云的传记在当时却几乎没有；而事实证明，《陈云全传》写成后广受关注，其影响和意义丝毫不输前者。最后，叶永烈的写作还有一个必需遵守的原则就是能够采访到传主本人——如果传主去世或者传主无法采访，也必须能够采访到非常亲近的深知传主的身边人。“我不写那种根据资料拼拼凑凑的作品，更不写复述式的作品，因为，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叶永烈说，也正因如此，虽然因为涉及敏感的题材，自己的作品几乎每一本都要被层层“送审”，在出版界人称“送审专业户”，但几乎每一次的审核都能顺利通过。原因无它，只因他的每一次写作都力求最真实地还原人物和事件的真相。
尽管这么一来就得四处奔走，四处采访，然而正因为对这“三点标准一个原则”的坚持，他的作品贏得了读者的多方关注，尤其是一系列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作品，使他声名远播。1993年11月，他携妻飞抵美国洛杉矶，打算和两个在美工作的儿子相聚。人刚到机场，即被美国联邦影视集团电视台接去，接受了节目的采访。主持人在向观众介绍叶永烈时说：“叶先生1989年被美国列入《世界名人录》，是美国传记研究所的顾问。写了许多纪实文学作品和人物传记，其中很多涉及中国近现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人物……”这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人物”，指的是叶永烈讲述中国共产党建党历程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国共风云——毛泽东与蒋介石》，以及反映“文革”和“四人帮”的系列人物长篇《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和《陈伯达传》。这几部作品一版再版，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确实，在叶永烈的眼里，采访科学名人、体育明星、文化名人，一般都不难。政治人物的采访，尤其是政治敏感人物的采访，才是相当艰难。正因为艰难，他才以为更值得采访。他以作家的诚信，以充分的尊重，获得对方的认可。当然，他的“个人品牌”也起了一定作用。
在熟悉叶永烈的读者印象中，他似乎永远都是热情洋溢的，不知疲倦的。即使如今已年过七十，他依然保持着每天写5000字左右、每年都有一两部50万字左右大部头作品出版的高产频率，这简直是超乎想象的。“可是……您都不用休息的么？”作为一个常常暗自腹诽中国假期太少的媒体人，我对老前辈深表景仰的同时也有点担心他会不会不堪负荷。对此，叶永烈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状态：“我把外出采访与案头写作，看作是两种不同状态的交替，这样的交替于我就算是一种休息了。一年到头，我没有周末，也没有节假日，我也没有退休日，我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特别是放长假的时候，电话很少，而我又从不在长假外出旅游，所以我能安安稳稳写作。另外，我的体质好，除了1990年因写作过度导致视网膜剥落而住院动手术之外，至今没有住过医院，也无慢性病。而且我在长期的写作中，养成了思路通畅，一气呵成的习惯。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一次性写成，很少有写了一半重新再来。即便是为《人民文学》杂志写的小说，也是一次性写完。”
2012年，适逢十八大召开，叶永烈的长篇纪实文学《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也完成了第三次修订再版，作为向十八大献礼的重头出版物，此书一上市就得到了读者的热捧。这本书真实反映了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一时期，某些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历史细节。全书从粉碎“四人帮”落笔，详尽记叙了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召开等历史事件，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摆脱长期的“左”的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凸显了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而相比旧版，重装上市的第三版修改甚多，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许多史实的提法、历史人物的评价更为准确。“历史就像油画，站在近处往往看不清，远远地观望才能有更直观的了解。”叶永烈笑着说，当年采访时候获得了许多一手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当时的事件与人物，现在有了不同的态度。
