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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各地区资本下乡浪潮风起云涌，乡村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在博弈论分析模型下探究了政府、下乡资本及当地农户三方围绕资金、土地等下乡因素所产生的矛盾与行为选择，为解决三方合作困境，文章提出应健全土地流转法制，完善资本下乡风险识别、管控与处理机制，引导下乡资本发展新型混合集体经济。
[关键词]乡村振兴;资本下乡;博弈论
[DOI]1013939/jcnkizgsc202009019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清除城市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核心前提。然而，当前在一些地区耕地被滥用、“圈地运动”“非粮化”“骗补贴”等不良现象极为突出，一些下乡资本的投机行为严重扰乱了当地固有的粮食为主的产业结构甚至社会秩序，造成了下乡资本与当地农户关系的对立、干群关系的紧张。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入推进下，该现象值得思考，那到底为何会出现这些行为或现象？是下乡资本本身的投机初衷还是下乡后各方博弈之后的行为偏差？文章基于苍溪的调研样本，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尝试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去探究当前资本下乡面临的困境并辅之以案例加以佐证，力求提出新的合作策略或模式，破除当前不利于资本下乡的机制及投机行为的纠偏。
1文献回顾
关于资本下乡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经济发展浪潮中，各路资本就开始进入农村，开设乡镇企业。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无疑资本下乡的力度与强度将会进一步提升。然而，近年来在资本下乡过程中，产生的资本“跑路”“骗补”、土地“非粮化”“非农化”等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涂圣伟（2014）[1]指出资本下乡作为长期趋势将带来小农挤出效应、公共利益损害和产业安全挑战等问题;焦长权（2016）[2]认为资本下乡后公司替代村庄成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对乡村社会产生不利影响;下乡资本由于成本上升，而利润低等原因退租土地，使得农业规模化生产出现震荡。[3]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为资本下乡赋予了新的内涵要义，普遍的共识认为乡村作为独立于城市的单元，寄托着特殊的情感与文化，是滋养和寄托乡愁的地方;以“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产业发展思路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3]。学术界对资本下乡研究方法也从基础定性研究转向博弈合作、福利增减变化等定量研究。合作博弈主要用于资本投资农业绩效评价方法，王火根（2011）[4]基于对交易成本、规模等因素分析，对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作过程建立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杨瑜婷（2018）[5]构建了居民—开发商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居民与开发商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合作关系，数值模拟了双方决策的影响因素;周业付（2011）[6]考虑到浮动性和长久性，博弈分析和均衡分析了农户的策略选择，认为企业和农户会寻求长期合作与长远稳定收益进行策略调整;但鲜有涉及多方主体博弈的文献。本文将从博弈的视角，结合对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的调查，探析多方主体之间的困境，尝试提出改进方案以优化资本下乡的模式，继而提升政商农三方的整体福利。
2苍溪县资本下乡现状
苍溪县位于四川盆地北部，其主导产业主要为猕猴桃、生态养殖，特色产业是以中药材与苍溪梨等小水果品种为主。截至2018年7月，全县共流转耕地24万亩、林地2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4%。苍溪县建成了16个万亩现代农业园区、65个千亩现代农业园区，拥有24家农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各类专合组织457家、家庭农场148家、种养大户3500户。
