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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建造工程”到底完成了什么？它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留下了一个庞大的象征，一个有形的隐喻。但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它却几乎一直是一个沉默的象征，一个空洞的隐喻，顶多被看作那些劳民伤财的古代帝王们疯狂的意志的见证，是一个“悲剧的巨大纪念碑”。只有当它进入“现代国家”意识，它的寓意才会被唤醒，在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带绵延上万里的这一长条破砖乱石才获得了灵性。实际上，历经千百年而渐渐颓塌的长城第一次被构建为“国家认同”的想象，是在它的第一块刻着工匠的名字的砖石被砌进中国北方荒凉的山脊上之后大约两千两百年后，是当它早已从当初的“边境线”退后到“腹地”而失去边境防御的军事功能之后。
“十万里铁路”正是“万里长城”的转喻：它喻示着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当这样一个意象反复呈现在国民的意识中时，这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就在国民的内心渐渐形成了。
一
在创作于1917年春的一篇隐喻小说中，有着犹太复国梦想同时作为奥匈帝国子民而目睹这个古老帝国在内外压力之下已露解体迹象的弗朗茨·卡夫卡，从他阅读的一些有关中华帝国的西方描述中，发现这个面临同样问题的东方古国可以成为一个合适的话语契机，用来思考被当时的西方政治理论家们称为“statebuilding”（“国家构建”，或简言之，“建国”）——毋宁说这一工程何以失败——的问题。于是，这个只是神游过他想象中的中华帝国的犹太人把自己假想为这个辽阔帝国东南某省一个“与京城相距数千英里之遥”的村庄的秀才，向人讲述围绕“长城建造”这一庞大国家工程而牵动的帝国中央政府与各地人民之间的互动——毋宁说是互动的缺乏，并因这种缺乏而使“长城建造计划”最终归于失败。由于“中华帝国”只是他借以探讨“国家建构”或者毋宁说“国家何以失败”这一问题的一个契机、一个历史隐喻，卡夫卡并不在乎地理和历史知识方面的准确，但恰恰是隐喻性，使其获得了一种深渊般的历史深度：那里的历史地层的各层埋藏着众多最终分崩离析而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国家的残骸，只供考古家和诗人凭吊了。
作为级别最低的监工，卡夫卡笔下的乡村秀才“我”在“长城建造工程”半途而废之后，反思此项本来计划环绕国境四周建造的庞大国家工程失败的原因。在他看来，关键之因，是中国国土面积之大使得位于京城的皇帝及其政府对于分散在辽阔国土上的广大人民来说不过是一个缺乏可感性的抽象而模糊的存在：“我们的国土如此辽阔，辽阔得令人无法想象，连苍穹都覆盖不住它——京城不过是其间的一个小点，而皇宫则是点中之微点。”如果说皇帝通过层层宫禁——皇帝的那位脚力甚健的信使不知费了多长时间，才穿过那一个连一个、几乎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层层宫门，走出皇宫——将自己与人民隔绝开来从而获得一种基于“不可视性”（invisible）的神秘感，加上各地相距辽远，那么，国家也就变得抽象了。“的确，责任主要在政府一方，”这位乡村秀才写道，“它在这个世上最为古老的帝国里尚未能成功地将帝国的机构发展到精密的程度——或竟忽略了这种发展——从而使其运转直接地、不间断地延伸至国土的哪怕最为遥远的边疆。不过，就人民一方而言，他们在信念和想象力上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薄弱，使他们无力将帝国从京城死气沉沉的停滞中唤醒，并把它作为一个可感的活生生的现实体紧紧拥进自己的怀抱。”
这位秀才怀疑将四周边境线连成一个由砖石构成的巨大的圆环的长城建造计划的真正动机，并非如建造方案所说，是“防犯漠北蛮族的入侵”（他说一道墙根本起不到防范的军事作用，再说，与北方遥隔数千里的南方为何也要建造长城等），而且，长城采用分段构筑的方式也令人困惑，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长城建造计划”之内还包括一项与之形成冲突的“巴别塔建造计划”。那么，问题是，皇帝为何动用全国各地民众，并耗费如此之多的物力和时间，来从事一项乍看起来不仅无用而且荒诞的事业？尽管远隔千里并身居深宫之内的皇帝的意旨不可获知，但这位秀才仿佛灵光一现，看出这项看似无用且荒诞的“国家工程”其实是一项象征工程，其目标是让因地理辽阔而相互隔绝于帝国各处的臣民一起参与到一个共同的国家事业之中，摆脱其自成一体的“地方性”，从而获得一种国家共同体的普遍意识，而不论这项庞大的国家工程在实用性或逻辑上是否恰当。它看似属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说的“物质建设”，实际却属“心理建设”，尽管通常的情形是“物质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心理建设”的过程。如果说无用且荒诞的“长城建造工程”能在广大人民中创造一种国家共同体的普遍意识，那它就比任何实用的工程更为有用——因为国家的基础与其说是有形的国土，不如说是无形的国民心理，是将各地人民从内心深处连为一体的心理长城——也恰好符合“国家建构”的情感逻辑，正如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心理建设》篇序言所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群人心理之现象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
