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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财富内涵的挖掘以及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真正关系的揭示是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理论的前提和理论基础；但是，长期以来对财富的认识却存在不少岐解。从人们对财富属性认识的历史回顾来看，价值和使用价值是财富的两个基本属性，价值是对异质性的使用价值的同质化抽象；因而无论是用价值还是用使用价值来度量财富，在量上都是一致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商品价值量与生产力成反比”这一论断是错误的。
关键词 价值；使用价值；财富；劳动
中图分类号 F045.31［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11-0001-05
一、引 言
在现代社会，世界各国人民最关心的首先是社会的发展问题，但什么是社会的发展？却是众说纷纭。诺思（2003）曾经说过，他对“经济绩效最终源泉圣杯的找寻”是从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因此，本文也从劳动价值的角度剖析经济增长的根源。实际上，解决劳动价值理论的前提是明确价值的含义，这首先就要从理解财富和价值以及使用价值的关系入手。恩格斯认为，“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转引自卫兴华，2002）。显然，价值就与满足人们的需要有关。因此，要认识价值一词的意义就首先要从理解财富和价值以及使用价值的关系入手，这也是理解生产力发展与价值增长之间关系的关键。不幸的是，马克思本人在财富的定义上却出现了含糊的表达。一方面，马克思承袭斯密的思想而把财富仅仅看成是物质财富，认为“各种商品体，都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个要素的结
合……所以，劳动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马克思，1963）；实际上，马克思曾竭力赞同配第的学说，赞扬他的“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观点。但在另一方面，在论述服务的性质时有常常充满矛盾，往往根据这种劳动是否被雇佣而判断它是否会创造价值。显然，随着现代社会有关财富的外延逐渐拓宽，将无形的精神财富都纳入其内之后，马克思本人对商品和财富的定义就显得不再适用了。实际上，传统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商品价值量与生产力成反比”的论断是也是建立在对财富不同的度量标准之上的：财富的两大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度量标准是不同的。其中，使用价值以有用性来衡量，而有用性与数量呈正比：数量越多，使用价值量也就越大；显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从而其使用价值量也就越大。相反，价值以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多，价值量也就越大；显然，商品需要的劳动时间与劳动生产力呈反比，因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单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从而内含的价值量也就越小。因此，要真正理解商品的价值量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首先搞清楚财富、实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必须理解财富的真正含义。
二、学术界对财富内涵的歧解
对财富的内涵和源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般地，基本分歧点上主要表现为：在财富内涵上的分歧主要在于财富究竟应该是指使用价值还是价值的区别；在财富源泉上的分歧则主要表现在财富根本上是来自人类劳动还是其他方面。显然，有关财富源泉和内涵的认知不同，反映了我们对财富发展的根本趋势之不同判断，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人类劳动目的的讨论以及衡量尺度的设定；因此，要理清对财富源泉和内涵的认知，我们又要首先从人类劳动的目的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研究的目的谈起。按照斯密（1974）的看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富国富民”。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是如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的需要，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其重要的途径就是促进人类财富的增长，社会各种组织的出现都是以此为目的的。正是基于这一视角，财富“就是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们欲望的东西”（马歇尔，1964），对财富内涵的界定要能体现满足人类增长的需要以及不断发展的意义。
目前，关于财富的来源，学术界考察的范围归根到底有二：一是天地造化的自然财货；二是人类创造的社会财富。其中，前者的数量是有限的或者说是相对稳定或固定的，而后者的数量则随着人类劳动的支出而不断增加。显然，从财富的增长意义上而言，我们关注的是财富的流量或者说增量，这应该主要是指人类创造的社会财富；也就是说，经济学中所考虑的财富应该主要是来自劳动创造的财富。麦克库洛赫（1975）就写道：“经济学家不研究那些自然存在着的、不依赖人力即可以无限量取得的物品的生产和分配规律，只有人们勤劳的结果才成为他所关怀的惟一目的”。实际上，按照白暴力等（2003）人的看法，整个世界可以区分为：自然世界和人本位世界；自然科学的世界是自然世界，其中没有“主体”，一切都是物质及其运动的形式；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面对的世界是人本位世界，即在我们人类看来，在这个世界中人是主体，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人之外的物则是客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因此，我们在经济学中研究财富是放在人本位世界中进行的，而将那些与人无关的自然资源放在考虑的财富之外；这意味着，所谓“财富”就是指社会财富，是因稀缺而需要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对人类有用的产品。
其实，早在启蒙时代，洛克就把财产定义为已经物化的劳动，并以劳动为基础提出了产权的萌芽概念；如他从原始树林的果子掉到地上开始分析，认为如果一个人弯腰拾起它们，则果子中就注入了劳动，从而成为那个人的财产。到斯密时，他更是把劳动看作是一切财富（价值）的源泉，他（斯密，1972）写道：“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稍后的西斯蒙第（1989）也明确指出，“财富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它给予人们要求享受到的一切物质财富；包括一切物质享受和来源于物质享受的精神享受”；威廉.汤普逊（汤普逊，1986）则说得更为直接：“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劳动是财富的显著属性”。当然，从社会主体的角度看，这里的劳动也仅仅是指人类创造财富的活动，自然界的活动是排除在外的；正如马克思（1963）指出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由他自己的活动，来引起、来调节、来统治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要作为一种自然力和自然物质相互对立”。