根据苍溪县多个不同土地流转规模项目的实地走访调查情况来看，农业生产链要形成长期繁荣发展的状态，需要政企农三方协调配合、互相支持，形成利益关联体，继而才能实现互利共赢。在招商引资时，政府希望能引入关联效应明显、辐射带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所以龙头企业与当届引资政府关系往往较为密切，而政府也往往会给企业发展提供大量帮助，但同时囿于政府换届，龙头企业亦有可能得不到新的领导班子青睐而失去先前的“优厚待遇”。从当地实际情况看，中小企业与当地政府关系并不牢固，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的基础设施配套等扶持政策往往难以落实，甚至会直接存在政府缺位问题。所以，在政企农三方博弈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情况，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导致 “囚徒困境”，使得当地整体资本下乡效果打了折扣，继而降低了整体运行效率。
3政府、下乡资本与农户三方博弈
31政府与企业博弈困境
311模型的选取
政府与企业在资本下乡过程中，由于农户和企业均了解对方的策略集合，尝试选择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312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博弈模型
政府与企业是博弈的主體，其具体策略如下：
政府的策略集（支持，不支持）
企业的策略集（投资，不投资）
博弈主体的支付函数是收益 （利润、收入、充分率……） =F （企业策略、政府策略），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在资本下乡项目开发中，政府作为博弈方应做好引进企业的工作;而作为博弈方的企业应努力做好开发下乡项目，增加效益，双方都应该把握好资本下乡的机会，并制定相应的策略。
313实例分析
苍溪县的资本下乡过程中，企业与政府存在许多困境，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以下三点。第一，在扶持主导产业的企业时，政府出于对政绩的考虑，会将政策补贴倾斜于规模较大的主导产业企业。在调研中，苍溪县以猕猴桃为当地主要产业，当地最大型几个猕猴桃生产基地，享受了政府的绝大多数政策补贴与技术扶持，但是据其财务年报显示猕猴桃业务利润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然而对于小型园区，其政策享受度则没那么乐观，有超过15000千亩猕猴桃产业园处于低产或荒废状态。第二，政府在产业间高度支持某一产业，扼杀其他产业的市场空间。主导产业往往是当地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但是否能长远支持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但由于政府的支持会形成繁荣假象，而位于非支持产业中的企业即使发现了市场需求，有较好的经营前景，由于缺乏政府扶持与资金来源，成本与风险都大大上升，难以形成规模，导致非支持产业难以得到较好发展，当地产业会趋于同质化，农业市场价格变化波动大，导致当地企业破产风险远大于多元化产业布局地区，企业破产对于政府、农户都有着巨大损失。 32企业与农户间的博弈困境
321模型的选取
企业与农户在资本下乡中主要困境在于土地流转后，对于土地能否合理经营，农户能否顺利收到地租，合同能否得到履行，选取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参考申华冉（2017）[9]毁约弃耕二维分析的方法，对企业与农户的决策进行解释。
322企业与农户土地流转博弈模型
博弈的主体为企业与农户，博弈主体的具体策略如下：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有履约和毁约两种选择，而农户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可以選择主动，即积极监督企业行为和遭受企业违约后的积极处理进行法律维权，所以双方策略集如下：
企业的策略集（履约，毁约）
农户的策略集（主动，被动）
323博弈主体收益与成本分析
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对博弈主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关假定，并设定相关变量：
假定农户采取主动所费成本（监督费用，维权法律费用等）为a1，企业在农户有效监督与维权的情况下违约成本为a2，企业在项目中投入a3，如合约顺利履行，项目收益b，农户地租收益b1，企业收益b2（b2=b-b1），若毁约，则企业或额外机会成本收益c1，农户损失c2（由地租和荒地闲置的损失构成）。设企业履约的概率为p1，则违约概率为1-p1，农户积极有效的监督维权概率为p2，则被动接受的概率为1-p2。
假设1：博弈主体均为理性的“经济人”，有自由决策的权力。
假设2：若农户选择积极监督与维权，企业违约后将赔偿农户a2。
双方收益情况如下：
324实例分析