长城“分段建造”的神秘设计方案之一，是让一群人在建造完一段长城后，再调到相隔甚远的另一个地方建造另一段长城。卡夫卡笔下的这位乡村秀才，因为在不同的省份参与了这项国家工程，而获得了“一种超越省的眼光”，这也是这项庞大国家工程的其他参与者们新近获得的眼光。卡夫卡写道：
当他们还沉浸在庆祝一千米长的长城会合的兴奋中时，就已经被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旅途上他们看到一段段完工的长城突兀而起，经过上级领队的大本营，接受了勋章，见到了从深谷下涌来的新的劳动大军的欢呼，见到树林被砍伐，以用于施工的脚手架，看到山头被凿成无数的砌墙的石块，看到虔诚的信徒们在圣坛上诵唱，祈祷长城的竣工。所有这一切熨平了他们的烦躁情绪。在家乡过了一些时候的安闲生活，使他们养精蓄锐，每个建筑者所拥有的威望，他们的报告在邻里间所获得的信任，那些质朴、安分的老乡对长城有朝一日完成的确信不疑，所有这一切把心灵的弦又拉紧了。于是，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他们告别了家乡，重返岗位，为民众事业效劳的欲望又变得不可遏止了。他们一大早就出发，半个村子里的乡亲陪送他们很长一段路程，都认为这是必须的。一路上人们三五成群，挥动着旗帜，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他们的国家是多么辽阔，多么富庶，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每个国民都是同胞手足，就是为了他们，大家在建造一道防御的长城，而同胞们也倾其所有，终身报答。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 不过，一方面由于皇帝政府未能“将帝国的机构发展到精密的程度”，一方面由于人民“在信念和想象力上存在某种程度的薄弱”，“长城建造工程”最终未能完成，“只在大地上留下一段段断垣残壁”。
那么，“长城建造工程”到底完成了什么？它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留下了一个庞大的象征，一个有形的隐喻。但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它却几乎一直是一个沉默的象征，一个空洞的隐喻，顶多被看作那些劳民伤财的古代帝王们疯狂的意志的见证，是一个“悲剧的巨大纪念碑”。只有当它进入“现代国家”意识，它的寓意才会被唤醒，在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带绵延上万里的这一长条破砖乱石才获得了灵性。实际上，历经千百年而渐渐颓塌的长城第一次被构建为“国家认同”的想象，是在它的第一块刻着工匠的名字的砖石被砌进中国北方荒凉的山脊上之后大约两千两百年后，是当它早已从当初的“边境线”退后到“腹地”而失去边境防御的军事功能之后：这道沿着漠北山脉和荒漠东西延伸万里的“长墙”，与几乎同样长度并在北部和南部横亘几乎整个国土的东西两条自然平行线（黄河和长江）一起，被密集写进清末的“学堂乐歌”，如被收入清末民国各种学堂歌曲选本并广为传唱的石更（辛汉）作词配曲的《中国男儿》（“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
二
清末知识分子经常拿“犹太亡国”的远史来警示国人，而其中的革命党人则像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梦想着“恢复中华”。如果套用“复国主义”这一名词，那么，清末的革命党人孙文是一个“中华复国主义者”，而且是其精神领袖和理论中心，但其复国主义却不仅仅是“光复故国”，还要将这个松散的“王朝帝国”建成一个以高度整合为特征的“现代国家”，即一方面把国家的“机构发展到精密的程度”，“从而使其运转直接地、不间断地延伸至国土的哪怕最为遥远的边疆”;另一方面激发人民的“信念和想象力”，使其把国家“作为一个可感的活生生的现实体紧紧拥进自己的怀抱”。
但对孙文以及其他复国主义者来说，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为推翻清朝的统治，他们必须以各种方式并联合各种分离势力来削弱当时作为中央政府的清朝政府在全国的合法性和统治力，从而加速自1842年来因连绵不断的各种内忧外患渐渐引发的全国四分五裂之势;另一方面，作为清朝的终结者——或者说清朝当初大大扩充的国土和人民的继承者——民国又必须将这四分五裂的国家和人民重新构建为一个整体，而民国这个“新国家”自身，由于它未能通过一次真正的实现“社会重组”的革命来整合当初形形色色的分离力量，结果就将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后的种种分离势力完整保留在了自身内部，它们具有的破坏力和离心力会把国家撕得粉碎，其情形比被民国取代的清朝还甚。
