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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双方元首交流频繁，但两国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仍然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4月2日报道称，习近平说，中方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是中国坚定维护它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但是习近平也表示，在基于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基础上，双方应该通过对话协商积极寻求解决彼此间的分歧。
日本《读卖新闻》4月2日报道认为，这反证了中国今后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向美方妥协。
在中美军队密集过招之际，两国军方的交流始终保持热络。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月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中方准备好参加美国主导的2016年“环太平洋”演习；曾就南海问题对华“呛声”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也强调，中美军方有诸多沟通渠道，尤其双方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等防护性措施，并对两军关系前景保持乐观。反差巨大的举动，让看似热闹的中美南海军事交锋必须加上一道“冷思考”的“清醒剂”。
CUES协定的本质
CUES协定本质是“信心建立措施”的产物，追溯类似“信心建立措施”概念的诞生，一个是1958年北约与华约组织在“预防突袭会议”架构下讨论大型军事演习互换观察员等事务，再就是美国与苏联之间为了防止“擦枪走火”而设计的各种预防冲突措施，从热线、避免核武器意外协定到防止海上意外协定，不一而足。不管效果如何，在有规范的克制下，世界未再发生大战。
如今国际间研究“信心建立措施”的概念，普遍以1973年在召开的欧洲安全合作会议（注：后改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开始。当年比利时、意大利代表联袂提出议案，提出“信心建立措施”名词及其概念。试图跨越北约、华约两大敌对组织的欧安会议协定要达成“信心建立措施”，主角还得看美国和苏联。换言之，措施的建立更在于防范美国与苏联因误判而大动干戈，尤其是避免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再度发生。
1962年10月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让美苏领导人意识到沟通不良导致情况误判，近乎引爆核战争。有鉴于此，1963年6月20日，美苏代表团在日内瓦签订《建立热线机制备忘录》。当然，仅凭一条热线不足以预防冲突，所以双方于1970年9月在美国华盛顿签署《避免核意外协定》，避免预期的失控可能。
除了预防核冲突外，美苏在预防冲突方面的另一项措施是1972年5月25日签署的《防止海上意外协定》，目的是针对公海上航行的海军舰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拟定规范，避免局部事件导致全面大战。当时的这套规则汲取了以往美苏为预防双方军舰在公海上航行不预期遭遇时应对准则的经验教训，这套精神与设计内涵无疑也成为今天中美类似规则的“参照物”。
协定的达成始末
放到当下的中美两军关系中，CUES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当属南海。不过几番惊险过招后，双方都能“控局有方”、全身而退，这同样要关注中美在军事安全制度建设方面“相向而行”的价值。
2014年4月22日，中国作为东道主在青岛举办第十四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外界最关心的问题是，随着中国海军积极“走出去”，如何与老牌的“帝国海军”打交道，如何面对越来越多的“竞合博弈”情况。尽管2001年发生过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9年又有美国海军测量船“无暇”号与中国船只在南海交锋，但中美双方真正考虑CUES规则并探讨实践机会，还是2013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公告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后。
另一个未能尽早获得共识的原因，在于“美国规则”镶入了字里行间。由于美国及其盟友早有这类经验，因而试图利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这样的多边机制尽早推出自己炮制的协定模式。据美国《连线》杂志称，早在2012年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美国就集合一帮盟友打算集体通过其主导的CUES协定，但当时中国投了弃权票。两年后，在2014年的论坛中，中国海军利用东道主的机会，加之已有与美国海军进行危机管控的经验，索性推动论坛通过了CUES协定，这也标志着中国在成员国中具备了一定影响力。
當各国通过CUES协定后，日本也开始试图与中国恢复停滞不前的“中日海上联络机制”。2015年1月双方展开首次复谈，同意尽快启动海上联络机制，目的是希望尽快完成这具备防止偶发冲突机制的共识，建立“海空联络机制”，方便双方交流磋商海上和空中安全问题。