然而，无须讳言，这本书里涉及的很多人物和话题，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的，这一类的“敏感词”也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很难获得公众的传播；可是叶永烈却就有这样一支神奇的笔，只要经过他的阐释，“敏感词”也能成为“关键词”——是的，“禁书”和“献礼”之间的距离当然差之千里，可是又安知这其中的分寸进退或许只是失之毫厘？对此，叶永烈说，自己并无刻意的“过审”技巧，个中关键，唯有“真实”二字。“当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而它们的出处都各有可依时，我的写法就是尊重每一个真实的声音——我会把各种说法和它们的出处都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而不会轻易替读者作出判断。”叶永烈说，因此，他所有的文字都是建立在扎实、细致的采访之上的，用他的话讲，就是纪实文学“七分跑，三分写”。当叶永烈写一部五六十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时，采访几十人、上百人是常事，而叶永烈所写的中国当代重要政治人物又大多密集于北京，所以他常常一趟趟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间，用妻子杨蕙芬的话讲就是：“去一趟北京，就像去一趟上海南京路似的。”
然而叶永烈却觉得付出虽多，自己得到的回报却是真正无价的：“1992年我去采访中国早期著名活动家罗章龙，罗老当时已是百岁老人了。当这样的历史老人面对我的录音机回忆当年的政治风云时，我深深觉得，我的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与历史的直接交谈，是一种抢救史料的重要工作。”虽然这份抢救史料的工作，既比不得写小说、散文来得自由随意，又要求作者必须掌握大量可靠的素材，具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个人能力——即使是“史实准确”这样基础的要求，也很可能因为当事人在回忆时的某种护短的本能或者事隔多年的记忆模糊而不能得到保障；并且叶永烈的很多作品都涉及极为敏感的政治神经，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地雷”，轻则引来舆论批评，重则陷入官司。然而叶永烈并不因此而畏难退缩，他非常坦荡地说：“我要做的就是在我的作品中保证‘两确’——一个是观点正确，一个是事实准确。唯有“真实”才是纪实文学的生命，我的纪实文学作品是用事实说话，这就足够了。” 记者：从科普到纪实文学，你纵横的领域非常宽泛，这些“转型”是自然发生的还是刻意为之？
叶永烈：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尝试的人。除了大家熟知的科普和纪实写作，我其实还写过相声，出过相声选集。我还写过诗，写过寓言。我还拍过电影。近年来，我主要写纪实文学，有人称我为“传记作家”。我觉得，作家就是作家，前面最好不要加定语。就像木匠，有时做桌子，有时做凳子，你不能说他是桌子木匠或凳子木匠。我最喜欢的还是当电影导演。我也喜欢写纯文学小说，我们上海的作家大多有写小说的传统，所以最近我也在為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做准备。
记者：可是当年你却报考了北大的化学系？
叶永烈：我当时很想报北大中文系，可这个专业每年只招50个人，还有一半是调干生（即在报社工作一段时间后直接入学者）。我姐姐是念化学的，所以我选择了北大化学系。父亲听说我考化学系很高兴，说将来可以做雪花膏、做肥皂什么的，总有一碗饭吃。后来我才体会到，这是“曲线救国”。因为北大化学系每周上课只有两天半，我有大量时间看别的书，写杂七杂八的文章。我要是上中文系，就写不了《十万个为什么》，也写不了《小灵通漫游未来》了。化学是一种实验性很强的科学，事实是最高法庭，我现在写纪实文学，追寻的也是事实真相，我会在写作中自觉进行科学的推演。我还会加注这是几月几号的谈话，这样做纪实文学的作家并不多。
记者：如果你后来一直从事化学研究，你认为自己会做出成就吗？
叶永烈：会。其实我非常喜欢化学，动手能力也很强。我的毕业论文发表在《化学学报》上——你可以知道我当时的水平。我的老师李安模对我很器重，他后来当过北大的副校长。
记者：那你现在还写科普作品吗？
叶永烈：我已经多年不写科普作品了，因为我早已不做科学工作。但是我仍应邀出任种种科普作品选集的主编。
记者：你曾经成功地采访到了很多难以采访的大人物，也写了很多广为流传的传记文学，可是在这个采访过程里应该不是每次都那么顺利吧？这其中有什么挫折或遗憾么？