清朝与其说终结于一场革命——1911年到1912年的革命只能算得上是一次“政权移交”，或者说“禅让”——不如说终结于自身的无力。它将这个自己已无能为力的四分五裂的庞大烂摊子交给了民国，指望民国以“现代国家”的方式来“建国”，但这个民国比清朝还无力，它的国民甚至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国家的统治中心到底在哪里，至于“国家”观念就更是稀薄了。在国家处于分裂的极端状态的1910年代末和20世纪20年代初，相信“大同时代”即将来临的新文化运动派领袖们（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对“国家”“民族”这种所谓“野蛮”的“中世纪的遗留物”展开了口诛笔伐，而同属新文化运动派的胡适虽像他的同志一样抱定“大同主义”或者说“世界主义”，却认为将国家分化为数个独立单元是“民主”的唯一出路，所以他变成了新一轮的“联省自治”运动的最有口才的鼓吹者。他与另一个老资历的“联省自治”鼓动家李剑农在《独立评论》连续刊文，掀起了新一轮的“联省自治”浪潮。
胡适在文章中断言道，“这两千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若各省自治，各自订立宪法，则“地方的权限加多，中央的制肘全去”。以美国宪政史行家自居的胡适认为美国就是如此。实际上，“联省自治”就是模仿美国所谓的“联邦自治”的名头并“中国化”的词语，这一词语本身就逻辑错乱，而从美国史来看，当南方宣布脱离联邦（“中央的制肘全去”）时，北方立即以铁和血的手段将南方重新纳入联邦，而且在战后“重建时代”，北方迫使南方在社会组织和语言文化各个方面“北方化”，以削弱其独立意识。当迫于联省自治派的强大舆论压力的大总统黎元洪被迫以“地方自治”的妥协方案来应付“联省自治”派的要求时，胡适依然表示不满，说：“这道命令自然是应付那‘联省自治’的要求的。政府有意要避免‘联省自治’的名目，故只说‘地方自治’。这个理由，也不难猜测。‘地方自治’是对‘中央集权’而言，究竟还含有一个‘中央政府’的观念。‘联省自治’是以各自治区域为单位的，不必一定承认一个中央政府。”
早在1919年年初的一篇文章里，林纾就将当时的中国既内比为“唐藩镇”，又外喻为“美国南北分裂”，警告道：“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林纾是新文化派眼中的“妖孽”，是他们攻击的靶子，不过，大约13年后，胡适谈及中国的分裂状态，倒像是林纾当初的警示的回声：“今日之大患正因为五六十年来，离心力超过于向心力，分崩之势远过于统一之势，二十二省无一省不曾宣告过‘独立’，今日虽有名义上的服从中央，事实上各省自主的程度远过于美国与德国的各邦：军队是独立的，是可以自由开战的，官吏是省派的或防区军人派的，税收是各地自为政的，货物过省境是须抽重税的，甚至于过防区也须抽重税的：省久已成为邦，所以有‘由邦再组成国’的需要。”次年，他又以相近的句子写道：“辛亥革命以后，从前所有一切维系统一的制度都崩坏了。中央政府没有任官权，没有军队，没有赋税权;而各省的督军都自由招兵，自由作战，自由扣留国税，自由任命官吏。到了后来，有力的督军还有干预中央的政治，中央政府就变成了军人的附属品了。离心力的极端发展，造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
这只是状况描述，而如此辽阔又四分五裂的一个国家如何重新实现统一，却非易事。实际上，阻扰统一的恰恰是各种统一方案相互冲突，彼此拆台，即缺乏一种共同的意志，而这种分裂状况持续下去，则进一步淡化各地对“同属一个国家”的认同。1928年的胡适已放弃“联省自治”的立场，开始思考国家统一的物质条件。恰好，这一年，美国驻华商务参赞安诺德绘制了几张有关中美两国人口分布、经济状况、生产能力和工业状态的对比图，胡适认为足以启发国人，撰文道：“我们试睁开眼睛看看中国的地图。长江以南，没有一条完成的铁路干线。京汉铁路以西，三分之二以上的疆域，没有一条铁路干线。这样的国家不成一个现代国家。前年北京开全国商会联合会，一位甘肃代表来赴会，路上走了104天才到北京。这样的国家不成一个国家。云南人要领法国护照，经过安南，方才能到上海。云南汇100元到北京，要300元的汇水！这样的国家决不成一个国家。去年胡若愚同龙云在云南打仗，打的个你死我活，南京的中央政府又有什么法子？这样的国家能做到统一吗？所以现在的第一件事是造铁路。完成粤汉铁路，完成陇海铁路，赶筑川汉、川滇、宁湘等干路，拼命实现孙中山先生十万里铁路的梦想，然后可以有统一的可能，然后可以说我们是个国家。所以第一个大问题是怎样赶成一副最经济的交通系统。” 三
