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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大学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及农专改院后的国立西北农学院（统称西农）作为民国时期西北首创之国立大学、全国唯一独立之农学院，立足陕西，面向西北，服务全国，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在良种研发、农业技术推广、生态环境修复、合作经济组织创建、农村教育普及、农产品新型市场培育、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民国时期我国生物育种的的重要基地、西北地区农业技术的策源地、西北最大的林木种苗繁育基地、西北苹果现代栽培的样板、西北农村教育普及的高地。民国西农服务“三农”的成功经验对当今涉农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以及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民国时期;西农;地方;经济社会
中图分类号：F3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1）05-0128-09
收稿日期：2020-11-05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1.05.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XW080）
作者简介：杨恒，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档案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编研。
一、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民为国本”“食为民天”，农业是立国之基。涉农高校承担着强农兴农、为农兴国的使命与担当。回顾和总结涉农高校在办学及强农兴农中的作为，借鉴、汲取其历史的经验，进而使其为农兴国的精神代代相传，对更好服务当今“三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战事频繁、社会动荡、百业凋敝，特别是西北地区旱灾连年、农事日废、民不聊生。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兴学兴农的呼声中，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于1934年创立。这所设立在中华农耕文明发祥地——古有邰（即今陕西杨陵区）的涉农专科学校（农专改院后改称国立西北农学院，以下统称西农）是我国近代在西北地区创办最早、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所新型的涉农高校。在国家内忧外患、战乱不断的背景下，西农坚持“研究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改良西北农林事业，增进社会生产”的办学宗旨，立足陕西、面向西北、服务全国，在为农兴国的使命担当中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今天研究、总结西农民国时期服务“三农”之工作，对培植学校的文化自信，增强追赶超越、争创一流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鉴往知来，传承弘扬西农精神对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现乡村振兴，继续发挥学校的贡献，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民国西农的为国强农
（一）创立国内规模最大的教学实验农林场，培育生物良种
