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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村镇银行是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村镇银行经济、社会绩效，对其持续支持“三农”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从董事长特征视角研究其对村镇银行经济与社会绩效的影响发现：从性别来看，女性董事长相比于男性董事长对村镇银行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年龄来看，董事长年龄与村镇银行经济绩效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但与其社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上述发现为主发起行选聘董事长提供了借鉴参考，同时启示村镇银行应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与风险管理制度，地方政府应制定符合实际的考核指标以促进村镇银行健康发展。
关 键 词：村镇银行;董事长特征;经济绩效;社会绩效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517（2021）04-0017-10
DOI：10.16620/j.cnki.jrjy.2021.04.002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自2007年第一家村镇银行成立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村镇银行已经成为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供给者。截至2019年9月，我国村镇银行数量达到1633家，县域覆盖率达到70.6%。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中指出要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中说明村镇银行应实现两个目标，即一方面要保证良好的盈利性，实现财务可持续;另一方面要加大支农力度，重点服务受传统金融排斥的客户群体， 提高农村地区金融可得性。这意味着村镇银行在经营过程中要实现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兼容。但事实上由于涉农贷款的高风险特征[1]，大部分村镇银行在面对盈利性和政策性的抉择中，逐渐偏离政策性目标，客户高端化、贷款集中化的问题逐渐凸显[2]。2019年底，银保监会出台《关于推进村镇银行坚守定位，提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能力的通知》，要求村镇银行在2020年底前保证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至少达到90%，户均贷款不超过35万元。 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村镇银行的政策性，但是外在强制规定恰恰向村镇银行发起挑战。 如何使村镇银行在坚守定位、达到监管要求的基础上保证经济效益，实现村镇银行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统称为“二元绩效”）的同步提升是当前村镇银行改革破局的关键。
（二）文献综述
探讨二元绩效的影响因素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外部环境与内部治理是分析该问题的两大视角。（1）外部环境视角。周顺兴（2016）聚焦于村镇银行外部竞争带来的影响，发现当地银行业竞争程度越高，村镇银行经济绩效就越差，但此时村镇银行通过调整市场定位使客户群体更集中于农户，从而提高社会绩效[3];张正平等（2018）对包括农商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在内的108家农村金融机构2014—2016年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互联网金融同时降低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4];曲小刚等（2013）指出，村镇银行难以保证盈利和支农持续性的原因在于公众认知度不高、融资渠道狭窄、业务创新能力不足等[5]。（2）内部治理视角。周月书等（2016）以农村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其支农力度呈负相关关系，也与经济绩效负相关，因此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有效提高农商行二元绩效[6];刘丹等（2018）研究发现，政府持股比例与农商行社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但对经济绩效产生负向影响，股东性质的差异会影响决策行为进而作用于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7]。罗雪婷（2019）认为高管并非完全理性，其个人特征，如年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等因素，将会影响其决策行为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作用[8]。Saeed等（2018）以南亚地区215家小额信贷机构2005—2009年经营数据为样本， 实证检验发现CEO为女性的小额信贷機构的二元绩效没有显著改变[9]。与其不同，Hartarska等（2014）以世界范围内250个小额信贷机构1998—2009年数据为样本， 发现女性CEO可以提高小额信贷机构的社会绩效，但对经济绩效没有显著影响[10]。
（三）问题的提出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董事长或高管个人特征会对银行绩效产生影响，但是上述研究结论不一定适用于我国的村镇银行。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市场环境、法律制度、监管体系，而且我国村镇银行与国外的小额信贷机构以及国内的农商行在管理制度、服务方式、业务性质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文献的结论不能完全照搬用于指导具有特质性的村镇银行。我国银行的经营裁量权更多集中于董事长，董事长是银行经营的主要决策者[11]。特别是对于村镇银行而言，在主发起行制度下，董事长与行长往往均由主发起行委派或任命，两者之间并非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且董事长在主发起行的职务级别通常高于行长，在村镇银行的经营管理中更具有话语权[12]。因此分析董事长个人特征与村镇银行二元绩效的关系更具有现实意义。
然而由于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当前国内鲜有文献从内部治理视角探讨村镇银行二元绩效的影响因素，更鲜有探讨高管个人特征对村镇银行亦或其他农村金融机构二元绩效的影响。 本文将以2014—2019年全国范围内72家村镇银行的数据为样本，通过非均衡数据固定面板模型，探讨董事长特征对村镇银行二元绩效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与贡献在于：一方面，从理论方面来看，探讨村镇银行董事长个人特征与二元绩效的关系具有创新性，对现有研究形成重要补充，同时也是对相关理论在实践领域的一次扩展。另一方面，从实践来看，实现村镇银行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的同步提升，有利于在保证其经济自立的条件下提高支农力度。
本文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在结合村镇银行特殊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假设; 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主要包括变量定义、数据来源介绍与模型设定;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将对本文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并进行稳健性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关于高管个人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研究通常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展开。该理论认为高管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等在内的个人特征会作用于其决策行为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基于前文所述，董事长往往在村镇银行经营管理中具有更大的决策权，因此本文结合已有数据重点考察董事长性别、年龄对村镇银行二元绩效的影响。
（一）董事长性别与村镇银行二元绩效