因此，通过对财富起源的考察和对研究财富目的的界定，我们可以达成这样两点共识：第一，财富的主要源泉是劳动。一方面，就财富作为使用价值的意义上而言，因为自然资源毕竟是客观限量存在，即使经过充分开发相对人类增长的需要而言也是微不足道的；如李嘉图就指出过，“只有我们的体力和智力才是我们的原始财富，所以这种能力的运用，某种劳动，才是我们的原始财富；而一切被称为财富的东西，总是由这种能力的运用创造出来的”（转引自马克思，1963）。另一方面，就价值意义上的财富而言，劳动更是惟一来源，我们在其他文章中将自然创造的收益称为“租”。第二，财富是不断增长的，这是客观事实，也是财富的意义所在。
三、财富度量上存在的二律背反
上面分析指出，财富主要是指人类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而且，这种社会财富是不断增加的；但是，就对不断增长的人类财富进行度量而言，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却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方面，根据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使用价值是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使用价值意义上的财富是不断增长的，这符合使用财富这一概念的目的；另一方面，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价值却是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因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价值意义上的财富却更可能在下降。尤其是，这反映出，传统的价值概念无法满足我们度量财富的要求，无法体现对财富增长的趋势；正是在基于这一点，一般学者总是将财富与使用价值等同，马克思实际上也持这种看法。
不过，用使用价值来表示财富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如何解释社会整体的使用价值随着社会进步而增长呢？事实上，如果就特定某种商品而言，我们说使用价值与生产率成正比，从而将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增长也许是合理的；因为在单个商品使用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使用价值与商品数量成正比。问题是，如果就社会全部商品而言就不能这么说了：一者，使用价值是指特定商品的有用性，它是异质的，从而也就根本无法加总；二者，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品的类型在变化，各类商品的数量也发生消长，又如何说明社会财富的总体增长实际呢？可见，如果财富从使用价值意义上理解，不但无法加总同一时期的财富品，更无法比较社会财富的变化，何言财富的递增？
相反，价值概念却撇开了使用价值概念的这一缺陷，因为它实际上是对异质使用价值的抽象，将异质性的使用价值抽象为同一价值属性，从而可以加总；正如马克思（1972）所说：“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既然价值是对使用价值的抽象，那么具体使用价值不能衡量比较的东西就可以通过价值属性来进行，这里的问题在于两者在量上的规定性；如果两者具有量的一致性，那么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是，传统劳动价值理论却将使用价值和价值在量的规定上分裂开了：使用价值用具体劳动衡量，价值用抽象劳动衡量，特别是将自然劳动时间作为了抽象劳动的度量单位；结果，由此导致了价值与财富概念的疏远。事实上，我们（朱富强，2002）的分析已经指出，价值是难以用自然时间进行衡量的，因而不存在商品价值量与生产率成反比这一结论；与此相对应，只要商品的价值量能够体现生产率的发展，反映财富增长这一客观事实，那么价值就可以成为衡量财富的良好尺度。
这里，我们还可以对经典的“价值悖论”进行反思。“价值悖论”认为一种商品可能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和较低的使用价值，反之亦然，如水和钻石；但问题在于，每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不是同属性的，如何比较它们的大小？如果从个人的满足的心里层次来说明使用价值，那么使用价值显然就是一个主观的东西；这样，在交换中（如水与钻石的交换），就必然反映交换双方对两种商品使用价值的主观估价是不同的；我们又如何说明是水的使用价值大而钻石的使用价值小呢？正因为如此，李嘉图指出了斯密理论中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截然分开的错误，强调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意义；而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虽然在形式上继承了李嘉图的思想，但并没有认识到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真正本质关系。
四、人们对财富属性之认知的发展
上面的解释意味着，作为人类劳动的产物，创造的人为财富有两种表现形式：使用价值是它的物质形式，价值是它的实质（价值）形式，两者实际上体现了一个共同的东西；价值是使用价值的抽象化，是对异质化的使用价值的度量。实际上，人们对事物属性的认识往往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一个概念的出现也往往是一定历史发展的产物；如人们对人力资本的认识也就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力资本的实质也就是异质化劳动力的抽象。同样，人们对财富内涵的这两种属性之认知也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
在早期社会，我们首先直接关注的是财富的有用性，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剩余不多，人们创造财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直接满足自身的需要，因而不需要对异质化财富形态进行加总和比较；而且，即使出现了剩余和交换，由于当时人类产品种类的稀少以及产品类型变化的缓慢，人们也用不着借助价值的概念而是通过简单的比例就可以进行财富（使用价值）的加总以及交换；因此，人类社会首先出现的是使用价值概念，这是早期对财富属性的认识。但是，当人类社会产品日益丰富、交换日益频繁以后，财富的衡量和交换日益复杂，并且产品的类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时人们就越来越难以借助经验和惯例进行产品之间的交换；从而人们开始探讨财富内在实体的东西，这时就开始引进价值概念。事实上，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人们都只把自然形态的使用价值才视为财富，而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随着商品交易的日益频繁和扩大，西欧的重商主义者才将对财富的关注重点由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此时生产劳动也由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转变为生产价值的劳动。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以及历史上出现的顺序，我们可以用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来类比：当物质资本的种类较少时，人们很容易通过一些因素或者多次博弈形成的惯例来比较具体物质资本量的大小，因而这时就没有引入货币资本的需要；但当具体物质资本如此丰富而人的认知又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货币资本概念就成了人类节约判断、比较所需要的精力的一个良好工具；这也是为什么货币（以及货币资本）出现要比实物（以及物质资本）出现更晚的原因。当然，这里有两点说明：①那些天赋的自然资源也常常被视为财富，它们的交换往往是借助于影子价值，因为那些具有交换属性的自然资源必定是稀缺的；为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类必定需要不断地创造这些资源，这些新创造的资源的价值就是自然资源的影子价值；②社会中真正的纯自然资源被用于交换的例子是罕见的，因而事实上可以排除在我们这里的分析之外。关于自然资源的属性及其在价值创造中的性质我们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深入的探讨。