孙中山当初因为提出“十万里铁路”的建设计划而被人讥为“孙大炮”、“比疯子还疯”的“傻瓜”。谁都知道，以中国当时的财力和技术条件，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建造十万里铁路，那只是孙中山的不切实际的梦想，是他用毛笔在中国地图上画出的一条条纵横穿过整个国土的线条。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他的另一身份是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这多少决定了他对孙中山的反感——在1912年7月4日致澳大利亚记者威·亨·端纳的长信中谈到孙中山，说他见到了已声称退出政界的孙中山，但“我深信他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中国的摩西了，芸芸众生是命中注定要由他领着到达希望之乡的。我无法说他构想的希望之乡是否也受外国人奴役，但是他肯定是朝着荒芜的沙漠那个方向在前进。他是个傻瓜。”证据是：
有一天我同他交谈时，他对我说他已经决心完全献身于发展铁路。他说他在一个月内还不能公开他的计划。但是我讲了很多话，使他终于走进内室从什么地方拿出来一大幅地图。这幅地图大约有六英寸见方，当孙把它铺在地板上的时候，我看到了最能说明一个人的性格的证据，说明孙不仅是一个疯子，而且比疯子还要疯。他丝毫不讲实际，缺乏普通常识，而且他对于自己表示的现在倡议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概念。这是一张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最西部边界的地图。孙手持毛笔和一块墨，不时随心所欲地在各省和各个属地的位置画满了许多线路。他用双线表示沿着海岸线从上海到广州的铁路干线，又从那里穿过崇山峻岭通往拉萨，再向西绕来绕去伸到西部边界进入新疆，再穿出去到达蒙古。他的另一条干线是从上海到四川再到拉萨。他还有一条铁路是沿着戈壁沙漠的边缘进入蒙古。其他几条线路是通向北方、西北和东北的。各省都有很多支线。孙所绘制的这幅地图只不过是一幅怪诞的中国之谜。孙坐在地板上向我解释这番大事业。看着他坐在那里，使我想到他这副样子比什么都更能说明这位中华民国首任总统的不称职了。他发疯了！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他画了这幅地图，因为只要有钱和充分的时间，他画的每一条铁路和更多的铁路都可以建成，而是因为孙竟然冒失地认为，由于他画出了这些条铁路线，外国资本家们就会给他足够的钱把这些铁路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里全部建成！
他打趣地对端纳说：“我肯出一百美元买到一张孙坐在地板上这张地图旁边，满是一副相信他在十年内就可以看到全中国到处都有铁路的神情，这样一张照片。从老街到云南省这一小段铁路的造价就要八百万英镑之巨。老天爷，从云南到拉萨的铁路造价该要多少钱！这条铁路究竟有什么用？除非是要举行到世界屋脊去的夏季旅游，或者是给达赖喇嘛在他想逃跑时使用。这幅地图堪称为孙逸仙之梦，但是如果能够由我来为它题名，我将采用美国式用词称之为‘一丛同花顺的梦魇’。总有一天我要设法把这一切描述出来，但不是现在。到那时方才知孙逸仙是成不了大事的，而我却早就知道了。”
1912年8月24日，应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北京，向袁世凯出示了他的这幅画着许多纵横交错的铁路线的中国地图，被袁世凯任命为“铁路总办”，并很快去日本研究他的铁路计划去了。但次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打断了孙中山的计划，这一计划直到他1925年去世一直停留在地图上。当时的人以及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可能会把孙中山的“十万里铁路计划”作为一个不具备任何现实可能性的行为艺术，即一方面在国人目前彰显他的功成身退的高姿态，一方面避免引起袁世凯的猜忌。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另一方面，莫里循看到的“孙坐在地板上这张地图旁边，满是一副相信他在十年内就可以看到全中国到处都有铁路的神情”却不是能装出来的：他痴迷于有着大片大片空白的中国地图上铁路纵横交错的景象。
这种不切实际的痴迷神情，被莫里循当作能够证明孙中山是“比疯子还疯”的“傻瓜”的一个证据。按照莫里循的这种推论，呼吁将“孙逸仙之梦”尽快化为现实的胡适（“赶成一幅最经济的交通系统”）是比孙中山更疯的傻瓜了。但无论孙中山，还是胡适，对中国当时的财政状况和技术条件都心知肚明，为何他们要向国民描绘这样一幅铁路交错的中国地图并不切实际地呼吁尽快将这个国家蓝图化为中国辽阔国土上的现实？清末以来越来越强烈的离心力使得国民普遍不再想象一个国家，而如果失去对一个统一国家的集体想象，就失去了对这个统一国家的现实追求。这也是胡适在谈到国土的辽远与铁路线的缺失时，总要加上一句“这样的国家不成为一个国家”的原因。
孙中山的“十万里铁路”梦想被莫里循讥讽为“荒谬”，但莫里循没有想到，这个梦想与中国古代皇帝的“万里长城”梦想一样，唤起了国民的同一个国家的梦想，与其说它属于孙中山所说的“物质建设”范畴，还不如说属于“心理建设”范畴。当国民的眼光顺着这幅中国地图上那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铁路线漫游在他们可能从未涉足的内地和边疆时，他们就与这片土地的各处发生了一种精神和情感上的联系，以致多年后，当胡适开始思考“统一的国家”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时，他眼前浮现的就是孙中山想象的这幅中国铁路分布图。“十万里铁路”正是“万里长城”的转喻：它喻示着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当这样一个意象反复呈现在国民的意识中时，这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就在国民的内心渐渐形成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