性别差异不仅是一种自然的、 生理上的差异，更多地体现为社会行为上的差异。由于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当前企业内部董事、监事会、管理层仍以男性为主，女性要成为董事长或CEO，往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13]。在企业管理中，性格的差异导致女性相比于男性具有一些天然优势。（1）女性拥有更强的沟通能力[14]，在此基础上女性更擅长协调人际关系，在管理中更加人性化。村镇银行内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矛盾更为突出， 原因在于：一方面，大股东（主发起行）通常处于绝对控股地位[15]，中小股东被边缘化[16]，股权结构异化激发两者冲突;另一方面，大股东出资目的在于获得资本增值，下沉客户群体，实现跨区域经营，而中小股东的目的不仅在于实现资本增值，更重要的是通过身份优势获取关联交易[17]，两者出资目的不同加剧了矛盾。 而女性董事长能发挥其与生俱来的亲和、亲近感，作为大股东的代表协调其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 从而减少因代理问题而产生的不必要耗费，提高村镇银行绩效。（2）女性相对于男性在风险管理方面也更为严谨[18]，具体表现为：对管理层的能力水平要求更高，通过更频繁的董事会会议加强对风险的日常监督[19]。村镇银行面临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更为突出[20]，加剧了风险管理的难度，且村镇银行风险管理制度往往弱于其他金融机构。而女性董事长对风险的严谨态度可以减少村镇银行因冲动决策和盲目信贷而导致的大额坏账。与此同时，对风险管理的高标准要求可以有效弥补村镇银行风险管理制度的缺陷，从而保证村镇银行经营稳定性，提高村镇银行经济绩效水平。（3）女性道德水平往往更高，相比于男性更遵守规则[21]，自利主义相对较弱，可以有效减少寻租行为[22]。尽管村镇银行设置了完整的“三会一层”治理体系，但内部治理能力相比于其他金融机构依然较弱[15]，中小股东参与村镇银行治理的积极性不高， 股东会、 监事会发挥作用有限。而女性董事长对自身较高的道德要求不仅可以减少个人的自利行为，也可以对管理层起到模范作用，使管理层兢兢业业，提高村镇银行绩效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相比于董事长为男性的村镇银行，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可以实现更好的经济绩效。
村镇银行践行服务“三农”的政策目标与一般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相似[1]，因此可以从董事长或高管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研究中得到理论启发。 伦理价值观的差异是男女性别差异的重要体现，相比于男性的“个体性”价值观，女性往往呈现的是“公共性”行为[23]。在女性价值观中，人文关怀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她们通常更富有同情心，能够对急需帮助的人尽快给予回应[24]。女性通常具有“移情”能力，这使得她们在企业管理中更加重视社会责任[25]。Martinez等（2020）肯定了女性董事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正相关关系，且发现女性董事更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建议企业董事会应保持性别多样化[26]。Byron等（2016）也发现女性高管或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正向促進作用[27]。此外，社会角色理论（Social Role Theory）认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行为取决于社会对其的印象，这些印象对不同性别的人群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女性会按照社会赋予的“关怀、友善、具有同理心”这一印象行为处事，从而使女性高管或董事长更加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关注环保问题等。
对于村镇银行而言，服务“三农”是其政策性目标，但涉农贷款风险往往较高[1]。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女性董事长拥有更严谨的风险管理态度，更高的风险管理要求，这可以有效弥补涉农业务的高风险特征， 降低因涉农业务而可能发生的不良贷款。在此基础上，女性董事长的“公共性”服务心理以及社会对其固有印象，使其更有动力采取相应措施提高支农力度。因此，女性董事长能够平衡政策性与效益性，在保证村镇银行效益的同时提高村镇银行支农业务比例。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相比于董事长为男性的村镇银行，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可以实现更好的社会绩效。
（二）董事长年龄与村镇银行二元绩效
一方面，年龄会对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产生影响。第一，从生理上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精力、体力相应退化;从心理状态上看，年龄的增长往往意味着个人认知和学习能力也逐渐落后[28]。村镇银行发展历史短，服务模式、管理体制等依然需要探索。年长的董事长很可能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监管规定，也缺乏变革、创新的精力和意愿，而年轻管理者更具有冒险与创新精神，更愿意寻求变革[29]，因此年长董事长对村镇银行经济绩效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年龄越大的董事长往往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30]，使其可能贯彻“权威主义”治理，从而弱化股东会、监事会甚至管理层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村镇银行而言，公司治理体制本就存在缺陷，若董事长奉行“权威主义”，搭建“一言堂”，则极有可能在监督缺位、缺少沟通的情况下降低个人决策的科学性， 加剧村镇银行经营风险，进而降低其经济绩效。孙凯等（2019）通过对2012—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越大，企业绩效越差[31]。
另一方面，董事长年龄的增长也会带来一定优势。首先，年龄大的董事长往往拥有更丰富的管理经验。村镇银行董事长通常由主发起行委派，主发起行类型以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主，这些银行长期深耕小微信贷市场。这意味着高龄董事长已经在发起行从事多年小额信贷管理工作，更加熟悉村镇银行所面临的客户群体，了解其风险特征，从而可以有效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制度， 提高村镇银行绩效。其次，年龄大的董事长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源[32]。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认为董事会应向管理层提供资源，董事会成员数量、成员社会关系等决定了其能为管理层提供资源的能力[33]。从这一角度来看，年长董事长所具有的丰富社会资源对村镇银行经营管理大有裨益。最后，职业生涯关注理论（Career Focus Theory）从另一个视角解读了年龄对心理状态的影响，其认为年轻的决策者缺乏职业声誉[34]，对职业生涯的关注使其在决策管理过程中尽量避免“求新、求变”，以防止由于在自己任内贯彻新规定而导致村镇银行出现经营问题，从而影响个人前程。特别是在主发起行制度下，董事长往往由主发起行委派，年轻的村镇银行董事长具有上升空间，因此更会注重个人声誉， 对变革可能带来的失败感到恐惧。 杨萱（2016）通过对出版行业企业的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32]。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村镇银行董事长年龄与经济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对于年龄与村镇银行社会绩效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Liu（2020）研究发现，年龄改变着人们的动机和取向，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更具有同理心，更加友善且更愿意遵守伦理观念[35]。因此，村镇银行董事长年龄越大，共情能力越强， 对其面向的客户群体会更富有同情心， 从而加大对“三农”领域的支持，提高村镇银行社会绩效。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董事长年龄与其工作经验成正比，年龄越高的董事长农村信贷的工作经验越丰富，处理起复杂关系也更有效。村镇银行面对的农村金融市场相对复杂且风险较高[20]，这也是农民和小微企业受传统金融排斥的主要原因，具有丰富经验的年长决策者可以通过构建完善且具有针对性的信贷管理体系、风险监督制度来规避客户群体的高风险特征， 从而提高村镇银行的支农力度，协调好村镇银行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关系。已有关于CEO或高管平均年龄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研究也可以为上述分析提供佐证。颜蓉等（2012）发现企业高管年龄与社会责任履行倾向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36]。Liu（2020）也认为CEO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35]。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村镇银行董事长年龄与社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经济绩效（FP）。经济绩效是村镇银行通过一年的经营所获取的经济效益的体现。 关于经济绩效，学术界通常采用的是总资产收益率（ROA）与净资产收益率（ROE）进行衡量。本文参考周顺兴（2016）[3]、张岳等（2019）[17]，使用总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指标，该指标的计算已考虑了不良贷款及损失准备等风险因素[3]，因此可以更有效地反映村镇银行的经营状况。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将使用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代理变量再次进行回归，以保证结果稳健性。