正是从价值和使用价值相结合的角度上，我们认为，人为财富本身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因而价值也就是财富更好的度量尺度。传统理论认为交换起源于人类有了剩余之后，但实际上，在出现剩余之前就已经存在交换了，因而当时的产品已经具有价值的属性。如原始社会就是如此，因为在原始社会的部落内部，共同生产和共同消费实质上就体现了一种内部的交换方式；因此，即使是在原始社会中，人类也是群体性活动，此时的生产也就具有了社会性；除非在鲁滨逊世界里，他面对的是一个人的世界，不需要与其他人类进行交换，从而使用的一切都只具有使用价值上的意义。所以，M.莫斯（2002）指出，“市场是一种人类现象，它并不外在于已知的任何一个社会。”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无论是没有剩余产品时代的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状态，还是有了剩余产品以后发生私人占有和交换时期，人类的劳动就都已经具有了价值创造的意义；并且，财富自始至终都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这一个属性，而一些学者（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价值只是晚近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这种观点仅是对财富属性认识不深的产物。事实上，正如前面指出的，价值更全面地体现了财富的社会属性，因为它是财富交换的衡量基准；西尼尔等甚至老早就指出财富就是价值，强调“财富所包括的是一切有价值的事物，也只包括这些事物”。而且，社会财富不仅应当包括物品，而且也包括服务；当然，后来的穆勒过分继承了早期斯密的观点，把财富视为是具有交换价值的于人有用的物质产品，从而将许多非物质的东西排除在财富的概念之外了。实际上，恩格斯（1970）指出，“在《资本论》有关价值的整整一章中没有一点迹象表明，马克思是否认他的商品价值论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社会形态，或者可以应用到什么程度”。可见，正如钱津（2001b）所说，“凡是劳动产品都与价值有关，只不过现实的劳动产品大多表现为商品”；因此，现在一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商品概念以及商品交换规律等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事，显然是错误的。
总之，我们在讨论人类社会的财富时，一般总是指人类劳动创造的财富，它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形式和价值的实质（价值）形式两种表现；正因如此，在用这两种形式对同一财富进行衡量时，量的规定上应该是一致的。这就意味着，使用价值和价值在量上是历史地正向发展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使用价值还是价值意义上的财富发展趋向是无涉的；究其原因，价值只是对使用价值的抽象，是对异质化的使用价值的度量。当然，作为抽象的社会属性，价值概念更好地反映了财富的内涵，更好地体现了对财富度量和比较的要求；因而，我们在讨论财富时更可取的是借助于价值的概念。然而，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却将财富与价值分割开来，特别是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并不能反映财富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朱富强，2001、2002）要对价值的衡量尺度进行反思的原因。
五、价值和使用价值在量规定上的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它认为，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商品的两因素，两者内在统一于商品之中，缺一不可；如恩格斯（1970）写道：“我们某个人要是制造对于别人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那么他的全部力量就不能造成丝毫价值”。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属性是不同的：使用价值反映的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价值则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正因如此，传统劳动价值理论认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一个是具体劳动，一个是抽象劳动；而且，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分离，又造成了对同一财富在量大的度量上之差异。
事实上，劳动价值论首先面临的是异质劳动如何转化为同质劳动的问题，其中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把劳动分工造成的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还原为抽象劳动；二是把复杂程度不同的抽象劳动还原为简单的抽象劳动。尽管马克思对前一内容非常重视，把它作为劳动价值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但却忽视了后一内容，实际上它也很重要，是关系到劳动价值论能否应用的关键。特别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进一步引入了对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不同度量尺度：一个是具体的支出劳动的量，一个是劳动时间；结果，导致了使用价值和价值在量的规定上的分离，甚至同一财富表现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不同形式的度量上时往往出现截然相反的取向。
显然，传统理论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量的规定和度量尺度的选择是有问题的，这反映了传统理论在理解财富中所体现的劳动量时存在着模糊性。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直接剖析马克思本人的认知：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没有用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即使花费再多的劳动也是白费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声称在同一时间内的劳动创造出同等量的价值，即使创造的使用价值很不一致。请大家试想：既然我在某一段时间内尽管支出了一定量的劳动，但由于并没有创造出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从而被认为没有创造出一丝价值；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认为，我和你在同等的时间内都支出了一定量的劳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创造出的产品的使用价值比你的产品的使用价值少得多，而我们俩所创造的产品却具有相等的价值呢？