西农在创办之初，“未建系组、先办场站。未开课程、先抓科研”。学校优先建立了包含农、林、果、牧等的教学实验农林场，总面积达3 582亩，属当时国内农科学院之首[1]。学校以所建场站为平台，以动、植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搜集为先导，进行优良品种的选育。以占地710余亩的农场为依托，分别开展棉花、小麦、大麦、小米、大豆、马铃薯、玉米、高粱等农作物的良种选育，育成适于当地风土之新种22种（见表1），尤以小麦和棉花最为满意。以占地620亩的园艺场为依托，开展以苹果、桃、梨、葡萄、杏为主的果树育种，以白菜、萝卜、甘蓝、番茄、菠菜、洋葱、菜豆及瓜类为主的蔬菜育种以及观赏植物类育种，先后选育出了武魁番茄、紫白甜萝卜、武功苞心白菜、农院大蒜、武功水蜜桃等园艺新品种。以占地464亩的畜牧场为依托，开展猪、羊、鸡、役畜等的良种引进与繁育。到1948年，繁育瑞士莎能奶山羊（Saanen）69头，瑞士吐根堡母羊（Toggenburg）1头，同州绵羊10头，新西兰考力代种羊（Corriedale）3头;繁育英国巴克夏纯种猪（Berkshire）7头;繁育来航鸡（Leghorn）20余只，洛岛红鸡（Rhode Island Red）5只，芦花鸡（Barred Plymoyth Roch）10余只，反毛鸡（Frizzle）5只;繁育蕃马、关中骡、驴、秦川黄牛等役畜多头。
作物优良品种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是农田生态系统的重要生物因素。优良品种能够较好地利用有利的生态因素和克服不利生态因素的影响，从而实现高产、稳产。“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这句名言就彰显了作物优良品种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及影响力。 王绶教授认为：“品种改良为增加生产最有效之方法，若以改良品种代替土种，则影响農村经济至为可观。”以大麦品种武功3102为例，每亩平均增加产量44.5千克，陕西全省大麦栽培面积约280万亩，从低估计，若60%农家品种改用此大麦良种，则全省每年可增加大麦生产约150万市担（75 000吨），以每市担8 000元计算，折合当时货币120亿元，其影响于农村经济可想见矣[3]。西农选育的小麦品种“西农27号”、玉米品种“西农混选白玉米”、小米品种“西农8-696号”、高粱品种“西农混选大锣锤”、马铃薯品种“西农七百号”在20世纪40年代已在西北地区广泛种植。赵洪璋教授1947年育成的“碧蚂一号”良种，使小麦亩产从新中国成立前不足50公斤提升到150～200公斤，1959年在我国黄淮海麦区推广种植9 000余万亩，创下了迄今为止我国小麦品种种植的最高纪录。毛主席曾评价“碧蚂一号” 是“一个品种挽救了大半个新中国”[4]。
（二）开展技术推广，造福地方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戴季陶在《关于经营西北农林专校办法之意见书》中述及办学方针时指出：其一，“改前农林专科在场圃之艺植，不切实际之耕种为辅助平民，增加生产实际有用之新企业、新经营。”其二，“当讲求校外合作之方法为当地农民谋幸福。”农专成立后，学校推广人员、教师、场站人员及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推广工作。 1.作物优良品种丰产栽培技术示范与推广。学校组织以农艺系专家教授为督导、广大教师为主力、在校学生广泛参与的复合型作物良种示范与推广队伍。1935年，引进高产优质的美国马铃薯品种“西北沃”，经繁殖试验，1943年在西安、武功等地推广均获得成功。在陕西关中地区的武功、乾县、周至、眉县、扶风、岐山、凤翔、宝鸡、陇县、麟游、千阳等地推广“蚂蚱麦”“陕农7号” “武功27号”“斯字棉四号”等作物良种，年均推广面积20 000余亩。在陕西关中地区武功、周至、宝鸡等县的各乡举行小麦丰产栽培技术示范、轮作耕种及施肥改良法示范、麦棉生产教育、小麦黑穗病防治、粮食增产工作巡回服务等技术惠农工作。
2.园艺良种丰产栽培技术示范与推广。民国时期，西农创建的园艺场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宏大、设备最完善的园艺场。西北果蔬、观赏植物的发展与绿化均开源于西农的园艺场[5]2。园艺场内的果园中，苹果之最高年产量曾达到39 000余公斤，桃之产量曾达20 000余公斤，附近农民目睹口尝，争相栽培，不推自广，现在陕西、甘肃以及河南、山西等地所发展的苹果都或多或少与陕西武功张家岗所栽苹果相关联，即以此为西北栽培苹果的样板，传播遐迩，致有今日西北苹果遍栽的盛况[5]43。1949年5月27日，解放西农的王震将军，不顾军务繁忙，慕名参观西农园艺场。1949年7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随部队途径陕西武功时，利用休息时间，也参观了西农园艺场。