社会绩效（SP）。关于社会绩效的度量，当前学术界多采用涉农贷款余额占比[4]、户均贷款[37]、服务广度（服务广度=贷款客户数/当地总人口数）[7]、服务深度（服务深度=户均贷款/当地人均GDP）[3]四个指标。鉴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使用涉农贷款余额占比作为社会绩效的代理变量，涉农贷款包括农户贷款、注册地为农村区域的企业贷款以及支持农林牧渔业和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各项贷款。
2.解释变量
董事长性别（SEX）。若村镇银行董事长为女性，则取1;若为男性，则取0。
董事长年龄（AGE）。样本当年董事长的实际年龄。
3.控制变量
当前对村镇银行二元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依然匮乏，因此本文主要参考关于农商行的相关研究选取控制变量。首先，参考周月书等（2016）[6]的研究，选择银行规模（ASSET）、资本充足率（CAR）、股权集中度（CR）、地区经济水平（GDP）作為控制变量;其次，参考刘丹等（2018）[7]的研究，选择资产负债率（LEV）、存贷比（LDR）作为控制变量;最后，刘信群等（2013）[3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流动性与银行绩效存在相关关系，因此选择流动比（CA）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及释义见表1。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村镇银行官方网站，共搜集到2014—2019年全国范围内135家村镇银行527条数据，剔除其中未披露二元绩效、董事长特征以及其他控制变量数据的样本，最终使用72家村镇银行的非均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关于宏观经济的数据，来自于各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经济数据库。
为验证本文假设，构建模型如下所示：
FPi，t=cons+？茁1SEXi，t+？酌Z+？着i，t （1）
SPi，t=cons+？茁2SEXi，t+？酌Z+？着i，t （2）
FPi，t=cons+？茁3AGEi，t+？酌Z+？着i，t （3）
SPi，t=cons+？茁4AGEi，t+？酌Z+？着i，t （4）
其中，FP、SP分别为经济绩效、社会绩效，cons为常数项，SEX为董事长性别，AGE为董事长年龄，Z为控制变量集合，？着i，t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扰动项。 为尽可能克服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加入个体效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同时考虑到使用的是面板数据，为保证不同个体之间扰动项相互独立，同一个体在不同时期扰动项自相关，因此回归结果将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修正。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样本村镇银行总资产收益率均值为0.0138，标准差为0.0177，不同村镇银行收益水平差异较大。涉农贷款余额占比均值为0.7739，截至2018年6月，全国村镇银行涉农贷款余额占比0.7550①， 这与本文样本涉农贷款余额占比均值相差不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在全样本中，董事长为女性的占比达到14.67%， 当前村镇银行董事长仍以男性为主，董事长年龄均值为49.4802。控制变量中，全样本资本充足率均值为0.2349， 流动比均值为0.7049，存贷比均值为1.3018，资产负债率均值为0.8524。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0.4379，大部分村镇银行股权相对集中。
由于选取了较多控制变量，因此在回归前计算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8，基本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进一步计算各变量的VIF值，最大值为4.18，因此可以认定本文选取的变量不存在共线性。
（二）董事长性别与村镇银行二元绩效
为验证本文假设1、假设2，使用模型（1）、模型（2）对全样本进行回归，为保证结果稳健性，先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进行回归，之后再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使用的是短面板，因此不再考虑“面板自相关”的问题。 表2中，回归1与回归2检验董事长性别与村镇银行经济绩效的关系。回归1中，董事长性别系数为0.0108，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回归2中，董事长性别系数为0.0108，同样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说明女性董事长对村镇银行经济绩效确实具有促进作用，相比于董事长为男性的村镇银行，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经济绩效水平要高0.0108。原因在于：第一，女性董事长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可以有效缓解村镇银行内部第二类代理问题;第二，在风险管理方面更为严谨，倾向于构建更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第三，拥有更高的道德标准，自利主义相对更弱，从而减少寻租行为，保证村镇银行效益。综上所述，本文假设1成立。
回归3与回归4检验董事长性别与村镇银行社会绩效的关系。回归3中，董事长性别系数为0.0145，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回归4中，董事长性别系数为0.0255， 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女性董事长对村镇银行社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相比于董事长为男性的村镇银行，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社会绩效水平要高0.0255。原因在于相比于男性的“个体性”价值观，女性往往呈现的是“公共性”行为，她们通常更富有同情心，且会按照社会固有印象行为处事，从而更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因此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在支农表现上相对更优。本文假设2成立。
为何相比于董事长为男性的村镇银行，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同时拥有更优的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而没有在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顾此失彼？事实上，村镇银行目标偏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涉农业务的风险与收益不匹配，涉农贷款的隐性风险成本（核销不良贷款的损失）使村镇银行收益缩水[41]。而对于女性董事长而言，一方面，“公共性”行为和社会角色约束使她们更有提高支农力度的意愿，这是女性董事长的主观偏好。另一方面，在主观偏好的基础上，女性董事长严谨的风险管理态度可以有效弥补涉农贷款的高风险特征，通过构建更为完善、细致的风险管理体制，加大贷前审查，贷中、贷后监督力度，从而降低涉农贷款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而对于男性董事长，其支农意愿本身不如女性强烈，因此也缺乏动力以耗费大量个人努力为代价构建与支农业务相匹配的风险管理体制，从而使其更倾向于以一定的社会绩效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而由于其他可能的原因（如自利主义产生的寻租行为，相对于女性而言较差的沟通能力）使其领导的村镇银行经济绩效也逊于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因此，相比于董事长为男性的村镇银行，女性董事长领导的村镇银行可以实现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的双提升。
（三）董事长年龄与村镇银行二元绩效
为验证本文假设3、假设4，使用模型（3）、模型（4）对全样本进行回归，同样，为保证结果稳健性，先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进行回归，之后再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回归1与回归2检验董事长年龄与村镇银行经济绩效的关系。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尽管董事长年龄的系数都为正，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此本文假设3未得到完全支持。其可能原因在于：正如前文理论分析所述，董事长年龄对村镇银行经济绩效同时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与负向抑制作用，两个方向的影响共同作用导致该系数不显著。