在实际情况中，政府作为中间人进行引导，企业和农户进行签约合作，大多数情形下是农户提供土地使用权，有些还包含将自己作为劳动力一并投入该合作项目中，企业提供资金、技术、销售渠道等。在与农户进行项目洽谈中，企业也会做出一定的投资收益承诺以博得农户的信任和支持，农户由于一些自身局限性并不能对该项目的可行性和收益性加以判别，加之有政府作为引导人，使得他们大多数情况下会相信企业并按照企业要求进行投资协商，农户处于被动面。但是企业的收益承诺并不是每次都可以兑现。企业违约后，农户的利益追回主要受高昂的维权成本限制，农民拥有的法律资源有限而无法通过法律手段追回赔偿，导致大片土地开发难以按计划进行。无论哪种情况，企业都难以从这个过程中脱身，即使脱身也会付出巨大损失，而农户在这个项目中也没有得到利益，还会为土地“失而复得”而忧愁。
33政府与农民间的博弈困境
331模型的选取
政府与农户在资本下乡中的博弈主要产生于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政府作为土地流转程序政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土地流转补贴的发放者，往往处于先发位置，而农户则是在了解政策后再进行决策，因此选择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332政府与农户土地流转博弈模型
博弈的主体为政府与农户，博弈主体的具体策略如下：
333博弈主体收益分析
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对博弈主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关假定，并设定相关变量：
假设1：政府采取补贴按实际面积进行计算。
假设2：政府采取补贴为了获得更多的流转土地，获得更多的收益。
假设3：政府的补贴对农户流转意愿有正向作用。
假定农户拥有土地规模a，不进行流转时每单位土地的收益为b，政府对每单位流转土地补贴c，假设政府补贴时农户流转的土地比例为p1，不补贴时农户流转土地比例为p2，采取补贴时政府还需要付出管理费用f，每亩流转土地为政府与农户带来收益变动n1。
334博弈博弈过程及策略选择
对比F（x1）与F（x2）大小，判断农户在政府补贴情况下的决策，F（x1）-F（x2）=p1*a（n1+c），其中p1为概率是正值，a为规模是正值，F（x1）-F（x2）的正负情况受n1与-c的大小比较决定;对比F（x3）-F（x4）大小，判断农户在政府不补贴情况下的决策F（x3）-F（x4）=p2*a（n1-b），其中p2为概率是正值，a为规模是正值，F（x1）-F（x2）的正负情况受n1与b的大小比较决定。
根据上述分析，讨论n1与-c，n1与b的大小，b>-c，结果如下：
（1）n1>b时：
F（x1）-F（x2）>0，F（x3）-F（x4）>0，农户不管政府是否进行补贴都选择流转土地，此时比较政府收益F（y1）与F（y3）的大小，F（y1）-F（y3）=n1*a*（p1-p2）-a*c*p1-f，即政府将付出a*c*p1+f的补贴支出与管理费用多换取n1*a（p1-p2）利益，在政府预算充足的情况下，政府将选择获得更多利益的决策，所以此时纳什均衡为：（农户流转，政府补贴）。
（2）-c F（x1）-F（x2）>0，F（x3）-F（x4）<0，农户在政府进行补贴时选择流转，在政府不补贴时选择不流转，此时比较F（y1）与F（y4）的大小，F（y1）-F（y4）=n1*p1*a-a*c*p1-f，即政府将付出a*c*p1+f的补贴支出与管理费用多换取n1*p1*a的利益，在政府预算充足的情况下，政府将愿意选择获得更多利益的决策，所以此时纳什均衡为：（农户流转，政府补贴）。
（3）n1<-c时：
F（x1）-F（x2）>0，F（x3）-F（x4）>0，农户不管政府是否进行补贴都选择不流转土地，此时比较政府收益F（y2）与F（y4）的大小，F（y2）-F（y4）=-f，政府选择不补贴，所以此时纳什均衡为：（农户不流转，政府不补贴）。
335实例分析
大量资本进入乡村，地方政府为吸引资金与项目，首先需要规模流转的土地，受政绩驱动，地方政府将选择向基层政府施加压力，通过基层政府鼓励农户成立合作社将土地整合。在土地整合过程中，基础政府受上级政府压力，为尽快达成整合目标，面对不愿流转土地的农户会采用破坏水渠，停止提供公共物品和舆论煽动等方式迫使农户妥协，剥夺农户的权利，同时基层政府失去了自治作用。对于农户而言，在政府较为强硬的举措下，农户几乎失去了选择权，“妥协”成了其唯一理性选择，被动地在这场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权益得不到保障。在苍溪县的资本下乡进程，这样的困境屡见不鲜，在y镇，受政府与农户困境的影响，产生了802亩的荒废土地，4048万元的拖欠地租与21万元的拖欠公款。许多农户正面临着不得已流转土地遭遇失败项目，无法获得地租也难以拿回被征地尴尬局面。基层政府在该项目中也遭受损失。
4对策研究
41健全土地流转法制化渠道