其实，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使用价值是具体劳动创造的，而价值是抽象劳动创造的；抽象劳动是撇开具体特点的一般人类劳动，是将具体劳动的抽象化、同质化和一般化。显然，从量的角度，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关系是一致的；因为体现为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其凝结的一般抽象劳动的增加，从而必然会引起价值的增加。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继续用上述的资本来类比，我们把财富创造比作产品的生产过程，商品生产需要投入物质资源；显然，投入的物质资源越多，所创造出的产品量越大。而这里投入的物质资源的量的规定可用两种方式来表示：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显然，无论是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的投入来度量所创造的产品量应该是一致的。事实上，这里具体劳动就相当于物质资本，不同的物质资本具有不同的形态和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则可视为货币资本，货币资本是同态和同质的；当物质资本抽象化为货币资本，也就是说物质资本不再以物质形态的数量来表示，而是转化为以货币来表示时，它的大小就可以比较了。这也就是一般的、并得到公认的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的关系。
可见，从财富本身的内在同一性意义上讲，无论是使用价值标准还是使用价值标准，他们在度量财富时的量规定上应该是正相关的。钱津（2001a）就曾写道：“凡是对商品使用价值创造起作用的因素都同时对商品的价值创造起作用。……认为对使用价值创造起作用的因素不一定对价值创造起作用，这实际上是割裂了具体劳动的二重性……忽视价值创造源泉与使用价值创造源泉的同等性”。这里，我们也就澄清了一种广为流传的含糊观点：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量变化趋向是无关的；一般地，具体劳动的大小以支出的劳动数量来反映，而抽象劳动则以劳动时间来衡量。特别地，在单位时间内的具体劳动与劳动生产率往往成正比的情况下（如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投入劳动的数量和复杂程度也提高，单位时间内生产出的产品数量也越大），具体劳动的大小反而与抽象劳动成反比了。而这里的分析却表明：抽象劳动是具体劳动的抽象和同质化，两者实质上应该是一种正向的关系；就如同一种物质资本来说，物质资本的数量越大，则同质化为货币资本的数量也就越多。这也意味着，抽象劳动是不能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一般地，与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相联系的是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显然，就同质劳动来说，支出的具体劳动量越多，反映出的抽象劳动量也越大；而就异质劳动来说，同量的复杂的具体劳动比简单的具体劳动表现为更多的抽象劳动量；这也可用资本作比喻：技术含量高的物质资本抽象化为货币资本的数量也就越多。
六、尾论：本研究的意义
上面的分析表明，使用价值和价值是财富的两个基本属性，因而无论是作为使用价值还是价值意义上度量的财富量就是无涉的；从这个分析出发，我们就可以解释传统的“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向”的论断为什么是错误的（朱富强，2002）。同时，根据这个分析思路，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各类劳动的性质，这也是笔者一直呼吁以发展和开放的眼光看待社会劳动的性质的原因；并且，这个分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别劳动性质的基本原则夯实了基础。总之，对财富内涵的挖掘以及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真正关系的揭示是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理论的前提，这将会促进价值理论新的发展。当然，晏智杰（2002）也指出，“价值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的财富”；但是，他并没有揭示财富的内涵，因而重新陷入了形式化的生产要素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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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朱富强. 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悖论”及其阐释[J]. 江苏社会科学，2001（4）.
[18]朱富强. 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吗[J]. 社会科学研究，2002（3）.
How to Measure Fortune: Based on the Criterion of Value in Use or Valu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Value in Use, Value and Fortune
ZhuFuqiang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It is the precondition and theory foundation to understand and develop the value theory of labor that we discover the connotation of fortune and disclose the relation between value in use and value. However, there still are lots of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Through historical retrospect to the cognition about fortun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value in use and value are the basic properties of fortune, and value is the homogenous abstract to different value in use. Therefore, it is same whether taking value or value in use as the yardstick to measure the fortune, which can also give an explanation why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an inverse radio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value and productivity is incorrect.