（责任编辑 农郁）
“十万里铁路”正是“万里长城”的转喻：它喻示着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当这样一个意象反复呈现在国民的意识中时，这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就在国民的内心渐渐形成了。
一
在创作于1917年春的一篇隐喻小说中，有着犹太复国梦想同时作为奥匈帝国子民而目睹这个古老帝国在内外压力之下已露解体迹象的弗朗茨·卡夫卡，从他阅读的一些有关中华帝国的西方描述中，发现这个面临同样问题的东方古国可以成为一个合适的话语契机，用来思考被当时的西方政治理论家们称为“statebuilding”（“国家构建”，或简言之，“建国”）——毋宁说这一工程何以失败——的问题。于是，这个只是神游过他想象中的中华帝国的犹太人把自己假想为这个辽阔帝国东南某省一个“与京城相距数千英里之遥”的村庄的秀才，向人讲述围绕“长城建造”这一庞大国家工程而牵动的帝国中央政府与各地人民之间的互动——毋宁说是互动的缺乏，并因这种缺乏而使“长城建造计划”最终归于失败。由于“中华帝国”只是他借以探讨“国家建构”或者毋宁说“国家何以失败”这一问题的一个契机、一个历史隐喻，卡夫卡并不在乎地理和历史知识方面的准确，但恰恰是隐喻性，使其获得了一种深渊般的历史深度：那里的历史地层的各层埋藏着众多最终分崩离析而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国家的残骸，只供考古家和诗人凭吊了。
作为级别最低的监工，卡夫卡笔下的乡村秀才“我”在“长城建造工程”半途而废之后，反思此项本来计划环绕国境四周建造的庞大国家工程失败的原因。在他看来，关键之因，是中国国土面积之大使得位于京城的皇帝及其政府对于分散在辽阔国土上的广大人民来说不过是一个缺乏可感性的抽象而模糊的存在：“我们的国土如此辽阔，辽阔得令人无法想象，连苍穹都覆盖不住它——京城不过是其间的一个小点，而皇宫则是点中之微点。”如果说皇帝通过层层宫禁——皇帝的那位脚力甚健的信使不知费了多长时间，才穿过那一个连一个、几乎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层层宫门，走出皇宫——将自己与人民隔绝开来从而获得一种基于“不可视性”（invisible）的神秘感，加上各地相距辽远，那么，国家也就变得抽象了。“的确，责任主要在政府一方，”这位乡村秀才写道，“它在这个世上最为古老的帝国里尚未能成功地将帝国的机构发展到精密的程度——或竟忽略了这种发展——从而使其运转直接地、不间断地延伸至国土的哪怕最为遥远的边疆。不过，就人民一方而言，他们在信念和想象力上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薄弱，使他们无力将帝国从京城死气沉沉的停滞中唤醒，并把它作为一个可感的活生生的现实体紧紧拥进自己的怀抱。”
这位秀才怀疑将四周边境线连成一个由砖石构成的巨大的圆环的长城建造计划的真正动机，并非如建造方案所说，是“防犯漠北蛮族的入侵”（他说一道墙根本起不到防范的军事作用，再说，与北方遥隔数千里的南方为何也要建造长城等），而且，长城采用分段构筑的方式也令人困惑，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长城建造计划”之内还包括一项与之形成冲突的“巴别塔建造计划”。那么，问题是，皇帝为何动用全国各地民众，并耗费如此之多的物力和时间，来从事一项乍看起来不仅无用而且荒诞的事业？尽管远隔千里并身居深宫之内的皇帝的意旨不可获知，但这位秀才仿佛灵光一现，看出这项看似无用且荒诞的“国家工程”其实是一项象征工程，其目标是让因地理辽阔而相互隔绝于帝国各处的臣民一起参与到一个共同的国家事业之中，摆脱其自成一体的“地方性”，从而获得一种国家共同体的普遍意识，而不论这项庞大的国家工程在实用性或逻辑上是否恰当。它看似属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说的“物质建设”，实际却属“心理建设”，尽管通常的情形是“物质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心理建设”的过程。如果说无用且荒诞的“长城建造工程”能在广大人民中创造一种国家共同体的普遍意识，那它就比任何实用的工程更为有用——因为国家的基础与其说是有形的国土，不如说是无形的国民心理，是将各地人民从内心深处连为一体的心理长城——也恰好符合“国家建构”的情感逻辑，正如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心理建设》篇序言所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群人心理之现象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
