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是古代文论主体范畴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由其所指称的主体的自我处置与安顿方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性趣味，既深刻地影响了古人看世界的方式，也直接决定了他们表现世界的结果。所以在实际的运用中，它不仅影响人的气性修养，还成就了作品的体调与风格。而这种气性修养与体调风格，因贴合着创作主体的自在个性和日常趣味，相对而言，比较能脱开政教的牵绊，直显艺术的本真。所以，对它的形成发展历史作深入的追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究明古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某些特点。
　　深入地看这种“闲”所指谓的处世态度和审物视界，可以发现，它有深湛的思想背景，儒道两家都曾为其提供过直接的精神资源。
　　一般认为，儒家讲究德礼，注重修身，最是庄敬。不过，其实，它并不排斥悠闲的处身方式，相反，对生活中许多快乐体验和才艺赏会都很在行，以为这种玩物适情，正可涵养人的德性。譬如孔子就尚“身心一如”“文质彬彬”，雅好以音乐怡情悦性，尝从人学琴，与人同歌，与弟子一起披春服而咏归，享受在大自然中的休憩乐趣。此外又“盛容饰”，当一个人燕居独处时，“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故《礼记》有《仲尼燕居》和《孔子闲居》，一者“善而不倦”，一者“倦而不亵”。
　　儒家虽一人安居，仍恒“慎其独”，至若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在他们看来也都寓有至理，可博人旨趣，此孔子所以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正是持这样的人生态度，儒者即使人在陋巷，箪食瓢饮，也能做到不改其乐。
　　道家于此，贡献尤巨。道家非“礼”崇“无”，最崇尚个体的精神自由。如果说，儒家重视在社会秩序中安顿人群，道家则重视在自然秩序中安顿自己，故论道过程中常言及“闲”字，其代表人物如庄子，不但常用“闲”指称人的闲暇，如《庄子·知北游》篇之“今日晏闲，敢问至道”，《天地》篇之“闲居三月，复往邀之”，《寓言》篇之“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等等，更用此来指称人由“身闲”而及“心闲”的精神性活动，如《天道》篇有“以此退居闲游，则江海山林之士服”，《知北游》篇有“尝相与无为乎，淡而静乎，漠而清乎，调而闲乎”，《刻意》篇有“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
　　这种心闲以及对心闲的深切体认，显然包含有否定世俗功利和遵从个性自由的意思。至于他好讲逍遥游，也如唐人所说，“义取闲放不拘，怡适自得”，由此“乘物以游心”，放眼六合之外，属意于无己、无功、无名，实际上都是为了达至他在《大宗师》中所说的“其心闲而无事”的高上境界。
　　统合两家思想，可以看到，儒、道对“闲”的论说虽分属各自的思想体系，一个隐居以求志，一个修德以就闲，内里却有着共通的气息相勾连，即它们都不是发生在广庭与热场，也无关乎名利与禄位，它更多表现为个人的选择，如周敦颐《思归旧隐》所谓“闲方为达士，忙只是劳生”，关乎的是个人在日常安处中的道德精进与精神修养，所以一个要进行“己有恥”的“慎独”，一个依赖“坐忘”“朝彻”而“见独”，至于其本质的落脚处，都不在形迹，而在精神。
　　后世文人士大夫追求“闲心乐地”，讲究“闲处从容”，并“寝兴从闲逸，视听绝喧哗”，除了还受到“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这样的养生理论，以及后世佛教与禅宗的影响外，大抵都不出此两家思想的范围。
　　【来源】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十五讲》。
　　【作者简介】汪涌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文联第八届副主席。主治中国古代文学与美学，兼及古代哲学、史学与文化批评。
　　【阅读导引】“闲”的特殊性在于这种思想中最核心的人自身的主体地位，文中分别论述了儒、道两家对“闲”体认的不同。这种体认也反映在无数的作品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儒家以“仁”为核心，“进”“止”相生，其所蕴含的是一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闲；道家以“道”为本，求“逍遥游”之乐，在观照自然中拾得一份难得的恬静与从容；禅宗看“空”万物，随缘人生，于平淡随意的生活中收获一份任性自由的闲适之美。闲适既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人生境界。先儒们坚持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后来的学者秉承先哲传统，试图将高雅的休闲生活与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结合起来，于积极的价值追求中摆脱各种困扰。道家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追求彻底的个体自由，达到无我、无功、无名的至人境界。主张外天下、外物、外生、回归自然。退隐本是士人对政治不满和抗争的无奈之举，却依托老庄哲学而发展成为一种相当自觉的价值选择和人生追求。禅宗则以“无我”为最高境界，看空万物，用破除一切主客观对立的手段来实现彻底解脱，在平淡随意的生活中进入无忧无虑的精神自由境界。三者都主张在有限的生命条件下追求精神的愉悦，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