Key words：value；value in use；fortune；labor
（责任编辑：张改兰）
关键词 价值；使用价值；财富；劳动
中图分类号 F045.31［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11-0001-05
一、引 言
在现代社会，世界各国人民最关心的首先是社会的发展问题，但什么是社会的发展？却是众说纷纭。诺思（2003）曾经说过，他对“经济绩效最终源泉圣杯的找寻”是从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因此，本文也从劳动价值的角度剖析经济增长的根源。实际上，解决劳动价值理论的前提是明确价值的含义，这首先就要从理解财富和价值以及使用价值的关系入手。恩格斯认为，“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转引自卫兴华，2002）。显然，价值就与满足人们的需要有关。因此，要认识价值一词的意义就首先要从理解财富和价值以及使用价值的关系入手，这也是理解生产力发展与价值增长之间关系的关键。不幸的是，马克思本人在财富的定义上却出现了含糊的表达。一方面，马克思承袭斯密的思想而把财富仅仅看成是物质财富，认为“各种商品体，都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个要素的结
合……所以，劳动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马克思，1963）；实际上，马克思曾竭力赞同配第的学说，赞扬他的“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观点。但在另一方面，在论述服务的性质时有常常充满矛盾，往往根据这种劳动是否被雇佣而判断它是否会创造价值。显然，随着现代社会有关财富的外延逐渐拓宽，将无形的精神财富都纳入其内之后，马克思本人对商品和财富的定义就显得不再适用了。实际上，传统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商品价值量与生产力成反比”的论断是也是建立在对财富不同的度量标准之上的：财富的两大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度量标准是不同的。其中，使用价值以有用性来衡量，而有用性与数量呈正比：数量越多，使用价值量也就越大；显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从而其使用价值量也就越大。相反，价值以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多，价值量也就越大；显然，商品需要的劳动时间与劳动生产力呈反比，因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单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从而内含的价值量也就越小。因此，要真正理解商品的价值量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首先搞清楚财富、实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必须理解财富的真正含义。
二、学术界对财富内涵的歧解
对财富的内涵和源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般地，基本分歧点上主要表现为：在财富内涵上的分歧主要在于财富究竟应该是指使用价值还是价值的区别；在财富源泉上的分歧则主要表现在财富根本上是来自人类劳动还是其他方面。显然，有关财富源泉和内涵的认知不同，反映了我们对财富发展的根本趋势之不同判断，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人类劳动目的的讨论以及衡量尺度的设定；因此，要理清对财富源泉和内涵的认知，我们又要首先从人类劳动的目的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研究的目的谈起。按照斯密（1974）的看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富国富民”。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是如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的需要，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其重要的途径就是促进人类财富的增长，社会各种组织的出现都是以此为目的的。正是基于这一视角，财富“就是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们欲望的东西”（马歇尔，1964），对财富内涵的界定要能体现满足人类增长的需要以及不断发展的意义。
目前，关于财富的来源，学术界考察的范围归根到底有二：一是天地造化的自然财货；二是人类创造的社会财富。其中，前者的数量是有限的或者说是相对稳定或固定的，而后者的数量则随着人类劳动的支出而不断增加。显然，从财富的增长意义上而言，我们关注的是财富的流量或者说增量，这应该主要是指人类创造的社会财富；也就是说，经济学中所考虑的财富应该主要是来自劳动创造的财富。麦克库洛赫（1975）就写道：“经济学家不研究那些自然存在着的、不依赖人力即可以无限量取得的物品的生产和分配规律，只有人们勤劳的结果才成为他所关怀的惟一目的”。实际上，按照白暴力等（2003）人的看法，整个世界可以区分为：自然世界和人本位世界；自然科学的世界是自然世界，其中没有“主体”，一切都是物质及其运动的形式；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面对的世界是人本位世界，即在我们人类看来，在这个世界中人是主体，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人之外的物则是客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因此，我们在经济学中研究财富是放在人本位世界中进行的，而将那些与人无关的自然资源放在考虑的财富之外；这意味着，所谓“财富”就是指社会财富，是因稀缺而需要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对人类有用的产品。
其实，早在启蒙时代，洛克就把财产定义为已经物化的劳动，并以劳动为基础提出了产权的萌芽概念；如他从原始树林的果子掉到地上开始分析，认为如果一个人弯腰拾起它们，则果子中就注入了劳动，从而成为那个人的财产。到斯密时，他更是把劳动看作是一切财富（价值）的源泉，他（斯密，1972）写道：“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稍后的西斯蒙第（1989）也明确指出，“财富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它给予人们要求享受到的一切物质财富；包括一切物质享受和来源于物质享受的精神享受”；威廉.汤普逊（汤普逊，1986）则说得更为直接：“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劳动是财富的显著属性”。当然，从社会主体的角度看，这里的劳动也仅仅是指人类创造财富的活动，自然界的活动是排除在外的；正如马克思（1963）指出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由他自己的活动，来引起、来调节、来统治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要作为一种自然力和自然物质相互对立”。