回归3与回归4检验董事长年龄与村镇银行社会绩效的关系。回归3中，未加入控制变量时，董事长年龄系数为0.0045， 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回归4中，加入控制变量后，董事长年龄系数为0.0065，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董事长年龄与村镇银行社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印证了前文理论分析，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更有同理心，更倾向于遵守伦理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年龄越大的董事长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可以通过制定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在不影响经济效益的同时提高村镇银行支农力度。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样本的董事长年龄取值范围为[34，61]，因此上述回归结果仅可说明在这一年龄段内，年龄越大的董事长领导的村镇银行可以实现更好的社会绩效。综上所述，本文假设4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在前文回归中，为保证结果稳健性，分别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进行回归，结果无明显差异，表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下文将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
前文中，对经济绩效的度量采用的是总资产收益率，对社会绩效的度量采用的是涉农贷款余额占比。接下来，本文使用净资产收益率（FP2）、户均贷款（SP2）分别作为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的代理变量再次回归。在具体使用时，对户均贷款+1并取对数。回归结果见表4。
在表4回归1、回归2中，董事长性别系数分别为0.0815、-0.3022， 且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相比于董事长为男性的村镇银行，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具有更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更低的户均贷款余额。回归3与回归4中，董事长年龄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户均贷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董事长年龄越大，村镇银行社会绩效越高。综上所述，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前文结论没有改变。
五、结论与建议
实现村镇银行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的同步提升是保证村镇银行良性发展从而助推乡村振兴的根本措施。如何同步提高村镇银行二元绩效，本文尝试从董事长个人特征角度给出答案。通过对全国范围内72家村镇银行2014—2019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一方面，女性董事长对村镇银行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于董事长为男性的村镇银行，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可以实现更好的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 另一方面， 董事长年龄与村镇银行社会绩效显著正相关，但与经济绩效无显著相关关系，董事长年龄越高，越会加强信贷投放向“三农”领域的倾斜力度。
尽管当前监管部门对村镇银行坚守定位提出了具体指标并纳入考核范围，但外在规定的强制性是否会使村镇银行在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中顾此失彼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因此从村镇银行内部探寻合理措施以实现村镇银行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同步提升才是促进村镇银行持续、良性发展的根本所在。本文结论为村镇银行以及主發起行后续管理提供了借鉴参考。第一，村镇银行董事长多由主发起行委派或任命，因此本文结论启示主发起行在董事长备选人之间抉择时，可以倾向于选择女性或年龄较高的董事长，尽管高龄董事长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但可以充分发挥其对社会绩效的促进作用。第二，村镇银行应进一步推动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高中小股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在董事会内部建立完善的治理体制，根据情况适当引入独立董事，充分发挥董事会成员的治理作用。第三，村镇银行应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制度，构建合理的风险监督体制，细化监督指标，加强日常监督，可以成立以董事长为主要负责人的风险监督小组，政府也应加强对村镇银行的风险监管， 形成监管合力。最后，当前出台的《关于推进村镇银行坚守定位，提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能力的通知》明确说明各地银保监局可根据辖内情况下浮考核标准，因此地方监管部门在对村镇银行支农有效性的考核中要结合实际，充分考虑当地村镇银行经营的效益性，切忌在制定考核标准时盲目向高标准看齐，不能罔顾村镇银行效益而单纯片面地追求政策性目标。 当然， 董事长特征并不仅限于性别与年龄，但囿于数据有限，本文未对诸如教育背景、个人经历等其他特征加以分析，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应扩大相关样本量，丰富研究结论，从而为村镇银行后续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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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 Characteristics and Dual Performance of Rural Banks
Zhang Yue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Rural banks are important subjects in the current rural financial market. Improv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of rural bank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m to continuous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boos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airman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irman characteristics’impact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of rural banks. This paper find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female chairmen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of rural banks. Compared with the rural banks with male chairmen， the rural banks with female chairmen can achieve better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ge of the chairman an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rural banks，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ge of the chairman and the social performance of rural banks. The above conclusions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for the main sponsor banks. Meanwhile， they also inspire rural bank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nd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formulate assessment indexes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condition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banks.