叶永烈：当然有。曾经我很想采访钱学森，给他写一本传记，可是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当时钱学森健在，但是他拒绝了采访。钱学森反对在生前写传记并且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他的这一态度并不始于他成为“两弹一星”元勋之后，而是早在1950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就说过，“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书（传记），免得活着时就开始后悔。”我至今仍以为钱学森这种对待传记的态度是错误的。钱学森在晚年有得是时间，如果能够接受采访，为后世留下一部信史，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也曾经公开批评过活了106岁的宋美龄不愿写回忆录，认为她无端带走了一部中国现代史。须知，历史老人们头脑中的珍贵记忆，并不是他的“私有财产”，而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而有些作家的名字说出来就是一类文体：比如，说到郑渊洁，我们会说，他是童话大王；说到麦家，我们会说，他的谍战小说好精彩；而说到刘墉，我们会说，他是“心灵鸡汤”式散文的鼻祖……可是说到叶永烈，那个写《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叶永烈，和那个写《邓小平改变中国》的叶永烈，他们真的是同一个么？
可是，当我们面对面开始交谈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很好看懂的人：他会在我打开录音开始采访的时候，拿过来一个更专业的录音笔放在我们中间，一点也不回避地直言“我也是记者嘛，这是我的习惯”；他会在我好奇他如何总是能专访到那些高层要员的时候，一点也不传奇地坦言“因为我当初在公安部有个好朋友，他帮我搞定了万能的介绍信”；还会对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小辈半点架子也不搭，兴冲冲邀请我去看他那些放在游泳池里的藏书。
是的你沒有看错，当他说出“我家楼上的游泳池里还有很多书”的时候，你一定能理解我身处那间市中心的老式电梯房顶层时的疑云重重——你家楼上难道不是屋顶么？至于把藏书放在游泳池里，我已经在心里直接转换成乱码了。结果，叶永烈真的在他家的阁楼天台上修了个室内游泳池，有完备的水循环系统的那种；他也真的因为书太多，干脆就把泳池的水放光，又买来图书馆那种双面的书架，生生把个空中游泳池改造成了私家资料室。
而在叶永烈爬上爬下带着我参观二楼的阁楼书房和三楼的“泳池资料室”的时候，他的夫人杨蕙芬一直在底层的客厅楼梯口处举目张望着，并不跟上跟下，也不大声叮嘱，但关切的眼神一直跟随着年过七旬的老伴依然矫健的身影。因为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定居美国，一个定居台湾，所以像所有的“空巢家庭”那样，从中学教师岗位上退休后的杨蕙芬根本清闲不下来，因为家里这位平均日产5000字的勤劳作家有太多事情离不开她的协助：她要协助叶永烈搜集、整理素材，她要陪同叶永烈进行人物采访，甚至在叶永烈近年出版的“行走文学”系列图书中，有很多照片都是出自她之手。对此，杨蕙芬谦虚地笑着说：“我拍照不过是业余爱好，很不专业的。”
“我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韩寒”
如今，年过古稀的叶永烈是上海作协的一级作家、教授，他的科普作品影响了几代人，新时期以来又写出一系列重大题材的纪实作品，已出版作品三四百部。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著述等身的大作家，他的语文成绩在刚上小学时可并不出色，不只如此，还曾经是个作文不及格的孩子。
叶永烈的父亲是个细心人，他完好地保留了叶永烈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所有的成绩报告单。叶永烈在某次演讲时就曾为大家展示了其中的一张，上面赫然写着：学生叶永烈，读书（相当于现在的语文）40分，作文40分。对此，叶永烈打趣说：“有人说很多作家从小就是神童，我可不是。我是从一个语文不及格、作文也不及格的孩子成长为作家的。所以，我是不是能算作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韩寒？”韩寒遭遇他命运转折的那一次作文大赛是在17岁，已经算得“出名要早”，而叶永烈文学命运的转折点却来得更早，在11岁。叶永烈说，当年他住在温州，离家不远处有一家报社，叫《浙南日报》（即现在的《温州日报》），报社门口挂着一个绿色的箱子，上面写着“投稿箱”三个字。他路过时就问人家这个箱子是干什么用的，有人告诉他，把稿子放进去，如果写得好，报纸就会刊登出来。他一时心血来潮，写了首诗扔进了投稿箱。一周后他收到平生的第一封信，问“叶永烈小朋友”多大了，上几年级。回信后又过了一星期，他写的《短歌》发表了，竖行排版，整整齐齐确实像一块“豆腐干”，还特地标明作者是“11岁小学生叶永烈”。回想起当年情景，叶永烈十分感慨地说：“这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我的文学道路就是从这一块‘豆腐干’开始的。我这些年每年都要写一两部五六十万字、像砖头一样厚的书，人家称我为‘做砖头的工人’，而这块‘豆腐干’就是我所有‘砖头’的开端。”