游戏规则下的“挑衅”
除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通过CUES规则外，中美双方又于2014年8月签署内容更为详尽的双边《海空相遇行为准则》。正是在这一谈判前后，中美海军分别在亚丁湾与南海进行了基于CUES规则的通信验证，此后中美机舰只要发生“性质敏感”的“相遇”，两国军事学者纷纷拿出CUES，认为它起到“防撞垫”的作用，推测美军不断测试中国海军是否遵守相关规范，同时试图以此为由，让美军舰船在各个海域“自由进出”，维持军事存在。
不过，当上述规则推出后，中美机舰“敏感接近”反倒有增多趋势（尤其在南海）。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詹姆斯·霍姆斯在2014年4月为《外交官》杂志撰文《亚太海事法则的局限：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不会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和平》，点出这样的规则只是复制现有规则，而非新的海上安全规范。在他看来，这样的协议本质上所代表的只是外交承诺，缺乏足够的保证机制。
至于“防撞垫”能不能避免故意招惹对方的情况，霍姆斯同事、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彼得·达顿在美国《国家利益》撰文称，无论CUES一类互信机制还是中美之前签订的一系列单项合作备忘录，均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中美关系中的危险因素，“这些规则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现行规则在具体实施方案上存在空白，特别是对可能违反国际法规的一方该承担的责任，利益受损一方是否仍然能够遵守约定等等，均未做界定”。
在他看来，美军对中国军队有多少诚意遵守规范感到怀疑，加上中国加紧建设南海岛礁，美国只得借口“维持海空航行自由”，派遣舰机深入南海，穿越几座被“加工中”的岛礁附近海域。
2015年5月11日，驻新加坡的美国濒海战斗舰“沃斯堡”号在驶近南沙南威岛时，中国“盐城”号（舷号546）尾随在数海里外紧密监控，这则新闻被媒体报道得形势紧张，但在新加坡国际海事防务展上，“沃斯堡”号舰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答，当时他们的舰船行动、施放MQ-8B无人机与MH-60R直升机起降，均按照中美海军CUES规则进行通报，实情并不像外界描述的那样剑拔弩张。从这些事态来看，美军舰机巡弋南海，中国海军舰艇进行监控，结合CUES协定，早已为这种带有挑衅、却符合新型大国关系中常态化的“竞合博弈”提供了生动“教材”。
可以预期，美军将会更多地“不预期”与中国海军进行验证，凸显现实情况下中国海空军的做法到底有无改变、是否真的遵守游戏规则。
其背后含义是美国面对崛起的中国，双方在亚太长远利益上有着巨大分歧，在某些领域甚至无法取得共识，即使能相互理解，也不代表不存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4月2日报道称，习近平说，中方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是中国坚定维护它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但是习近平也表示，在基于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基础上，双方应该通过对话协商积极寻求解决彼此间的分歧。
日本《读卖新闻》4月2日报道认为，这反证了中国今后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向美方妥协。
在中美军队密集过招之际，两国军方的交流始终保持热络。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月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中方准备好参加美国主导的2016年“环太平洋”演习；曾就南海问题对华“呛声”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也强调，中美军方有诸多沟通渠道，尤其双方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等防护性措施，并对两军关系前景保持乐观。反差巨大的举动，让看似热闹的中美南海军事交锋必须加上一道“冷思考”的“清醒剂”。
CUES协定的本质
CUES协定本质是“信心建立措施”的产物，追溯类似“信心建立措施”概念的诞生，一个是1958年北约与华约组织在“预防突袭会议”架构下讨论大型军事演习互换观察员等事务，再就是美国与苏联之间为了防止“擦枪走火”而设计的各种预防冲突措施，从热线、避免核武器意外协定到防止海上意外协定，不一而足。不管效果如何，在有规范的克制下，世界未再发生大战。
如今国际间研究“信心建立措施”的概念，普遍以1973年在召开的欧洲安全合作会议（注：后改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开始。当年比利时、意大利代表联袂提出议案，提出“信心建立措施”名词及其概念。试图跨越北约、华约两大敌对组织的欧安会议协定要达成“信心建立措施”，主角还得看美国和苏联。换言之，措施的建立更在于防范美国与苏联因误判而大动干戈，尤其是避免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再度发生。
1962年10月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让美苏领导人意识到沟通不良导致情况误判，近乎引爆核战争。有鉴于此，1963年6月20日，美苏代表团在日内瓦签订《建立热线机制备忘录》。当然，仅凭一条热线不足以预防冲突，所以双方于1970年9月在美国华盛顿签署《避免核意外协定》，避免预期的失控可能。