Key words： rural bank; chairman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performance; social performance
（责任编辑：卢艳茹;校对：龙会芳）
关 键 词：村镇银行;董事长特征;经济绩效;社会绩效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517（2021）04-0017-10
DOI：10.16620/j.cnki.jrjy.2021.04.002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自2007年第一家村镇银行成立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村镇银行已经成为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供给者。截至2019年9月，我国村镇银行数量达到1633家，县域覆盖率达到70.6%。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中指出要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中说明村镇银行应实现两个目标，即一方面要保证良好的盈利性，实现财务可持续;另一方面要加大支农力度，重点服务受传统金融排斥的客户群体， 提高农村地区金融可得性。这意味着村镇银行在经营过程中要实现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兼容。但事实上由于涉农贷款的高风险特征[1]，大部分村镇银行在面对盈利性和政策性的抉择中，逐渐偏离政策性目标，客户高端化、贷款集中化的问题逐渐凸显[2]。2019年底，银保监会出台《关于推进村镇银行坚守定位，提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能力的通知》，要求村镇银行在2020年底前保证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至少达到90%，户均贷款不超过35万元。 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村镇银行的政策性，但是外在强制规定恰恰向村镇银行发起挑战。 如何使村镇银行在坚守定位、达到监管要求的基础上保证经济效益，实现村镇银行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统称为“二元绩效”）的同步提升是当前村镇银行改革破局的关键。
（二）文献综述
探讨二元绩效的影响因素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外部环境与内部治理是分析该问题的两大视角。（1）外部环境视角。周顺兴（2016）聚焦于村镇银行外部竞争带来的影响，发现当地银行业竞争程度越高，村镇银行经济绩效就越差，但此时村镇银行通过调整市场定位使客户群体更集中于农户，从而提高社会绩效[3];张正平等（2018）对包括农商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在内的108家农村金融机构2014—2016年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互联网金融同时降低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4];曲小刚等（2013）指出，村镇银行难以保证盈利和支农持续性的原因在于公众认知度不高、融资渠道狭窄、业务创新能力不足等[5]。（2）内部治理视角。周月书等（2016）以农村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其支农力度呈负相关关系，也与经济绩效负相关，因此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有效提高农商行二元绩效[6];刘丹等（2018）研究发现，政府持股比例与农商行社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但对经济绩效产生负向影响，股东性质的差异会影响决策行为进而作用于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7]。罗雪婷（2019）认为高管并非完全理性，其个人特征，如年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等因素，将会影响其决策行为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作用[8]。Saeed等（2018）以南亚地区215家小额信贷机构2005—2009年经营数据为样本， 实证检验发现CEO为女性的小额信贷機构的二元绩效没有显著改变[9]。与其不同，Hartarska等（2014）以世界范围内250个小额信贷机构1998—2009年数据为样本， 发现女性CEO可以提高小额信贷机构的社会绩效，但对经济绩效没有显著影响[10]。
（三）问题的提出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董事长或高管个人特征会对银行绩效产生影响，但是上述研究结论不一定适用于我国的村镇银行。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市场环境、法律制度、监管体系，而且我国村镇银行与国外的小额信贷机构以及国内的农商行在管理制度、服务方式、业务性质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文献的结论不能完全照搬用于指导具有特质性的村镇银行。我国银行的经营裁量权更多集中于董事长，董事长是银行经营的主要决策者[11]。特别是对于村镇银行而言，在主发起行制度下，董事长与行长往往均由主发起行委派或任命，两者之间并非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且董事长在主发起行的职务级别通常高于行长，在村镇银行的经营管理中更具有话语权[12]。因此分析董事长个人特征与村镇银行二元绩效的关系更具有现实意义。
然而由于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当前国内鲜有文献从内部治理视角探讨村镇银行二元绩效的影响因素，更鲜有探讨高管个人特征对村镇银行亦或其他农村金融机构二元绩效的影响。 本文将以2014—2019年全国范围内72家村镇银行的数据为样本，通过非均衡数据固定面板模型，探讨董事长特征对村镇银行二元绩效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与贡献在于：一方面，从理论方面来看，探讨村镇银行董事长个人特征与二元绩效的关系具有创新性，对现有研究形成重要补充，同时也是对相关理论在实践领域的一次扩展。另一方面，从实践来看，实现村镇银行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的同步提升，有利于在保证其经济自立的条件下提高支农力度。
本文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在结合村镇银行特殊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假设; 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主要包括变量定义、数据来源介绍与模型设定;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将对本文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并进行稳健性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关于高管个人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研究通常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展开。该理论认为高管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等在内的个人特征会作用于其决策行为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基于前文所述，董事长往往在村镇银行经营管理中具有更大的决策权，因此本文结合已有数据重点考察董事长性别、年龄对村镇银行二元绩效的影响。
（一）董事长性别与村镇银行二元绩效
性别差异不仅是一种自然的、 生理上的差异，更多地体现为社会行为上的差异。由于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当前企业内部董事、监事会、管理层仍以男性为主，女性要成为董事长或CEO，往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13]。在企业管理中，性格的差异导致女性相比于男性具有一些天然优势。（1）女性拥有更强的沟通能力[14]，在此基础上女性更擅长协调人际关系，在管理中更加人性化。村镇银行内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矛盾更为突出， 原因在于：一方面，大股东（主发起行）通常处于绝对控股地位[15]，中小股东被边缘化[16]，股权结构异化激发两者冲突;另一方面，大股东出资目的在于获得资本增值，下沉客户群体，实现跨区域经营，而中小股东的目的不仅在于实现资本增值，更重要的是通过身份优势获取关联交易[17]，两者出资目的不同加剧了矛盾。 而女性董事长能发挥其与生俱来的亲和、亲近感，作为大股东的代表协调其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 从而减少因代理问题而产生的不必要耗费，提高村镇银行绩效。（2）女性相对于男性在风险管理方面也更为严谨[18]，具体表现为：对管理层的能力水平要求更高，通过更频繁的董事会会议加强对风险的日常监督[19]。村镇银行面临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更为突出[20]，加剧了风险管理的难度，且村镇银行风险管理制度往往弱于其他金融机构。而女性董事长对风险的严谨态度可以减少村镇银行因冲动决策和盲目信贷而导致的大额坏账。与此同时，对风险管理的高标准要求可以有效弥补村镇银行风险管理制度的缺陷，从而保证村镇银行经营稳定性，提高村镇银行经济绩效水平。（3）女性道德水平往往更高，相比于男性更遵守规则[21]，自利主义相对较弱，可以有效减少寻租行为[22]。尽管村镇银行设置了完整的“三会一层”治理体系，但内部治理能力相比于其他金融机构依然较弱[15]，中小股东参与村镇银行治理的积极性不高， 股东会、 监事会发挥作用有限。而女性董事长对自身较高的道德要求不仅可以减少个人的自利行为，也可以对管理层起到模范作用，使管理层兢兢业业，提高村镇银行绩效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相比于董事长为男性的村镇银行，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可以实现更好的经济绩效。