虽然11岁的叶永烈因为发表作品而颇受重视，在学校连升三级，戴起“三道杠”；直到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叶永烈也依然喜欢写作、勤于投稿；可是诗写了1000多首，散文、小说也写了许多篇，能在报刊上发表的却很少。所以真正意义上圆了他“作家梦”的，其实还是科普小品的创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叶永烈看到北京有一家报纸叫《科学小报》，就试着写了篇科普类的文章投稿过去，结果很快被采用了。从此他不断地给这家报纸投稿，写一篇登一篇。说起当年的高“命中率”，叶永烈说：“这是发挥了我的优势。因为我是一个化学系的学生，我也许写诗不如中文系的人，可是用文学的笔调来写化学、写科学，中文系的人可就没法跟我比了，所以写科普文章成了我的特长。”好吧，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搞科学的都没我懂文学，搞文学的都没我懂科学？
与科普写作结缘的叶永烈从此一发不可收，19岁时他把为《科学小报》写的文章结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作品集《碳的一家》，寄给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并没有计较作者的资历，出版了这本书，这也为叶永烈成为该社《十万个为什么》最早、最年轻的作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文笔活泼，叶永烈深受出版社的青睐，20岁的叶永烈的一个个“为什么”，被比他只小几岁的读者广泛阅读、传诵。而《十万个为什么》也一次次修订再版，总印数早已过亿。
把“敏感词”变成“关键词”的秘诀是真实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叶永烈感到科普写作已不能反映他的所思所想。他的视角，更多地放在了国家、时代的命运和人民的呼声上，所以他选择了纪实文学。于是，随着《傅雷一家》《雾中的花》《沉重的一九五七》以及《中国科学明星》《奇人奇事》《闪光的路》等报告文学选集的出版，科普小品作家叶永烈“隐身”了，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带着更闪亮的光环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在叶永烈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主人公”从科学家到体坛明星，从音乐家、作家到影响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陈云……所涉领域广泛，门类繁多。那么他是凭什么标准来选择笔下的传主的？叶永烈说：有三个标准。第一，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的人物；第二，是能够折射一段中国当代重要历史的人物；第三，是没人写过（或者即使有人写过，也写得浅或者写得不好）的人物。相比之下，前两种人物比较容易被读者认同，但第三种人物的重要性却不输前者，比如他写《陈云全传》，是因为他觉得邓小平和陈云都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邓小平的传记有很多，陈云的传记在当时却几乎没有；而事实证明，《陈云全传》写成后广受关注，其影响和意义丝毫不输前者。最后，叶永烈的写作还有一个必需遵守的原则就是能够采访到传主本人——如果传主去世或者传主无法采访，也必须能够采访到非常亲近的深知传主的身边人。“我不写那种根据资料拼拼凑凑的作品，更不写复述式的作品，因为，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叶永烈说，也正因如此，虽然因为涉及敏感的题材，自己的作品几乎每一本都要被层层“送审”，在出版界人称“送审专业户”，但几乎每一次的审核都能顺利通过。原因无它，只因他的每一次写作都力求最真实地还原人物和事件的真相。
