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少年游》这部平凡人物的非凡传奇之后，羽戈推出了一部普通人的家族史《鹅城人物志》。不同于《少年游》的写实风格，《鹅城人物志》则介于虚实、真幻之间。如果说《少年游》可比“朝花夕拾”，那么《鹅城人物志》便是对“生死场”的穿越、思索与记录。它们共同谱写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生死之旅。
　　羽戈从他的同事陈石之死写起，扩展至一个家族的沉浮，一座城市的古今，一个大时代的兴衰。《鹅城人物志》预定的主题是死亡。陈石之死可谓他心中的一根刺，时光的流逝无法淡化它的存在，反而越扎越深，穿过血肉而深入魂灵。“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态度与诠释， 正是最大的是非。”
　　“我试图把这一切写下来， 用文字消解死亡投射的魔影。然而，一旦文字落地， 便超出了我的控制，文字构成了一个自洽的世界。从陈石开始，每个人都独立于我的笔下。他们的命运早已注定，对此我无能为力。我只是尽力去呈现，他们何以成为他们，何以生，何以死。现在我必须承认，命运，而非死亡，才是《鹅城人物志》的主题。”
　　《城市之光》编辑部的办公室分里外两间，那些年来，陈石一直坐在外间右侧的窗下。书似青山常乱叠，在他的办公桌上层峦叠嶂的却不只书籍，还有文件、照片、名片、药片、光盘、盆景、手套、围棋子、烟灰缸、硬币与钞票、一盒快发霉的望海茶，以及横行无忌的蟑螂等。保洁阿姨见此，不由职业病发作，屡次准备出手，都被陈石断然拒绝。有一回趁他出差，保洁阿姨花了大半个小时，才把鸡窝一般的办公桌收拾干净，从中翻出的零散钱币，加起来约有三十元，换来两个洞桥八戒西瓜。不想翌日陈石回来，看到纤尘不染的办公桌，竟不落座，反把保洁阿姨找来狠狠训斥了一通。我与他同事一年，只见他两次发脾气，这是第一次。
　　不出一周，陈石的办公桌便恢复原状。清晨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在他的棒球帽上，阴影遮住了半张脸，紧绷的嘴角愈显凌厉。他端坐于明暗之间，往往半日不发一语，静默如石佛。每次办公室的小可走进来，都要惊呼：陈老师，您入定了！
　　2007年立夏，我第一次推开《城市之光》编辑部的门，见到的陈石，便是如此光景。2008年夏天，他离开杂志社，我拍了一张照片留念。形容憔悴的他蜷在电脑椅中，静默如故，浓浓的倦意从他身上弥漫开来，身后错落的书堆，仿佛随时都会倾倒。
　　陈石出身《鹅城日报》，熟谙体制与办公室政治。他对世情常有极明澈的洞察。有一次，我俩去采访一位贸易局的官员，那厮递来的名片上面密密麻麻，这个长那个长，大约有十来个显赫的头衔，其职务后面还加了一个括号，标明行政级别：副处级。回到办公室，陈石把官员的名片丢进垃圾桶，笑道：看一个人的名片，头衔要是超过五个，此人便无足观矣，真正的大人物，名片往往十分简单。后来听说，虞洽卿的名片仅七字：浙江镇海虞洽卿；宋霭龄的名片仅三字，即其名。
　　陈石从来不用名片。由此可知他的为人：世事洞明，却不趋于流俗。2002年，他从鹅城大学中文系毕业，即被招入《鹅城日报》，据说是名人推荐，社长特批，不啻是天赐的福分。可惜，对此福分，陈石毫不珍惜，弃若敝屣。他在新闻部仅仅工作一载，便自我放逐，调到了组建不久的鹅城网。半年后，他随即递交辞职信，只写了五个字：老子不干了。