民国时期，西农园艺良种的推广以果树为最多，而果树中以苹果、桃、梨、葡萄、杏为大宗。蔬菜以白菜、萝卜、甘蓝、番茄、菠菜、洋葱、菜豆及瓜类为主。观赏植物类以草本花卉为主。先主要在陕西、甘肃两省推广，后来已远播于川、黔、滇、鄂、湘、豫及宁、绥诸省。历年园艺良种推广之数量及种类见表2。
3.家畜品种改良及其产品推广。西农利用学校畜牧场繁育的莎能奶山羊（saanen）公羊、巴克夏（berkshire）纯种公猪等与地方土种杂交配种，改良本地土种家畜。同时，在西北地区免费或廉价推广小公羊、大公羊、母羊、纯种仔猪、肥猪等。在陕西武功地区传授家畜人工授精配种技术。
学校除在校内设立羊奶厂满足校内之需求外，1948年5月在西安分设示范羊奶厂，每日供应鲜奶80磅（36.288公斤），1949年6月鲜奶供应量达到200磅（90.72公斤），但仍供不应求，深得社会人士之赞誉，为当地畜产品的开发发挥了示范作用。
4.家畜疫病防控技术指导与推广。民国时期，西北各省地广人稀，畜产之富素甲全国，其于巩固国防，充实国力，厥功尤伟。为了确保西北地区家畜安全，西农开展了以疫病防控为核心的家畜疾病防控技术指导与推广。在学校附近的武功等县指导养猪防瘟、牛瘟防疫示范与推广，计763次。1941年，陕西发生牛瘟，学校组建了由教师沈克敦、吴信法、秦和生、段得贤和14名学生组成的防疫队伍分别前往咸阳、礼泉、泾阳、三原、眉县等处进行牛瘟防治。牛瘟防治工作得到了农林部渔牧司的充分肯定，农林部渔牧司曾致函国立西北农学院，“此次陕西省发生牛瘟，承贵院选派员生协助，疫势得以扑灭，至深钦敬”。
血清和疫苗是民国时期我国仅可自制的几种生物制剂，曾在当时的兽疫防治中发挥过作用。1942年5月25日，应中央畜牧试验所所长蔡无忌先生请求并提供资金支持，西北农学院制造抗牛瘟血清20万立方厘米。同年，西北农学院与陕西省卫生试验所及农业改进所合办血清厂，生产的抗牛瘟血清、牛瘟脏器疫苗、牛出败菌苗、炭疽弱毒芽孢苗、猪结晶紫疫苗、猪出败混合菌苗等，对防治关中、陕南地区疫病很有成效，其中一批牛瘟脏器疫苗由西农投奔延安的革命者带到陕甘宁边区使用。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和贺龙等同志指示，也在光华农场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制剂，终于试制成功了抗牛瘟血清，多次扑灭了邊区农村牛瘟[6]。
（三）开展植树造林，改善当地农业生态环境
“国家基本之物质建设，经精密之分析，确认建造森林乃基础中之基础。”“森林之建设缘各种建设之基础，实改善民生，减免灾害，利用土地之原力，诚迫不及待之要举也！”[7]西农森林组（系）以改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为目标，以学校实验林场为苗木繁育基地，经过科学地造林规划设计，在地方林务部门的配合下，1933-1938年先后在学校周边县市及广大的西北地区共造林2 800多万株（见表3）。
此外，学校与多方合作，开展水利设施防护林营造。1938年学校与陕西省林务局、水利局合作开展眉县梅惠渠灌溉区域及斜峪关植树造林15万余亩，为保护该区域山地不被冲刷、增加山地木材之生产、维护该区域渠堤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校与军政部门合作，开展国防林营造。1939年2月，农专森林系与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合办国防林场，在陕西凤县黄牛铺、宝鸡县孟家滩营造核桃林，造林6 400亩，历时5年，为解决汉阳、孝义、济南等兵工厂制造军用武器枪托所需核桃木资源紧缺之困难起了重要作用[8]111。
学校将抗战宣传与植树造林相结合，开展植树造林及反帝侵略宣传周活动。在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关键时刻，学校决定，自1938年3月20日起至3月26日停止授课，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及反帝侵略宣传周活动，以唤起民众抗敌意识。学校无偿提供树苗十万余株，400多名师生分赴眉县、扶风、武功、兴平、咸阳、周至等六县开展工作。经学校师生现场栽植技术指导及爱国主义宣讲，当地群众的造林技术明显提高，抗敌意识显著增强。民国时期，西农将爱国主义融入到国土绿化的具体行动之中，开展的各种植树造林活动为改善西北地区脆弱的农业生态环境，为学校附近县、市及广大西北地区多元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创立农村合作社，盘活地方经济
