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来看看韩国的教训。首尔是韩国的首都，尽管只占韩国0.6%国土面积，但经济产出却占韩国的21%，而人口也差不多超过20%。为解决首都地区人口与产业过度集中的问题，同时带动首都周边区域的均衡发展，1982年韩国政府就颁布了《首都圈整备规划法》，对首都圈地区进行合理规划。
　　2005年12月，韩国政府再度制定《第三次首都圈整备规划（2006?2020）》，甚至启用世宗市为行政中心城市。当时的卢武铉因为此而成功当选总统，在他们看来，把行政部门迁移到世宗市是中央和地方均衡发展的象征，可将集中在首都地区的人口和各种城市功能分散到这里，同时把世宗发展为教育、文化、交通、福利的领先城市，有力带动落后地区发展。
　　计划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在迁都计划执行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难：一些政府职员和相关研究机构工作人员因到世宗市上班交通耗时太久、生活不便而提交辞呈。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按规定入驻世宗市研究园区的国策研究机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等机构，因“不想去地方城市”而跳槽的研究员在大幅增加。
　　而已经搬至世宗市的政府机构职员，也面临办事效率低下的困扰。由于韩国国会仍设在首尔市内，20%的公务员每天往返四到五小时在首尔与世宗之间，大量时间耗费在路上。2010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放弃从2003年以来迁都世宗市的计划，首尔仍继续维持首都地位。
　　首尔做不到的事，北京能成功吗？对此我表示怀疑。事实上，在京津冀一体化之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功能疏散，比如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将北京上海的一大批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搬移。尽管城市人口得到了遏制——从1958年到1978年，上海人口一直在1100万左右，但城市人口减少并不意味着城市生活得到改善。以住房问题为例，1949年上海人均住房面积为3.9平方米，1980年为4.2平方米，2011年末则达到17平方米。从增长趋势来看，从1992到2011年居住改善最快的20年恰恰是人口增加最多的年份。
　　如果说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功能疏散不可能实现，那么现在市场经济就更加不可能。机构是搬到保定了，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会可能会以离职的方式来抗议这种行政决定——韩国的迁都计划中就有大量先例。再退一步，即便这些机构都搬到保定了，其原来的办公大楼怎么办？是不是还得再由机构重新利用？
　　说一千道一万，你真愿意离开北京到保定去？如果你不愿意，为什么相信其他人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