村镇银行践行服务“三农”的政策目标与一般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相似[1]，因此可以从董事长或高管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研究中得到理论启发。 伦理价值观的差异是男女性别差异的重要体现，相比于男性的“个体性”价值观，女性往往呈现的是“公共性”行为[23]。在女性价值观中，人文关怀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她们通常更富有同情心，能够对急需帮助的人尽快给予回应[24]。女性通常具有“移情”能力，这使得她们在企业管理中更加重视社会责任[25]。Martinez等（2020）肯定了女性董事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正相关关系，且发现女性董事更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建议企业董事会应保持性别多样化[26]。Byron等（2016）也发现女性高管或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正向促進作用[27]。此外，社会角色理论（Social Role Theory）认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行为取决于社会对其的印象，这些印象对不同性别的人群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女性会按照社会赋予的“关怀、友善、具有同理心”这一印象行为处事，从而使女性高管或董事长更加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关注环保问题等。
对于村镇银行而言，服务“三农”是其政策性目标，但涉农贷款风险往往较高[1]。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女性董事长拥有更严谨的风险管理态度，更高的风险管理要求，这可以有效弥补涉农业务的高风险特征， 降低因涉农业务而可能发生的不良贷款。在此基础上，女性董事长的“公共性”服务心理以及社会对其固有印象，使其更有动力采取相应措施提高支农力度。因此，女性董事长能够平衡政策性与效益性，在保证村镇银行效益的同时提高村镇银行支农业务比例。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相比于董事长为男性的村镇银行，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可以实现更好的社会绩效。
（二）董事长年龄与村镇银行二元绩效
一方面，年龄会对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产生影响。第一，从生理上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精力、体力相应退化;从心理状态上看，年龄的增长往往意味着个人认知和学习能力也逐渐落后[28]。村镇银行发展历史短，服务模式、管理体制等依然需要探索。年长的董事长很可能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监管规定，也缺乏变革、创新的精力和意愿，而年轻管理者更具有冒险与创新精神，更愿意寻求变革[29]，因此年长董事长对村镇银行经济绩效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年龄越大的董事长往往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30]，使其可能贯彻“权威主义”治理，从而弱化股东会、监事会甚至管理层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村镇银行而言，公司治理体制本就存在缺陷，若董事长奉行“权威主义”，搭建“一言堂”，则极有可能在监督缺位、缺少沟通的情况下降低个人决策的科学性， 加剧村镇银行经营风险，进而降低其经济绩效。孙凯等（2019）通过对2012—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越大，企业绩效越差[31]。
另一方面，董事长年龄的增长也会带来一定优势。首先，年龄大的董事长往往拥有更丰富的管理经验。村镇银行董事长通常由主发起行委派，主发起行类型以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主，这些银行长期深耕小微信贷市场。这意味着高龄董事长已经在发起行从事多年小额信贷管理工作，更加熟悉村镇银行所面临的客户群体，了解其风险特征，从而可以有效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制度， 提高村镇银行绩效。其次，年龄大的董事长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源[32]。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认为董事会应向管理层提供资源，董事会成员数量、成员社会关系等决定了其能为管理层提供资源的能力[33]。从这一角度来看，年长董事长所具有的丰富社会资源对村镇银行经营管理大有裨益。最后，职业生涯关注理论（Career Focus Theory）从另一个视角解读了年龄对心理状态的影响，其认为年轻的决策者缺乏职业声誉[34]，对职业生涯的关注使其在决策管理过程中尽量避免“求新、求变”，以防止由于在自己任内贯彻新规定而导致村镇银行出现经营问题，从而影响个人前程。特别是在主发起行制度下，董事长往往由主发起行委派，年轻的村镇银行董事长具有上升空间，因此更会注重个人声誉， 对变革可能带来的失败感到恐惧。 杨萱（2016）通过对出版行业企业的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32]。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村镇银行董事长年龄与经济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对于年龄与村镇银行社会绩效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Liu（2020）研究发现，年龄改变着人们的动机和取向，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更具有同理心，更加友善且更愿意遵守伦理观念[35]。因此，村镇银行董事长年龄越大，共情能力越强， 对其面向的客户群体会更富有同情心， 从而加大对“三农”领域的支持，提高村镇银行社会绩效。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董事长年龄与其工作经验成正比，年龄越高的董事长农村信贷的工作经验越丰富，处理起复杂关系也更有效。村镇银行面对的农村金融市场相对复杂且风险较高[20]，这也是农民和小微企业受传统金融排斥的主要原因，具有丰富经验的年长决策者可以通过构建完善且具有针对性的信贷管理体系、风险监督制度来规避客户群体的高风险特征， 从而提高村镇银行的支农力度，协调好村镇银行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关系。已有关于CEO或高管平均年龄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研究也可以为上述分析提供佐证。颜蓉等（2012）发现企业高管年龄与社会责任履行倾向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36]。Liu（2020）也认为CEO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35]。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村镇银行董事长年龄与社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经济绩效（FP）。经济绩效是村镇银行通过一年的经营所获取的经济效益的体现。 关于经济绩效，学术界通常采用的是总资产收益率（ROA）与净资产收益率（ROE）进行衡量。本文参考周顺兴（2016）[3]、张岳等（2019）[17]，使用总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指标，该指标的计算已考虑了不良贷款及损失准备等风险因素[3]，因此可以更有效地反映村镇银行的经营状况。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将使用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代理变量再次进行回归，以保证结果稳健性。