西农在成立时就设有农村事务处，主管农村合作。1939年4月，农专改院后，农村事务处亦随即改为农业推广处，内设农村合作组，分管农村合作。1934-1936年，西农率先在学校周边的武功和扶风两县，共指导成立各种业务类型合作社77个，合作社成员累计达到6 406人，股金总额达12 956元（见表4）。1935年春，中国农民银行邱文清曾来武功各社参观，认为各社成绩颇佳，并承诺今后农行尚可增加贷款数量。交通银行也派员来校接洽，并愿投资各社。
关键词：民国时期;西农;地方;经济社会
中图分类号：F3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1）05-0128-09
收稿日期：2020-11-05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1.05.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XW080）
作者简介：杨恒，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档案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编研。
一、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民为国本”“食为民天”，农业是立国之基。涉农高校承担着强农兴农、为农兴国的使命与担当。回顾和总结涉农高校在办学及强农兴农中的作为，借鉴、汲取其历史的经验，进而使其为农兴国的精神代代相传，对更好服务当今“三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战事频繁、社会动荡、百业凋敝，特别是西北地区旱灾连年、农事日废、民不聊生。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兴学兴农的呼声中，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于1934年创立。这所设立在中华农耕文明发祥地——古有邰（即今陕西杨陵区）的涉农专科学校（农专改院后改称国立西北农学院，以下统称西农）是我国近代在西北地区创办最早、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所新型的涉农高校。在国家内忧外患、战乱不断的背景下，西农坚持“研究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改良西北农林事业，增进社会生产”的办学宗旨，立足陕西、面向西北、服务全国，在为农兴国的使命担当中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今天研究、总结西农民国时期服务“三农”之工作，对培植学校的文化自信，增强追赶超越、争创一流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鉴往知来，传承弘扬西农精神对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现乡村振兴，继续发挥学校的贡献，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民国西农的为国强农
（一）创立国内规模最大的教学实验农林场，培育生物良种
西农在创办之初，“未建系组、先办场站。未开课程、先抓科研”。学校优先建立了包含农、林、果、牧等的教学实验农林场，总面积达3 582亩，属当时国内农科学院之首[1]。学校以所建场站为平台，以动、植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搜集为先导，进行优良品种的选育。以占地710余亩的农场为依托，分别开展棉花、小麦、大麦、小米、大豆、马铃薯、玉米、高粱等农作物的良种选育，育成适于当地风土之新种22种（见表1），尤以小麦和棉花最为满意。以占地620亩的园艺场为依托，开展以苹果、桃、梨、葡萄、杏为主的果树育种，以白菜、萝卜、甘蓝、番茄、菠菜、洋葱、菜豆及瓜类为主的蔬菜育种以及观赏植物类育种，先后选育出了武魁番茄、紫白甜萝卜、武功苞心白菜、农院大蒜、武功水蜜桃等园艺新品种。以占地464亩的畜牧场为依托，开展猪、羊、鸡、役畜等的良种引进与繁育。到1948年，繁育瑞士莎能奶山羊（Saanen）69头，瑞士吐根堡母羊（Toggenburg）1头，同州绵羊10头，新西兰考力代种羊（Corriedale）3头;繁育英国巴克夏纯种猪（Berkshire）7头;繁育来航鸡（Leghorn）20余只，洛岛红鸡（Rhode Island Red）5只，芦花鸡（Barred Plymoyth Roch）10余只，反毛鸡（Frizzle）5只;繁育蕃马、关中骡、驴、秦川黄牛等役畜多头。