一般而言，资本下乡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租用土地来实行规模化经营进而实现全产业链，产业聚集。二是对即将破产的农业上市企业进行收购兼并并直接形成农业上市公司。不管是哪种方式，都离不开农村土地這一最重要的要素禀赋而存在，因此，健全土地流转法制化渠道刻不容缓。具体来看，其一，要坚持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坚决打击强买土地的现象。其二，要从实际出发，企业应对流转的土地进行合理规划并提交规划书和设立目标，若没达到目标，政府可在排除不可抗力影响的情况下对企业实施惩罚。其三，政府对租用土地的对象进行调查，租用缘由必须真实合法。其四，积极推进土地流转方式创新，让农民流转的土地即使在效益不好的情况下也能收到自己应得的租金，切实保障农户的根本利益。
42建立健全资本下乡风险识别、管控与处理机制
乡村振兴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原因有资本的逐利心切，当地政府的行为失规等，那么政府在进行招商引资时就应该意识到相应的风险，要建立一套完备的风险识别、管控与处理机制，引导资本理性进入乡村。
一是建立土地流转平台机制。建立一套完备的资本进入与退出程序、设立土地流转纠纷调解体系、引导农村、政府与资本商三者按照法律与合同规定解决土地资源流转矛盾。
二是构筑资本下乡的准入机制。资本本身具有趋利性，要争取利益最大化。为此，在土地进行租赁之前，应对相应企业进行全面评估，审核其经营项目、信用等，明确资本进入门槛，为土地流转设立一道风险防控墙。大量事实表明，资本下乡能促进乡村产业链向两端延伸，获得较高的利润，相对传统农业而言抗风险能力更强。
三是加强对资本下乡过程中的风险管控。在引导优质资本进入乡村后，应对项目运行进行定期的风险清查，确保资本进入按照流转合同条例开发，应借鉴以往的资本下乡情况与问题，为下乡资本建立一个高效的服务平台，完善规划设计服务、分类指导服务、科技创新服务、信息分享服务、金融财金服务等工作。
43引导资本发展新型混合集体经济
混合经济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无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种所有制有机构成。引入社会资本，以统一的村合作共同体参与谈判，通过竞价招标的方式谋求更大的集体利益，更严格的运行规范，更合理的发展路线。同时，扩大农民引进资本的主动权，健全村集体和村民在合作中各个环节的监督机制，发挥各主体对监督资格准入、规划商讨、农地利用以及利益分配等各个过程的主观能动性。
参考文献：
[1] 涂圣伟 工商资本下乡的适宜领域及其困境摆脱[J]. 改革，2014（9）：73-82
[2] 焦长权，周飞舟 “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J]. 中国社会科学，2016（1）：100-116
[3] 王彩霞 工商资本下乡与农业规模化生产稳定性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7（11）：157-162
[4] 王火根 “龙头企业+农户”博弈模型研究[J]. 商业研究，2011（9）：180-186
[5] 杨瑜婷，何建佳，刘举胜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路径演化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J]. 企业经济，2018（1）：24-30
[6] 周业付 基于进化博弈模型的“龙头企业+农户”订单履约机制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16（22）：47-50
[7] 马土金，谭舒文，李芝燕 工商资本下乡对“三农”发展的影响——以广西隆安县为例[J]. 北京农业，2014（36）：328-330
[8] 徐俊忠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远意义[J]. 经济导刊，2017（12）：10-15
[9] 申华冉 农村土地流转中毁约弃耕及其防范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7
[关键词]乡村振兴;资本下乡;博弈论
[DOI]1013939/jcnkizgsc202009019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清除城市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核心前提。然而，当前在一些地区耕地被滥用、“圈地运动”“非粮化”“骗补贴”等不良现象极为突出，一些下乡资本的投机行为严重扰乱了当地固有的粮食为主的产业结构甚至社会秩序，造成了下乡资本与当地农户关系的对立、干群关系的紧张。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入推进下，该现象值得思考，那到底为何会出现这些行为或现象？是下乡资本本身的投机初衷还是下乡后各方博弈之后的行为偏差？文章基于苍溪的调研样本，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尝试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去探究当前资本下乡面临的困境并辅之以案例加以佐证，力求提出新的合作策略或模式，破除当前不利于资本下乡的机制及投机行为的纠偏。
1文献回顾