因此，通过对财富起源的考察和对研究财富目的的界定，我们可以达成这样两点共识：第一，财富的主要源泉是劳动。一方面，就财富作为使用价值的意义上而言，因为自然资源毕竟是客观限量存在，即使经过充分开发相对人类增长的需要而言也是微不足道的；如李嘉图就指出过，“只有我们的体力和智力才是我们的原始财富，所以这种能力的运用，某种劳动，才是我们的原始财富；而一切被称为财富的东西，总是由这种能力的运用创造出来的”（转引自马克思，1963）。另一方面，就价值意义上的财富而言，劳动更是惟一来源，我们在其他文章中将自然创造的收益称为“租”。第二，财富是不断增长的，这是客观事实，也是财富的意义所在。
三、财富度量上存在的二律背反
上面分析指出，财富主要是指人类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而且，这种社会财富是不断增加的；但是，就对不断增长的人类财富进行度量而言，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却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方面，根据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使用价值是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使用价值意义上的财富是不断增长的，这符合使用财富这一概念的目的；另一方面，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价值却是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因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价值意义上的财富却更可能在下降。尤其是，这反映出，传统的价值概念无法满足我们度量财富的要求，无法体现对财富增长的趋势；正是在基于这一点，一般学者总是将财富与使用价值等同，马克思实际上也持这种看法。
不过，用使用价值来表示财富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如何解释社会整体的使用价值随着社会进步而增长呢？事实上，如果就特定某种商品而言，我们说使用价值与生产率成正比，从而将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增长也许是合理的；因为在单个商品使用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使用价值与商品数量成正比。问题是，如果就社会全部商品而言就不能这么说了：一者，使用价值是指特定商品的有用性，它是异质的，从而也就根本无法加总；二者，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品的类型在变化，各类商品的数量也发生消长，又如何说明社会财富的总体增长实际呢？可见，如果财富从使用价值意义上理解，不但无法加总同一时期的财富品，更无法比较社会财富的变化，何言财富的递增？
相反，价值概念却撇开了使用价值概念的这一缺陷，因为它实际上是对异质使用价值的抽象，将异质性的使用价值抽象为同一价值属性，从而可以加总；正如马克思（1972）所说：“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既然价值是对使用价值的抽象，那么具体使用价值不能衡量比较的东西就可以通过价值属性来进行，这里的问题在于两者在量上的规定性；如果两者具有量的一致性，那么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是，传统劳动价值理论却将使用价值和价值在量的规定上分裂开了：使用价值用具体劳动衡量，价值用抽象劳动衡量，特别是将自然劳动时间作为了抽象劳动的度量单位；结果，由此导致了价值与财富概念的疏远。事实上，我们（朱富强，2002）的分析已经指出，价值是难以用自然时间进行衡量的，因而不存在商品价值量与生产率成反比这一结论；与此相对应，只要商品的价值量能够体现生产率的发展，反映财富增长这一客观事实，那么价值就可以成为衡量财富的良好尺度。
这里，我们还可以对经典的“价值悖论”进行反思。“价值悖论”认为一种商品可能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和较低的使用价值，反之亦然，如水和钻石；但问题在于，每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不是同属性的，如何比较它们的大小？如果从个人的满足的心里层次来说明使用价值，那么使用价值显然就是一个主观的东西；这样，在交换中（如水与钻石的交换），就必然反映交换双方对两种商品使用价值的主观估价是不同的；我们又如何说明是水的使用价值大而钻石的使用价值小呢？正因为如此，李嘉图指出了斯密理论中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截然分开的错误，强调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意义；而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虽然在形式上继承了李嘉图的思想，但并没有认识到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真正本质关系。
四、人们对财富属性之认知的发展
上面的解释意味着，作为人类劳动的产物，创造的人为财富有两种表现形式：使用价值是它的物质形式，价值是它的实质（价值）形式，两者实际上体现了一个共同的东西；价值是使用价值的抽象化，是对异质化的使用价值的度量。实际上，人们对事物属性的认识往往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一个概念的出现也往往是一定历史发展的产物；如人们对人力资本的认识也就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力资本的实质也就是异质化劳动力的抽象。同样，人们对财富内涵的这两种属性之认知也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
在早期社会，我们首先直接关注的是财富的有用性，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剩余不多，人们创造财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直接满足自身的需要，因而不需要对异质化财富形态进行加总和比较；而且，即使出现了剩余和交换，由于当时人类产品种类的稀少以及产品类型变化的缓慢，人们也用不着借助价值的概念而是通过简单的比例就可以进行财富（使用价值）的加总以及交换；因此，人类社会首先出现的是使用价值概念，这是早期对财富属性的认识。但是，当人类社会产品日益丰富、交换日益频繁以后，财富的衡量和交换日益复杂，并且产品的类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时人们就越来越难以借助经验和惯例进行产品之间的交换；从而人们开始探讨财富内在实体的东西，这时就开始引进价值概念。事实上，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人们都只把自然形态的使用价值才视为财富，而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随着商品交易的日益频繁和扩大，西欧的重商主义者才将对财富的关注重点由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此时生产劳动也由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转变为生产价值的劳动。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以及历史上出现的顺序，我们可以用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来类比：当物质资本的种类较少时，人们很容易通过一些因素或者多次博弈形成的惯例来比较具体物质资本量的大小，因而这时就没有引入货币资本的需要；但当具体物质资本如此丰富而人的认知又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货币资本概念就成了人类节约判断、比较所需要的精力的一个良好工具；这也是为什么货币（以及货币资本）出现要比实物（以及物质资本）出现更晚的原因。当然，这里有两点说明：①那些天赋的自然资源也常常被视为财富，它们的交换往往是借助于影子价值，因为那些具有交换属性的自然资源必定是稀缺的；为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类必定需要不断地创造这些资源，这些新创造的资源的价值就是自然资源的影子价值；②社会中真正的纯自然资源被用于交换的例子是罕见的，因而事实上可以排除在我们这里的分析之外。关于自然资源的属性及其在价值创造中的性质我们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深入的探讨。