长城“分段建造”的神秘设计方案之一，是让一群人在建造完一段长城后，再调到相隔甚远的另一个地方建造另一段长城。卡夫卡笔下的这位乡村秀才，因为在不同的省份参与了这项国家工程，而获得了“一种超越省的眼光”，这也是这项庞大国家工程的其他参与者们新近获得的眼光。卡夫卡写道：
当他们还沉浸在庆祝一千米长的长城会合的兴奋中时，就已经被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旅途上他们看到一段段完工的长城突兀而起，经过上级领队的大本营，接受了勋章，见到了从深谷下涌来的新的劳动大军的欢呼，见到树林被砍伐，以用于施工的脚手架，看到山头被凿成无数的砌墙的石块，看到虔诚的信徒们在圣坛上诵唱，祈祷长城的竣工。所有这一切熨平了他们的烦躁情绪。在家乡过了一些时候的安闲生活，使他们养精蓄锐，每个建筑者所拥有的威望，他们的报告在邻里间所获得的信任，那些质朴、安分的老乡对长城有朝一日完成的确信不疑，所有这一切把心灵的弦又拉紧了。于是，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他们告别了家乡，重返岗位，为民众事业效劳的欲望又变得不可遏止了。他们一大早就出发，半个村子里的乡亲陪送他们很长一段路程，都认为这是必须的。一路上人们三五成群，挥动着旗帜，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他们的国家是多么辽阔，多么富庶，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每个国民都是同胞手足，就是为了他们，大家在建造一道防御的长城，而同胞们也倾其所有，终身报答。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 不过，一方面由于皇帝政府未能“将帝国的机构发展到精密的程度”，一方面由于人民“在信念和想象力上存在某种程度的薄弱”，“长城建造工程”最终未能完成，“只在大地上留下一段段断垣残壁”。
那么，“长城建造工程”到底完成了什么？它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留下了一个庞大的象征，一个有形的隐喻。但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它却几乎一直是一个沉默的象征，一个空洞的隐喻，顶多被看作那些劳民伤财的古代帝王们疯狂的意志的见证，是一个“悲剧的巨大纪念碑”。只有当它进入“现代国家”意识，它的寓意才会被唤醒，在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带绵延上万里的这一长条破砖乱石才获得了灵性。实际上，历经千百年而渐渐颓塌的长城第一次被构建为“国家认同”的想象，是在它的第一块刻着工匠的名字的砖石被砌进中国北方荒凉的山脊上之后大约两千两百年后，是当它早已从当初的“边境线”退后到“腹地”而失去边境防御的军事功能之后：这道沿着漠北山脉和荒漠东西延伸万里的“长墙”，与几乎同样长度并在北部和南部横亘几乎整个国土的东西两条自然平行线（黄河和长江）一起，被密集写进清末的“学堂乐歌”，如被收入清末民国各种学堂歌曲选本并广为传唱的石更（辛汉）作词配曲的《中国男儿》（“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
二
清末知识分子经常拿“犹太亡国”的远史来警示国人，而其中的革命党人则像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梦想着“恢复中华”。如果套用“复国主义”这一名词，那么，清末的革命党人孙文是一个“中华复国主义者”，而且是其精神领袖和理论中心，但其复国主义却不仅仅是“光复故国”，还要将这个松散的“王朝帝国”建成一个以高度整合为特征的“现代国家”，即一方面把国家的“机构发展到精密的程度”，“从而使其运转直接地、不间断地延伸至国土的哪怕最为遥远的边疆”;另一方面激发人民的“信念和想象力”，使其把国家“作为一个可感的活生生的现实体紧紧拥进自己的怀抱”。
但对孙文以及其他复国主义者来说，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为推翻清朝的统治，他们必须以各种方式并联合各种分离势力来削弱当时作为中央政府的清朝政府在全国的合法性和统治力，从而加速自1842年来因连绵不断的各种内忧外患渐渐引发的全国四分五裂之势;另一方面，作为清朝的终结者——或者说清朝当初大大扩充的国土和人民的继承者——民国又必须将这四分五裂的国家和人民重新构建为一个整体，而民国这个“新国家”自身，由于它未能通过一次真正的实现“社会重组”的革命来整合当初形形色色的分离力量，结果就将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后的种种分离势力完整保留在了自身内部，它们具有的破坏力和离心力会把国家撕得粉碎，其情形比被民国取代的清朝还甚。
