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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看来，散文家梁遇春确实堪称才子。虽然他在二十六岁时即因患急性猩红热猝然离世，但是在其短短六年的创作生涯中，就给世间留下了两部虽然并不厚重但却极有才气的集子——《春醪集》《泪与笑》，另外还有大量的外文译著面世。这足以让人在痛悼其英年早逝之余，发出赞叹。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他生前的一些好友却并不太欣赏他。《泪与笑》是他去世后朋友们为他结集出版的，废名在该书的序中曾对他有这样的评价：
他并没有多大的成绩，他的成绩不大看得见，只有几个相知者知道他酝酿了一个好气势而已。
刘国平甚至对他的“人品”不无微词：“十年都市的生活，把这位‘好孩子’的洁白心灵染上世故人情的颜色。”这样的批评，在一个向来有尊重死者的传统的国度中可以说是很少见，也是很严重的。但仔细揣摩梁遇春的文字就会发现，他朋友们的这些意见绝非故意诋毁——其名文《“还我头来”及其他》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语丝》周刊1927年8月第146期，后来被收入《春醪集》中。其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较长的“还我头来”，二是“其他”——几则较短的随感。在“其他”这～部分中，第一则随感主要批评中国假名士们的恶习与中国人的缺乏热情（enthusiasm）、真诚的“生活术”。第二则主要说明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相反相吸”的现象：好朋友往往在很多方面都是“互补”而非“志同道合”的。第三则批评“出身纨绔”者所描写的下层社会，第四则提出小说家应该“少顾些结构，多注意点性格”。
“还我头来”是文章的重点，其核心观点是提倡思想自由。梁遇春在这一部分对社会文化中妨碍人们自由思想的独断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以反讽的口吻列举了当时知识界的一些流行说法：“宗教是应当‘非’的”“孔丘是要打倒的”“东方文化根本要不得”“文学是苏俄最高明”“小中大学都非专教白话文不可，文学是进化的（因为胡适先生有一篇文学进化论）”“行为派心理学是唯一的心理学”“哲学是要立在科学上面的”“新的一定是好，一切旧的总该打倒”。除了以上列举的说法以外，梁遇春还对1925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活动提出批评，对1923年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附录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以及胡适提出的中国哲学史“唯一不二”的治学方法也表示了异议。
毫无疑问，梁遇春所批评的这些命题，每一个扩展开来都是一篇大文章。限于篇幅，本文以下只对它们略加考订，即可知其所涉之深广：
一、“宗教是应当‘非’的”。这句话针对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非宗教（主要是基督教）运动。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产生过不小影响，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二十年是它发展的黄金时期。1913年，在美国传道士穆德的推动下，全国基督教会议组成的中华续行委办会，着手对基督教在华各项事业进行调查并在1922年出版了调查资料集成《中华归主》（The Chn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其实此前已有不少人如朱执信、陈独秀等都批判过基督教，此书的出版引发了知识界的更大反感。当穆德发起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宣布拟于1922年4月在北京清华学校举行第11届大会时，2月26日就有一些青年学生在上海筹备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社会主义中国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1922年第4号上还出现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将基督教视为资本主义的帮凶而反对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还向很多学校发出通电，号召全体学生抵制基督教。1922年3月11日，北京大学的一批学生又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并于当月20日发表李大钊、刘仁静、何孟雄、李石曾、萧子升、缪伯英等七十九人联合签名的《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以及宣言，称“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1922年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开幕的当天，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又在《晨报》发表了《非宗教者宣言》，4月9日非宗教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非宗教大会……
在非宗教运动中，李大钊、邓中夏、陈独秀、蔡元培、李石曾、王星拱、吴虞等人都曾积极参与，但也有一些新派知识分子表示了不同意见。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五人曾在1922年3月31日《晨报》上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从信仰自由的原则出发，旗帜鲜明地反对非宗教运动。一般认为，这场运动直到1927年才告结束。
二、“孔丘是要打倒的”。这句话主要针对的是“五四”以来的“打（倒）孔家店”运动。民国初年，在蔡元培等人的倡议下孔子的儒教“教主”地位被废除，后来的《新青年》又发表了不少重新评价孔子及其学说的文章。1921年6月16日胡适在给《吴虞文录》昕作的序中首次出现了“打孔家店”的说法。
三、“东方文化根本要不得”。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在中国未曾稍歇。“五四”時期的《新青年》大致可以被视为西方文化派的代表，而与之相对立的主张固守中国以及东方文化传统者，皆可被视为东方文化派。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无论东方文化派还是西方文化派，都只是泛称，并无清晰的边界。20世纪20年代提倡西方文化较著名者还有一位陈序经。此君1928年在岭南大学作演讲时提出了中国要“全盘采纳西洋文化”的主张，曾得到胡适的支持。不过陈序经提出西化主张是在梁遇春写作《“还我头来”及其他》之后，故梁所列言论指涉的主体应当还是《新青年》派。
四、“文学是苏俄最高明”。“五四”时期新文化阵营中的李大钊、田汉、茅盾等人就已经关注俄国文学并多有溢美之词。瞿秋白、耿济之直接从俄文翻译文学作品，贡献尤其突出。此外1919年田汉发表的长篇论文《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国文学史略》（郑振铎编），1927年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的《俄罗斯文学》（蒋光慈编），也都是当时介绍俄国文学的重要著作。不过左派文学家蒋光慈所编《俄罗斯文学》中并没有宣扬苏俄文学最高明，反而指出：“以现在的情势而论，这一般所谓无产阶级诗人，若与革命的同伴者相比较，那还是很幼稚的，并且这种幼稚的现象，我们也不必为他们讳饰。”他只是希望这些无产阶级诗人们在未来能“征服一切”。相较而言，郑振铎的著作对俄罗斯文学的溢美之意更明显。其第一章绪言中即云：