关于资本下乡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经济发展浪潮中，各路资本就开始进入农村，开设乡镇企业。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无疑资本下乡的力度与强度将会进一步提升。然而，近年来在资本下乡过程中，产生的资本“跑路”“骗补”、土地“非粮化”“非农化”等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涂圣伟（2014）[1]指出资本下乡作为长期趋势将带来小农挤出效应、公共利益损害和产业安全挑战等问题;焦长权（2016）[2]认为资本下乡后公司替代村庄成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对乡村社会产生不利影响;下乡资本由于成本上升，而利润低等原因退租土地，使得农业规模化生产出现震荡。[3]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为资本下乡赋予了新的内涵要义，普遍的共识认为乡村作为独立于城市的单元，寄托着特殊的情感与文化，是滋养和寄托乡愁的地方;以“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产业发展思路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3]。学术界对资本下乡研究方法也从基础定性研究转向博弈合作、福利增减变化等定量研究。合作博弈主要用于资本投资农业绩效评价方法，王火根（2011）[4]基于对交易成本、规模等因素分析，对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作过程建立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杨瑜婷（2018）[5]构建了居民—开发商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居民与开发商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合作关系，数值模拟了双方决策的影响因素;周业付（2011）[6]考虑到浮动性和长久性，博弈分析和均衡分析了农户的策略选择，认为企业和农户会寻求长期合作与长远稳定收益进行策略调整;但鲜有涉及多方主体博弈的文献。本文将从博弈的视角，结合对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的调查，探析多方主体之间的困境，尝试提出改进方案以优化资本下乡的模式，继而提升政商农三方的整体福利。
2苍溪县资本下乡现状
苍溪县位于四川盆地北部，其主导产业主要为猕猴桃、生态养殖，特色产业是以中药材与苍溪梨等小水果品种为主。截至2018年7月，全县共流转耕地24万亩、林地2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4%。苍溪县建成了16个万亩现代农业园区、65个千亩现代农业园区，拥有24家农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各类专合组织457家、家庭农场148家、种养大户3500户。
根据苍溪县多个不同土地流转规模项目的实地走访调查情况来看，农业生产链要形成长期繁荣发展的状态，需要政企农三方协调配合、互相支持，形成利益关联体，继而才能实现互利共赢。在招商引资时，政府希望能引入关联效应明显、辐射带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所以龙头企业与当届引资政府关系往往较为密切，而政府也往往会给企业发展提供大量帮助，但同时囿于政府换届，龙头企业亦有可能得不到新的领导班子青睐而失去先前的“优厚待遇”。从当地实际情况看，中小企业与当地政府关系并不牢固，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的基础设施配套等扶持政策往往难以落实，甚至会直接存在政府缺位问题。所以，在政企农三方博弈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情况，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导致 “囚徒困境”，使得当地整体资本下乡效果打了折扣，继而降低了整体运行效率。
3政府、下乡资本与农户三方博弈
31政府与企业博弈困境
311模型的选取
政府与企业在资本下乡过程中，由于农户和企业均了解对方的策略集合，尝试选择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312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博弈模型
政府与企业是博弈的主體，其具体策略如下：
政府的策略集（支持，不支持）
企业的策略集（投资，不投资）
博弈主体的支付函数是收益 （利润、收入、充分率……） =F （企业策略、政府策略），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在资本下乡项目开发中，政府作为博弈方应做好引进企业的工作;而作为博弈方的企业应努力做好开发下乡项目，增加效益，双方都应该把握好资本下乡的机会，并制定相应的策略。
313实例分析