社会绩效（SP）。关于社会绩效的度量，当前学术界多采用涉农贷款余额占比[4]、户均贷款[37]、服务广度（服务广度=贷款客户数/当地总人口数）[7]、服务深度（服务深度=户均贷款/当地人均GDP）[3]四个指标。鉴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使用涉农贷款余额占比作为社会绩效的代理变量，涉农贷款包括农户贷款、注册地为农村区域的企业贷款以及支持农林牧渔业和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各项贷款。
2.解释变量
董事长性别（SEX）。若村镇银行董事长为女性，则取1;若为男性，则取0。
董事长年龄（AGE）。样本当年董事长的实际年龄。
3.控制变量
当前对村镇银行二元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依然匮乏，因此本文主要参考关于农商行的相关研究选取控制变量。首先，参考周月书等（2016）[6]的研究，选择银行规模（ASSET）、资本充足率（CAR）、股权集中度（CR）、地区经济水平（GDP）作為控制变量;其次，参考刘丹等（2018）[7]的研究，选择资产负债率（LEV）、存贷比（LDR）作为控制变量;最后，刘信群等（2013）[3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流动性与银行绩效存在相关关系，因此选择流动比（CA）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及释义见表1。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村镇银行官方网站，共搜集到2014—2019年全国范围内135家村镇银行527条数据，剔除其中未披露二元绩效、董事长特征以及其他控制变量数据的样本，最终使用72家村镇银行的非均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关于宏观经济的数据，来自于各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经济数据库。
为验证本文假设，构建模型如下所示：
FPi，t=cons+？茁1SEXi，t+？酌Z+？着i，t （1）
SPi，t=cons+？茁2SEXi，t+？酌Z+？着i，t （2）
FPi，t=cons+？茁3AGEi，t+？酌Z+？着i，t （3）
SPi，t=cons+？茁4AGEi，t+？酌Z+？着i，t （4）
其中，FP、SP分别为经济绩效、社会绩效，cons为常数项，SEX为董事长性别，AGE为董事长年龄，Z为控制变量集合，？着i，t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扰动项。 为尽可能克服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加入个体效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同时考虑到使用的是面板数据，为保证不同个体之间扰动项相互独立，同一个体在不同时期扰动项自相关，因此回归结果将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修正。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样本村镇银行总资产收益率均值为0.0138，标准差为0.0177，不同村镇银行收益水平差异较大。涉农贷款余额占比均值为0.7739，截至2018年6月，全国村镇银行涉农贷款余额占比0.7550①， 这与本文样本涉农贷款余额占比均值相差不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在全样本中，董事长为女性的占比达到14.67%， 当前村镇银行董事长仍以男性为主，董事长年龄均值为49.4802。控制变量中，全样本资本充足率均值为0.2349， 流动比均值为0.7049，存贷比均值为1.3018，资产负债率均值为0.8524。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0.4379，大部分村镇银行股权相对集中。
由于选取了较多控制变量，因此在回归前计算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8，基本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进一步计算各变量的VIF值，最大值为4.18，因此可以认定本文选取的变量不存在共线性。
（二）董事长性别与村镇银行二元绩效
为验证本文假设1、假设2，使用模型（1）、模型（2）对全样本进行回归，为保证结果稳健性，先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进行回归，之后再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使用的是短面板，因此不再考虑“面板自相关”的问题。 表2中，回归1与回归2检验董事长性别与村镇银行经济绩效的关系。回归1中，董事长性别系数为0.0108，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回归2中，董事长性别系数为0.0108，同样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说明女性董事长对村镇银行经济绩效确实具有促进作用，相比于董事长为男性的村镇银行，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经济绩效水平要高0.0108。原因在于：第一，女性董事长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可以有效缓解村镇银行内部第二类代理问题;第二，在风险管理方面更为严谨，倾向于构建更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第三，拥有更高的道德标准，自利主义相对更弱，从而减少寻租行为，保证村镇银行效益。综上所述，本文假设1成立。
回归3与回归4检验董事长性别与村镇银行社会绩效的关系。回归3中，董事长性别系数为0.0145，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回归4中，董事长性别系数为0.0255， 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女性董事长对村镇银行社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相比于董事长为男性的村镇银行，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社会绩效水平要高0.0255。原因在于相比于男性的“个体性”价值观，女性往往呈现的是“公共性”行为，她们通常更富有同情心，且会按照社会固有印象行为处事，从而更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因此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在支农表现上相对更优。本文假设2成立。
为何相比于董事长为男性的村镇银行，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同时拥有更优的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而没有在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顾此失彼？事实上，村镇银行目标偏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涉农业务的风险与收益不匹配，涉农贷款的隐性风险成本（核销不良贷款的损失）使村镇银行收益缩水[41]。而对于女性董事长而言，一方面，“公共性”行为和社会角色约束使她们更有提高支农力度的意愿，这是女性董事长的主观偏好。另一方面，在主观偏好的基础上，女性董事长严谨的风险管理态度可以有效弥补涉农贷款的高风险特征，通过构建更为完善、细致的风险管理体制，加大贷前审查，贷中、贷后监督力度，从而降低涉农贷款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而对于男性董事长，其支农意愿本身不如女性强烈，因此也缺乏动力以耗费大量个人努力为代价构建与支农业务相匹配的风险管理体制，从而使其更倾向于以一定的社会绩效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而由于其他可能的原因（如自利主义产生的寻租行为，相对于女性而言较差的沟通能力）使其领导的村镇银行经济绩效也逊于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因此，相比于董事长为男性的村镇银行，女性董事长领导的村镇银行可以实现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的双提升。
（三）董事长年龄与村镇银行二元绩效
为验证本文假设3、假设4，使用模型（3）、模型（4）对全样本进行回归，同样，为保证结果稳健性，先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进行回归，之后再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回归1与回归2检验董事长年龄与村镇银行经济绩效的关系。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尽管董事长年龄的系数都为正，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此本文假设3未得到完全支持。其可能原因在于：正如前文理论分析所述，董事长年龄对村镇银行经济绩效同时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与负向抑制作用，两个方向的影响共同作用导致该系数不显著。