正是从价值和使用价值相结合的角度上，我们认为，人为财富本身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因而价值也就是财富更好的度量尺度。传统理论认为交换起源于人类有了剩余之后，但实际上，在出现剩余之前就已经存在交换了，因而当时的产品已经具有价值的属性。如原始社会就是如此，因为在原始社会的部落内部，共同生产和共同消费实质上就体现了一种内部的交换方式；因此，即使是在原始社会中，人类也是群体性活动，此时的生产也就具有了社会性；除非在鲁滨逊世界里，他面对的是一个人的世界，不需要与其他人类进行交换，从而使用的一切都只具有使用价值上的意义。所以，M.莫斯（2002）指出，“市场是一种人类现象，它并不外在于已知的任何一个社会。”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无论是没有剩余产品时代的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状态，还是有了剩余产品以后发生私人占有和交换时期，人类的劳动就都已经具有了价值创造的意义；并且，财富自始至终都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这一个属性，而一些学者（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价值只是晚近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这种观点仅是对财富属性认识不深的产物。事实上，正如前面指出的，价值更全面地体现了财富的社会属性，因为它是财富交换的衡量基准；西尼尔等甚至老早就指出财富就是价值，强调“财富所包括的是一切有价值的事物，也只包括这些事物”。而且，社会财富不仅应当包括物品，而且也包括服务；当然，后来的穆勒过分继承了早期斯密的观点，把财富视为是具有交换价值的于人有用的物质产品，从而将许多非物质的东西排除在财富的概念之外了。实际上，恩格斯（1970）指出，“在《资本论》有关价值的整整一章中没有一点迹象表明，马克思是否认他的商品价值论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社会形态，或者可以应用到什么程度”。可见，正如钱津（2001b）所说，“凡是劳动产品都与价值有关，只不过现实的劳动产品大多表现为商品”；因此，现在一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商品概念以及商品交换规律等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事，显然是错误的。
总之，我们在讨论人类社会的财富时，一般总是指人类劳动创造的财富，它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形式和价值的实质（价值）形式两种表现；正因如此，在用这两种形式对同一财富进行衡量时，量的规定上应该是一致的。这就意味着，使用价值和价值在量上是历史地正向发展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使用价值还是价值意义上的财富发展趋向是无涉的；究其原因，价值只是对使用价值的抽象，是对异质化的使用价值的度量。当然，作为抽象的社会属性，价值概念更好地反映了财富的内涵，更好地体现了对财富度量和比较的要求；因而，我们在讨论财富时更可取的是借助于价值的概念。然而，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却将财富与价值分割开来，特别是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并不能反映财富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朱富强，2001、2002）要对价值的衡量尺度进行反思的原因。
五、价值和使用价值在量规定上的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它认为，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商品的两因素，两者内在统一于商品之中，缺一不可；如恩格斯（1970）写道：“我们某个人要是制造对于别人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那么他的全部力量就不能造成丝毫价值”。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属性是不同的：使用价值反映的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价值则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正因如此，传统劳动价值理论认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一个是具体劳动，一个是抽象劳动；而且，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分离，又造成了对同一财富在量大的度量上之差异。
事实上，劳动价值论首先面临的是异质劳动如何转化为同质劳动的问题，其中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把劳动分工造成的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还原为抽象劳动；二是把复杂程度不同的抽象劳动还原为简单的抽象劳动。尽管马克思对前一内容非常重视，把它作为劳动价值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但却忽视了后一内容，实际上它也很重要，是关系到劳动价值论能否应用的关键。特别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进一步引入了对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不同度量尺度：一个是具体的支出劳动的量，一个是劳动时间；结果，导致了使用价值和价值在量的规定上的分离，甚至同一财富表现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不同形式的度量上时往往出现截然相反的取向。
显然，传统理论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量的规定和度量尺度的选择是有问题的，这反映了传统理论在理解财富中所体现的劳动量时存在着模糊性。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直接剖析马克思本人的认知：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没有用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即使花费再多的劳动也是白费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声称在同一时间内的劳动创造出同等量的价值，即使创造的使用价值很不一致。请大家试想：既然我在某一段时间内尽管支出了一定量的劳动，但由于并没有创造出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从而被认为没有创造出一丝价值；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认为，我和你在同等的时间内都支出了一定量的劳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创造出的产品的使用价值比你的产品的使用价值少得多，而我们俩所创造的产品却具有相等的价值呢？