除了预防核冲突外，美苏在预防冲突方面的另一项措施是1972年5月25日签署的《防止海上意外协定》，目的是针对公海上航行的海军舰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拟定规范，避免局部事件导致全面大战。当时的这套规则汲取了以往美苏为预防双方军舰在公海上航行不预期遭遇时应对准则的经验教训，这套精神与设计内涵无疑也成为今天中美类似规则的“参照物”。
协定的达成始末
放到当下的中美两军关系中，CUES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当属南海。不过几番惊险过招后，双方都能“控局有方”、全身而退，这同样要关注中美在军事安全制度建设方面“相向而行”的价值。
2014年4月22日，中国作为东道主在青岛举办第十四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外界最关心的问题是，随着中国海军积极“走出去”，如何与老牌的“帝国海军”打交道，如何面对越来越多的“竞合博弈”情况。尽管2001年发生过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9年又有美国海军测量船“无暇”号与中国船只在南海交锋，但中美双方真正考虑CUES规则并探讨实践机会，还是2013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公告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后。
另一个未能尽早获得共识的原因，在于“美国规则”镶入了字里行间。由于美国及其盟友早有这类经验，因而试图利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这样的多边机制尽早推出自己炮制的协定模式。据美国《连线》杂志称，早在2012年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美国就集合一帮盟友打算集体通过其主导的CUES协定，但当时中国投了弃权票。两年后，在2014年的论坛中，中国海军利用东道主的机会，加之已有与美国海军进行危机管控的经验，索性推动论坛通过了CUES协定，这也标志着中国在成员国中具备了一定影响力。
當各国通过CUES协定后，日本也开始试图与中国恢复停滞不前的“中日海上联络机制”。2015年1月双方展开首次复谈，同意尽快启动海上联络机制，目的是希望尽快完成这具备防止偶发冲突机制的共识，建立“海空联络机制”，方便双方交流磋商海上和空中安全问题。
游戏规则下的“挑衅”
除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通过CUES规则外，中美双方又于2014年8月签署内容更为详尽的双边《海空相遇行为准则》。正是在这一谈判前后，中美海军分别在亚丁湾与南海进行了基于CUES规则的通信验证，此后中美机舰只要发生“性质敏感”的“相遇”，两国军事学者纷纷拿出CUES，认为它起到“防撞垫”的作用，推测美军不断测试中国海军是否遵守相关规范，同时试图以此为由，让美军舰船在各个海域“自由进出”，维持军事存在。
不过，当上述规则推出后，中美机舰“敏感接近”反倒有增多趋势（尤其在南海）。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詹姆斯·霍姆斯在2014年4月为《外交官》杂志撰文《亚太海事法则的局限：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不会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和平》，点出这样的规则只是复制现有规则，而非新的海上安全规范。在他看来，这样的协议本质上所代表的只是外交承诺，缺乏足够的保证机制。
至于“防撞垫”能不能避免故意招惹对方的情况，霍姆斯同事、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彼得·达顿在美国《国家利益》撰文称，无论CUES一类互信机制还是中美之前签订的一系列单项合作备忘录，均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中美关系中的危险因素，“这些规则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现行规则在具体实施方案上存在空白，特别是对可能违反国际法规的一方该承担的责任，利益受损一方是否仍然能够遵守约定等等，均未做界定”。
在他看来，美军对中国军队有多少诚意遵守规范感到怀疑，加上中国加紧建设南海岛礁，美国只得借口“维持海空航行自由”，派遣舰机深入南海，穿越几座被“加工中”的岛礁附近海域。
2015年5月11日，驻新加坡的美国濒海战斗舰“沃斯堡”号在驶近南沙南威岛时，中国“盐城”号（舷号546）尾随在数海里外紧密监控，这则新闻被媒体报道得形势紧张，但在新加坡国际海事防务展上，“沃斯堡”号舰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答，当时他们的舰船行动、施放MQ-8B无人机与MH-60R直升机起降，均按照中美海军CUES规则进行通报，实情并不像外界描述的那样剑拔弩张。从这些事态来看，美军舰机巡弋南海，中国海军舰艇进行监控，结合CUES协定，早已为这种带有挑衅、却符合新型大国关系中常态化的“竞合博弈”提供了生动“教材”。
可以预期，美军将会更多地“不预期”与中国海军进行验证，凸显现实情况下中国海空军的做法到底有无改变、是否真的遵守游戏规则。
其背后含义是美国面对崛起的中国，双方在亚太长远利益上有着巨大分歧，在某些领域甚至无法取得共识，即使能相互理解，也不代表不存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