苍溪县的资本下乡过程中，企业与政府存在许多困境，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以下三点。第一，在扶持主导产业的企业时，政府出于对政绩的考虑，会将政策补贴倾斜于规模较大的主导产业企业。在调研中，苍溪县以猕猴桃为当地主要产业，当地最大型几个猕猴桃生产基地，享受了政府的绝大多数政策补贴与技术扶持，但是据其财务年报显示猕猴桃业务利润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然而对于小型园区，其政策享受度则没那么乐观，有超过15000千亩猕猴桃产业园处于低产或荒废状态。第二，政府在产业间高度支持某一产业，扼杀其他产业的市场空间。主导产业往往是当地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但是否能长远支持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但由于政府的支持会形成繁荣假象，而位于非支持产业中的企业即使发现了市场需求，有较好的经营前景，由于缺乏政府扶持与资金来源，成本与风险都大大上升，难以形成规模，导致非支持产业难以得到较好发展，当地产业会趋于同质化，农业市场价格变化波动大，导致当地企业破产风险远大于多元化产业布局地区，企业破产对于政府、农户都有着巨大损失。 32企业与农户间的博弈困境
321模型的选取
企业与农户在资本下乡中主要困境在于土地流转后，对于土地能否合理经营，农户能否顺利收到地租，合同能否得到履行，选取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参考申华冉（2017）[9]毁约弃耕二维分析的方法，对企业与农户的决策进行解释。
322企业与农户土地流转博弈模型
博弈的主体为企业与农户，博弈主体的具体策略如下：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有履约和毁约两种选择，而农户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可以選择主动，即积极监督企业行为和遭受企业违约后的积极处理进行法律维权，所以双方策略集如下：
企业的策略集（履约，毁约）
农户的策略集（主动，被动）
323博弈主体收益与成本分析
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对博弈主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关假定，并设定相关变量：
假定农户采取主动所费成本（监督费用，维权法律费用等）为a1，企业在农户有效监督与维权的情况下违约成本为a2，企业在项目中投入a3，如合约顺利履行，项目收益b，农户地租收益b1，企业收益b2（b2=b-b1），若毁约，则企业或额外机会成本收益c1，农户损失c2（由地租和荒地闲置的损失构成）。设企业履约的概率为p1，则违约概率为1-p1，农户积极有效的监督维权概率为p2，则被动接受的概率为1-p2。
假设1：博弈主体均为理性的“经济人”，有自由决策的权力。
假设2：若农户选择积极监督与维权，企业违约后将赔偿农户a2。
双方收益情况如下：
324实例分析
在实际情况中，政府作为中间人进行引导，企业和农户进行签约合作，大多数情形下是农户提供土地使用权，有些还包含将自己作为劳动力一并投入该合作项目中，企业提供资金、技术、销售渠道等。在与农户进行项目洽谈中，企业也会做出一定的投资收益承诺以博得农户的信任和支持，农户由于一些自身局限性并不能对该项目的可行性和收益性加以判别，加之有政府作为引导人，使得他们大多数情况下会相信企业并按照企业要求进行投资协商，农户处于被动面。但是企业的收益承诺并不是每次都可以兑现。企业违约后，农户的利益追回主要受高昂的维权成本限制，农民拥有的法律资源有限而无法通过法律手段追回赔偿，导致大片土地开发难以按计划进行。无论哪种情况，企业都难以从这个过程中脱身，即使脱身也会付出巨大损失，而农户在这个项目中也没有得到利益，还会为土地“失而复得”而忧愁。
33政府与农民间的博弈困境
331模型的选取
政府与农户在资本下乡中的博弈主要产生于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政府作为土地流转程序政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土地流转补贴的发放者，往往处于先发位置，而农户则是在了解政策后再进行决策，因此选择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332政府与农户土地流转博弈模型
博弈的主体为政府与农户，博弈主体的具体策略如下：
333博弈主体收益分析
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对博弈主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关假定，并设定相关变量：
假设1：政府采取补贴按实际面积进行计算。
假设2：政府采取补贴为了获得更多的流转土地，获得更多的收益。
假设3：政府的补贴对农户流转意愿有正向作用。
假定农户拥有土地规模a，不进行流转时每单位土地的收益为b，政府对每单位流转土地补贴c，假设政府补贴时农户流转的土地比例为p1，不补贴时农户流转土地比例为p2，采取补贴时政府还需要付出管理费用f，每亩流转土地为政府与农户带来收益变动n1。