作物优良品种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是农田生态系统的重要生物因素。优良品种能够较好地利用有利的生态因素和克服不利生态因素的影响，从而实现高产、稳产。“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这句名言就彰显了作物优良品种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及影响力。 王绶教授认为：“品种改良为增加生产最有效之方法，若以改良品种代替土种，则影响農村经济至为可观。”以大麦品种武功3102为例，每亩平均增加产量44.5千克，陕西全省大麦栽培面积约280万亩，从低估计，若60%农家品种改用此大麦良种，则全省每年可增加大麦生产约150万市担（75 000吨），以每市担8 000元计算，折合当时货币120亿元，其影响于农村经济可想见矣[3]。西农选育的小麦品种“西农27号”、玉米品种“西农混选白玉米”、小米品种“西农8-696号”、高粱品种“西农混选大锣锤”、马铃薯品种“西农七百号”在20世纪40年代已在西北地区广泛种植。赵洪璋教授1947年育成的“碧蚂一号”良种，使小麦亩产从新中国成立前不足50公斤提升到150～200公斤，1959年在我国黄淮海麦区推广种植9 000余万亩，创下了迄今为止我国小麦品种种植的最高纪录。毛主席曾评价“碧蚂一号” 是“一个品种挽救了大半个新中国”[4]。
（二）开展技术推广，造福地方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戴季陶在《关于经营西北农林专校办法之意见书》中述及办学方针时指出：其一，“改前农林专科在场圃之艺植，不切实际之耕种为辅助平民，增加生产实际有用之新企业、新经营。”其二，“当讲求校外合作之方法为当地农民谋幸福。”农专成立后，学校推广人员、教师、场站人员及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推广工作。 1.作物优良品种丰产栽培技术示范与推广。学校组织以农艺系专家教授为督导、广大教师为主力、在校学生广泛参与的复合型作物良种示范与推广队伍。1935年，引进高产优质的美国马铃薯品种“西北沃”，经繁殖试验，1943年在西安、武功等地推广均获得成功。在陕西关中地区的武功、乾县、周至、眉县、扶风、岐山、凤翔、宝鸡、陇县、麟游、千阳等地推广“蚂蚱麦”“陕农7号” “武功27号”“斯字棉四号”等作物良种，年均推广面积20 000余亩。在陕西关中地区武功、周至、宝鸡等县的各乡举行小麦丰产栽培技术示范、轮作耕种及施肥改良法示范、麦棉生产教育、小麦黑穗病防治、粮食增产工作巡回服务等技术惠农工作。
2.园艺良种丰产栽培技术示范与推广。民国时期，西农创建的园艺场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宏大、设备最完善的园艺场。西北果蔬、观赏植物的发展与绿化均开源于西农的园艺场[5]2。园艺场内的果园中，苹果之最高年产量曾达到39 000余公斤，桃之产量曾达20 000余公斤，附近农民目睹口尝，争相栽培，不推自广，现在陕西、甘肃以及河南、山西等地所发展的苹果都或多或少与陕西武功张家岗所栽苹果相关联，即以此为西北栽培苹果的样板，传播遐迩，致有今日西北苹果遍栽的盛况[5]43。1949年5月27日，解放西农的王震将军，不顾军务繁忙，慕名参观西农园艺场。1949年7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随部队途径陕西武功时，利用休息时间，也参观了西农园艺场。
民国时期，西农园艺良种的推广以果树为最多，而果树中以苹果、桃、梨、葡萄、杏为大宗。蔬菜以白菜、萝卜、甘蓝、番茄、菠菜、洋葱、菜豆及瓜类为主。观赏植物类以草本花卉为主。先主要在陕西、甘肃两省推广，后来已远播于川、黔、滇、鄂、湘、豫及宁、绥诸省。历年园艺良种推广之数量及种类见表2。
3.家畜品种改良及其产品推广。西农利用学校畜牧场繁育的莎能奶山羊（saanen）公羊、巴克夏（berkshire）纯种公猪等与地方土种杂交配种，改良本地土种家畜。同时，在西北地区免费或廉价推广小公羊、大公羊、母羊、纯种仔猪、肥猪等。在陕西武功地区传授家畜人工授精配种技术。