尽管这么一来就得四处奔走，四处采访，然而正因为对这“三点标准一个原则”的坚持，他的作品贏得了读者的多方关注，尤其是一系列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作品，使他声名远播。1993年11月，他携妻飞抵美国洛杉矶，打算和两个在美工作的儿子相聚。人刚到机场，即被美国联邦影视集团电视台接去，接受了节目的采访。主持人在向观众介绍叶永烈时说：“叶先生1989年被美国列入《世界名人录》，是美国传记研究所的顾问。写了许多纪实文学作品和人物传记，其中很多涉及中国近现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人物……”这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人物”，指的是叶永烈讲述中国共产党建党历程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国共风云——毛泽东与蒋介石》，以及反映“文革”和“四人帮”的系列人物长篇《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和《陈伯达传》。这几部作品一版再版，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确实，在叶永烈的眼里，采访科学名人、体育明星、文化名人，一般都不难。政治人物的采访，尤其是政治敏感人物的采访，才是相当艰难。正因为艰难，他才以为更值得采访。他以作家的诚信，以充分的尊重，获得对方的认可。当然，他的“个人品牌”也起了一定作用。
在熟悉叶永烈的读者印象中，他似乎永远都是热情洋溢的，不知疲倦的。即使如今已年过七十，他依然保持着每天写5000字左右、每年都有一两部50万字左右大部头作品出版的高产频率，这简直是超乎想象的。“可是……您都不用休息的么？”作为一个常常暗自腹诽中国假期太少的媒体人，我对老前辈深表景仰的同时也有点担心他会不会不堪负荷。对此，叶永烈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状态：“我把外出采访与案头写作，看作是两种不同状态的交替，这样的交替于我就算是一种休息了。一年到头，我没有周末，也没有节假日，我也没有退休日，我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特别是放长假的时候，电话很少，而我又从不在长假外出旅游，所以我能安安稳稳写作。另外，我的体质好，除了1990年因写作过度导致视网膜剥落而住院动手术之外，至今没有住过医院，也无慢性病。而且我在长期的写作中，养成了思路通畅，一气呵成的习惯。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一次性写成，很少有写了一半重新再来。即便是为《人民文学》杂志写的小说，也是一次性写完。”
2012年，适逢十八大召开，叶永烈的长篇纪实文学《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也完成了第三次修订再版，作为向十八大献礼的重头出版物，此书一上市就得到了读者的热捧。这本书真实反映了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一时期，某些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历史细节。全书从粉碎“四人帮”落笔，详尽记叙了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召开等历史事件，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摆脱长期的“左”的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凸显了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而相比旧版，重装上市的第三版修改甚多，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许多史实的提法、历史人物的评价更为准确。“历史就像油画，站在近处往往看不清，远远地观望才能有更直观的了解。”叶永烈笑着说，当年采访时候获得了许多一手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当时的事件与人物，现在有了不同的态度。
然而，无须讳言，这本书里涉及的很多人物和话题，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的，这一类的“敏感词”也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很难获得公众的传播；可是叶永烈却就有这样一支神奇的笔，只要经过他的阐释，“敏感词”也能成为“关键词”——是的，“禁书”和“献礼”之间的距离当然差之千里，可是又安知这其中的分寸进退或许只是失之毫厘？对此，叶永烈说，自己并无刻意的“过审”技巧，个中关键，唯有“真实”二字。“当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而它们的出处都各有可依时，我的写法就是尊重每一个真实的声音——我会把各种说法和它们的出处都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而不会轻易替读者作出判断。”叶永烈说，因此，他所有的文字都是建立在扎实、细致的采访之上的，用他的话讲，就是纪实文学“七分跑，三分写”。当叶永烈写一部五六十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时，采访几十人、上百人是常事，而叶永烈所写的中国当代重要政治人物又大多密集于北京，所以他常常一趟趟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间，用妻子杨蕙芬的话讲就是：“去一趟北京，就像去一趟上海南京路似的。”