清朝与其说终结于一场革命——1911年到1912年的革命只能算得上是一次“政权移交”，或者说“禅让”——不如说终结于自身的无力。它将这个自己已无能为力的四分五裂的庞大烂摊子交给了民国，指望民国以“现代国家”的方式来“建国”，但这个民国比清朝还无力，它的国民甚至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国家的统治中心到底在哪里，至于“国家”观念就更是稀薄了。在国家处于分裂的极端状态的1910年代末和20世纪20年代初，相信“大同时代”即将来临的新文化运动派领袖们（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对“国家”“民族”这种所谓“野蛮”的“中世纪的遗留物”展开了口诛笔伐，而同属新文化运动派的胡适虽像他的同志一样抱定“大同主义”或者说“世界主义”，却认为将国家分化为数个独立单元是“民主”的唯一出路，所以他变成了新一轮的“联省自治”运动的最有口才的鼓吹者。他与另一个老资历的“联省自治”鼓动家李剑农在《独立评论》连续刊文，掀起了新一轮的“联省自治”浪潮。
胡适在文章中断言道，“这两千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若各省自治，各自订立宪法，则“地方的权限加多，中央的制肘全去”。以美国宪政史行家自居的胡适认为美国就是如此。实际上，“联省自治”就是模仿美国所谓的“联邦自治”的名头并“中国化”的词语，这一词语本身就逻辑错乱，而从美国史来看，当南方宣布脱离联邦（“中央的制肘全去”）时，北方立即以铁和血的手段将南方重新纳入联邦，而且在战后“重建时代”，北方迫使南方在社会组织和语言文化各个方面“北方化”，以削弱其独立意识。当迫于联省自治派的强大舆论压力的大总统黎元洪被迫以“地方自治”的妥协方案来应付“联省自治”派的要求时，胡适依然表示不满，说：“这道命令自然是应付那‘联省自治’的要求的。政府有意要避免‘联省自治’的名目，故只说‘地方自治’。这个理由，也不难猜测。‘地方自治’是对‘中央集权’而言，究竟还含有一个‘中央政府’的观念。‘联省自治’是以各自治区域为单位的，不必一定承认一个中央政府。”
早在1919年年初的一篇文章里，林纾就将当时的中国既内比为“唐藩镇”，又外喻为“美国南北分裂”，警告道：“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林纾是新文化派眼中的“妖孽”，是他们攻击的靶子，不过，大约13年后，胡适谈及中国的分裂状态，倒像是林纾当初的警示的回声：“今日之大患正因为五六十年来，离心力超过于向心力，分崩之势远过于统一之势，二十二省无一省不曾宣告过‘独立’，今日虽有名义上的服从中央，事实上各省自主的程度远过于美国与德国的各邦：军队是独立的，是可以自由开战的，官吏是省派的或防区军人派的，税收是各地自为政的，货物过省境是须抽重税的，甚至于过防区也须抽重税的：省久已成为邦，所以有‘由邦再组成国’的需要。”次年，他又以相近的句子写道：“辛亥革命以后，从前所有一切维系统一的制度都崩坏了。中央政府没有任官权，没有军队，没有赋税权;而各省的督军都自由招兵，自由作战，自由扣留国税，自由任命官吏。到了后来，有力的督军还有干预中央的政治，中央政府就变成了军人的附属品了。离心力的极端发展，造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
这只是状况描述，而如此辽阔又四分五裂的一个国家如何重新实现统一，却非易事。实际上，阻扰统一的恰恰是各种统一方案相互冲突，彼此拆台，即缺乏一种共同的意志，而这种分裂状况持续下去，则进一步淡化各地对“同属一个国家”的认同。1928年的胡适已放弃“联省自治”的立场，开始思考国家统一的物质条件。恰好，这一年，美国驻华商务参赞安诺德绘制了几张有关中美两国人口分布、经济状况、生产能力和工业状态的对比图，胡适认为足以启发国人，撰文道：“我们试睁开眼睛看看中国的地图。长江以南，没有一条完成的铁路干线。京汉铁路以西，三分之二以上的疆域，没有一条铁路干线。这样的国家不成一个现代国家。前年北京开全国商会联合会，一位甘肃代表来赴会，路上走了104天才到北京。这样的国家不成一个国家。云南人要领法国护照，经过安南，方才能到上海。云南汇100元到北京，要300元的汇水！这样的国家决不成一个国家。去年胡若愚同龙云在云南打仗，打的个你死我活，南京的中央政府又有什么法子？这样的国家能做到统一吗？所以现在的第一件事是造铁路。完成粤汉铁路，完成陇海铁路，赶筑川汉、川滇、宁湘等干路，拼命实现孙中山先生十万里铁路的梦想，然后可以有统一的可能，然后可以说我们是个国家。所以第一个大问题是怎样赶成一副最经济的交通系统。” 三
孙中山当初因为提出“十万里铁路”的建设计划而被人讥为“孙大炮”、“比疯子还疯”的“傻瓜”。谁都知道，以中国当时的财力和技术条件，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建造十万里铁路，那只是孙中山的不切实际的梦想，是他用毛笔在中国地图上画出的一条条纵横穿过整个国土的线条。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他的另一身份是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这多少决定了他对孙中山的反感——在1912年7月4日致澳大利亚记者威·亨·端纳的长信中谈到孙中山，说他见到了已声称退出政界的孙中山，但“我深信他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中国的摩西了，芸芸众生是命中注定要由他领着到达希望之乡的。我无法说他构想的希望之乡是否也受外国人奴役，但是他肯定是朝着荒芜的沙漠那个方向在前进。他是个傻瓜。”证据是：