学校除在校内设立羊奶厂满足校内之需求外，1948年5月在西安分设示范羊奶厂，每日供应鲜奶80磅（36.288公斤），1949年6月鲜奶供应量达到200磅（90.72公斤），但仍供不应求，深得社会人士之赞誉，为当地畜产品的开发发挥了示范作用。
4.家畜疫病防控技术指导与推广。民国时期，西北各省地广人稀，畜产之富素甲全国，其于巩固国防，充实国力，厥功尤伟。为了确保西北地区家畜安全，西农开展了以疫病防控为核心的家畜疾病防控技术指导与推广。在学校附近的武功等县指导养猪防瘟、牛瘟防疫示范与推广，计763次。1941年，陕西发生牛瘟，学校组建了由教师沈克敦、吴信法、秦和生、段得贤和14名学生组成的防疫队伍分别前往咸阳、礼泉、泾阳、三原、眉县等处进行牛瘟防治。牛瘟防治工作得到了农林部渔牧司的充分肯定，农林部渔牧司曾致函国立西北农学院，“此次陕西省发生牛瘟，承贵院选派员生协助，疫势得以扑灭，至深钦敬”。
血清和疫苗是民国时期我国仅可自制的几种生物制剂，曾在当时的兽疫防治中发挥过作用。1942年5月25日，应中央畜牧试验所所长蔡无忌先生请求并提供资金支持，西北农学院制造抗牛瘟血清20万立方厘米。同年，西北农学院与陕西省卫生试验所及农业改进所合办血清厂，生产的抗牛瘟血清、牛瘟脏器疫苗、牛出败菌苗、炭疽弱毒芽孢苗、猪结晶紫疫苗、猪出败混合菌苗等，对防治关中、陕南地区疫病很有成效，其中一批牛瘟脏器疫苗由西农投奔延安的革命者带到陕甘宁边区使用。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和贺龙等同志指示，也在光华农场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制剂，终于试制成功了抗牛瘟血清，多次扑灭了邊区农村牛瘟[6]。
（三）开展植树造林，改善当地农业生态环境
“国家基本之物质建设，经精密之分析，确认建造森林乃基础中之基础。”“森林之建设缘各种建设之基础，实改善民生，减免灾害，利用土地之原力，诚迫不及待之要举也！”[7]西农森林组（系）以改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为目标，以学校实验林场为苗木繁育基地，经过科学地造林规划设计，在地方林务部门的配合下，1933-1938年先后在学校周边县市及广大的西北地区共造林2 800多万株（见表3）。
此外，学校与多方合作，开展水利设施防护林营造。1938年学校与陕西省林务局、水利局合作开展眉县梅惠渠灌溉区域及斜峪关植树造林15万余亩，为保护该区域山地不被冲刷、增加山地木材之生产、维护该区域渠堤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校与军政部门合作，开展国防林营造。1939年2月，农专森林系与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合办国防林场，在陕西凤县黄牛铺、宝鸡县孟家滩营造核桃林，造林6 400亩，历时5年，为解决汉阳、孝义、济南等兵工厂制造军用武器枪托所需核桃木资源紧缺之困难起了重要作用[8]111。
学校将抗战宣传与植树造林相结合，开展植树造林及反帝侵略宣传周活动。在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关键时刻，学校决定，自1938年3月20日起至3月26日停止授课，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及反帝侵略宣传周活动，以唤起民众抗敌意识。学校无偿提供树苗十万余株，400多名师生分赴眉县、扶风、武功、兴平、咸阳、周至等六县开展工作。经学校师生现场栽植技术指导及爱国主义宣讲，当地群众的造林技术明显提高，抗敌意识显著增强。民国时期，西农将爱国主义融入到国土绿化的具体行动之中，开展的各种植树造林活动为改善西北地区脆弱的农业生态环境，为学校附近县、市及广大西北地区多元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创立农村合作社，盘活地方经济
西农在成立时就设有农村事务处，主管农村合作。1939年4月，农专改院后，农村事务处亦随即改为农业推广处，内设农村合作组，分管农村合作。1934-1936年，西农率先在学校周边的武功和扶风两县，共指导成立各种业务类型合作社77个，合作社成员累计达到6 406人，股金总额达12 956元（见表4）。1935年春，中国农民银行邱文清曾来武功各社参观，认为各社成绩颇佳，并承诺今后农行尚可增加贷款数量。交通银行也派员来校接洽，并愿投资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