　　回忆记者生涯，他说写文化新闻比写政法新闻更令人恶心。他曾推荐我读尤里·德鲁日尼科夫的小说《针尖上的天使》，书中一位记者的话，道尽了他当年的不堪：“我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
　　离开鹅城网之后，他去北大旁听了两个月的课，结果无比失望：北大已经不是他从纸上读来的那个自由、开放、圣洁的北大。回到鹅城，他致信授业恩师、鹅城大学中文系的剡教授，述说苦闷，剡教授回邮，言辞恳切，建议他放弃理想主义的高蹈，回归地面，物来顺应。他给我看过那封邮件，解释道：我不是理想主义，我只是有所不为。
　　2005年春，《城市之光》出世，陈石是创始人之一。此后三年，他的肉身与灵魂都虚耗于江南路那两间杂乱无章的办公室里。花开花谢，时光摇曳，那个刚直、耿介的陈石消失了，待我进杂志社，所见到的陈石，却是惘然、虚无，满身倦意。他对世间万物，不只工作，包括他一度酷爱的小说、围棋，都丧失了兴致和激情。这不是无力，而是无谓，他的心空空荡荡，像一个被掏空的茧。
　　他自24岁起便开始神经衰弱，严重脱发，同时失眠。白昼还可用琐事打发，所谓以无聊之事，遣有涯之生；长夜漫漫，如没有尽头的虚空，他唯一的武器便是写作。他曾在天涯论坛连载了两部长篇小说，不过直到去世，犹未写完。未完成的篇章，恍若残缺而孤独的伤口，吞没了那个在灯下枯坐的年轻人。
　　想起一则旧事：他写过一个中篇，早已设定结局，但在网上连载之时，被指格调阴沉，于是他花费一夜时间，重写了近3000字的结尾，女主角没有自杀，而是找回了旧爱。我说：这一改，小说前后脱节，意蕴全无。他摇头：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从不指望作品拯救天下苍生，能得一人愉悦，即大欢喜；一人心安，即大慈悲。
　　张大春说：“于无可救药之地，疗人寂寞，是菩萨行。 ”
　　只是，疗人寂寞者，却在无垠的寂寞之中，作茧自缚。
　　2008年7月，初夏出奇炎热，他离开了《城市之光》。导火索是一个风水广告，他要拿掉，主编坚持非上不可。一贯淡泊、隐忍的他一反常态，与主编激烈争执，最后一把扯下棒球帽摔在桌上。
　　离职那天，我们在楼下的川菜店吃饭。他似乎解脱了，神情稍有舒缓，一顿饭说的话，比平时一周还多。走出店门，碰到一位和尚推销佛珠，我开玩笑说：抱歉，我是基督徒。和尚一笑而过，他却蹙眉良久。回到办公室，他问：如果碰到基督徒传教，你怎么说？我答：我会说自己是……他竟大发雷霆：你完全可以直接拒绝，何必撒谎，信仰岂容玷污！
　　我们不欢而散。
　　此后交往渐疏。共事一年，他日渐消沉，我则日渐入世。他好下围棋，我爱四国军棋。他看我杀过两盘，批评道：你算计太多了。我反唇相讥：围棋不是最讲究算计么？他笑笑，却不争辩。我们最大的区别在于，我的胜负心太重，他则向来不以输赢为意。
　　2009年初，大概临近春节，我收到一封信，内含贺卡与照片各一，系陈石从西藏寄来。贺词仅一句：终未免俗。以前他曾嘲讽我，说当代文人四大俗，上一次镜、出一本书、去趟西藏、信基督，你已经俗过两次了。
　　陈石坐在寺庙的台阶之上，脚下泥泞一片，他剃了光头，咧嘴傻笑。背景貌似阴天，他满眼阳光。
　　两个月后，噩耗传来。他回到鹅城，神经衰弱愈发严重。早在前两年，为缓解失眠，本来滴酒不沾的他开始喝酒。那天，他喝了大半瓶威士忌，然后吃安眠药，不知吃了多少，这个黑夜的孽子，就此长眠于黑夜。
　　他是自杀呢，还是酒醉之后的误操作，没有人知道。也许，没有人想知道，包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