334博弈博弈过程及策略选择
对比F（x1）与F（x2）大小，判断农户在政府补贴情况下的决策，F（x1）-F（x2）=p1*a（n1+c），其中p1为概率是正值，a为规模是正值，F（x1）-F（x2）的正负情况受n1与-c的大小比较决定;对比F（x3）-F（x4）大小，判断农户在政府不补贴情况下的决策F（x3）-F（x4）=p2*a（n1-b），其中p2为概率是正值，a为规模是正值，F（x1）-F（x2）的正负情况受n1与b的大小比较决定。
根据上述分析，讨论n1与-c，n1与b的大小，b>-c，结果如下：
（1）n1>b时：
F（x1）-F（x2）>0，F（x3）-F（x4）>0，农户不管政府是否进行补贴都选择流转土地，此时比较政府收益F（y1）与F（y3）的大小，F（y1）-F（y3）=n1*a*（p1-p2）-a*c*p1-f，即政府将付出a*c*p1+f的补贴支出与管理费用多换取n1*a（p1-p2）利益，在政府预算充足的情况下，政府将选择获得更多利益的决策，所以此时纳什均衡为：（农户流转，政府补贴）。
（2）-c
F（x1）-F（x2）>0，F（x3）-F（x4）>0，农户不管政府是否进行补贴都选择不流转土地，此时比较政府收益F（y2）与F（y4）的大小，F（y2）-F（y4）=-f，政府选择不补贴，所以此时纳什均衡为：（农户不流转，政府不补贴）。
335实例分析
大量资本进入乡村，地方政府为吸引资金与项目，首先需要规模流转的土地，受政绩驱动，地方政府将选择向基层政府施加压力，通过基层政府鼓励农户成立合作社将土地整合。在土地整合过程中，基础政府受上级政府压力，为尽快达成整合目标，面对不愿流转土地的农户会采用破坏水渠，停止提供公共物品和舆论煽动等方式迫使农户妥协，剥夺农户的权利，同时基层政府失去了自治作用。对于农户而言，在政府较为强硬的举措下，农户几乎失去了选择权，“妥协”成了其唯一理性选择，被动地在这场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权益得不到保障。在苍溪县的资本下乡进程，这样的困境屡见不鲜，在y镇，受政府与农户困境的影响，产生了802亩的荒废土地，4048万元的拖欠地租与21万元的拖欠公款。许多农户正面临着不得已流转土地遭遇失败项目，无法获得地租也难以拿回被征地尴尬局面。基层政府在该项目中也遭受损失。
4对策研究
41健全土地流转法制化渠道
一般而言，资本下乡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租用土地来实行规模化经营进而实现全产业链，产业聚集。二是对即将破产的农业上市企业进行收购兼并并直接形成农业上市公司。不管是哪种方式，都离不开农村土地這一最重要的要素禀赋而存在，因此，健全土地流转法制化渠道刻不容缓。具体来看，其一，要坚持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坚决打击强买土地的现象。其二，要从实际出发，企业应对流转的土地进行合理规划并提交规划书和设立目标，若没达到目标，政府可在排除不可抗力影响的情况下对企业实施惩罚。其三，政府对租用土地的对象进行调查，租用缘由必须真实合法。其四，积极推进土地流转方式创新，让农民流转的土地即使在效益不好的情况下也能收到自己应得的租金，切实保障农户的根本利益。
42建立健全资本下乡风险识别、管控与处理机制
乡村振兴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原因有资本的逐利心切，当地政府的行为失规等，那么政府在进行招商引资时就应该意识到相应的风险，要建立一套完备的风险识别、管控与处理机制，引导资本理性进入乡村。
一是建立土地流转平台机制。建立一套完备的资本进入与退出程序、设立土地流转纠纷调解体系、引导农村、政府与资本商三者按照法律与合同规定解决土地资源流转矛盾。
二是构筑资本下乡的准入机制。资本本身具有趋利性，要争取利益最大化。为此，在土地进行租赁之前，应对相应企业进行全面评估，审核其经营项目、信用等，明确资本进入门槛，为土地流转设立一道风险防控墙。大量事实表明，资本下乡能促进乡村产业链向两端延伸，获得较高的利润，相对传统农业而言抗风险能力更强。
三是加强对资本下乡过程中的风险管控。在引导优质资本进入乡村后，应对项目运行进行定期的风险清查，确保资本进入按照流转合同条例开发，应借鉴以往的资本下乡情况与问题，为下乡资本建立一个高效的服务平台，完善规划设计服务、分类指导服务、科技创新服务、信息分享服务、金融财金服务等工作。
43引导资本发展新型混合集体经济
混合经济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无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种所有制有机构成。引入社会资本，以统一的村合作共同体参与谈判，通过竞价招标的方式谋求更大的集体利益，更严格的运行规范，更合理的发展路线。同时，扩大农民引进资本的主动权，健全村集体和村民在合作中各个环节的监督机制，发挥各主体对监督资格准入、规划商讨、农地利用以及利益分配等各个过程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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