然而叶永烈却觉得付出虽多，自己得到的回报却是真正无价的：“1992年我去采访中国早期著名活动家罗章龙，罗老当时已是百岁老人了。当这样的历史老人面对我的录音机回忆当年的政治风云时，我深深觉得，我的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与历史的直接交谈，是一种抢救史料的重要工作。”虽然这份抢救史料的工作，既比不得写小说、散文来得自由随意，又要求作者必须掌握大量可靠的素材，具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个人能力——即使是“史实准确”这样基础的要求，也很可能因为当事人在回忆时的某种护短的本能或者事隔多年的记忆模糊而不能得到保障；并且叶永烈的很多作品都涉及极为敏感的政治神经，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地雷”，轻则引来舆论批评，重则陷入官司。然而叶永烈并不因此而畏难退缩，他非常坦荡地说：“我要做的就是在我的作品中保证‘两确’——一个是观点正确，一个是事实准确。唯有“真实”才是纪实文学的生命，我的纪实文学作品是用事实说话，这就足够了。” 记者：从科普到纪实文学，你纵横的领域非常宽泛，这些“转型”是自然发生的还是刻意为之？
叶永烈：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尝试的人。除了大家熟知的科普和纪实写作，我其实还写过相声，出过相声选集。我还写过诗，写过寓言。我还拍过电影。近年来，我主要写纪实文学，有人称我为“传记作家”。我觉得，作家就是作家，前面最好不要加定语。就像木匠，有时做桌子，有时做凳子，你不能说他是桌子木匠或凳子木匠。我最喜欢的还是当电影导演。我也喜欢写纯文学小说，我们上海的作家大多有写小说的传统，所以最近我也在為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做准备。
记者：可是当年你却报考了北大的化学系？
叶永烈：我当时很想报北大中文系，可这个专业每年只招50个人，还有一半是调干生（即在报社工作一段时间后直接入学者）。我姐姐是念化学的，所以我选择了北大化学系。父亲听说我考化学系很高兴，说将来可以做雪花膏、做肥皂什么的，总有一碗饭吃。后来我才体会到，这是“曲线救国”。因为北大化学系每周上课只有两天半，我有大量时间看别的书，写杂七杂八的文章。我要是上中文系，就写不了《十万个为什么》，也写不了《小灵通漫游未来》了。化学是一种实验性很强的科学，事实是最高法庭，我现在写纪实文学，追寻的也是事实真相，我会在写作中自觉进行科学的推演。我还会加注这是几月几号的谈话，这样做纪实文学的作家并不多。
记者：如果你后来一直从事化学研究，你认为自己会做出成就吗？
叶永烈：会。其实我非常喜欢化学，动手能力也很强。我的毕业论文发表在《化学学报》上——你可以知道我当时的水平。我的老师李安模对我很器重，他后来当过北大的副校长。
记者：那你现在还写科普作品吗？
叶永烈：我已经多年不写科普作品了，因为我早已不做科学工作。但是我仍应邀出任种种科普作品选集的主编。
记者：你曾经成功地采访到了很多难以采访的大人物，也写了很多广为流传的传记文学，可是在这个采访过程里应该不是每次都那么顺利吧？这其中有什么挫折或遗憾么？
叶永烈：当然有。曾经我很想采访钱学森，给他写一本传记，可是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当时钱学森健在，但是他拒绝了采访。钱学森反对在生前写传记并且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他的这一态度并不始于他成为“两弹一星”元勋之后，而是早在1950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就说过，“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书（传记），免得活着时就开始后悔。”我至今仍以为钱学森这种对待传记的态度是错误的。钱学森在晚年有得是时间，如果能够接受采访，为后世留下一部信史，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也曾经公开批评过活了106岁的宋美龄不愿写回忆录，认为她无端带走了一部中国现代史。须知，历史老人们头脑中的珍贵记忆，并不是他的“私有财产”，而是属于这个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