其实，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使用价值是具体劳动创造的，而价值是抽象劳动创造的；抽象劳动是撇开具体特点的一般人类劳动，是将具体劳动的抽象化、同质化和一般化。显然，从量的角度，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关系是一致的；因为体现为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其凝结的一般抽象劳动的增加，从而必然会引起价值的增加。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继续用上述的资本来类比，我们把财富创造比作产品的生产过程，商品生产需要投入物质资源；显然，投入的物质资源越多，所创造出的产品量越大。而这里投入的物质资源的量的规定可用两种方式来表示：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显然，无论是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的投入来度量所创造的产品量应该是一致的。事实上，这里具体劳动就相当于物质资本，不同的物质资本具有不同的形态和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则可视为货币资本，货币资本是同态和同质的；当物质资本抽象化为货币资本，也就是说物质资本不再以物质形态的数量来表示，而是转化为以货币来表示时，它的大小就可以比较了。这也就是一般的、并得到公认的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的关系。
可见，从财富本身的内在同一性意义上讲，无论是使用价值标准还是使用价值标准，他们在度量财富时的量规定上应该是正相关的。钱津（2001a）就曾写道：“凡是对商品使用价值创造起作用的因素都同时对商品的价值创造起作用。……认为对使用价值创造起作用的因素不一定对价值创造起作用，这实际上是割裂了具体劳动的二重性……忽视价值创造源泉与使用价值创造源泉的同等性”。这里，我们也就澄清了一种广为流传的含糊观点：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量变化趋向是无关的；一般地，具体劳动的大小以支出的劳动数量来反映，而抽象劳动则以劳动时间来衡量。特别地，在单位时间内的具体劳动与劳动生产率往往成正比的情况下（如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投入劳动的数量和复杂程度也提高，单位时间内生产出的产品数量也越大），具体劳动的大小反而与抽象劳动成反比了。而这里的分析却表明：抽象劳动是具体劳动的抽象和同质化，两者实质上应该是一种正向的关系；就如同一种物质资本来说，物质资本的数量越大，则同质化为货币资本的数量也就越多。这也意味着，抽象劳动是不能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一般地，与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相联系的是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显然，就同质劳动来说，支出的具体劳动量越多，反映出的抽象劳动量也越大；而就异质劳动来说，同量的复杂的具体劳动比简单的具体劳动表现为更多的抽象劳动量；这也可用资本作比喻：技术含量高的物质资本抽象化为货币资本的数量也就越多。
六、尾论：本研究的意义
上面的分析表明，使用价值和价值是财富的两个基本属性，因而无论是作为使用价值还是价值意义上度量的财富量就是无涉的；从这个分析出发，我们就可以解释传统的“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向”的论断为什么是错误的（朱富强，2002）。同时，根据这个分析思路，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各类劳动的性质，这也是笔者一直呼吁以发展和开放的眼光看待社会劳动的性质的原因；并且，这个分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别劳动性质的基本原则夯实了基础。总之，对财富内涵的挖掘以及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真正关系的揭示是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理论的前提，这将会促进价值理论新的发展。当然，晏智杰（2002）也指出，“价值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的财富”；但是，他并没有揭示财富的内涵，因而重新陷入了形式化的生产要素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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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Measure Fortune: Based on the Criterion of Value in Use or Valu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Value in Use, Value and Fortune
ZhuFuqiang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It is the precondition and theory foundation to understand and develop the value theory of labor that we discover the connotation of fortune and disclose the relation between value in use and value. However, there still are lots of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Through historical retrospect to the cognition about fortun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value in use and value are the basic properties of fortune, and value is the homogenous abstract to different value in use. Therefore, it is same whether taking value or value in use as the yardstick to measure the fortune, which can also give an explanation why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an inverse radio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value and productivity is incorrect.
Key words：value；value in use；fortune；labor
（责任编辑：张改兰）