有一天我同他交谈时，他对我说他已经决心完全献身于发展铁路。他说他在一个月内还不能公开他的计划。但是我讲了很多话，使他终于走进内室从什么地方拿出来一大幅地图。这幅地图大约有六英寸见方，当孙把它铺在地板上的时候，我看到了最能说明一个人的性格的证据，说明孙不仅是一个疯子，而且比疯子还要疯。他丝毫不讲实际，缺乏普通常识，而且他对于自己表示的现在倡议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概念。这是一张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最西部边界的地图。孙手持毛笔和一块墨，不时随心所欲地在各省和各个属地的位置画满了许多线路。他用双线表示沿着海岸线从上海到广州的铁路干线，又从那里穿过崇山峻岭通往拉萨，再向西绕来绕去伸到西部边界进入新疆，再穿出去到达蒙古。他的另一条干线是从上海到四川再到拉萨。他还有一条铁路是沿着戈壁沙漠的边缘进入蒙古。其他几条线路是通向北方、西北和东北的。各省都有很多支线。孙所绘制的这幅地图只不过是一幅怪诞的中国之谜。孙坐在地板上向我解释这番大事业。看着他坐在那里，使我想到他这副样子比什么都更能说明这位中华民国首任总统的不称职了。他发疯了！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他画了这幅地图，因为只要有钱和充分的时间，他画的每一条铁路和更多的铁路都可以建成，而是因为孙竟然冒失地认为，由于他画出了这些条铁路线，外国资本家们就会给他足够的钱把这些铁路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里全部建成！
他打趣地对端纳说：“我肯出一百美元买到一张孙坐在地板上这张地图旁边，满是一副相信他在十年内就可以看到全中国到处都有铁路的神情，这样一张照片。从老街到云南省这一小段铁路的造价就要八百万英镑之巨。老天爷，从云南到拉萨的铁路造价该要多少钱！这条铁路究竟有什么用？除非是要举行到世界屋脊去的夏季旅游，或者是给达赖喇嘛在他想逃跑时使用。这幅地图堪称为孙逸仙之梦，但是如果能够由我来为它题名，我将采用美国式用词称之为‘一丛同花顺的梦魇’。总有一天我要设法把这一切描述出来，但不是现在。到那时方才知孙逸仙是成不了大事的，而我却早就知道了。”
1912年8月24日，应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北京，向袁世凯出示了他的这幅画着许多纵横交错的铁路线的中国地图，被袁世凯任命为“铁路总办”，并很快去日本研究他的铁路计划去了。但次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打断了孙中山的计划，这一计划直到他1925年去世一直停留在地图上。当时的人以及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可能会把孙中山的“十万里铁路计划”作为一个不具备任何现实可能性的行为艺术，即一方面在国人目前彰显他的功成身退的高姿态，一方面避免引起袁世凯的猜忌。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另一方面，莫里循看到的“孙坐在地板上这张地图旁边，满是一副相信他在十年内就可以看到全中国到处都有铁路的神情”却不是能装出来的：他痴迷于有着大片大片空白的中国地图上铁路纵横交错的景象。
这种不切实际的痴迷神情，被莫里循当作能够证明孙中山是“比疯子还疯”的“傻瓜”的一个证据。按照莫里循的这种推论，呼吁将“孙逸仙之梦”尽快化为现实的胡适（“赶成一幅最经济的交通系统”）是比孙中山更疯的傻瓜了。但无论孙中山，还是胡适，对中国当时的财政状况和技术条件都心知肚明，为何他们要向国民描绘这样一幅铁路交错的中国地图并不切实际地呼吁尽快将这个国家蓝图化为中国辽阔国土上的现实？清末以来越来越强烈的离心力使得国民普遍不再想象一个国家，而如果失去对一个统一国家的集体想象，就失去了对这个统一国家的现实追求。这也是胡适在谈到国土的辽远与铁路线的缺失时，总要加上一句“这样的国家不成为一个国家”的原因。
孙中山的“十万里铁路”梦想被莫里循讥讽为“荒谬”，但莫里循没有想到，这个梦想与中国古代皇帝的“万里长城”梦想一样，唤起了国民的同一个国家的梦想，与其说它属于孙中山所说的“物质建设”范畴，还不如说属于“心理建设”范畴。当国民的眼光顺着这幅中国地图上那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铁路线漫游在他们可能从未涉足的内地和边疆时，他们就与这片土地的各处发生了一种精神和情感上的联系，以致多年后，当胡适开始思考“统一的国家”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时，他眼前浮现的就是孙中山想象的这幅中国铁路分布图。“十万里铁路”正是“万里长城”的转喻：它喻示着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当这样一个意象反复呈现在国民的意识中时，这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就在国民的内心渐渐形成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
（责任编辑 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