他并没有多大的成绩，他的成绩不大看得见，只有几个相知者知道他酝酿了一个好气势而已。
刘国平甚至对他的“人品”不无微词：“十年都市的生活，把这位‘好孩子’的洁白心灵染上世故人情的颜色。”这样的批评，在一个向来有尊重死者的传统的国度中可以说是很少见，也是很严重的。但仔细揣摩梁遇春的文字就会发现，他朋友们的这些意见绝非故意诋毁——其名文《“还我头来”及其他》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语丝》周刊1927年8月第146期，后来被收入《春醪集》中。其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较长的“还我头来”，二是“其他”——几则较短的随感。在“其他”这～部分中，第一则随感主要批评中国假名士们的恶习与中国人的缺乏热情（enthusiasm）、真诚的“生活术”。第二则主要说明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相反相吸”的现象：好朋友往往在很多方面都是“互补”而非“志同道合”的。第三则批评“出身纨绔”者所描写的下层社会，第四则提出小说家应该“少顾些结构，多注意点性格”。
“还我头来”是文章的重点，其核心观点是提倡思想自由。梁遇春在这一部分对社会文化中妨碍人们自由思想的独断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以反讽的口吻列举了当时知识界的一些流行说法：“宗教是应当‘非’的”“孔丘是要打倒的”“东方文化根本要不得”“文学是苏俄最高明”“小中大学都非专教白话文不可，文学是进化的（因为胡适先生有一篇文学进化论）”“行为派心理学是唯一的心理学”“哲学是要立在科学上面的”“新的一定是好，一切旧的总该打倒”。除了以上列举的说法以外，梁遇春还对1925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活动提出批评，对1923年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附录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以及胡适提出的中国哲学史“唯一不二”的治学方法也表示了异议。
毫无疑问，梁遇春所批评的这些命题，每一个扩展开来都是一篇大文章。限于篇幅，本文以下只对它们略加考订，即可知其所涉之深广：
一、“宗教是应当‘非’的”。这句话针对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非宗教（主要是基督教）运动。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产生过不小影响，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二十年是它发展的黄金时期。1913年，在美国传道士穆德的推动下，全国基督教会议组成的中华续行委办会，着手对基督教在华各项事业进行调查并在1922年出版了调查资料集成《中华归主》（The Chn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其实此前已有不少人如朱执信、陈独秀等都批判过基督教，此书的出版引发了知识界的更大反感。当穆德发起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宣布拟于1922年4月在北京清华学校举行第11届大会时，2月26日就有一些青年学生在上海筹备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社会主义中国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1922年第4号上还出现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将基督教视为资本主义的帮凶而反对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还向很多学校发出通电，号召全体学生抵制基督教。1922年3月11日，北京大学的一批学生又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并于当月20日发表李大钊、刘仁静、何孟雄、李石曾、萧子升、缪伯英等七十九人联合签名的《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以及宣言，称“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1922年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开幕的当天，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又在《晨报》发表了《非宗教者宣言》，4月9日非宗教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非宗教大会……
在非宗教运动中，李大钊、邓中夏、陈独秀、蔡元培、李石曾、王星拱、吴虞等人都曾积极参与，但也有一些新派知识分子表示了不同意见。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五人曾在1922年3月31日《晨报》上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从信仰自由的原则出发，旗帜鲜明地反对非宗教运动。一般认为，这场运动直到1927年才告结束。
二、“孔丘是要打倒的”。这句话主要针对的是“五四”以来的“打（倒）孔家店”运动。民国初年，在蔡元培等人的倡议下孔子的儒教“教主”地位被废除，后来的《新青年》又发表了不少重新评价孔子及其学说的文章。1921年6月16日胡适在给《吴虞文录》昕作的序中首次出现了“打孔家店”的说法。
三、“东方文化根本要不得”。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在中国未曾稍歇。“五四”時期的《新青年》大致可以被视为西方文化派的代表，而与之相对立的主张固守中国以及东方文化传统者，皆可被视为东方文化派。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无论东方文化派还是西方文化派，都只是泛称，并无清晰的边界。20世纪20年代提倡西方文化较著名者还有一位陈序经。此君1928年在岭南大学作演讲时提出了中国要“全盘采纳西洋文化”的主张，曾得到胡适的支持。不过陈序经提出西化主张是在梁遇春写作《“还我头来”及其他》之后，故梁所列言论指涉的主体应当还是《新青年》派。
四、“文学是苏俄最高明”。“五四”时期新文化阵营中的李大钊、田汉、茅盾等人就已经关注俄国文学并多有溢美之词。瞿秋白、耿济之直接从俄文翻译文学作品，贡献尤其突出。此外1919年田汉发表的长篇论文《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国文学史略》（郑振铎编），1927年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的《俄罗斯文学》（蒋光慈编），也都是当时介绍俄国文学的重要著作。不过左派文学家蒋光慈所编《俄罗斯文学》中并没有宣扬苏俄文学最高明，反而指出：“以现在的情势而论，这一般所谓无产阶级诗人，若与革命的同伴者相比较，那还是很幼稚的，并且这种幼稚的现象，我们也不必为他们讳饰。”他只是希望这些无产阶级诗人们在未来能“征服一切”。相较而言，郑振铎的著作对俄罗斯文学的溢美之意更明显。其第一章绪言中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