回归3与回归4检验董事长年龄与村镇银行社会绩效的关系。回归3中，未加入控制变量时，董事长年龄系数为0.0045， 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回归4中，加入控制变量后，董事长年龄系数为0.0065，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董事长年龄与村镇银行社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印证了前文理论分析，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更有同理心，更倾向于遵守伦理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年龄越大的董事长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可以通过制定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在不影响经济效益的同时提高村镇银行支农力度。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样本的董事长年龄取值范围为[34，61]，因此上述回归结果仅可说明在这一年龄段内，年龄越大的董事长领导的村镇银行可以实现更好的社会绩效。综上所述，本文假设4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在前文回归中，为保证结果稳健性，分别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进行回归，结果无明显差异，表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下文将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
前文中，对经济绩效的度量采用的是总资产收益率，对社会绩效的度量采用的是涉农贷款余额占比。接下来，本文使用净资产收益率（FP2）、户均贷款（SP2）分别作为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的代理变量再次回归。在具体使用时，对户均贷款+1并取对数。回归结果见表4。
在表4回归1、回归2中，董事长性别系数分别为0.0815、-0.3022， 且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相比于董事长为男性的村镇银行，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具有更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更低的户均贷款余额。回归3与回归4中，董事长年龄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户均贷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董事长年龄越大，村镇银行社会绩效越高。综上所述，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前文结论没有改变。
五、结论与建议
实现村镇银行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的同步提升是保证村镇银行良性发展从而助推乡村振兴的根本措施。如何同步提高村镇银行二元绩效，本文尝试从董事长个人特征角度给出答案。通过对全国范围内72家村镇银行2014—2019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一方面，女性董事长对村镇银行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于董事长为男性的村镇银行，董事长为女性的村镇银行可以实现更好的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 另一方面， 董事长年龄与村镇银行社会绩效显著正相关，但与经济绩效无显著相关关系，董事长年龄越高，越会加强信贷投放向“三农”领域的倾斜力度。
尽管当前监管部门对村镇银行坚守定位提出了具体指标并纳入考核范围，但外在规定的强制性是否会使村镇银行在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中顾此失彼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因此从村镇银行内部探寻合理措施以实现村镇银行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同步提升才是促进村镇银行持续、良性发展的根本所在。本文结论为村镇银行以及主發起行后续管理提供了借鉴参考。第一，村镇银行董事长多由主发起行委派或任命，因此本文结论启示主发起行在董事长备选人之间抉择时，可以倾向于选择女性或年龄较高的董事长，尽管高龄董事长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但可以充分发挥其对社会绩效的促进作用。第二，村镇银行应进一步推动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高中小股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在董事会内部建立完善的治理体制，根据情况适当引入独立董事，充分发挥董事会成员的治理作用。第三，村镇银行应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制度，构建合理的风险监督体制，细化监督指标，加强日常监督，可以成立以董事长为主要负责人的风险监督小组，政府也应加强对村镇银行的风险监管， 形成监管合力。最后，当前出台的《关于推进村镇银行坚守定位，提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能力的通知》明确说明各地银保监局可根据辖内情况下浮考核标准，因此地方监管部门在对村镇银行支农有效性的考核中要结合实际，充分考虑当地村镇银行经营的效益性，切忌在制定考核标准时盲目向高标准看齐，不能罔顾村镇银行效益而单纯片面地追求政策性目标。 当然， 董事长特征并不仅限于性别与年龄，但囿于数据有限，本文未对诸如教育背景、个人经历等其他特征加以分析，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应扩大相关样本量，丰富研究结论，从而为村镇银行后续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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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 Characteristics and Dual Performance of Rural Banks
Zhang Yue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Rural banks are important subjects in the current rural financial market. Improv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of rural bank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m to continuous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boos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airman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irman characteristics’impact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of rural banks. This paper find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female chairmen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of rural banks. Compared with the rural banks with male chairmen， the rural banks with female chairmen can achieve better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ge of the chairman an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rural banks，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ge of the chairman and the social performance of rural banks. The above conclusions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for the main sponsor banks. Meanwhile， they also inspire rural bank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nd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formulate assessment indexes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condition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banks.
Key words： rural bank; chairman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performance; social performance
（责任编辑：卢艳茹;校对：龙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